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及1996年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是他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他被认为是“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接受这顶“桂冠”，“文明的冲突”早已经与亨廷顿的大名联系在一起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已经30年了，但其影响力并没有衰减，反而不断地被时代赋予新的反思和批判的意义。①实际上，它依然是一个我们研究国际关系走势的出发点。

“文明冲突论”的历史背景

今天反思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首先需要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一历史背景与当今世界的联系，才能看清它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文明冲突论”是在冷战刚刚结束，人们急于预测和判定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走向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在当时的诸多预测和判定之中，最先引起轰动的是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②1990年克劳萨默发表的《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也曾引发广泛关注。③实际上，1991年亨廷顿也曾就美国冷战后所面临的挑战发表高论，他在《幸存》杂志上发表《美国变化中的战略利益》一文，称美国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是日本经济的挑战。当时的日本经济气势如虹，许多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将被日本超越。第二是欧亚大陆可能崛起的强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第三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能遭遇的挑战。④显然，亨廷顿这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冷战后的世界将是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文明的冲突？》一文，也是亨廷顿临时应变的产物。

严格来讲，《文明的冲突？》一文是被“发现”的。由于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引发了多国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美国《外交》杂志当时的编辑吉姆·霍格（Jim Hoge）和执行主编法里德·扎拉卡里亚（Fareed Zarakaria）也想要找到议题宏大而有争议的文章，亨廷顿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哈佛大学的学术报告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观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遂邀其成文，发表在1993年《外交》杂志夏季号上，⑤随后引发了比福山《历史的终结》一文更为强烈、复杂和长远的反响，成了《外交》杂志创刊以来争议最大的文章。在接下来的秋季号上，《外交》杂志就发表了6篇批判亨廷顿的文章。紧接着，《外交》由季刊改成双月刊，并立即发表了亨廷顿的反驳文章《如果不是文明冲突，又是什么？》（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⑥从此，有关文明冲突的辩论“像病毒一样”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有鉴于此，亨廷顿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⑦出版后立刻成为热销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很快被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

综上，我们可以说，首先，《文明的冲突？》一文应该说是《外交》杂志与亨廷顿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共同推出的；其次，“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亨廷顿在冷战结束之际即刻产生的判断，同许多其他美国学者一样，他也曾将日本视为对美国世界主导地位最主要的威胁；第三，“文明冲突”的预判是在冷战结束之际世界形势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产生的，亨廷顿发表这篇论文时想法还不够成熟，因此文章的标题是带着问号的，但形势催逼他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把“文明冲突论”搭建起来，这才有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问世。亨廷顿的许多著作都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如《军人与国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和《我们是谁？》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不是其学术水准最高的，却是影响力最大的。按照亨廷顿在本书序言中的说法：“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做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⑧

应该说，亨廷顿的目的似乎达到了。尽管他的“文明冲突论”遭到许多学者的口诛笔伐，但依然是人们研判冷战后国际关系走向所绕不开的一种“主流”观点。有些原来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持否定态度的人，现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以说，近年来大国矛盾加剧、地缘冲突频仍，导致了人们“世界观”的改变，也可以说百年变局走势愈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为可以多样化解读的“文明冲突论”制造了新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当我们追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源头，就会发现它正是起始于冷战终结之时。苏联解体了，欧洲大国主导世界的时代最终结束了，已呈败象的美国因其“一家独大”地位的突然降临而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以“现代罗马”的身姿开始“君临天下”了。但是，正是在冷战终结、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速的形势下，一批非西方国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在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的结构中实现了地位攀升，逐步在经济和政治上摆脱了单向依附地位，从而使支撑欧洲或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两个世纪之久的物质基础开始发生变化，并使整个国际关系以“东升西降”的方式表现出变化。现在看来，当年西方学界所有有关“后冷战时代”的推测和判定都可以说是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测分析，只是亨廷顿的历史视野更为深远，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学囿于国家间关系的理论框架，而与非西方世界崛起的大势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何为百年变局之变

百年变局远非尘埃落定，依然处于持续的演化之中。有三个重大变化正在进行，并对国际安全形势乃至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演进产生结构性影响。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逆转”、中美长期竞争关系的形成以及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尽管美国两党几乎在内政外交的每一方面都针锋相对，但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继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战略，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从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阐释，到制度化的设计和行动，再到对华遏制、围堵和打压战略的全方位落实，短时间内形成了一整套比冷战时期遏制苏联战略都更为全面和细致的做法，并逐步把其他西方国家也卷入进来。当然，面对美国来势凶猛的遏制、围堵和打压，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中美之间以竞争为主的关系已经成形，并将长期延续下去。由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影响甚至左右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所以这构成了“百年变局”的核心之变。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新西方”的形成。历史地看，“西方”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而是一直处于演化之中。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西方”是在二战结束、美苏冷战开启的形势下形成的。实际上，立国之后的美国长期避免将自己的命运与“旧大陆”纠缠在一起，华盛顿总统等开国元勋所倡导的“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根深蒂固。⑨美国曾参加一战并主导了“国际联盟”的建立，但最终还是撤出，把“领导”世界的责任交还给欧洲国家。但在二战结束之际，面对着满目疮痍的欧洲和崛起的苏联，美国选择留在欧洲，与西欧的战时同盟国家一起“遏制”苏联的战略扩张，承担起“领导”西方世界的责任。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支配下的“西方”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变化，有关西方是否继续存在成了学界讨论的一个问题。美国知名学者查尔斯·库普乾200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西方的终结》（The End of West），认为随着冷战的终结和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正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美国对于欧洲的价值已不复存在，西方已经终结。不仅如此，下一次文明冲突将不会发生在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美国与欧洲之间，而美国人基本上对此一无所知。⑩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阐释西方的终结，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随着西方领先世界的六个“杀手锏”的传播，西方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⑪但随着美国及西方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中国被认定为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最大、最主要的威胁，已经“终结”的西方正在“卷土重来”。这个“卷土重来”的西方不是原来那个西方的简单回归，而是经过拓展和重塑，展现出一种“新西方”的面孔。原来的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国家遏制苏联扩张的战略同盟，而“新西方”则是针对中国“威胁”的“统一战线”。俄罗斯依然被西方国家认定为主要安全威胁，俄乌冲突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国家的这种认识。但中国的“威胁”则不仅被认定是现实的，更是长期的和根本的，因为中国被认为是唯一有能力也有意愿颠覆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大国。⑫原来的西方主要由北美和西欧国家组成，“新西方”则通过各种机制构建，把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纳入其中，形成了一种机制化的复合网络，对中国形成遏制、围堵和打压之势。原来的西方以军事安全为主要关注点，“新西方”则不仅关注军事安全，更关注它们的经济、科技和金融安全，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全方位的战略同盟。

但是，“全球南方”的浮现，为美国构建“新西方”的目标增加了新的变数。这是百年变局中国际关系格局的第三个结构性变化。“全球南方”概念出现得很早，但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尽管学界关于“全球南方”的定义各有侧重，但都指的是一批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摆脱了作为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对中心国家的单向依附地位，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且开始影响大国力量的平衡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它们还没有像20世纪70—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那样能够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联合国体制内用一个声音说话，甚至把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写进联合国文件，但是它们比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具备更为雄厚的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资本。“全球南方”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也是百年变局中大国竞争的“主阵地”。无疑，“全球南方”已经使冷战终结之时的世界“今非昔比”了。

中美关系的“逆转”和战略竞争的长期化、“新西方”的形成和“全球南方”的浮现，标志着百年变局之中国际安全形势甚至国际关系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其“物质基础”就是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结构的变化，世界体系的“中心”不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统天下”，中国的崛起尤其对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发挥了“颠覆性的破坏”的作用。美国急于发起对华“新冷战”，搞“技术脱钩”“友岸外包”，搞所谓的“去风险化”，实质上就是想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中国化”，逆转中国挺进世界体系中心的进程，逆转百年变局的历史进程。

百年变局与“文明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一直被一些人视作解读当下国际关系甚至大国国内政治发展变化的“指南”。如杰弗里·海恩斯（Jeffrey Haynes）认为，特朗普和西方国家右翼势力的崛起和壮大，就与欧美国家反移民、反穆斯林的社会倾向有关，与它们坚守“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有关，是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表现形式。⑬而格雷戈里奥·贝蒂萨（Gregorio Bettiza）和法比奥·佩蒂托（Fabio Petito）则认为文明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驱动力，这一理念已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话语和实践的重要特征。俄乌冲突以及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的“新欧亚主义”言论，都被他们视作“文明冲突”的佐证。⑭但是，迄今百年变局的发展变化并不是按照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路线图”行进的。随着冷战终结，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大国之间总体上处于和平状态，核战争的阴影散去，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的条件下进入高速增长期；尽管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恐怖袭击遍及欧美，美军也曾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在中东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反恐战争”，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并没有演变成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全面冲突，更没有出现伊斯兰世界与“儒家文化圈”结成同盟对垒西方国家的图景。世界确实是由几大文明构成的世界，但国家依然是冷战后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利益依然是各国制定和实行对外政策最重要的考量。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冲突与合作，既发生在奉行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具有不同文明属性的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奉行相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具有相同文明属性的国家之间，这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并没有本质区别。

然而，还不能说“文明冲突论”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从根本上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第一次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反映，也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次面对来自迅速崛起的非西方世界的挑战。“西方文明”的优势正在丧失，但非西方国家并没有以文明为基础整合起来，依然在国际关系的纵横捭阖中“自行其是”。相反，倒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依然奉行“我者”“他者”之辨的“文明标准”， ⑮依然要按照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价值观来“规制”这个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世界，因而为“文明冲突”的发生创造了条件。⑯

首先，西方许多战略家认为中国是既有能力又有意愿颠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国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大国，更在于中国近代以来遭遇了西方国家强加给它的耻辱，强大起来的中国必然要“雪耻”，要“报复”西方和这个世界。正是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引导了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变化，推动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和对华全面遏制关系的形成。尽管中美关系将来或许会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时段有所改善，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与中美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短期内难以逆转，中国已成为西方国家眼中最强大的“异类”。中国不会按照西方的意愿改变自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否是“文明的冲突”可以见仁见智，但以竞争为主的关系模式将长期延续下去。

第二，美国构建“新西方”的努力实际上就是美国出手“拯救”西方的一种新方式，也是亨廷顿所“建言献策”的举措。亨廷顿指出：“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 ⑰尽管亨廷顿所预言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缠斗没有发生，按照现代国家形式分化和组合的伊斯兰世界实际上已失去了集体挑战西方世界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全球南方”的浮现却让西方国家面临一种新的复杂局面。这些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要现代化不要西方化”的国家，不仅在文化上已经“觉醒”，而且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博弈中也已逐渐成熟起来，甚至借助地缘和资源优势，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比西方的欧洲大国更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西方正在丧失与非西方“文明冲突”的资本。

第三，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以及一系列全球问题的涌现，世界各国已如身处同一艘大船之上，构成了事实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西方依然以维持“基于规则的秩序”为借口，力图把非西方国家排除于全球治理体系之外，依然以“西方对非西方”（the West vs the Rest）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无疑使正常的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带上了“文明冲突”的色彩。这或许是近代以来西方主导世界的惯性使然，或许是西方文明的特性使然。

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多元化和一体化相交织的新时代，“全球南方”国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现代化之路。而中国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分野，弥合了“我者”与“他者”的界限，为消除“文明冲突”、促进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展示了一种新的前景。反思和批判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并不是简单地验证“文明冲突论”的是非对错，而是要以“文明冲突论”为预警，引领世界走出二元对抗的模式。这既是世界前途之所系，也是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之所在。

注释：

① 参 见 Jeffrey Haynes，From Huntington to Trump: Thirty Years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Lexington Books, 2019; Jacinta O’Hagan, “Huntington Redux? A New Era of Civilisational Politics,”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huntington-redux[1]civilizational-politics-in-the-era-of-trump-and-isis/ ；Carlos Lozada，“Samuel Huntington, a Prophet for the Trump Era,” 18 July，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eople/carlos-lozada/?itid=ai_top_lozadace 等。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福山至今依然坚持他的观点，参见 Francis Fukuyama, “More Proof That This Really Is the End of History,”The Atlantic，Oct. 17, 2022.

③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American and the World 1990/91.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 33, no. 1，1991.

⑤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⑥ Samuel P. Huntington, “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Paradigms of the Post-Cold War World,”Foreign Affairs, vol.72, no.5, Nov.-Dec. 1993.

⑦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1996.中文版见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8 年；2010 年（修订版）。

⑧⑰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010 年，第 1—2 页，第 282 页。

⑨ 亨廷顿认为美国在历史上长时间把自己看成与欧洲相对立的存在 ：“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

和未来的土地 ；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甚至曾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25 页。

⑩ Charles A. Kupchan，“The End of the West,”The Atlantic，November 2002.

⑪ 尼尔·弗格森 ：《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V 页。

⑫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022, p.8.

⑬ Jeffrey Haynes, From Huntington to Trump: Thirty Years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Lexington Books, 2019.

⑭ Gregorio Bettiza and Fabio Petito, “Why （Clash of） Civilizations Discourses Just Won’t Go Away? Understanding the Civilizational Politics of Our Times,” https://www.e-ir.info/2018/05/01/why-clash-of-civilizations-discourses-just-wont-go-away-understanding-the-civilizational-politicsof-our-times/.

⑮刘德斌、李东琪 ：《西方“文明标准”演化与新的大国博弈》，《江海学刊》2022 年第 3 期。

⑯亨廷顿曾警告“西方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参见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 161—1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