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学术研究》2023年第12期。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摘要]百年变局风云变幻，人们正在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冷战的终结可以被视为百年变局的肇始，但百年变局背后的驱动力量依然是大国兴衰的演进，只是其历史逻辑不一样了。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推动了百年变局的到来，但美西方对“修正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再次将世界陷于“新冷战”的困局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恶化和世界秩序崩塌的预警和接受现实、承认差异，努力通过外交渠道寻找“解困”之路的思想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百年变局 大国兴衰 历史逻辑 中美关系 基辛格预警

百年变局风云变幻，速度之快超出人们想象，历史的演进似乎进入了一个加速期。从俄乌冲突久拖不决，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角力难解难分，到哈以冲突再起，加沙地带重演人间悲剧；从拜登政府重整旗鼓，竭力拼凑围堵中国的“统一战线”，到大国之间围绕“全球南方”的争夺愈演愈烈；从特朗普在美国选情持续看涨，大有在2024年“卷土重来”之势，到“阿根廷特朗普”哈维尔·米莱和“荷兰特朗普”海尔特·维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赢得选举，出掌政权，要“拨乱反正”，“特朗普现象”似乎正在成为“民主国家”的政治潮流……人们正在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如何研判百年变局的走势，是一个愈加难以把握的问题。但追根溯源，百年变局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背后，依然是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在发挥主要的驱动作用，只不过这一次的逻辑有些不一样了。

一、百年变局的肇始与演进

百年变局肇始于何时？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肯定可以作为百年变局的一个起点。正是由于美、苏主导的东、西方两极对抗格局的终结，才使相当一批非西方国家得以在思想上和体制上从冷战桎梏中摆脱出来，融入了世界经济，并且通过不断发挥和塑造自己的比较优势而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中获得不断向上攀升的机会。因此，我们看到一批非西方国家在冷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从“新兴国家”到“新兴经济体”的飞跃，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逐渐改变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进而改变了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心”独大的局面，为百年变局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实际上，冷战终结之时西方学界那些关于“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如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1990年查尔斯·克劳萨默的“单级时刻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今天看来都是对“百年变局”的预测和判定，只是历史并没有“终结”，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也没有延续多长时间，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文明的冲突”也没有发生，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却在冷战后30余年世界历史的演进中不复存在了。

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世界经济迎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期。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南方国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从198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45%；在世界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5%上升到47%，经合组织估计，到2060年，南方国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将达57%。[１]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进入了更为独立自主的发展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的说法。[２]但是应该说，冷战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在一种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双赢”的环境中实现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发挥不同的比较优势，如充沛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宽松的环境条件，承接和拓展了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为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历史条件；而发达国家则通过发挥和拓展资金与技术优势，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更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不仅实现了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而且开始率先步入以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面貌。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日趋激烈的竞争，发达国家如1990年代的美国，甚至出现了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低通胀、低失业率和高增长”时期，实际上是分享了大比例的“全球化红利”。

但是，随着冷战后非西方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体系分工中位置的不断攀升，特别是非西方大国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非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也开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被视为百年变局“东升西降”的一个重要标志。2009年，在美国的倡议下，1999年7国集团（G7）倡议成立的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20国领导人峰会，标志着西方国家垄断世界经济治理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加剧，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和高技术专业人员和管理阶层吸走，广大中低端制造业从业者的收入水平长时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沦为失业者，从而促进了民粹政治的兴起，排外和“反全球化”势力逐渐壮大，改变了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反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兴起，并且从“民间”的抗议逐步转化为西方国家内政外交的历史性变化，从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到极右翼政党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再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接力”推进的中美关系的“逆转”，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等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发起的围堵、打压、遏制和制裁等，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凯歌高奏的历史进程中断了，世界再次被地缘政治的争夺所撕裂。短短30年，世界似乎又重新回到“冷战”状态中去了。

应该指出，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都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出现的，美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普通消费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只是这一轮全球化“出人意料”地促成了非西方世界，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并且形成了与西方大国的竞争态势，对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从而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恐慌心理，开始“出尔反尔”，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变成了“反对者”和“破坏者”，制造出种种理由推行“逆全球化”措施，为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画上了句号，也使国际政治陷入冷战以来最为分裂的局面。

二、百年变局与大国兴衰逻辑的嬗变

西方国家“出尔反尔”的自私与短视行为令人遗憾！但只要深究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次大国之间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都会引来新一轮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冲突，这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３]而本次大国之间经济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又有别于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实际上促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因而它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变革就更加具有历史意义。

首先，大国兴衰的速度加快了。中国虽然早就被认为是一个大国，具有“超级大国”的潜力，并在美苏冷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平衡”和“制约”作用，但中国崛起为公认的世界大国的过程还是被认为“悄无声息的”“出人意料的”和“迅速的”。即使在世纪之交，依然有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的价值在于塑造中国的未来。[４]即使在10年前，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依然是有争议的。西方战略界许多人认为中国充其量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不可能成为“替代”苏联那样的世界大国。现在这些观点似乎都消失了。实际上，大国兴衰的“提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美、德、日等都是19世纪末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德日两国的兴衰尤其迅速，仅仅半个世纪之久；美国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赢得超级大国地位的，但是1970年代就颓势毕露，唱衰美国的观点也开始大行其道了。1988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的出版，更是让美国精英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击。只是因为苏联的突然解体，冷战“骤然”结束，美国突然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让美国突然有了新的主导世界的“底气”。但超越经济能力支撑的军事扩张必将导致大国衰落的“肯尼迪定律”，迄今一直是美国精英心中的梦魇。实际上，苏联的兴衰之快也是大国兴衰速度加快的一个突出案例，如果从1945年登上超级大国的宝座时算起，到其解体为多个国家，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苏联的迅速解体，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迅速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的举措，都发生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历史上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沙皇俄国的兴衰，都是跨越几个世纪。对比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显而易见，大国兴衰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其次，新近崛起的大国都是非西方大国，都有过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经历，这似乎是一个世界历史逆转的过程，或者说是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力量再平衡的过程。应该看到，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一个群体性的崛起，除了中国和印度两个突出的例子外，一批所谓的中等强国正在世界舞台上，并且发挥着美国以外其他西方大国发挥不了的作用。沙特在中东和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或许远远超过了G7中的多数国家，土耳其的立场和选择对美、欧、俄关系的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巴西也想在全球问题上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当然，这些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它们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经验和价值观感召力等几个方面占有优势，都在跃跃欲试，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与西方大国争夺影响力，对百年变局的走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新兴大国不一定是纯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更不一定是以西方标准定义的“民主国家”，甚至没有能力在新技术革命中发挥领军作用，但它们在政治上觉醒了，并且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因而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非西方大国正在重新定义大国的含义。

第三，在这其中，中国的崛起尤其具有重要的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唯一历史脉络延续几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而且也是近代以来唯一被西方列强“淘汰”出局之后又成功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不仅在西方，而且也在东方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实际上是促成百年变局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中国的崛起不仅仅得益于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更是中国人民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持续奋斗和努力的结果。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1500年以来西方主导世界的历史进程，推动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到来。

大国兴衰的故事曾经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故事，这些西方国家都是在武力征伐和殖民掠夺的基础上构建起大国地位的，并且是第一、二次乃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力军，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塑造了”所谓的“现代世界”。但随着现代性的扩散和多样化，西方领先的优势不再，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失去了启发和驯化非西方国家的意义。实际上，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崛起的，当然也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规制。

三、百年“困局”与基辛格的战略预警

百年变局肇始于冷战的终结，全球化的深入助推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美西方的世界统治地位正在坍塌，但依然想在世界秩序的转换中发挥主导作用；非西方国家开始与西方的霸权分庭抗礼，但还没有能够形成集团性力量：中美关系的“逆转”，美西方围堵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已经基本形成，但其生命力还有待时间的考验。尤为重要的是，美西方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和遏制不但没有中断中国崛起的脚步，反而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与安全中的影响力“不降反升”，成为许多国家心目中可以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坚定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与西方国家“死磕”下去的决心。学界对世界是否已经陷入一场新的“冷战”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关系已经陷入一场百年变局中的“困局”：美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国家的遏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整个世界的形势恶化了。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逆转”源于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源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对1972年中美和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介入（engagement）政策的彻底否定。因为中国政治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向美国所期待的方向演变，许多美国战略家就认为中国“欺骗”了美国，1972年以来美国“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等于“养虎为患”，并且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和意愿”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５]但中国是当今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经历了2000多年兴衰的考验，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然有其自身演进的动力和逻辑，怎么会按照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意愿而“流变”呢？

实际上，刚刚离世的亨利·基辛格早就对当今中美关系和世界的“困局”提出过预警，并通过两本著作对其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释。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在讨论了中国的独特性、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演进之后，基辛格还特别为这本书增加了一个后记，题目是《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６]指出中美关系与20世纪初英德关系“两者的确有相似性”；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今的局势，他可能会得出与1907年报告类似的判断，即“无论中国的意图如何，克劳学派会认为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只不过让中国有累积实力的时间，最终必将酿成危机。克劳派认为，中国终有一天会这么做，所以现在美国就要行动，权当事情已经发生。”但基辛格认为“克劳范式”与他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倒不如说是两个具有大陆色彩的文化统一体。基于经济政治成就以及人民蓬勃的能量和自信，两国在历史上都曾经被推向极高的国际地位”。基辛格说，如果克劳派的假设在任何一方付诸实践，中国和美国将陷入那种不断升级的紧张状态之中。一旦这种模式被固化，就越来越难以打破。基辛格特别强调，中美关系对于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在核扩散、环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亟需全球合作之时，两国之间的分歧会蔓延至每个地区的内部政治。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发动“一战”的领导人不知道手中武器的后果，而当代领导人对他们所能释放的毁灭性潜力心知肚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基辛格认为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做什么。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起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７]实际上，直到2023年10月，基辛格还与格雷厄姆·艾利森一起在《外交》政治网站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开辟智能军备控制的途径，防止灾难的到来。[８]

2014年，基辛格又抛出了另一部鸿篇巨作《世界秩序》，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当今时代的所谓秩序源于近400年前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一次会议，其他几个大陆和多数人类文明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会议。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建立的和平反映了各方对现实的妥协，欧洲为结束自己大陆的战祸所做的努力预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元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这也是基辛格战略预警的核心思想。基辛格在书中还讨论了东亚世界的“天下秩序”，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伊斯兰秩序”和欧洲清教徒移民新大陆之后建立以“山巅之城”为榜样的世界新秩序的精神追求。基辛格特别指出，日后对于欧洲的秩序，美国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捍卫者。“然而，虽然强大的美国支持这一秩序，却始终心情矛盾，因为美国愿景不是接受欧洲的均势体系，而是希望通过传播民主原则来实现和平。”[９]基辛格还指出，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现在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欧洲与它当初构架的国际体系渐行渐远，中东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圣战者”追求基于原教旨主义的全球革命，亚洲是采用主权国家概念最成功的地区，但依然向往其他的秩序概念，美国则摇摆不定，时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而抨击它的均势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前提不道德，所有主要的权力中心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某些原则，但没有一个把自己视为这一体系理所当然的卫士。所有这些权力中心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基辛格问道：“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地区能够维护任何共同体系的合法性吗？”[１０]这也正是当今世界秩序的症结所在。

现在，这位备受争议和批判的战略家“终于辞世了”，但他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所提出的预警依然在那里，最终可能依然是当下美国对外政策的“归宿”。基辛格的传记作者尼尔·弗格森在听闻他的死讯之后说：“亨利·基辛格是一个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巨人：他对政治的塑造与其他政治家不同，如果更多的人遵循他明智而无情的务实方法，世界就不会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１１]

应该看到，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对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具有重要影响的双边关系。但是，美国的战略家和领导人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依然以“挑战国”与“守成国”的逻辑来看待中美关系。在这方面，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等老一代领导人和战略家相比，当今美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似乎对现实世界还缺乏深入的了解。197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还能够认识到世界已经“多极化”了，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美国、苏联、中国、欧洲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并通过借鉴欧洲历史上的“均势”外交经验，缓和美苏和中美之间的关系，消除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风险。现在的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则先验地推断崛起的中国带来的“危险”，在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并为世界经济增长，包括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情况下将中国定义为西方世界最主要的威胁，未免“操之过急”了。在一个美国主导世界的能力（和意愿，如特朗普时期的美国）都已经大幅度下降，西方整体走向衰落，[１２]非西方国家“群雄并起”，全球治理面临严重赤字和危机的世界上，美国战略家力图通过围堵、遏制和打压中国来缓解美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基辛格既是一位外交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战略家，他的《重建的世界》《大外交》《论中国》和《世界秩序》等作品，都是历史研究的杰作。作为当年美国对外政策的操盘手，基辛格十分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实际上他是把历史上欧洲大国博弈的经验，应用到了美国对外的政策之中。1972年的中美“和解”，不仅改变了当时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且为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在客观上增加了美苏“均势”中美国的分量，并为其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创造了有利条件，中美“和解”实际上实现了“双赢”的局面。有关什么是“基辛格遗产”？人们可以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基辛格留给世人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注重汲取历史教训，理性、客观地看待国际形势，敢于承认美国的不足，从而通过谈判与竞争对手达成妥协，创造一种“双赢”的结果。基辛格的辞世应该让美国新一代的战略家和领导人有所醒悟。在当今的美国战略界，一方面有人认为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的和平状态是“偶然的”，历史正在向20世纪初和1930年代“回归”，大国政治和地缘冲突正在卷土重来，甚至认为国际政治正在重回“丛林世界”；[１３]但另一方面，美国战略家又视中国为“唯一有能力和意愿”颠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竞争对手，构建不仅仅包括欧美国家的“新西方”阵营，形成对中国的包围、遏制和打压，企图将崛起的中国置于停滞和倒退的境地。尤为滑稽的是，美国战略家还公开否认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动的中美“和解”，否认1972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对华“介入”（engagement）政策，否认1972年以来美国在中美关系发展中获得的巨大的战略收益。这种“罔顾事实”的历史认识和致中美关系于全面和极端“零和”博弈状态的外交政策正是基辛格时代美国所竭力避免的，不仅将给中美关系造成极大的伤害，最后终将反噬美国自身的实力和优势。

早在2007年，杰里米·苏瑞就把基辛格的个人经历与“美国世纪”的构建联系起来，认为基辛格的职业生涯恰好与这个非比寻常的时代转换相吻合，必须把基辛格的个人经历和美国实力作为全球化进程——来自多样性社会的思想、人格和制度相互渗透的过程来理解。苏瑞把基辛格视作“桥梁式”人物。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假设塑造了战后欧洲的形成，而它们是通过像基辛格这样的年轻人来实现的。而欧洲“旧世界”的视角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通过基辛格这种“桥梁式”人物实现的。在这本书的最后，苏瑞写道：从德国到耶路撒冷，基辛格为应对这个麻烦的世界，为多国决策者提供了不尽完美但却实用的战略选择。他提供了一条超越口号的路径。这是他非凡的职业生涯的基础。这使他的影响力长盛不衰，直到有人能够提出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战略。21世纪等待着基辛格接班人的来临。[１４]或许基辛格离世引发的争议和喧嚣沉静下来之后，或许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也感到“回天乏力”的时候，美国的战略家和领导人会再次领悟到基辛格远见卓识和战略预警的宝贵。

注释：

[１] UNDP, The Rise of the South: Human Progress in a Diverse World, New York: UNDP, 2013; Guardian Datablog, “Developing Economies to Eclipse West by 2060”, The Guardian, 9th Nov.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datablog/2012/nov/09/developing-economies-overtake-west-2050-oecd-forecasts, 2023年9月10日。

[２] NaazneenBarma, Giacomo Chiozz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Empirical Pattern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2, 2009, pp.577-596.

[３]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千年经济史》（精校本），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４]参见Robert G. Sutter, Shaping China’s Future in World Affair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stView Press, Oxford, 1996.

[５] SECRETARY POMPEO DELIVERS A SPEECH AT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July 23, 2020，https://video.state.gov/detail/videos/top-stories/video/6174579622001/secretary-pompeo-delivers-a-speech-at-the-richard-nixon-presidential-library?autoStart=true.

[６]有关《克劳备忘录》，参阅吴征宇编译：《〈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７]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02-518页。

[８] Henry A. Kissinger and Graham Allison, The Path to AI Arms Control: America and China Must Work Together to Avert Catastrophe, October 13, 2023，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enry-kissinger-path-artificial-intelligence-arms-control.

[９]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XIV页。

[１０]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XIII-XIX页。

[１１]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2811757/Henry-Kissinger-death-biographer-niall-ferguson.html，2023年11月30日。

[１２]参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年。

[１３] Robert Kagen, The Jungle Grows Back: America and Our Imperiled World, Pisces Books, 2018.

[１４] Jeremi Suri, Henry Kissing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elknap Press, 2007, pp.1-15, p.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