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

摘　要：关于冷战终结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考察相关国家政府的战略、政策和行动，还应该采用跨国史的视角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为代表的跨国组织参与塑造了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安全观念，推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走向终结。而以“赫尔辛基观察”为核心的跨国人权网络改变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人权观念，缓解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促进了东欧剧变，推动了冷战的终结。对跨国力量的关注可以开辟很多新题材和新领域，将更多的行为体纳入学者的视野，拓展和深化对冷战终结问题乃至整个冷战进程的理解。

关键词：冷战；非政府组织；戈尔巴乔夫；赫尔辛基观察；跨国史

冷战终结是20世纪后半期最富戏剧性、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关系事态。尽管学者们对冷战终结的具体时间还存在分歧，但一般都认为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87年12月，美苏两国签署《中导条约》，该条约禁止生产、试验和部署中程和中短程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是美苏核裁军的重大成果，也是东西方关系缓和的重大标志，通常被视为冷战终结进程的起点。1988年12月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表演讲，强调国际关系应该从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的共同价值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使用武力剥夺他国的选择自由。这一讲话表明苏联将放弃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对抗，不会使用武力来阻止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标志着苏联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重大变化。随后，从1989年初开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发生政治剧变，二战后长期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失去政权。1989年11月9日，作为冷战象征的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进程开启。1989年12月初，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晤，宣布冷战结束。戈尔巴乔夫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将不再把美国视为敌人，世界正在进入新的时代，“武力威胁、军备竞赛、相互不信任、心理和意识形态斗争都应成为过去”。布什总统则表示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东西方关系转变为持久合作关系”。[1]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分裂的欧洲重新成为一个整体，战后两大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抗实际上已经结束。

那么，为什么冷战会在80年代末走向终结？或者说，为什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决定结束地缘政治，特别是核军备方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不再将对方当作对手和敌人？由于这一转变是由苏联率先启动的，因此问题的核心就转向为什么苏联会主动退出与美国的对抗并开始视美国为伙伴？美国为什么会积极回应苏联的新政策，从而终结了冷战？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的研究在解释冷战终结时通常强调美国的遏制战略，特别是里根强硬政策的成功，以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在得到里根和老布什两位总统的积极回应之后重塑了美苏关系，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而在解释戈尔巴乔夫改革动因时，则强调美国的压力、苏联体制的僵化和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阿富汗战争的巨大代价。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70年代以来西方对苏联和东欧的接触战略而非里根的强硬政策产生了效果，接触战略促进了东西方交流，传播了西方的价值观，促使苏联新一代领导人重新审视斯大林体制和对外政策，并激发了苏联集团国家内部的非暴力反抗，从而引发苏联改革和东欧剧变。以上这些解释大多从外交史和国际史视角出发，以相关国家的战略、政策、行动为研究重点，聚焦于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的活动，将冷战终结视为国家力量作用的结果。

然而实际上，冷战终结作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态，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国家力量，也包括非国家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美苏对抗的缓解、东西方交流增多和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非国家力量迅速成长。这些非国家力量从60年代后期开始就不愿在美苏核对抗带来的恐惧中生活，试图超越东西方界限，打破因冷战需要而建立的各种体制，终结僵化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极对抗。这些力量包括各国的反战和反核人士、和平活动家、女权活动家、人权活动家、反对核试验的科学家和医生、强调将环境保护置于冷战对抗之上的环保主义者、宗教人士以及反叛主流文化的青年。他们不仅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内外政策，还试图通过组织跨国网络、建立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议程来影响国际关系。根据国际组织联盟的统计，从1972年到1984年，国际非政府组织从2795个增加到12 686个，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数万个分支机构。[2]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爆炸性增长和跨国力量的崛起是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带来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3]这一评价虽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非政府组织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生态、塑造了冷战的进程则是确定无疑的。

除了少数成为冷战工具的非政府组织外，绝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力量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实施人道主义救助，帮助各国发展经济，推动教育与文化交流，促进人权保障，追求的是超越国家的共同利益而非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强调的是国家间相互依存而不是两极对抗，这本身就是对冷战的拒绝和否定，对冷战体制和两极格局具有潜移默化的侵蚀作用。用入江昭的话说，“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并没有改变冷战的地缘政治戏剧；但它们却在悄悄地为另一场剧目撰写剧本……引导世界朝着另一方向前进”。[4]这一方向就是超越冷战，实现国际和解与合作。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跨国行为体(transnational actor)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冷战的进程：一是直接影响，即通过与决策者的接触来改变决策者的观念，以及向政府提供知识、建议和条约草案来影响有关国家的决策过程；二是间接影响，体现在塑造政策制定的舆论环境，营造一种有助于东西方关系改善的氛围。实际上，东欧剧变、冷战终结不仅仅是国家政策与力量的结果，也与跨国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缓和”进程为跨国行为体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以非政府组织和流行文化为代表的跨国力量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改变了苏联和东欧领导人的观念，培育了苏联和东欧内部的反对力量，并最终动摇了斯大林体制的合法性，其与美国长期的遏制战略及里根的强硬政策一起，促成了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并终结了冷战。因此，理解冷战史特别是冷战终结进程还需要引入跨国史的视角，将目光从位于舞台中心的里根、布什、戈尔巴乔夫以及美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和政策移开，转向长期被忽视的处于国际舞台边缘的“公民活动家”们，考察这些活动家建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跨国网络在改变铁幕两边决策者的世界观、态度和政策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早期有关冷战终结史研究的主要弊端就在于未能准确和全面地理解使苏联领导人观念和政策发生改变的因素，特别是忽视了跨国行为体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5]揭示了各种跨国团体和网络在冷战终结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冷战终结进程的理解。

一

冷战终结进程发端于美苏之间地缘政治与核对抗的缓解，而这种缓解又源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的外交新思维。新思维试图将国际政治去意识形态化，认为人类共同利益应该被置于特定的阶级利益之上，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核战争没有胜利者，因此应该大规模裁减核军备；相信安全必须是相互的，一国对安全的追求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应该通过扩大合作和增进互信而不是加强(核)军备来实现安全。作为新思维的体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与美国签署中导条约，大幅度缩减在东欧的驻军，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表示不会以武力阻止东欧国家的自决。

当事人的回忆录、解密的外交档案和现有的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深受三大跨国组织的影响——“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和“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三大跨国团体构建的跨国网络通过其苏联成员或直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等方式，向封闭的苏联社会提供各种信息、思想和方案，塑造了苏联领导人的观念，影响了苏联内部关于裁军和安全政策的讨论，改变了苏联决策者对核武器的看法。苏联领导人观念的转变与里根“星球大战”计划构成的压力，共同推动苏联采取温和的核政策，并最终导致两国放弃军备竞赛和政治对抗，从而使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冷战走向终结。[6]

“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又称“帕格沃什运动”，是由英美科学家为缓解核战争的风险而发起的。1955年7月9日，包括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内的11位英美杰出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在伦敦发表宣言，指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核对抗已经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人类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学会以新的方式思考(to think in a new way)”，采取切实的措施来防止军备竞赛，避免核战的爆发和人类的灭亡。[7] “以新的方式思考”成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所提出的警世箴言。为落实宣言的倡议，在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的组织下，1957年7月7日至10日，来自11个国家的22名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帕格沃什召开会议，讨论与核武器和国际和平相关的问题，有三位苏联科学家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托布齐耶夫(Alexander V. Topchiev)。[8]此后，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每年都召开年会，并组织各种工作坊、研究小组以及特别项目，对涉及科学与世界事务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帕格沃什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一个科学家之间沟通的网络，使得美苏两国科学家可以跨越东西方界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报道会议讨论结果和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影响公众舆论对核武器和裁军问题的态度，并通过“幕后渠道”直接影响美苏两国的决策者。

帕格沃什运动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思维”(new thinking)这个词语就来自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中“以新的方式思考”的号召。执行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忆录中称赞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为政治家提供了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难题的钥匙”。[9]参加帕格沃什运动的科学家还直接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核政策，以及苏联对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应，其中影响较大的科学家包括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叶夫根尼·维利霍夫(Yevgeny Velikhov)、空间研究所所长罗尔德·萨格迪夫(Roald Sagdeev)以及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冯·希佩尔(Frank von Hippel)。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后，维利霍夫和萨格迪夫等人通过帕格沃什会议的渠道邀请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希佩尔访问苏联30余次，希佩尔与苏联科学家合作，试图向苏联政府说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是不可行的，苏联政府不应该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放弃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转向支持核裁军，并退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抗。[10]

鉴于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的科学家在阻止美苏核军备竞赛、推动超级大国领导人结束核对抗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1995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及其创建者兼主席约瑟夫·罗特布拉特。

“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于1980年2月成立于日内瓦，高峰时期在80个国家有20万会员，主要关注核试验、核武器使用和储藏等引发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推动核禁试运动，其共同创始人包括哈佛大学杰出心脏病学家伯纳德·劳恩(Bernard Lown)和吉姆·穆勒(Jim Muller)，以及苏联心脏病专家埃夫盖尼·查佐夫(Evgueni Chazov)和米哈伊尔·库津(Mikhail Kuzin)。该组织坚信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比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更重要，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还有义务联合起来共同防止核战争。在1985年7月的布达佩斯年会上，该组织向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发出呼吁书，敦促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结束军备竞赛，冻结核武器的生产、试验和部署，并最终销毁核武器。该组织每年的年会都有苏联代表参加，会议情况在苏联电视上可以不经审查全面报道，成为苏联决策者和民众认识核武器的重要渠道，提高了美苏两国决策者的核危险意识。该组织于1984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和平教育奖，198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是劳恩和查佐夫。查佐夫曾为苏联几代领导人治病，有“克里姆林宫医生”之称，通过查佐夫，该组织的理念和主张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1]1987年5月，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查佐夫的协调下，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会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执行委员会成员时表示赞同该组织的目标，并将在制定苏联外交政策时考虑这些目标，“深信国际关系的唯一基础是和平关系与和平竞争”，“希望看到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戈尔巴乔夫还特别赞扬“你们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你们关心的是所有人类的生存” 。[12]

1987年12月，美苏两国签署中导条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跨国科学家和医生团体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特别将签字的《中导条约》副本寄给劳恩，并向劳恩表示“感谢你们在防止核战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没有贵会的努力和其他强有力的反核倡议，这项条约不可能达成”。[13]

对核威慑效力的信奉是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国防政策的基础，科学家和医生们的作用就在于改变了核威慑问题上的公共话语，并说服铁幕两边的决策者相信核武器从根本上是不可用的，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和停止核试验是可取和可行的。

冷战终结的前提是美苏互相不再视对方为地缘政治对手，从而结束安全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对抗。在这方面苏联首先伸出橄榄枝，而苏联领导人立场的改变源于其安全观的改变：从主要依赖单方面扩大军备和维持核优势以实现自身绝对安全，转向依赖政治手段与国际合作追求共同安全。共同安全的思想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和平研究者提出来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汉堡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等机构，以及社会党国际等跨国组织是这一思想的主要鼓吹者。他们声称，核时代的安全不能通过单方面军事措施来实现，除非每个国家都感到安全，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获得安全。[14]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共同安全观已成为欧洲主流外交政策理念之一，并通过这些和平研究机构的报告，以及苏联领导人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交往，对苏联的安全政策产生影响。特别是瑞典前首相、社会民主党人奥洛夫·帕尔默(Olof Palme)发起成立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直接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安全观念。该组织成立于1980年9月，又称“帕尔默委员会” (Palme Commission)，有17位成员，分别来自17个国家，多为前政治家和外交官，主要成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苏联科学院院士乔治·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德国社民党领袖、“东方政策”设计者、汉堡和平研究和安全政策研究所所长埃贡·巴尔(Egon Bahr)，前英国外交大臣、社民党领袖大卫·欧文(David Owen)等。阿尔巴托夫是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创始所长和荣誉所长，曾担任五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顾问，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帕尔默委员会在1982年5月出版共同安全报告，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仅仅通过单方面决定自己的军事部署来获得安全，“安全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安全原则必须取代目前通过军备进行威慑的权宜之计”。[15]帕尔默委员会曾于1981年在莫斯科开会，与苏联政府进行对话，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官员正是通过帕尔默委员会首次听说“共同安全”这一概念。通过阿尔巴托夫，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接受了帕尔默委员会的共同安全观。[16]戈尔巴乔夫1986年2月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安全观与帕尔默委员会的安全观非常相似，戈尔巴乔夫说：

安全不能无休止地建立在对报复的恐惧上，换句话说，不能建立在“遏制”或“威慑”理论上。在苏美关系中，安全只能是相互的，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安全只能是普遍的。最高的智慧不在于只关心自己，尤其是损害对方。至关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该感到同样安全……在军事领域，我们打算采取这样的行动，使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恐惧，哪怕是想象中的恐惧。[17]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他对国际安全和裁军的看法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相近或相同”，“新思维”是将列宁的传统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朋友”的见解以及帕尔默委员会报告等文件中的建议结合起来的产物。[18]阿尔巴托夫说：“我们并不声称自己发明了新思维的所有理念，其中一些理念是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伯特兰·罗素和奥洛夫·帕尔默等人在苏联以外提出的，我们正在将这些理念与我们自己的理念一起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国际行为规划。”[19]

二

在冷战终结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另一类跨国组织是人权团体。如果说科学家、医生、和平研究者的主要作用是推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走向终结，跨国人权网络的作用则在于改变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人权观念，消解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

以“赫尔辛基观察”为核心的跨国人权网络的建立，是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结果。与会的35个国家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必须尊重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信仰、言论和迁徙的自由，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和自决权。将人权问题纳入欧洲安全框架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主张，六国领导人在美苏两大国主导东西方安全事务的形势下试图发出欧洲自己的声音，尝试通过改善人权和培育欧洲共同价值观来促进人口流动和家庭团聚，建立互信，培养东西欧国家间的善意和合作的意愿，化解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促进东西方关系的稳定。苏联领导人认为这些条款不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为了换取西方认可战后欧洲领土现状(主要是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兼并以及苏波和苏芬边界)，同意将人权条款写入议定书，美国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最初不太情愿在议定书中加入人权条款，认为这些条款对美苏缓和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事态的发展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会后开启的“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使人权条款发挥了促进东欧剧变和结束冷战的作用。[20]

赫尔辛基进程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议定书中的人权条款培育和鼓励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和独立的政治运动，包括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这些政治反对派后来成为推动东欧剧变的主要力量；二是会后苏联、美国和欧洲国家相继成立了监督人权条款落实情况的公民团体，即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76年安德烈·萨哈罗夫发起建立的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和1978年成立的美国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Helsinki Watch Committee)。各国的赫尔辛基观察组织于1982年组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赫尔辛基人权联合会(International Helsinki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主要职能是监测各国遵守《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及其后续文件中人权条款的情况，同时联络、协调和支持各国独立的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或小组)的工作。三是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在贝尔格莱德(1977—1978年)、马德里(1980—1983年)、渥太华(1985年)和维也纳(1986—1989年)等地召开后续会议，审查赫尔辛基协定落实情况，特别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并将苏联集团的人权状况作为西方国家与苏联改善关系、提供技术和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领导人也以落实赫尔辛基协定人权条款为由，在与苏联领导人会晤时把人权作为重要议题。

大体说来，赫尔辛基协定催生了一个由西方政治家、各国赫尔辛基观察团体、国际赫尔辛基人权联合会、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异见分子及记者组成的跨国人权网络，这一网络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持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遵守和落实议定书的人权标准，从两个方面促进了东欧剧变和冷战的终结：

一是促使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改变其政策，从而缓解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尽管戈尔巴乔夫起初对人权问题不感兴趣，在苏联犹太人问题上也不愿意让步，但他很快就明白，为了改革的成功，苏联政府必须改变其政策，包括同意就人权问题与美国进行对话，释放尤里·奥尔洛夫、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埃琳娜·邦纳等人士，允许苏联犹太人自由移民，并在苏联历史上首次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东欧国家的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政策。

二是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发生游行示威时没有采取武力镇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担心武力镇压会招致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赫尔辛基协定所体现的价值具有普遍意义，应该予以接受。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加入欧洲共同家园需要赞同和落实这些价值理念，包括尊重东欧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因此，当东欧国家试图脱离苏联控制时，戈尔巴乔夫拒绝像当年的勃列日涅夫那样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听任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及波罗的海三国走向独立。

毫无疑问，赫尔辛基进程和跨国人权网络在引发和推动东欧剧变方面发挥了意想不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比美国遏制战略所发挥的作用还要大。1990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的领袖人物瓦茨拉夫·哈维尔首次访美并接受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采访时说：“我非常清楚你们为我们做了什么，也许没有你们，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成功。”[21]

三

除以上已有学者予以关注的题材外，从跨国史的视角来考察冷战的终结，还有以下领域值得开拓。

(一)东西方教育与文化交流。美苏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关于促进北约国家与华约国家之间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条款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以促进教育与文化交流为目标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总部位于比利时的“促进文化间相互交流欧洲联合会”(European Federation for Intercultural Learning)和总部设在美国的“教育资源发展基金会”(Educational Resource Development Trust)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大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者、学生、科学家、工程师、作家、记者、音乐家、舞蹈家和运动员，访问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西方的经历使这些人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认识到改革苏联和东欧体制的必要性，成为东欧剧变的助推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雅科夫列夫于1958年被派往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化政策的设计者。[22]

(二)环保运动与跨国环保团体的活动。环保运动虽然并不以终结冷战为其目标，但环保主义者相信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利益，远比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更为重要，因此成为侵蚀冷战体制的重要力量。一些环保团体呼吁世人警惕核对抗和核试验带来的环境危害，把核废料视为对环境的最大威胁，要求停止核试验，销毁核武器，其中绿色和平组织的相关活动影响最大。环保团体最激烈的一次反核抗议是1985年绿色和平组织召集庞大的船队抗议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其船队的旗舰“彩虹勇士号”被法国特工引爆，成为轰动一时的世界性事件，绿色和平组织也因此扬名于世界。

(三)女权运动和女权团体。20世纪70年代国际事务的一大重要发展是妇女的权利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联合国将这十年确定为“国际妇女十年”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Women) , 将1975年确定为“国际妇女年”。在这十年间，女性团体出现大幅度增长。在丹麦哥本哈根和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两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有100多个团体参加了大会举办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冷战进程与女权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美苏两国争相通过保障妇女权益和提高妇女地位来证明自身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西方女权运动中内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通过跨国的妇女网络传入苏联和东欧国家，成为瓦解斯大林体制的重要力量。一些女权团体也支持美国的冷战目标，试图通过捍卫女权来获得“人心之战”的胜利。[23]

(四)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是一种特殊的跨国行为体，在冷战终结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天主教会倡导裁军、国际发展和人权保障，是冷战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其中美国的天主教主教全国会议反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主张核冻结并参与了反核行动。波兰裔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批评美国和苏联的扩张主义，与戈尔巴乔夫直接对话，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是与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人齐名的推倒“铁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24]

(五)反主流文化运动与流行音乐团体。20世纪6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是对冷战体制的激烈反抗，不仅在西方各国冲破了主流文化对青年人的束缚，在传入苏联和东欧国家后也产生了颠覆主流信仰的作用，其中的摇滚乐更是成为炸毁铁幕的“文化炸药”(cultural dynamite)。[25]特别是甲壳虫乐队作为一种跨国的流行文化载体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其影响在苏联出现的流行音乐团体是苏联版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成为年轻一代“静静地拒绝‘体制’的方式”，[26]动摇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秩序。[27]

(六)大众消费主义及其跨国传播。大众消费主义是产生于美国的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坚信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从根本上取决于获得消费品和物质财富的数量，由此引申出这样一种观念：只有能够不断满足国民消费需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才是值得追求和捍卫的。消费主义观念传入世界各地后，冷战逐渐演变成一场到底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更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竞赛。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西方交往的增多，与西方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引发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压力，苏联和东欧国家提倡的禁欲苦行和为集体而牺牲的说教逐渐失去说服力。正是民众的贫穷和消费品的短缺使苏联的体制逐渐失去了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消费主义而非美利坚国家赢得了冷战，消费主义实际上是赢得20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义”。[28]因此研究大众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在地化”过程及其影响，也是理解冷战终结的重要视角。

综上所述，对跨国力量的关注无疑可以开辟很多新领域和新题材，将更多的行为体“带到”冷战终结进程中，拓展和深化对冷战终结进程的理解，从而书写关于冷战终结的完整历史。从跨国史视角研究冷战的终结也有助于弱化里根发动的“新冷战”的意义，解构里根胜利派的解释，凸显国家力量之外的个人、公民社会和思想观念的作用。跨国史视角还可以让学者把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80年代末移开，关注70年代东西方缓和进程的影响，更加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而不是竞争与对抗在终结东西方冷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整个冷战史研究都需要在外交史和国际史取向之外，采用跨国史路径，实现新一轮的学术更新，将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发展为冷战跨国史(Cold War transnational history)。学者们的关注点有必要从国际体系、国家政策、高层外交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力量，包括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关注全球性问题的公民活动家、各种形式的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从而对冷战的起源、演进，特别是冷战为什么会在80年代末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做出完整、准确和全面的解释。

[1] “The Malta Summit; Transcript of the Bush­Gorbachev News Conference in Malta,” New York Times, Dec.4，1989, https：//www.nytimes.com/1989/12/04/world/the­malta­summit­transcript­of­the­bush­gorbachev­news­conference­in­malta.html, 2022-01-03.

[2] [美]入江昭著，刘青等译：《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37页。

[3] Leste M. Salamon, “The Rise of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4(Jul/Aug.1994), p.109.

[4]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第98页。

[5]主要有Matthew Evangelista, Unarmed Forces：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arah B. Snyder, Human Rights Ac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e Helsinki Network,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有：Matthew Evangelista, Unarmed Forces：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Matthew Evangelista,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ld War, ”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3, Ending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400-421.

[7] The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 Issued in London, 9 July 1955, http：//websites.umich.edu/～pugwash/Manifesto.html, 2021-10-31.

[8]参会者包括美国科学家7人，苏联和日本科学家各3人，英国和加拿大科学家各2人，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和波兰科学家各1人。参见Eugene Rabinowitch, “Pugwash-History and Outlook,”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13, No.7(Sept.1957), p.248.

[9] Eduard Shevardnadze, 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 trans.by Catherine Fitzpatrick, New York：Sinclair­Stevenson, 1991, pp.46-47.

[10] Metta Spencer, “ ‘Political’ Scientists, ”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51, No.4(July/August 1995), p.68.

[11] Matthew Evangelista,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ld War, ”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3, Endings, p.411.

[12] Ian Maddocks, “Evolution of the Physicians Peace Movement：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Vol.2, No.1(1996), p.100.

[13] Lawrence S. Wittner,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Bomb, Vol.3, Toward Nuclear Aboli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04.

[14]详见Thomas Risse-Kappen, “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Spring 1994), pp.196-197.

[15]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Common Security：A Program for Disarmament, London：Pan Books, 1982, p.139.

[16] Matthew Evangelista, Unarmed Forces：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 p.382.

[17] M.S.Gorbachev, “Report to the Twenty­sev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25 February 1986, in M. S.Gorbachev, Speeches and Writings, Oxford：Pergamon Press, 1986, pp.71, 74.转引自Thomas Risse­Kappen, “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Spring 1994), p.200.

[18] Pravda, 6 April 1988. 转引自Thomas Risse-Kappen, “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Transnational Coalition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p. 201.

[19] Georgi Arbatov, “America Also Needs Perestroika, ” in Stephen F. Cohen and Katrina Vanden Heuvel, eds., Voices of Glasnost：Interviews with Gorbachev's Reformer, New York：W.W.Norton, 1989, p.315.

[20]相关研究主要有：Daniel C. Thomas, The Helsinki Effect：International Norm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Sarah B. Snyder, Human Rights Ac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e Helsinki Network; Nicolas Badalassi and Sarah B. Snyder, eds., The CSCE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Diplomacy, Societies and Human Rights, 1972－1990, New York：Berghahn Books, 2019.

[21] Sarah B. Snyder, Human Rights Activism and the End of Cold War：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e Helsinki Network, p.225.

[22]耶尔·里士满的著作对文化交流与冷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参见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23]海伦·拉维尔的著作主要对1960年以前的妇女组织与冷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参见Helen Laville, Cold War Women：The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of American Women's Organization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参见J.O'sullivan,The President, the Pope, and the Prime Minister：Three Who Changed the World, Washington：Regnery, 2006.

[25]这是俄裔加拿大人瑟奇·莱文(Serge Levin)的说法。参见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206.

[26]此为戈尔巴乔夫的英语翻译兼外交政策助手帕维尔·帕拉琴科的说法。参见Pavel Palazchenko, My Years 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The Memoir of a Soviet Interprete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

[27]可参见Timothy W. Ryback, Rock Around the Bloc：A History of Rock Music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相关的非学术著作有路透社记者埃里克·基尔施鲍姆撰写的关于摇滚乐巨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柏林演唱会影响的书籍。参见Erik Kirschbaum, Rocking the Wall：Bruce Springsteen：The Berlin Concert That Changed the World, Berlin：Berlinica Publishing LLC, 2015.

[28]参见Emily S. Rosenberg, “Consumer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3,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48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