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作者：李东琪，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

[内容提要]全球南方是指经历非殖民化、冷战和冷战后全球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在百年变局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性新兴经济与政治力量。全球南方的“浮现”不仅在整体上表现为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战略自主性的增强和南南合作的深化，而且在局部上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全球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和多中心力量的出现。事实上，全球南方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流变，经历着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内外互动之变。在国际秩序变化和全球南方内部结构的相互关系之中，全球南方的浮现呈现出动态性、持续性和多元性的态势。全球南方改变着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其国家成长超越欧洲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准备条件。

[关键词]世界政治 全球南方 全球化 大国兴衰 现代化 国际秩序 百年变局

伴随着百年变局的持续展开，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能见度越来越高。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还成为美西方国家竞相拉拢的对象，甚至变为大国政治博弈的“主阵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掀起了一股对全球南方的研究热潮。尽管近年来全球南方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它并非是一个新概念，而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只是百年变局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唯有明晰全球南方的“中西之辨”和“古今之辨”，才能充分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为认识百年变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深刻理解其所具有的潜在的巨大学术与战略价值。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学界对全球南方研究的成果涌现，相关研究可归为五类。一是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定义论争，以及“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中间地带”等概念之间的比较。二是对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现象的观察。相关研究主要从世界秩序变革的角度对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现象进行描述，强调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三是对全球治理中全球南方角色的研究。相关成果主要围绕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某个或某些议题中发挥的作用和面对的机遇挑战而展开。四是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全球南方外交政策分析。五是将全球南方视角引入所在学科的尝试。在国际关系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文学和传播学等学科中，这一视角带来了新的知识增长点。

上述研究无疑为认识和理解全球南方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也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在未对全球南方进行界定的情况下便开始了相应的研究，还有学者将全球南方简单地等同于“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即便是专门的概念研究，学界对全球南方的定义也各有侧重，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另一方面，既有研究通常把全球南方视为一个静态的和整体团结的对象，因而对全球南方的动态性，对全球南方内部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分歧关注不足。对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探究，主要从南北关系的角度考量；一些研究即便关注到全球南方内部，也往往从南南合作的角度进行论述，导致对全球南方国家角色的认知不够全面。对某国或某地区的全球南方外交分析，往往囿于当下的政策，历史追踪不足，从而易于陷入短视和一般性政策描述。因此，有必要在长时段视野下思考全球南方在新时代的定义，对全球南方的历史渊源和流变进行深入探究与辨析。

事实上，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语境长期影响下的“西方—非西方”划分，还是冷战思维延续下的东西方阵营和“三个世界”叙事，恐怕都难以描述当今全球南方何以成为一股难以忽视的力量，以及全球南方内部的差异性与其背后的复杂性。在长时段的视角下，本文将全球南方定义为经历非殖民化、冷战和冷战后全球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在百年变局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性新兴经济与政治力量。全文以当今全球南方的“浮现”这一国际关系新现象为切入点，利用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动态地对全球南方进行考察。具体而言，聚焦全球南方的“变动性”（dynamics），从“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与“内外互动之变”的维度，探究全球南方浮现的表现、背景与态势，揭示全球南方的性质、构成、地位和趋势。在对全球南方进行源流辨析的过程中，加深对全球南方浮现和百年变局的理解。

一、 全球南方的浮现

全球南方的浮现是当今一个令人瞩目的国际关系现象，相关观察者、记录者和分析者可谓多矣。虽然全球南方是否为一个元类别（meta catagory）仍存在争议，但全球南方术语在国际文件、官方发言和媒体报道中通常作为一个集群来被看待。换句话说，全球南方浮现的表现可以并且主要是从整体上进行观察的，这也正是当前相关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并非铁板一块，这就意味着对全球南方浮现的考量绝不能止步于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联合国投票情况与南南合作议程的表象。事实上，全球南方浮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不同的全球南方国家因其所具有的独特个性而获得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所带来的不可替代性，使得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手握重要砝码，从而在某些领域成为影响国际事务走向的关键角色，有时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超级大国。由这些“个性”和差异所推动与展现的全球南方浮现却鲜少得到学者关注，相关分析也是浅尝辄止。但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浮现”或许更能解释美西方大国近年来缘何纷纷将战略要点转向全球南方并出台相关战略，并可为预见当前国际秩序的调整及未来走向埋下伏笔。

如果从全球南方国家组群的角度看，全球南方的浮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实力提升，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从西向东转移。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全球南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中占比已从198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45%，预计到2060年，全球南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中的占比将达57%；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南方国家中产阶级人口占全球中产阶级人口的比例从26%扩大到58%，预计到2030年，全球80%以上的中产阶级都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而且一个全球南方国家通常是其他南方国家的主要贸易、投资和发展合作伙伴，“南方需要北方，但北方越来越需要南方”。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腾飞，也带来了“全球经济重心”的地理空间移动。1980年，全球经济的重心在大西洋中部；到2008年，该重心已转移到赫尔辛基和布加勒斯特以东的地点。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重心的定位将移至印度和中国之间。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上追求战略自主，其立场不受意识形态所左右。俄乌冲突从这一角度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全球南方浮现的透镜。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乘机整合起西方盟友，并在全球竭力扩大反俄“统一战线”。俄罗斯自信地预估自己能够获得多国支持，形成一个“东方国家阵营”。然而，它们预想中的全球南方国家潜在“伙伴”并没有盲目选边站，而是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相对独立的立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作用，拒绝参与美西方大国主导的对俄制裁与孤立，这些代表全球一半人口以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巴西、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和南非等等。持中立态度、“置身事外”的全球南方国家还谋求成为缓解甚至调停俄乌冲突的关键角色，如土耳其参与斡旋促成允许乌克兰谷物通过黑海航线出口的《黑海谷物倡议》，缓解了世界多地的食品价格通胀危机。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政府间组织和相关机制抱团取暖，以扩大全球南方的声音和实现自身利益。诞生于“万隆时代”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组织仍然存续，一些新的磋商机制也在不断产生与拓展。“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应运而生，近年来轮值主席国接连由全球南方国家担任，它们纷纷把全球南方的发展作为峰会的核心议题。2023年9月，非洲联盟被接纳为“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除“二十国集团”外，金砖国家机制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2009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开启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2011年，南非加入，“金砖四国”由此扩展为“金砖五国”（BRICS）。“金砖国家”峰会机制成为五个国家政治磋商的平台，终结了它们被“八国集团”有选择地邀请参与峰会的做法。2023年，“金砖国家”实现“扩容”，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获邀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外，2009年，新加坡还成立并领导了中小型国家的组织“全球治理小组”（Global Governance Group），试图充当“二十国集团”与联合国广大成员之间的桥梁。上述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放大全球南方声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探究全球南方在各类全球性问题凸显和全球治理赤字扩大背景下所能发挥的作用与贡献。

有学者把南南合作的发展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团结相联系，认为这是“不结盟运动”的再现与全球南方的回归（the return of Global South）。但这种类比并不恰当，特别是当今全球南方的实力已与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第三世界”团结的理想曾经受制于新独立国家实力的羸弱，而当今南南合作的实践使得来自“全球北方”的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认，“南南轴心的建构着实成为国际关系演变进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最近十至十五年，南南共谋的趋势或许没有万隆会议或三大洲会议时代那样热情高涨，但无疑变得更持久，更现实，具有更重要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影响”。

除了对作为整体身份的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浮现”的表现进行观察与分析之外，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全球南方内部存在诸多差异，对全球南方浮现的表现自然也离不开对这些特性的关注与考察。首先，在全球产业链重塑和价值链变动中，一批全球南方国家抓住机遇并脱颖而出。从贸易的视角出发，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可用间接贸易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21世纪头十年，排名前五的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德国、美国、中国、荷兰和法国）的间接贸易增长率分别为9.8%、5.2%、20%、11.1%和4.2%；然而在该世纪第二个十年，它们的间接出口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分别为4.5%、5.9%、4.6%、5.7%和4.0%）。与之对照的是，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变化，一批经济体量较小的全球南方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第五轮制造业转移中获得发展机遇。2010—2019年的五大全球价值链出口国为柬埔寨、老挝、越南、尼泊尔和蒙古国，其间接贸易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7.1%、16.5%、14.3%、13.1%和10.7%。除了传统制造流程之外，还应注意到近年来服务业驱动的全球产业链，后者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着跨国公司将其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离岸的趋势，全球价值链为服务业的出口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新模式，而传统的贸易统计目前还未将全球价值链实现的无形资产服务的出口纳入其中。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崛起之际，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菲律宾，通过在出口加工区和IT园区进行大量相关投资推动服务业价值链的形成。

其次，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由于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态势，在全球性问题上愈发具有不可替代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国家发现它们并非在每个领域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方面反而被一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所牵制。例如，在全球气候问题上，境内分布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的巴西扮演杠杆角色。巴西将全球关心的气候问题中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进行打包“贩卖”给大国。在全球能源问题方面，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以及与俄乌冲突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增加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影响力。此外，沙特阿拉伯继参与调解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囚犯交换后，又在2023年8月召开的“吉达峰会”上发挥主场外交优势，积极推动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近年来，伴随“全球治理新疆域”的涌现，也给在一些领域具备“相对优势”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新规则制定带来机遇。

最后，全球南方的浮现还体现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将“强国梦”的实现与“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追求相结合。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区域性大国跃跃欲试，一方面，这些国家试图充当整合南北政策的桥梁角色，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文明国家身份；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交往中强调其全球南方特质，不仅希望自身成为所在地区而且成为整个全球南方群体的代表，按照自身的方式引领并塑造全球南方的未来发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以印度为例，近年来，印度正谋求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和主导力量。2023年1月，莫迪政府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共有125个国家的参会者讨论全球南方的共同议程和优先事项。同年9月，印度又在其主持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施展影响力，大有以全球南方代言人自居的态势。然而，现实情况是即便在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范围内，域内的中小国家并不认为它们代表本地区整体利益，遑论接受其成为全球南方的代表。

由此可见，全球南方的浮现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处于不断演进之中。若要全面地观测全球南方的浮现，需要采用动态视角，需要兼顾全球南方的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从而全方位认识这一“浮现”的表与里。可以说，全球南方的浮现，既体现了全球南方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提升，也表明在当前大国政治回归、大国博弈日益加剧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态势等愈加重要。对这一呈现出“变动性”的国际关系新现实的持续考察，自然离不开对全球南方的辨析，离不开对其“身份之变”“范围与构成之变”和“内外互动之变”的探究。

二、全球南方的演化与流变

在全球南方浮现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争相按照自身的利益，对全球南方进行重新塑造。以印度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开始以“全球南方领袖”“全球南方代言人”的姿态自居，寻求以本国意志统筹全球南方及其发展方向。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加紧对全球南方进行分化，通过一系列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战略，争取和拉拢部分全球南方国家，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以使企图将世界再度阵营化、集团化，达到遏制中国与护持霸权的目的。然而，中国显然是全球南方的一员，“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这并不会因美西方国家推行的价值观外交而发生改变。为避免坠入意识形态迷雾和地缘政治陷阱，对全球南方进行正本清源是十分必要的，即在身份（集体认同塑造）、范围（外部界线变化）和构成（内部结构变化）方面相对长时段地探寻全球南方自身的演化与流变。

全球南方国家共有殖民化与非殖民化时代的历史记忆，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与身份塑造相互激荡。它们“遭遇”过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曾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又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持续“觉醒”。在漫长的殖民化过程中，西方世界通过贸易、战争和探险等活动在全球建立殖民地，通过残酷的殖民掠夺、瓜分世界进程中的大国博弈、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的构建，使殖民地和半殖民世界成为世界的“边缘”。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还通过强调“文明标准”塑造殖民扩张的“合法性”，建立起对世界的规制。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被纳入到欧洲殖民体系之中，而殖民进程又给非西方世界带来发展路径上多个维度的“现代性”，进而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构建出复杂的现代性叙事。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持续“觉醒”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追求国家独立、道路自决、身份自觉、发展自主和文化自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基石的战后国际秩序彻底否定了殖民扩张的合法性，美国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愿景，欧洲殖民帝国逐渐放弃最后的帝国努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运动等等，成为推动这些国家与地区摆脱被殖民命运的共同因素。

全球南方的前身“第三世界”在冷战中形成，在意识形态对峙与非殖民化进程叠加中，共同的历史目标与身份变迁相互交叠。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掀起了空前的自决与独立浪潮，追求独立并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与此同时，美苏提供了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样板，将其他国家特别是刚摆脱被殖民或半殖民命运的国家当作实验室。在美苏“文明标准”之争中，这些国家几乎都面临着自身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其中，一些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不甘于沦为美苏的棋子，以“第三世界”之名建立国际联系。20世纪50年代，亚非会议的召开试图为与会国定义一个不隶属于美苏任何一个阵营的外交空间。1961年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强调“第三世界”的国家主权、不干涉、和平共处和多边主义，成为这些国家共同命运意识自觉的突出表现。随着新独立国家国内的发展要求的出现，经济议程代替政治议程成为更加优先的事项，“七十七国集团”致力于推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促使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然而，冷战期间，“第三世界”一开始就由一系列不同的国家组成，“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也潜藏着不稳定的因素：它们的进口大部分来自工业化国家而非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国际银行都以北半球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为业务中心，这使得“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所能获得的信贷极少，加上它们大多坚持易货协议，“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贸易受到阻碍。

随后，由于国际环境变动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第三世界”国家出现明显分化，当今所指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范围与构成的急剧变动中逐渐浮现。在亚洲“四小龙”崭露头角之时，拉丁美洲却经历“失去的十年”。冷战结束后，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是走上了相异的发展道路。如果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所预见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并非事实，原“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程度实则呈现出锯齿状。其中，那些脱颖而出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新加坡等国，改变着世界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对比，组成了浮现中的全球南方。换句话说，“非西方的崛起”或者“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描述的并非是全部发展中国家，而主要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发展受益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并致力于构建产业链竞争新优势。最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南方概念，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沉寂之后，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只不过，最初与地理位置和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的全球南方一词，此时已不再是主要位于南半球落后地区的含义，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而无论是“第三世界”的概念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二元划分，都无法准确标识这个独特的集群，更无法用来描述冷战后国家分化的现象。

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而崛起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开始在文化上反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些深入反思自身历史文化的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它们通常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的曾长期作为地区秩序的中心存在，如处在东亚朝贡体系、儒家文化圈的核心中国，南亚曼陀罗体系中的印度；有的曾是传统古典帝国的核心，如伊朗之于波斯帝国，土耳其之于奥斯曼帝国，等等。但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又是相对年轻的，它们尝试了多种发展模式，不想“复制”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的老路。换句话说，虽然全球南方的身份之变、范围与构成之变，始终受到南北方之间“遭遇”的影响，但在经历社会整合与文化反思的过程中，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再是全球南方的灯塔。

全球南方国家希望走出一条将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道路。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是所谓西方“文明标准”的一种延续。然而，不同于殖民化和非殖民化时代，如今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是西方眼中单向服从西方“文明标准”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天然候选人。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总结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寻求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致力于重思身份定位，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国家复兴的历史使命。例如，中国主张“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进和拓展“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曾在冷战两极对峙格局中主张“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口号的伊朗，如今力图在本国政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结合中走出一条反映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近年来，印度提倡印度教传统与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结合。当今主持印度联邦政府的印度人民党（BJP），即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2023年，在“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期间，印度还使用了印度教色彩浓厚的梵语国名“巴拉特”（Bharat），近期该国通过修宪将国名改为“巴拉特”的呼声高涨。

可以说，百年变局中全球南方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既是冷战后世界秩序变化的结果，也与世界秩序的变化共享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冷战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对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冲击，移民、贫困、环境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的提升，混杂着全球政治觉醒与“历史终结”下新文明标准扩张的“民主浪潮”加剧地缘政治的动荡，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与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态的革命性变化，等等。总体而言，全球经济版图的变革、全球政治觉醒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这三大方面，构成当今全球南方浮现的全球化背景，而反过来，全球南方的浮现也对这些方面产生愈加重要的影响。

从历史的梳理中，可以窥见全球南方的“身份之变”与“范围和构成之变”的轨迹。从单向“依附”西方大国到深度参与全球相互“依存”的转变中，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是西方凝视下的客体，而是发挥能动性的主体。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它们几乎都有被欧美国家美西方大国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遭遇，在冷战大国博弈与非殖民化进程叠加中以“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的历史记忆，以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构建国家和重塑共同体的历史经历，冷战后积极拥抱全球化并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的历史经验。全球南方国家在当今的浮现，既是它们曾在冷战对峙中形成自我意识、追求独立自主与解放事业、提升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等施动性的继承与延续；也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反映，以及在地缘政治加剧时代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新篇。全球南方的自信显著增强，当今没有哪个全球南方国家愿意成为其他国家的后院。源自深受殖民压迫和冷战对抗威胁的历史记忆，冷战后深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实力提升的底气，以及领导层的政治素养与技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的纵横捭阖与南南合作的不断深化中，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上而非困于美西方国家的“规制”，反对美西方大国炮制的“新冷战”论调，越来越呈现出战略自主的姿态。

三、全球南方浮现的态势与前景

殖民与非殖民化时代的共同历史记忆、国家发展现状与现代化道路的差异、百年变局的持续展开及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等内外因素，都在共同影响着全球南方国家作为“浮现”中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心态与选择。无论如何，浮现中的全球南方的一系列实践，正在深刻改变着其本身的命运。作为大变局的突出现象，全球南方实力提升和依附性下降已成为国际关系潜在变革之一，它将可能会改变1500年殖民化开始以来西方长期主导全球地缘政治的时代，给国际政治带来历史性、战略性的结构性变化和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秩序变化和全球南方内部结构的相互关系出发，探索全球南方的“内外互动之变”。

全球南方的“内外互动之变”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内部差异与全球南方浮现的动态性。正如其前身“第三世界”一样，全球南方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全球南方空间的内部差异关乎其浮现的动态性。一方面，全球南方各国具有相当不同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国内环境的变动对其对外政策的韧性自然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对其自身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定位差异，预示着全球南方浮现并非变动不居，后者事实上包含了前文所分析的“全球南方领袖国家”角色竞逐的事实，同样可能对全球南方浮现的未来动态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又将反作用于全球南方的“身份之变”和“范围与构成之变”。

从全球南方国家本身来看，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极大。据统计，全球南方中的“T25”国家，占世界人口45%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18%，其各自的政治模式、经济体量、贫富差距、宗教信仰和人口规模存在显著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都处于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还有不少国家政权更迭频繁，甚至存在内战和政变的风险，而一国内政的稳定与否是影响该国优势地位的维持不可忽视的方面。当全球南方国家出现国家破产、政变甚至战乱的情况，从全球南方类别中脱离，将会对全球南方浮现的整体动态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观察全球南方国家对自身与其他国家身份的认知及标签化，会发现一国的角色定位与体系内其他国家对它的认知并不尽一致。事实上，全球南方空间内部的身份定位也是动态的。“新兴国家是小国中的大国”这一观点是当代国际关系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假设，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国都被域内国家视为“大国”。一些国家继续以全球南方的身份自居，但是其他国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就以《巴西和中国：南南合作还是南北竞争？》作为其标题展开分析。还有一些国家被视为全球南方的成员，但其自身却在撕开这个标签。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庆祝该国建国金禧年贺词中称新加坡已跻身“第一世界”。

二是外部环境与全球南方浮现的持续性。除全球南方空间内的差异，外部环境变化也是影响全球南方浮现可持续性的重要变量。在经济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持续崛起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过去几十年看，大部分全球南方中的新兴经济体能够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冷战后有利的全球化经济环境，这些经济体较为依赖外资或大宗商品出口。彼时的整体经济环境和宏观有利条件现今难以复制，潜在的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失去低调发展的战略环境与机遇。据统计，从2022年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对全球供应所造成的破坏，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当前，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冲击并带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急剧变化，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获得经济发展机遇。然而，从长远来看，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迁无疑将最终回归于全球产业成本分工的市场规律。因此，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能否实现更大的自主权和快速而稳定的增长，除了取决于它们是否可以保持在产业链中的既有优势，更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环境中，通过创新和数字转型成功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化和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提升。

在政治方面，全球南方浮现的重要表现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大国博弈中左右逢源和多方下注。然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全球南方国家都面临选边站的压力，在各方游走和坐收渔利的回旋空间可能会逐渐缩小。2023年9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中亚五国+德国”峰会上，就宣布该国将遵守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规定。近年来，在美国西方“印太”战略的影响下，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出现向其靠近的趋势，不断加强对美关系。然而，它们遏制中国愈积极，就愈将丧失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对这些国家而言，其与西方准结盟的政策是一把双刃剑。

毫无疑问，全球南方国家将继续为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架构贡献自己的声音。当今全球南方的问题不再是克服殖民主义或寻找第三种发展方式，而是将以往被殖民和边缘化的声音融入到一个已经被殖民现代性所塑造的世界。目前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其路径依赖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西方色彩，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在重要的发展指标上都超过北方的大国，但事实是，这些指标仍然是来自后者书写的“规则手册”。换句话说，全球南方浮现状态的可持续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南方国家在体系范围内如何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能否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发展方式和现代化道路，能在多大程度上书写适应百年变局时代的“规则手册”。

三是国际秩序多极化与全球南方的多元性。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中曾指出，凡尔赛体系的失败是因为它所代表的秩序与欧洲大陆实际权力分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匹配失当的一个结果是既有制度机构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与崛起国家领导的类似制度竞争。正如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所言，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高估了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吸引力”。全球经济结构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南方国家在自由贸易环境中取得的重大发展成果，由此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使全球南方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更有能力和意愿塑造全球秩序。而当今秩序的流动性有限，无法充分整合正在崛起的全球南方大国；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很可能打破系统性竞争者之间的平衡，从而塑造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命运。

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原“全球北方”国家看来意味着自身“权力的虚弱”。对后者来说，原来的“南方问题”已经发生本质性变化，曾经的“落后国家”已从非殖民化进程中独立出来的“同情对象”一跃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这些大国作为“规训者”的救世主心态也随之改变。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他提出“民主政体的世界现在不再是英美式的，也不再是西方式的。它包括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方和南方、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亚洲和欧洲……现在，自由世界秩序不再像一个对其过去和未来有着共同叙述的共同体”。然而，美西方国家一时并不会偏离推行所谓“文明标准”的轨道，它们仍促使各国“根据自身制度的性质来站队”，强调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共同塑造国际秩序，“否则，其他国家就会按照它们的历史加以塑造”。

与西方单边主义秩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在崛起中的全球南方国家呼吁多边主义秩序的构建。一方面，当今世界的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都更为分散，散布各大洲的全球南方国家不仅灵活地参与和设置多边倡议，还选择性地“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使其向更为分散的国际秩序过渡；另一方面，有的全球南方国家将其对新秩序的想象，与其各自前现代国家时期历史经验的重新发现和确证，以及其“遭遇”现代性的本地融合相联系。2021年，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就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组织发布仪式上，宣布“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VasudhaivaKutumbakam,也译作“天下一家”)主题词。该主题词取自印度教经典《奥义书》，体现了印度对全球秩序规则的理解。莫迪表示，印度哲学或许是“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冲突和困境的一种手段”。伊朗寻求在所在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倡导“多边主义”“最大限度地协同合作”作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元素。土耳其认为其需要利用其独特的历史遗产和地缘位置，利用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架构的所有可能性，使自身处于新世界秩序的重要位置。该国在外交层面复活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出了带有“新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色彩的国际秩序构想。

由此可见，虽然全球南方浮现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现象有待观察，但全球南方发展与演进的前景分析同样离不开对“变动性”的观照。内部差异带来的全球南方浮现的动态性，外部环境影响的全球南方浮现的持续性，以及国际秩序多极化与全球南方的多元性，体现着全球南方的“内外互动之变”。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在以反映其关切的方式改革全球治理的国际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秩序想象，而多元主义秩序的背后仍难掩全球南方本身的差异与复杂性。

结语

本文从对全球南方浮现的国际关系新现象的观察入手，以全球南方的“变动性”为线索，梳理了全球南方的“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与“内外互动之变”，在源流辨析中展现全球南方浮现的来龙去脉。全球南方的概念虽由来已久，但百年变局为其赋予了新的意义。如今的全球南方已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影响者，越来越深度地融入了全球化进程，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从边缘进入到半边缘甚至中心位置，并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多元化秩序追求。在旧秩序遭遇冲击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之际，全球南方的浮现正为百年变局的展开带来结构性的变化。

在对浮现中的全球南方进行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相交织的观察，对变动中的全球南方进行“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与“内外互动之变”维度的考察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全球南方各国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态势与战略选择，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国际关系战略格局的走向，但是其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愈加明显。美西方大国家通过争取、拉拢和分化全球南方从而将世界阵营化的思维实属战略误判。它们已无法像数百年之前那样任意殖民其他国家，无法再像维也纳会议、凡尔赛会议或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那样形成排他性的俱乐部独享全球权力。换句话说，美西方大国仅仅按照自身的主观意志而非客观事实来经营全球南方已不再具有可能性。

第二，全球南方的浮现改变了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使大国兴衰的历史条件超越了西方世界的历史框架，从而变得真正地全球化。它指向了国际秩序权力分散的多中心结构的形成，且远远超过了“极”的范畴。全球南方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未来提出自己的思考，来自全球南方的历史经验和秩序构想，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机构和指导政策制定者的原则的重新校准，以适应日益多样性的话语和权力。

第三，与欧洲国家历史经验不同，全球南方国家的成长在突破“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理论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却与所在区域都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认同，能够超越欧洲国家所付出的几个世纪的战争包括世界大战的代价，提前进入共同体建设，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准备条件。

对中国而言，作为一个从东方文明古国演变而来的现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是理论上和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也应该是国际学术界全球南方研究的重镇，并且可以通过全球南方研究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经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