【原刊于《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作者：于涌泉，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的主题。就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存在与否而言，国外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存在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有学者否认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性。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判断而言，国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超越性等问题有着不同认识。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适性与相对性而言，国外学者分别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影响。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呈现多元表述和侧重，但同时谬误与偏见仍然存在。部分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经验、前景以及世界影响等方面的理解与事实存在明显偏差，这将对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中国应加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力度，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高国家软实力提供强大助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外学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世界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被“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话语所定义。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题，国外学界已经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日益突出，国外学者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与此前其他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存在明显区别。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前景、经验、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探讨。然而，目前国外学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辨析、价值认知、世界影响等问题上仍缺乏共识。相当数量的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存在偏颇甚至误读，这难免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本文聚焦国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与评价，以期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更加全面、客观的认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都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官方并未明确采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标识来指代和描述中国所进行的带有特殊性的现代化实践。本文据此认为，国外学界所有对中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相关研究，无论采用了何种概念标识加以描述，本质上都属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与认知，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这些概念标识包括“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它们都可被视为前“中国式现代化”时期关于中国现代化独特模式的概念标识。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辨析：存在与特异性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与特异性问题是国外学界首先关注的基本问题。很多学者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有明显区别，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具体实践和经验方面具有特殊性。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归为一类，因而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存在。

（一）承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与特异性

国外学界往往使用不同的概念标识指代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除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外，国外学者还经常使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指代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特异性。

作为指代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北京共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一些国外学者关注到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具有独特性。最早关注到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特异性并进行系统阐述的是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他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经验称为“北京共识”，以此与英国学者乔治·威廉姆森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相区别。他认为，中国的独特经验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创新的作用；二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三是有意识地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相关工具。

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指代中国现代化独特模式的“中国模式”。如果说雷默创造了“北京共识”的概念以指代中国式现代化，那么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成为国外学界用以描述中国现代化独特模式的又一重要概念。２００８年，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国家面对危机束手无策。与之相对，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率先复苏，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势头。中国的一枝独秀与西方国家的应对乏力形成鲜明对比，这使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客观存在的。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在其著作《中国模式与全球政治经济》一书中谈到，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在此基础上他还将“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等进行了对比，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模式下现代化的特征和经验。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同样用“中国模式”指代中国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范畴不仅包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经济、政治、社会建设道路的探索。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

（二）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与特异性

在国外学界，也有学者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存在特异性。他们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与特异性的原因，或者在于夸大中国式现代化内部的差异性，或者在于过度强调中国现代化模式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共性。

以中国式现代化内部的差异性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与特异性。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内部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构成一种特殊模式所应必备的基本要素。英国华威大学国际政治学者肖恩·布瑞斯林表示，这一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具有明显差别，由此他否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存在一个独特而连贯的模式。事实上，由于中国各个地区自然禀赋与现实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在具体发展模式方面必然有所不同。上述学者过于强调中国各地方在具体发展策略上的差异性，忽视了中国在现代化整体模式方面的独特创新。也有学者从发展阶段的角度对这一差异性展开论述，他们基于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重点差异性，如１９７８年以后谨慎的农业改革，８０年代的经济权力下放，９０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２１世纪初的“科学发展”观念等，得出“无法判断”哪种模式才是真正的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结论。事实上，这些学者同样忽略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所具有的共性因素。

以中国现代化模式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共性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与特异性。部分学者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归为一类，进而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存在。在这一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遵循着西方式现代化的原则。黄亚生便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做法与西方国家并无二致，中国的措施和成就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中国在现代化模式方面并不存在特殊性。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同属一类。如美国学者斯科特·肯尼迪（Ｓｃｏｔｔ Ｋｅｎｎｅｄｙ）提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太多的独特性，“可以归类于韩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主义国家模式”。与之相似，阿里夫·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ｅｒｉｃｋ）同样认为，中国现代化模式可以被看作东亚国家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一个变种，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模式的明显启发。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以及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本非完全对立，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遵循着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因此不应仅凭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存在共性而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而上述学者只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共同点，忽略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本国特色与独特模式，这是他们得出错误结论的直接原因。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实践路径与超越性

国外学界在争论中国式现代化是否存在的同时，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学者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展开研究，具体包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超越性的探讨，前者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后者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特征和前景直接相关。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从单一指标到丰富内涵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或者说存在面向，国外学者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认知。一是单一指标认知。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仅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如巴里·诺顿便仅从经济的角度解读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与之相似，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Ｔｏｎｙ Ａｎｄｒéａｎｉ）总结了“中国模式”６个方面的特点，但无一例外都属于经济领域的内容。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从经济改革开始起步，并且经济发展成就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这是导致部分学者出现上述狭隘认知的重要原因。然而除经济领域外，中国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同样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步，部分学者仅从经济维度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失之偏颇。二是经济与政治的双维指标认知。部分学者将中国式现代化描述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权威”相结合，并用“国家资本主义”“威权主义”“威权社会主义”等概念话语描述中国式现代化。如布瑞斯林提出，考虑到中国是什么（和中国不是什么）以及同其他国家经验的比较，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描述往往便是在没有基本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的情况下实现部分经济的自由化。同样的，哈珀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遵循了“华盛顿共识”的原则和要求，但在政治领域缺乏相应的自由化与民主化改革。这种认知的产生源于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对现代政治制度的专断。三是全方位认知。大部分学者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正确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多方面内容。意大利学者弗斯科·贾尼尼（Ｆｏｓｃｏ Ｇｉａｎｎｉｎｉ）认为，尽管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非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唯一内容，“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建设都悉数在列”。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是一个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全方位推进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对此，万明就正确地阐述道，中国的现代化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多维的”。在描述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特征时，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对外政策等方面都有涉及。尽管其认识的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现实不符，但至少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多维因素、多层内容的事实已被部分西方学者认识到。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经验、特征与前景认知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判断，国外学者探讨的另一重点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具体包括对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特征的探讨。不仅如此，国外学者还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的认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研判。

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第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效果，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成就归功于市场化的作用。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帕利便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以市场导向取代计划经济，依靠资本积累、外国投资以及出口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些学者强调市场作用的重要原因。二是突出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部分学者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Ｌｏｒｅｔｔａ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ｉ）便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中国才得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持续增长。此外，在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作用的同时，国外学者也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作用的具体路径。在这一方面，具有历史记忆和制度记忆的俄国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如俄罗斯学者斯米尔塔夫（Ａｎｄｒｅｉ Ｓｍｉｒｎｏ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能够有效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位俄罗斯学者波波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ｏｐｏｖ）则从其他角度考察了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作用的路径。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这是中国能够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表现出色的关键原因。三是突出实用主义原则的功效。学者们强调中国没有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接受。罗·鲍勃与莉莉娅·史维索娃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自身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采取了一种实际的、非教条主义的方式，允许数亿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自然地表达出来，从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实用主义的优势，既在于现代化目标的坚定性，又在于具有善于学习的良好品质。关于现代化目标的坚定性，布瑞斯林表示，中国政府只关心做长期有效的事情，不受任何计划、蓝图、意识形态承诺或社会偏见的驱动，其目标在于尽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持政治稳定。关于善于学习的品质，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赫莱曼认为，中国的善于学习使其得以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本地化”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并选择了其中最适合中国的做法。

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特征。大部分国外学者能够秉持客观的立场，充分肯定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一是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性，超越了依靠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推进现代化的西方模式。美国学者熊玠（Ｊａｍｅｓ Ｈｓｉｕｎｇ）表示，中国的现代化是和平的现代化，中国的崛起不带有侵略性，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意味着为世界贡献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避免了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特别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某些缺陷，能够弥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足。英国学者马丁·雅克（ＭａｒｔｉｎＪ ａｃｑｕｅｓ）在对比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对共同富裕等目标的追求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还在于能够为世界提供“新理念、新思维和新目标”。总体而言，这些学者能够公正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进而找到中国式现代化相对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之处。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认知，国外学者得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判断。对此，国外学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既有的现代化模式，能够弥补既有模式的不足，因而具有光明的前景。也有部分学者悲观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将重蹈一些国家现代化的覆辙，前景难以预测。

相当数量的学者根据实践成就充分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进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一是中国成功应对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英国杜伦大学教授尼夫·霍雷什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场危机中的糟糕表现预示着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与之相对，中国经济社会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这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模式具有可借鉴性，因此其他国家应借鉴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二是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之处。鲍里斯·塔迪奇（Ｂｏｒｉｓ Ｔａｄ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克服和避免了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良后果，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

一些学者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陷入困境的事例，教条主义地认为中国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一是某些学者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进行不当类比，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黄亚生认为，中国模式下的现代化尽管在ＧＤＰ增长方面成效明显，但在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整体福利等方面提升有限，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与此前的巴西相似，最终巴西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中国要想避免这一结局，必须效法西方和印度的发展模式。二是部分学者片面夸大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遇到的暂时困难，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持续。美国学者德里克列举了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包括不平等现象加剧，生态问题严重，腐败威胁社会稳定，民主与法治问题以及乡村破坏等。他认为这些问题将削弱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发展成就。此外，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则认为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政治改革滞后的现象，如果中国不能进行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将不容乐观。总体而言，这些学者在教条主义认知的影响下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片面夸大中国式现代化的暂时困难和不足，没有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强劲的发展动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适性和相对性：价值与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对于这条现代化之路，身处不同发展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认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它们影响的普适性与相对性造成的结果。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适性和相对性，国外学者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和争鸣。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适性：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价值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很多学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事实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面临着诸多发展的共性问题，这是学者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的最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学者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成就入手，论证中国式现代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美国普吉特湾大学教授德哈特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惊人的经济增长证明了自身现代化模式的有效性，它是一种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可行发展战略。二是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直接指出学习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现实成就，印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适性价值。罗思义（Ｊｏｈｎ Ｒｏｓｓ）表示，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相关经验的国家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高达８５％，其表现远好于学习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后者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仅为１５％，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足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榜样。同样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授埃尔杰·福瑞的研究视角则更加聚焦，他考察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对埃塞俄比亚发展模式的影响。他谈到，至少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埃塞俄比亚从上层到下层的精英们确实在有意识和自愿地尝试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他的研究还证明，对于那些寻求实现快速现代化并在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危险水域中航行的国家来说，中国会起到榜样作用。三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打破西方式现代化的神话。南非资深媒体人莫格迪利对此指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有力地证明了不只有西方式现代化这一条道路。上述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观点和实践必将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

在大部分学者肯定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和借鉴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一是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价值，甚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存在诸多缺陷，不值得学习和借鉴。持这类观点的代表学者如德里克，他表示尽管中国在减贫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社会平等、公正以及生态、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足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二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学习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就特殊性而言，它既体现在中国的巨大规模上，如布瑞斯林提出，只要简单地想到这个国家的规模就足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其他国家很难采取与中国同样的做法，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具有可转移性；又体现在中国独特的发展历程及其他客观条件上，如德里克提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来自东亚国家和海外华人的技术和投资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长足进步，建立了实现国家团结与统一的政治组织基础，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和文化。以上因素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具备相同的因素，因而无法对中国现代化模式进行简单模仿和复制。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对性：西方发达国家视野中的挑战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这一问题，相当数量的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将对西方发达国家构成挑战。对此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软实力构成挑战。在他们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削弱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吸引力，降低了西方国家的软实力。如悉尼科技大学学者马克·马必胜便认为，美国已经习惯了自身在软实力方面占有优势，如今中国可能也拥有同样的事物，即“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这必然会使美国感受到威胁。二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将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全方位挑战。对此，捷克学者本迟纳和冰岛学者塞耶提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帮助中国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西方经济制度的影响力。此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有利于帮助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联盟关系。二人由此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全方位挑战，甚至呼吁北约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三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将威胁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德哈特表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代表了一种威权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而在过去１０年中惊人的经济增长代表了这种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套可行的发展战略。这预示着中国独特的价值观将塑造全球秩序，并对自由世界秩序构成严重威胁。总体而言，上述观点都反映了一种二元对立以及冷战思维的影响，一些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缺乏公正性。

结语

国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涵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标识、实践路径、超越性、普适性和相对性等诸多方面的探讨。从研究方法看，既有研究既包括宏观视野下的研究，又有对具体案例的“小切口”式分析；既包括历史分析与政策解读，也包括比较研究和定量分析。由此可见，目前国外学界已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相应研究。

广泛的研究视角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国外学者普遍形成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深入而准确的认知。在国外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中，谬误与偏见广泛存在，一些错误认知甚至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一是很多学者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取得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功，并因此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否认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并非有条不紊地指导现代化进程，而在于不妨碍现代化进程。二是相当数量的学者倾向于从单一的经济视角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低估、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包括的丰富内容。无论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并无本质区别的观点，还是仅从经济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内容、经验的总结和阐释，都反映了他们的这一错误认知。三是错误地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带有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抗的色彩，即中国希望藉此构建一套全新的、以自己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四是国外学界目前仍然存在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标识指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现象。然而无论是“共识”还是“模式”，其在概念话语上都带有政治色彩，甚至暗含某种秩序隐喻，容易使人误认为中国将在理念和行动上与西方展开对抗，从而造成一种误解。这种概念的不当使用不利于国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全面、准确的认知。

无论是出于偏见还是误解，国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解读的偏差都不利于国外民众对中国形成真实、立体、全面的认知，进而会对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基于此，中国一要加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力度，注意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学术引领作用，努力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二要针对国外学者目前普遍存在的错误认知，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相关内容的国际传播工作，引导国外学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全面、准确的认知，从而在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同时，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高国家软实力提供强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