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www.cssn.cn/gjgc/202401/t20240115_5728286.shtml）

2023年是中国积极拥抱世界，展现大国担当的一年。随着中国主张的不断分享、国际共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砥砺奋进，在跨学科发展与学科融合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化研究走向深入

2023年，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外交思想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相关研究持续发力，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等不同层面，系统阐释其学理基础及时代价值。

第一，学者们从理论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了深入阐释。郭树勇基于类型—关系—功能的概念分析框架，采取多层次概念分析法，揭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体系是一个科学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多层次理论体系。吴志成、徐菁忆提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刘文波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辩证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创新了地缘政治思维模式，赋予地缘政治关系新的内涵，开辟了新的地缘政治目标，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全面超越。

第二，学者们围绕“新型国际关系”建构，继续深入挖掘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性意义，着力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过程展开系统性探索。推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是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落脚点。陈志瑞、吴琳提出，中国要做国际关系规范的革新者和世界秩序和平变革的贡献者，应努力实现全球伙伴关系的“三个超越”：一是超越双边伙伴关系；二是超越人为建构的区域观念；三是超越历史偏见和文化阻隔。宋德星表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实践指向鲜明，其核心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并有力彰显其中国特色、时代属性和世界意义。欧阳向英认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新型国际关系必然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此外，针对大国关系这一当代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杨洁勉指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擘画和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的理念与实践，正以其先进性、可行性和示范性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选择。薛力、苗蓓蕾认为，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新型国际关系是实践路径，“一带一路”是合作平台。刘雪莲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谋”之“势”主要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性之“势”、谋划“主体间性”的关系性之“势”、提升国家韧性能力之“势”。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三，多位学者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世界意义进行了阐释。赵可金等学者论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创新与超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虽源于中国，却属于世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启发。陈文兵等学者总结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五点意蕴，一是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二是为世界实现和平安宁作出重大贡献；三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四是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理念指引；五是助推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杨光斌对中国的“天下观”和西方的“国际观”进行了比较，提出中国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系列倡议，意味着中国的角色从“国家”转变为“全球”。

中国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开辟前景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不断在相关理论和实践层面扩展研究路径和视野。

第一，学者们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了多维度理论研究。田德文立足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背景，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在世界多极化过程中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是推进各国共谋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王义桅、陈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三重理论与实践效应，呼吁建设“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学，塑造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自信与自觉。孙吉胜、薛丽从叙事竞争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一带一路”叙事体系的建设，认为中国应加强“一带一路”叙事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提升叙事黏性和传播效果，从而使“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第二，学者们对“三大倡议”进行了深入阐释。就全球发展倡议，学术界不仅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究，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发展知识和发展理论进行了拓展。曹德军探讨了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认为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发展模式超越了“南北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有助于建设性促进国际发展多边机制提质升级。崔文星、黄梅波基于与“西方发展主义”的对比分析，提出以多元一体和命运与共为核心要义的“全球发展倡议”是对西方发展主义中“以资本为中心”“西方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理念的超越。徐秀丽、李小云总结了传统发展知识面临的危机，并由此探讨了发展研究理论的新趋势，认为中国经验的总结为新发展知识的孕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就全球安全倡议而言，学术界进行了多角度论述。有学者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进行了学理性阐释。黄大慧提出，从“如何实现安全”的视角来看，综合、合作、可持续是应对全球安全危机的三种方式。贾文山、孙宸基于全球性安全机制演变脉络进行系统性反思和呈现，围绕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提出了短期、中期、长期三大实践路径。还有学者对全球安全倡议所涉及的重要原则进行了分析。刘胜湘、唐探奇探讨了安全不可分割的理论内涵和实现路径，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以“均衡、有效和可持续”为基本框架，通过威胁驱动、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促进全球安全不可分割，进而促进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还有学者就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相关的全球安全治理进行了论述。张宇燕、冯维江提出并论证了平等、公平、同意、效率、补偿五个方面的原则是公正合理的内在要求和基础，进而验证其在广泛的全球安全治理等重大实践问题上的适用性，阐释了公正合理作为一种规范或价值取向的具体政策意蕴。

就全球文明倡议而言，学术界多从理论内涵、时代意蕴和推进路径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卢光盛、王子奇认为全球文明倡议既有宏观的思想理念，又有中观的方法路径，更有微观的具体方式，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道法术器”式的体系性思维；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内涵，扬弃并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式的理论话语，充实并完善了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

此外，学术界还从整体性的视角对“三大倡议”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保建云指出，全球发展是维护全球安全和推动全球文明进步的基础，全球安全是促进全球发展与推动全球文明进步的保障，推动全球文明进步特别是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促进全球发展与维护全球安全的最终目标。史志钦、姜术容则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倡议的内在统一性。

第三，多边合作机制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其中，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其他多边机制的相互作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议题。李孝天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已成为全球地区主义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开创了地区主义的“上合模式”。江思羽、袁正清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上海合作组织践行新“五观”、实现“四个共同体”目标、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和实践方案。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中层理论发展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不断努力的方向。一方面，学术界不断强化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包含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另一方面，学术界在认真审视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现实情况下，针对具体问题，以中层理论为发力点，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进行探索。

首先，学术界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体现的“西方中心论”予以反思和批驳，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方向。例如，田野、陈奉林等学者分别从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呈现学术界批驳“西方中心论”的最新探索及实践。他们认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不是以“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首先要实现中西方知识体系之间的平等对话，不断丰富和完善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使其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和呈现当前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

其次，学术界尝试对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和阐释。韩召颖、李源提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冲”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泛化”，其分析价值受到质疑。因此，在分析国家战略选择时，应谨慎地界定、使用对冲概念，回归对冲的金融学原意，并权衡其国际关系的经验特征。张清敏厘清了外交、对外政策、对外关系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大有裨益。陆伟基于对“威慑”的概念和内核的归纳，提出了“威慑力”这一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郑广超在国际社会理论框架下，对霸权和集体霸权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其体现了西方大国构建的政治话语体系与权力分配机制。

再次，学术界不断丰富对中层理论的探索和应用，探讨了相关理论的新发展及其与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之间的关系。蒋家敏、石斌指出，威慑理论在信息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网络威慑理论的出现为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逐渐被一些网络大国视作应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美国安全思维背后的霸权实质形成了一种战略悖论，不仅造成美国的内在逻辑困境，还将导致攻防相悖的脆弱安全环境并动摇国家间的战略平衡。魏冰认为，传统联盟理论大多关注联盟外部威胁对联盟形成、管理以及瓦解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联盟发展过程中出现内部威胁的情况。对于双重威胁下的联盟选择进行理论探究，可以指导小国在应对双重威胁时进行理性选择。魏玲、李桐探讨了角色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角色理论的大发展得益于它将行为体—结构的有效关联与互动置于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体系研究的核心。角色理论兼容物质与观念因素，聚焦特定情境和社会过程中的互动，进行跨层次和跨维度分析，为理解不确定世界中复杂多元的国际进程提供了有力工具。

最后，学者们还对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创新途径进行了概括性分析。例如，漆海霞指出，我国的外交实践和古代经验为中层理论的突破提供了新的思路来源。同时，我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理论进步可以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整体进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研究对全球热点议题作出理论回应

2023年，围绕全球治理、人工智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等全球热点议题，国际关系学术界亦在理论探索中作出了回应。

首先，全球治理研究逐步走向细化，重点关注了全球能源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现状与未来。面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倒退和僵局，赵宏图认为，一是深化国际共识，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去政治化”；二是推进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新的国际能源秩序；三是充分发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作用。围绕欧洲能源政策的现实主义转向，张路指出，欧盟新的能源行动更加注重能源的结构性安全和相对的能源自主，但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经济利益和气候目标为代价，其行动的一致性和政策效果还受内部利益分歧和外部供应链风险等多方面因素制约。

针对海洋治理研究，王琪、曹文健指出，今后学术界应加强对海洋治理主导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研究，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理论。耿协峰从全球海洋治理和善治的角度分析了新型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遵循的关系理性，主张关系治理和合作治理，促进国家间关系和谐及“人海和谐”。张景全、巩浩宇等学者则指出，中国需要在构建网络群体性认知、推进“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以及打造知识公共产品的独特优势上重点把握机遇。

其次，人工智能所折射出的技术与国家间发展战略的竞争也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余南平认为，在人工智能快速塑造国际权力而产生的新角逐中，国际关系也会在超强和以往未知的技术力量作用下，进行符合未来生产力发展变化的重塑与重构。部彦君、许开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各权力结构中的非均衡赋权会使属于国家的权力向国际拓展，带来新权力领域和新全球问题的涌现。池志培认为，弱人工智能技术很难改变大国主导的权力格局，但是其可能通过对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进而影响国际关系，而强人工智能将挑战人类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国际关系。

最后，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催生了有关“全球南方”的理论探讨与争鸣。学者们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绝非变动不居的空间。江时学提出，学术界应该在研究和宣传“全球南方”时，给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全球南方”这一提法缺乏必要的逻辑。此外，一些学者也从“全球南方”与南南合作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张云认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崭新的国际关系术语，既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元素，也是展示全球命运与共的“南方”关怀。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学科融合不断推进

学科建设是高校国际关系研究的根基，亦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备受关注的问题。2023年，国际关系学术界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抓手，不断深化学科建设的共识，并在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两个新兴学科的推动下，加快学科融合的步伐。

围绕学科设置，学者们深入思考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贾庆国指出，作为交叉学科，将国际关系研究设置为一级学科，理论上可行，但现实中未必能做到。作为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研究维度，国际关系学科需要采取继承优秀传统、超越西方理论的方式，从而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周方银表示，与设为一级学科相比，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完善知识体系才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更为重要的使命。徐进则提出，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

除了从学科建设上进行反思，学者们还探讨了学科融合的方向和路径。刘德斌认为，全球史的研究主题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高度“契合”,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董欣洁认为，实现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的相互映照，将为全球史与新型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奠定空间维度的共同基础。同时，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具有中国传统的世界政治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理论启示。宋伟和王越亦指出，用世界政治视角阐释国际秩序趋向平等的变迁更具解释力。

此外，针对国际关系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阎学通指出，提高国际关系学生判断力，要着力推动学生读经典，学会用专业的、历史的、比较的眼光看待现实问题。王中华和李娜则指出，应紧贴国家发展需求，打破学科发展定式，交叉融合、协同创新，培养具有引领能力的国际事务人才。

2023年还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落地之年。其中，学科建设不断下沉，相关理论研究与学科机制化正在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探索可圈可点。

首先，进一步加深对区域国别学内涵与边界的认识。学术界探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区域国别学学科有无必要性的问题，而是围绕如何建立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进行。任晓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时空体，对这个时空体的探究就需要从多个视角出发进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协力才能把握其整体脉络。而朱翠萍提出，在实践中，交叉学科的融合问题是一大难点，区域国别研究要做到行稳致远，不仅需要全方位研究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建构，也需要跨学科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与方法论探索。杨成提出，要注重培养“会语言”“通国别”“精领域”、适应时代需求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

其次，不断扩展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路径。叶成城认为，内外互动认识论视角强调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为区域国别研究方法选择提供了启示。赵少峰指出，人类学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全景式民族志”。查雯表示，区域国别学学者强调的“特性”，与政治学学者强调的“普遍适用性”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区域国别学应与政治学实现更深度的融合。吴小安认为，华侨华人一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对外开放倚重的宝贵战略资源，可以与区域国别研究互补支撑，形成独特学科特色。

此外，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国家安全学研究继续走向深入。刘跃进、王啸根据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和方法，从“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三个基本概念出发，构建了一个逻辑性更强、学理性更严谨的国家安全学理论演绎体系。唐士其、庞珣则用风险反向界定了综合安全，将安全目标与军事手段相分离，强调安全问题中不确定性的深刻复杂和多元主体的互动，弥合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的人为割裂。

反思与展望

总体上看，2023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呈现出较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从中国出发、基于中国利益、站稳中国立场；针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探索成果正在积聚。而基于比较视角，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放在国际的坐标中，或许能为其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提供不一样的启发。

首先，全球治理依然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且更加聚焦具体问题。以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期刊论文库为基础的搜索发现，2023年，在西方学者的研究视域内，有关全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发挥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全球卫生治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网络战及网络治理、拯救世界贸易组织、探索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能路径等议题。多边主义危机的持续性挑战、国家间合作机制和机构的重叠亦受到学者关注。针对国际组织在当代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权威性，以及多边主义危机带来的持续性挑战，伦纳德·奥古斯特·舒特（Leonard August Schuette）等试图从生存政治的角度予以阐释。而针对国家间合作机制和机构的重叠问题，泰勒·普拉特（Tyler Pratt）则尝试从制度价值分化角度解答复杂制度到底是增强了合作的灵活性，还是给合作带来了阻力。

其次，技术、安全以及美国霸权地位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热点。一是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针对国家间的技术合作，詹妮·韦曼（Jane Vaynman）等提出，技术在军事和民用方面的双重属性，造成各国在达成技术合作协议时产生紧张关系。而针对新兴技术对核稳定的影响，杰奎琳·施耐德（Jacquelyn Schneider）等认为，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对新技术的恐惧并不会直接导致先发制人的核使用，对技术的过于自信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才是与核有关的战略稳定的敌人。二是基于安全的经济相互依存武器化问题。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等提出，经济相互依存已经给美国带来新的安全漏洞，美国是时候将安全的定义从传统的军事问题扩展到经济和环境领域了。但以安西娅·罗伯茨（Anthea Roberts）为代表的学者们则认为，即使存在风险，经济全球化也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最佳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脱钩”不仅会减少回报，还会制造新的风险，并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三是关于美国霸权地位的讨论。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组织的题为《漫长的单极时刻？关于美国霸权地位的争论》的讨论中，以史蒂文·布鲁克斯（Steven Brooks）、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尽管美国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衰退，但在世界领导力方面，美国依然是独树一帜的一极，目前并无出现其他替代者的可能。而以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世界已不再是单极的，或者说，即使存在某些单极的特性，这种单极特性也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在一个被各种跨国问题困扰的世界里，即使美国依然强大，也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决定未来的将是各国团结在一起的地区或全球性机构。

除了上述热议问题，对于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加剧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学者们也展现出一定的研究兴趣。凯若兰泊斯·艾斯泰索波洛斯（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等更是从中层理论建构的角度，考察了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而女性主义视角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亦得到持续应用。阿曼达·克雷顿（Amanda Clayton）等提出，对女性参政的排斥正在激发更多女性寻求政治参与的机会，女性政治参与渴求增加。提姆·贝茨（Timm Betz）等则发现，女性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随着各政党中女性代表人数的增加，女性正在成为理解国际贸易中的政治的新维度。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研究大多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

基于上述观察可以发现，在全球治理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与西方学术界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进一步细化的趋势，在有关新兴技术的影响、安全泛化、全球南方兴起等议题上，亦呈现出共同关注的特点。但在世界局势的整体发展方面，中国学者已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共识下，逐步摆脱了以美国为坐标的判断模式，并由此奠定了学科独立自主发展的理论底气。而在学科方法的探索上，与西方仍以定量为主的情况不同，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在跨学科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