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作者：任东波,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赵旌宏, 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全球著名外交智库,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学术研究支撑与智库发展建设之间的有机互动。自创立以来,该所就致力于国际事务思想理念的研讨和传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独立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该所不仅开创了“非官方政策干预”的国际事务处理新途径,还为战后世界秩序重建提供了“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两种设计构想。独立性(非官方性)和前瞻性是该机构得以存续至今并维持行业影响力和学术威望的重要保障。查塔姆研究所的百年历程,虽然为建设新兴全球高端智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也暴露出难以摆脱的精英主义特质、帝国主义传统和西方中心主义偏见。

[关键词] 查塔姆研究所; 学术研究; 智库建设; 自由主义

智库是国家国际地位、声望和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为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等重大问题提供和储存专业知识。在全球国际事务领域,外交智库特别是政策型智库具备政策参考和传播的功能。欧洲一直被认为是外交智库的“发源地”,英国更是推动全球高端外交智库发展的先行者,其中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尽管近年来英国的国际声誉大跌,但查塔姆研究所仍然蓬勃发展。作为非官方的国际事务政策研究中心,该所较好地满足了领域内各界人士对全球热点、难点问题的政策咨询需求,曾连续八年蝉联《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排行榜榜首。该机构不仅是拥有最多推特(Twit-ter)粉丝的英国智库,还是影响英美决策的重要思想库。根据《纽约时报》统计,在外交政策、地缘政治和跨国问题等方面,该所的引用频率远高于除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外的其他英国或国际智库。2014年,查塔姆研究所打造的智库协同网络位列全球五强。

学界对欧洲特别是英国顶级智库的重视度和关注度相对较高。在有关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中,间接研究多于直接研究,介绍性文章居多,研究时段和主题主要集中在当代时政解析上。鉴于查塔姆研究所对全球国际事务的重要咨询价值以及相关研究缺乏对其发展过程进行历史性回顾或长时段把握的现状,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其历史演进,发掘其诞生并发展为全球著名智库的契机与条件,探究其累积丰富学术社会资源和声誉的核心要素及方法,总结其为新时代全球高端智库建设提供的经验并反思其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问题、局限和风险。

一、国际事务研究肇兴:和平会议、学术团体与机构诞生

20世纪初是创建当代国际事务专门研究机构的关键时期。基于英美权力转移、战前政策制定失败、殖民体系削弱和民族自决兴起等国际背景,查塔姆研究所等智库应运而生。这些智库不仅存续至今,而且长期跻身全球十大智库之列,并被视为全球智库的杰出领导者。这些智库并非由英美政治领导人创立,其创始团队主要是学界专家和商业精英,他们对国际事务具有极强的敏感度和前瞻性。作为具备自由主义特质的和平倡议者,他们相信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客观科学的方法将有助于避免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一战”)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机构可以为个人提供外交事务信息,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并不关心外交政策,需要这方面信息或资料的人少之又少。所有通过报刊、广播等为公众舆论提供服务的人都认为,这一现象在一战前后非常普遍。事实上,自有组织的社会存在以来,相关领域便生发出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各民族/族群之间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需求。一战造成的国际社会崩塌的后果将人们的注意力汇聚在这一需求上并应需催生出查塔姆研究所。战争的恐怖后果使英国精英认识到英帝国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业已成为明日黄花。巴黎和会英国代表团成员、查塔姆研究所创始人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强调,20世纪需要一种思考全球事务的新方式。他辛苦策划筹建的查塔姆研究所是其生平最引以为傲的成就。在战争的硝烟和余烬中,国际社会的重建被定义为一种试图框定构成有序国家世界基础的利益、规则和制度的尝试。在国际社会面临重大转变之时,该所的首要目标便是确保英美在其间占据主导权。

查塔姆研究所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巴黎和会甚至更早的铺垫酝酿期。一战后,圆桌会议(Round Table)成员接受了“英帝国不复存在”的事实并逐渐将兴趣从帝国问题转移到国际问题上。多年的圆桌会议经验使他们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至关重要,因此,他们着手建立一个能够允许存在意见分歧、团结且独立的研究机构。可以说,该所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圆桌会议的工作成果,又是英帝国影响力的修正方案和战略延伸。此外,巴黎和会使大批国际事务专家聚集在一起,他们对建立独立研究机构的支持是和平会议的意外收获。1919年5月,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英国代表团聚集了大批历史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以政府顾问的身份协助英帝国各地的代表起草、商讨和制定具有世界性影响且错综复杂的条约,并在不知不觉间促成了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成立。

在等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达成关键协议期间,英美代表于5月30日在英国代表团下榻的雄伟酒店(Hotel Majestic)会面。会议由美国全权代表塔斯克·布利斯(Tasker Bliss)将军主持,围绕“成立‘国际事务研究所’以及为处理战后欧洲/国际秩序安排(特别是国际联盟)等问题的研讨提供公共平台”这一议题展开讨论。研究所创始人柯蒂斯表示,各代表团从外交官员与专家学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中获益匪浅,并认为这种分析国际问题的方法应当延续。他继而指出,客观公正的研究、不同领域专家间的资料交换、迥异观点的坦诚讨论以及即时信息的广泛传播,都能够在后续国际关系的应对和处理中发挥效用。其他与会者同样希望保持这种专家之间的交流,从而为国际事务领域奠定一种更加开明的舆论基调:国家政策的制定不应仅以自身利益为导向,而应考虑国际社会的利益。同时,他们认为巴黎和会期间收集到的大量专业知识应当长期地供政府使用,理应成立一个能够向公众提供专业、准确信息的组织机构。事实上,设立研究所的提议与当时为促进欧洲集体安全提出的国际联盟构想完全吻合,国际事务研究所将成为联盟的“必要关联”。

与会者就这一机构的组织形式展开讨论,其焦点在于:由大型国际机构下设英美分支机构或由独立国家机构密切合作哪个更优。柯蒂斯率先提议建立一个大型国际机构。1919年6月,由六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负责准备并推进该计划。在这一阶段,英国试图建立一个拥有国家分支机构的单一国际机构,同时任命额外的委员会来择选分支机构的成员。最终会议决定设立由英美分支构成的国际事务研究所,以促进公众对全球问题的了解,并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与此同时,与会者一致认为让巴黎和会的亲历者将事件经过生动准确地记录下来至关重要,编写这段历史似乎恰恰是提议中的研究所应该承担的任务。在美国代表团的同意下,这项任务没有交由外交部门完成。他们还决定在编写这段历史后,由该所负责每年进行一次国际事务调查。因此,编纂《巴黎和会史》(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进行年度国际事务调查成为了早期查塔姆研究所的主要职能之一。

至此,最初的英美联合机构———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巴黎和会行将结束之际,由具有非常驻官员身份的英美代表团成员组成。巴黎和会结束后,英国方面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主持,柯蒂斯担任名誉秘书。然而,委员会很快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实现建立单一国际机构的设想,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从建立国家研究所开始。无独有偶,美方代表回到纽约后发现已经存在一个与他们想法极其相似的机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对外关系委员会于1918年在美国成立,其成员少且精。为实现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初构想,美国代表团成员决定加入这一机构并推动机构职能合并重组。对外关系委员会方面非常友好地表示,希望能与查塔姆研究所保持密切联系。英国方面也同意将对外关系委员会作为唯一与之对等的机构,并祝贺其在成立之初便实现了独立、公正地研究国际事务且形成了开明的公众舆论等实际组织效用。1922年,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重要知识产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一经出版即获得查塔姆研究所的热烈欢迎。

一枝双生的查塔姆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成为1919年构想的替代方案。它们的核心目标是使当年外交官员与专家学者之间前所未有的互动永久化,同时将政治家吸收进来。19世纪晚期的基督教使命冲动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感等观念紧密相关,其结果是两个机构领导者的思想信念促使他们推进英美之间更为密切地合作。在国内事务上,二者均不参与党派政治,它们试图引导外交政策超越“非理性”和腐败选举,建立党派共识;在国际事务上,二者都提倡“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其知识渊源上,理想和权力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自成立以来,双方互相赞赏并一直保持着研究合作和业务往来,双方研究人员多次进行联合研究,通过联合会议或联合出版物讨论和化解英美双边关系中的棘手难题。正如《泰晤士报》(The Times)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机构是国际理解方面无可比拟的典范。作为非官方组织,它们的核心作用在于鼓励和促进有关国际事务的知情讨论。作为跨大西洋世界的、由自由主义精英领导的国际事务知识网络支点,它们致力于对外交决策进行扩大范围的公众启蒙。鉴于对外关系委员会并非本文研究对象,其后续发展历程及其影响至此不再赘述。

1920年7月5日,在斯特兰德河畔皇家艺术学院召开了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成立大会,格雷子爵(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在会上正式宣布有关研究所成立及其命名的决议。1921年,研究所设址于威斯敏斯特的霍斯费里路,早期活动类似于今天的学术社团活动,定期召开研讨会。1922年,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圣詹姆斯广场(St.James’s Square)购置了一栋豪宅———英帝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故居。到1923年年中,由于租赁费高,加之人满为患,研究所不得不考虑迁至宽敞、方便且集中的办公场所。查塔姆研究所创始人之一、来自加拿大的伦纳德(Colonel Leonard)上校认为,国际事务研究必然包括对英帝国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并认定该所是能够使整个英帝国受益的最适合的目标机构。知晓此事后,他预付了购买圣詹姆斯广场房产和研究所改造所需的费用,并同德文郡公爵、寇松侯爵(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和格雷子爵共同成为该所的财产受托人。他们选择将研究所赠送给英联邦并由其构成此类研究机构的组织中心。

1923年11月,查塔姆研究所在新址落成。当时的威尔士亲王欣然前往,以来访者的身份出席了在此召开的帝国会议。1926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授予研究所皇家宪章并对其独立性、公正性和全球视野予以支持。同年5月31日,威尔士亲王在开放大厅正式宣布国王令,从此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正式更名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获授皇家特许是查塔姆研究所履行其立所章程、不会被歪曲为党派工具或宣传工具的重要保障。在伦纳德上校的要求下,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建筑被命名为“查塔姆研究所”。由于“查塔姆研究所”较“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更简洁且更具特色,因此人们常用它来称呼这一机构。

在查塔姆研究所发展的早期阶段,柯蒂斯参与制定了研究所章程。章程明确规定了该所的目标:鼓励和促进国际问题研究,推动有关国际事务的信息和思想交流,形成更有见地的意见以及出版或安排出版与上述目标相关的著作。这体现出两条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依存的路径:对外事务的科研工作与信息提供。另外,章程中的两项基本条款后来还体现在皇家宪章中:其一是研究所本身不能就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任何意见,其二是研究所的成员仅限于英国内部。后者隐晦地表明该所有意将成员限制在为国际问题的理解和讨论作出贡献的人员当中。查塔姆研究所的目标并非成为象牙塔,而是既要在政治上受到青睐,又要在学术上受人推崇。因此,该所“专家”应该同“以制定政策或向他人解释政策为职责的人”打交道。换言之,查塔姆研究所的成员资格本质上具有精英主义的特点。

公众需求促使查塔姆研究所的规模不断扩大,至1929年,该所的成员数量已经从1922年的714人增加到1 707人。该所与各使领馆、政府部门、新闻界和工商界的关系日渐密切,并且开创了新兴领域,为公共生活提供服务。在创始人柯蒂斯、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等人的领导下,该所与高校、政府、基金会和企业捐赠者紧密合作,帮助启蒙和引导公众及政策制定者,使其了解国际事务以及英国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由此奠定了研究所的早期影响力。

二、准政府性或非官方性: 战时情报功能与战后机构转型

事实上,查塔姆研究所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除资金问题外,外交部门的排斥和质疑也使得该所的起步略显蹒跚,其创始团队不仅要与英国政府设立的帝国管理新机制(如帝国会议)相竞争,而且他们的提议还招致部分高级外交官员的持续批评。多年来,白厅(英国政府代称)乃至整个国家的口号都是“别插手外交事务”。这实质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理论)与政府官员(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间的对立在英国外交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乌托邦主义者组成的民主控制联盟将专业外交官控制外交事务视为一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政府官员特别是外交官在国联系统中长期受到质疑。与此同时,政府官员同样不信任知识分子对“民族自决”“世界秩序”“集体安全”等普遍原则的狂热支持。因此,尽管在研究所成立大会上,格雷子爵已明确指出该所的年度国际事务调查不会干涉政策,并强调这项工作只是为政治家和记者提供关于政策的合理意见材料,但是外交部门的某些成员仍对此心存疑虑。另外,建立独立的国际事务研究机构这一想法本身也遭到了政府内部很多人的抵制,甚至有人将之视为一种与政府相竞争的公务员制度。外交部常任副秘书、巴黎和会监督大使即表示,政府的外交事务政策应完全由自己负责,在外交和联邦事务办公室(FCO)之外讨论或批评政府政策是不正常的。而塞西尔则坚信,将外交部门视为国务大臣私人财产的观念与公众对它的真正信任无法相容。虽然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态度也是不合理的。针对外交官员的质疑,柯蒂斯通过一份详细谨慎的辩驳书表明,在研究所与外交部门关系模糊的境况下,尚缺少明确的章程或宪章来框定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包括贝尔福勋爵(Lord Bal-four)在内的多位外交大臣,对外交部门参与该所工作的问题同样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外交部门既应对研究所抱以同情,又应随时准备接受和考虑其提供的信息或观点,还应在适当的时候向其提供帮助,满足其所需。然而,他们不允许或批准政府工作人员获得研究所成员资格。当然,不接受政府官员和与政府职能保持适当距离,恰恰是查塔姆研究所确保非官方性和独立研究的重要前提。

为了获得支持、信任与肯定,研究所的创始团队始终强调:该机构将只沿着有利于外交部门的路线发展,并不存在任何令人尴尬的政治功能。他们甚至承诺,在出版之前将《巴黎和会史》的副本送到外交部门审阅,以确保删除所有不符合公众利益的材料。无论是争取还是妥协,创始人柯蒂斯设法克服了种种障碍,最终说服了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并使其相信查塔姆研究所的优势所在。柯蒂斯尽其所能,在被外交部门破坏之前挽救了当时尚在拟议中的机构。随着查塔姆研究所功能价值的显现,外交事务国务秘书对其工作公开表示赞赏,其他政府部门也经常在权力范围内协助研究所。即便如此,查塔姆研究所还是非常谨慎地维护其科学性和独立性。查塔姆研究所之所以能在国内外获得较高声望,主要是因为所有负责公共事务的人都认识到该所的各项工作几乎不受政府影响。

查塔姆研究所的工作由多个部门共同承担,主要包括内部会议、研究工作、信息与图书馆、出版和非官方会议四个方面。该所召开或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分发资料和交换意见;研究工作的目的是查明和核对信息;情报、图书馆和出版物的目的是收集和分发资料,这样便涵盖了“收集、检查和分发”三个主要功能。为了开展研究工作,该所开辟了新天地———研究小组,这一模式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被其他智库借鉴。在创始团队成员汤因比看来,这一模式有两点好处:其一是小团体的成员没有强烈的动机为观点辩护,还有更多的机会相互学习;其二是在一系列有关同一主题的会议中,将有更多机会使讨论回到过去。立足文明史家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冷静且正确看待当代政治的最好方法。研究小组的核心特征是学术专家和政府官员一道在(通常)保密环境下讨论某个特定的政策问题。这项工作由研究小组指导,原则上由研究所理事会负责调查具体问题的非官方皇家委员会组织,目的是编制可供出版的报告,以简短且权威的方式阐述所审查的问题。其重要性在于通过同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同研讨,使相关成员掌握某一问题的最新动态。研究小组的知识成果是该所早期的主要贡献,其工作方法也成为后起研究机构/部门公认的模式———“查塔姆研究所调查方法”。

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研究所的新闻部负责编写四种不同类型的出版物,即《国际事务文件》(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事务概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新闻公报》(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和新闻司文件。另外,研究所的剪报服务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对当时世界事务及其发展境况提供全面且即时的索引。研究所最初的研究重点是向其成员和广大公众提供有关世界不同区域当代发展的事实和分析,并对当前的争议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所通过印发双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报告》(Report on Foreign Affairs)和相关会议,在传播国际事务信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会议的重要记录刊登在该所的学报(即后来的《国际事务》)上。此外,研究所还组建了一个国际事务主题的图书馆,收藏了涵盖国际事务方方面面的、按照国家分类的国内外报纸及期刊。

查塔姆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供政府官员接触最新专业知识和意见的论坛。随着研究所规模的扩大和地位的提高,吸引了来自学界和政界最具影响力和声望的人物(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然而,随着英国政策从绥靖转向对抗,作为非官方机构的查塔姆研究所与官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复杂。尽管皇室的庇护、强大的商业关系和美国基金会的资金杠杆始终在维系着查塔姆研究所的独立性,但该所还是不可避免地同外交政策的官方制定者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关系。随着战争的临近,研究所理事会主席阿斯特勋爵(Lord Astor)获权就该所未来的战争工作展开秘密讨论。当然,其间经过了漫长的谈判来确保它的机构独立性以及其工作的科学性、学术性和客观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查塔姆研究所的工作重点开始偏重战时功能。战争期间,外交部门要求研究所审查海外新闻、提供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备忘录及其他信息服务。这在某种程度上赋予该机构以情报/外交功能。查塔姆研究所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成员携带图书馆档案资料前往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为政府工作;另一部分骨干则留在伦敦,主要负责研究未来和平形态问题。在汤因比负责的特别战争工作中,公务人员和各领域专家被招募至研究所工作。随着战时工作变得更具组织性,研究所为军官安排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国际事务课程;为难民和学者提供了研究设施;还为波兰研究中心(Polish Research Centre)等机构提供了办公场所。查塔姆研究所在战争期间扮演着“临时外交部职员”的角色,但在战争结束后,研究所便叫停了这些临时公共服务并重拾其独立特质。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查塔姆研究所持续接触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为了使外交关系民主化,结束外交部门垄断,通过向公众传播有关国际问题的“科学”信息来影响外交政策,确立了其在外交事务研究和讨论中的关键地位。然而,战时功能虽然极大地拓展了研究所的影响力,但是其对机构独立性的消磨和侵蚀同样不容忽视。尽管查塔姆研究所始终标榜客观性、科学性、非意识形态性和非政治性,但是一些外国政府鉴于该机构同英国政府关系密切,将其视为准政府组织或半秘密组织。当然,也有学者因查塔姆研究所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性影响难以评估而产生怀疑。在他们看来,最多只能认同英国政府、英国外交部门和查塔姆研究所在国际事务领域持有诸多共同理念。例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便认为,虽然查塔姆研究所为官方决策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它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外交部门始终在其确定的框架内运作,而作为决策替代方案提供者的研究机构几乎没有真正的自主权。

正如唐纳德·瓦特(Donald Watt)所言,英国本质上是一个“寡头社会”,权力由少数公民组成的小团体行使,查塔姆研究所或许恰是此类团体的组织载体。战时的特殊境况模糊了查塔姆研究所与官方之间的界限,该所不仅同政府建立了正式关系,还在战后非正式地保持着这种关系。具体而言,该所的研究工作虽然可以独立进行,但研究的具体问题要根据政府的需要加以调整。由此,对查塔姆研究所准政府性的批判蜂拥而至,其间甚至有人指控其沦为宣传工具。究其根本,英国政治制度的神秘性及其政治、商业文化对学术研究活动的矛盾心理,始终束缚着该所的工作。不可否认,1935年关于“保密问题”的备忘录至今仍在阻碍该机构的发展。尽管查塔姆研究所的长期独立性没有受到损害,但是其战时临时角色还是强化了部分观察人士对其准官方组织乃至官方机构的认知。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除情报/外交功能外,查塔姆研究所还热衷于同非官方会议和知名出版物建立联系,并以此作为施加影响力、赢得公众信任、获得无约束资金的手段。非官方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对世界各地具体问题的客观研究,使该所接近领域前沿。知名出版物特别是讨论官员或前官员的出版物,对国际关系的更广泛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查塔姆研究所既通过《国际事务》讨论和宣传新的“发展文化”,并逐渐成为当时理解和传播该文化的关键机构之一;又通过出版《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试图扩大讨论范围,使见多识广的“外行人”以及对和平时期发展感兴趣的人也能参与其中。另外,对于英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研修国际事务专业的学生而言,查塔姆研究所的产出几乎等同于杰出作家的作品。这些著作包括由剑桥大学坦波利博士主编的《巴黎和会史》;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外交部门所期盼的、由汤因比主持的《国际事务概览》;当时英国唯一一部专门性的国际法著作———《英国国际法年鉴》(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为《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列为“畅销书”的鸿篇巨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查塔姆研究所新阶段转型的开始。创始人柯蒂斯于1955年11月去世,而艾维森·麦克亚当(Ivison Macadam)和汤因比也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退休。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事务发生巨变且日益复杂的年代,查塔姆研究所恰是此复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非殖民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独立国家的数量急剧增加。许多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的政府官员,在首访伦敦时都要在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讲。其中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Has-tings Kamuzu Banda,马维拉“国父”)、肯尼思·戴维·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赞比亚“国父”)和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坦桑尼亚“国父”)等非洲领导人均选择同该所开展合作。至20世纪70年代末,受资金所限,研究所合并了部分职能,缩减了部分活动。随着图书馆和信息人员的裁减,研究所工作人员数量一度降至个位。同许多英国机构一样,查塔姆研究所面临着衰落的危险。然而,随着研究所成员准入条件的放开,在经历短暂衰落后,“外籍会员”和“访问学者”的加入推动了该所人员数量的回升,也为研究所带来了新的资金来源。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奠基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等研究所成员利用其国际学术关系网络,从欧美地区引进了包括约瑟夫·奈(Joseph Nye)、马塞洛·塞柯(Marcello de Cecco)等杰出外籍会员。与此同时,查塔姆研究所将视线转向东亚,同一系列日本访问学者展开长期且成功的合作,设立了东亚研究项目,并在日本方面的支持和鼓励下,利用各研究项目和计划为研究所筹集资金。1980年12月,在正式开放的重建大厅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对研究所的存在及其工作表示肯定,并称赞查塔姆研究所为思想的“市场”。查塔姆研究所的衰落趋势在1985年前后开始扭转。在冷战尾声阶段(1989—1990),它受到了巨大的业务能力考验。研究所成员和其他合作者急于获取政策咨询意见或时事评论,这要求该所充分提升将即时专业知识和长期分析有机结合的能力,并促成了该所成果形式重心的变化(档案性全球调查/世界历史研究的锐减)。

在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之初,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能源、环境与资源治理、国际安全和国际法四大领域,并逐渐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除特别研究小组和专题研究项目外,圆桌讨论、国际演讲及相关产出是该所的主要活动形式。前者不仅涉及基于英国国家利益的英美特殊关系、欧洲一体化与经济发展、核安全战略与军备控制等传统核心议题,还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了英苏(圆桌)会议,率先提出双轨并行的外交倡议,旨在推进变革基础上的东西方合作。后者则紧紧跟进国际热点,就国际性重要问题为相关人士提供表达立场、宣传思想、共享和传播信息的论坛平台。该所接纳了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各运动团体的领导政要参与研究所活动,发表演讲,并在《国际事务》等出版物上刊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后,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为《国际事务》撰写的分析文章《古巴经济: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性》(The Cuban Economy:Its Past and Present Importance);石油危机期间,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对全球客观对话的呼吁;冷战落幕之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主要政治人物在该所活动上发表的主旨演讲等。

进入后冷战时代,特别是2000年以来,查塔姆研究所以独立政策研究机构的身份继续在国际事务领域发挥效用。2005年,为表彰对改善国际关系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或组织,英国女王在查塔姆研究所向获奖者颁发“查塔姆研究所奖”(Chatham House Prize)。在研究重点方面,该所始终立足于国际事务前沿,致力于新近出现的全球治理热点研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查塔姆研究所强化了中东、亚太区域研究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研究。此外,该所还是森林治理、性别研究、全球卫生治理、海洋/北极污染研究等新兴领域的先行者。2013年,查塔姆研究所创立了旨在培养新一代国际事务领导者的“伊丽莎白二世国际事务领导力研究院”(Queen Elizabeth II Academy for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时至今日,查塔姆研究所的成员数量已是成立之初的6倍,其资金捐助者亦不断增加,涵盖了英国和外国政府部门、公司企业、基金会和大使馆等。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政策挑战以及诸如气候变化、资源过度消耗、女性主义等全球议题,该所运用跨国知识协同网络和交叉学科的优势不断拓展其研讨视野。研究所将知识生活更多地归还成员个体,赋予他们作出积极贡献的机会。这种想法无疑可以通过新的交流方式加以促进,进而为处理繁复的全球议程创新扩大必要的社会基础。

三、愿景、行动和思考:查塔姆研究所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世界大战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旧秩序的崩塌和新秩序的重建,面对战后有待修复的国际社会,自由主义国际观在英美战后世界秩序构想中占据上风。查塔姆研究所的创始团队致力于宣传和实践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战结束后,创始团队的目标是使该所成为巩固国际联盟、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样的理想主义愿景却在国际社会现实中遭遇了挫折。在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层面,查塔姆研究所的早期成员同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形成了思想共鸣。从这个角度出发,有观点认为,查塔姆研究所属于人数有限的亲美派团体,该所的创始团队将美国视为合作伙伴,同美国共同建立“英美世界霸权”是该所极其重视的(新)世界秩序模式。查塔姆研究所的思想根源可以被归结为审慎的制度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政府间机构将在战后维持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种理想化/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设想充分展现在研究所创始团队成员的言论和行动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设想是自由帝国主义者柯蒂斯的“世界联邦”愿景和自由国际主义者汤因比的“世界联盟”国际观。

所谓自由帝国主义者,是指那些直接受益于英帝国架构并在其内部工作的个人或团体,他们声称要在其乐于称为“联邦”的地区推广自治和公民法律平等的理念。自由帝国主义的政治目标有两个:一是在普遍衰落的时代推进帝国改革进程;二是建立国际事务方面权威的共同知识库,从而为减少国家间战争所必需的相互理解提供更为广泛的知识基础。由于自由帝国主义者对政治互动的定义更加宽泛,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更能理解公民社会内部协调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最早呼吁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引入更大程度民主化的群体。概言之,在自由帝国主义者的认知中,思想观念的政治功能对维持英帝国的凝聚力和内部秩序至关重要。

在一战前,柯蒂斯将自己的观点发展为一种概念———“世界联邦”。面对1939年世界大战前夕国际社会的阴霾,柯蒂斯再次提出这一吁求。他要求建立一个英帝国/联邦,并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英国帝国式联邦可以同美利坚合众国及西欧的民主国家组成一个更大的有机联盟。在柯蒂斯看来,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以实际经验清楚地证明:集体安全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安全的,没有任何权威能够真正保证世界和平,国际社会此前赖以生存的整个体系已然崩溃,而且必须改变原有路线进行重建。在国家主权融入国际主权之前,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只有将目标设定为包括所有国家、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世界联邦,人类社会方有希望迈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另外,柯蒂斯认为只有最有经验的联邦才能充分采取和践行这种模式。因此,他建议世界联邦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率先开始。所谓英联邦的原则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人们可以通过经验学会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学会优先考虑他人的利益。在基础架构方面,保留在国际政府实践中辛苦取得的成果似乎是当时更为明智的选择,尽可能保持已有组织的完整性,通过缓慢但可靠的时空演化过程,寻求对旧有原则和架构的修正和改进,从而形成多数人所追求的世界联邦。

相形之下,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国际观似乎更具自由国际主义特征。一战期间,汤因比在政府宣传部门任职,他坚持认为不应该“出卖自己的灵魂”,而应在战后诚实地致力于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在思索战后重建问题时,汤因比提出了三个紧迫议题,其中便包括政府的国际化问题。汤因比对世界秩序的定义并不明确,他在欧洲乃至世界团结的设想中更注重功能需求。他坚定地认为,时空的缩小和战争的破坏性意味着所有形式上的分裂都必须纳入一个普遍的“国家-世界”政府,否则将没有文明可言。他设想的世界政府是一种全球性的最终解决方案。作为具有理想主义特质的制度自由主义者,汤因比坚信,在政治上达成自愿联合、协商一致的世界政府并不遥远,但困境在于,尽管文化同质的联邦预示着全世界向着有机统一迈进,但是留给这项建设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换言之,世界政府虽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当时的国际社会条件却无法使之实现。因此,他建议首先建立一个世界国家联盟(World Associ-ation of Nations),在战后“清算帝国主义”并将非自治领土置于国际管理之下。在多数制度自由主义/自由国际主义者看来,联合国是通往世界政府的最佳途径,而汤因比却认为它仅仅达成了一种极其松散的联合。在西方世界的共同事务方面,他呼吁英国当局要说服美国人加入英国的联邦联盟。对英帝国的态度是柯蒂斯和汤因比在制度自由主义设想中的最大差别。作为在政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知识分子,汤因比的政策意见或分析经常与官方相左。究其根源在于汤因比的使命是洞察人类历史中最深刻的模式,对历史的洞见往往使他能够成为盛行观点的严厉批评者。他对西方文明和帝国主义局限性的批评使其很难与官方保持一致。

整体而言,制度自由主义思想的每个范畴都可以被解释为理想主义与权力的结合,其中的每个要素都是以一种实用、功利且具有权力意识的方式来解释、阐述和应用的,这些思想具体化为不同形式并为维护英国的全球利益和地位服务。多数创始团队成员将头脑中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公共事务观念投射在行动之中,其中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在英帝国/英联邦内构建以查塔姆研究所为核心的国际事务研究(组织)网络。一战后,英国各自治领渴望在制定帝国政策的基本原则方面实现平等。它们处于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同样需要类似机构来获取信息,传播外交政策,并进行与国际事务相关的知识启蒙。为发展国际关系研究,也为进一步推动查塔姆研究所的理想———在世界各地建立类似机构,该所的主要创始人鼓励在英属领地建立国际事务附属研究所。1928—1936年,隶属于查塔姆研究所的国际事务研究所分别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成立,至1938年,研究人员总数近4 300人(参见表1),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知识协同网络。此外,为了把查塔姆研究所的成果扩展到整个英联邦,并为各子机构奠定前期基础,各自治领将与研究所之间的切实联系写进它们的章程。国际事务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为英联邦主要人物提供各种接触机会。由此,查塔姆研究所的存在和持续发展似乎成为了英帝国/英联邦最重要的联系之一。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查塔姆研究所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支撑起跨国知识网络的各个支点,在寻求国际合作和理解的同时,面向英帝国多次组织帝国会议/英联邦非正式会议。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匈牙利、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巴西、墨西哥等国成立的外交研究学院公开模仿查塔姆研究所模式。然而,“查塔姆研究所制度”在扩大影响范围的同时,却在英联邦内碰壁。例如,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缘环境的差异使他们的研究人员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国家问题都可以通过北大西洋模式加以解决;而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SAIIA)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更是暴露出查塔姆研究所标准方法的某些局限性。

事实上,查塔姆研究所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不仅限于构想,还付诸实践,其影响不仅限于英帝国/英联邦,还覆盖跨国合作组织和国际组织。二战期间,外国研究和新闻服务处(Foreign Research and Press Service)提供的独到见解影响着英国的战时情报和战后规划。二战结束后,一部分研究人员从政府或部队返回查塔姆研究所继续工作,另一部分人则选择前往新兴国际组织,直接参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实际工作。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该所的研究小组中参与了主题为“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的讨论,后续发表的著作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战后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查塔姆研究所的重建委员会统筹了战后福利、欧洲医疗救济、航空运输和未来国际组织等工作;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领导的研究小组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所的部分人员还参与设计了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遗憾的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机构转型,查塔姆研究所不再进行全球调查,并放弃了汤因比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转变成一个负责回答政府问题的独立的学术专家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查塔姆研究所一直是当代史研究领域的先驱,其使命是帮助政策制定者留意历史洞见,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这一使命至今仍为历史和政策小组中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历史学家所接受。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作为国际历史研究两大传统之一的汤因比研究传统得以赓续。

无论是冷战后期,还是后冷战时代,查塔姆研究所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注和思考从未止歇。特别是21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仅面临越来越多的冲击和挑战,还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局限,其间全球主义/世界主义正在不断修正世界政府等原初构想。《国际事务》分别于2018年和2021年出版了特刊专栏,全球相关领域前沿思想汇集于此,共同审视或反思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普适性、可持续性及其未来出路问题。2018年专栏主题为“秩序世界———理论与实践中的自由国际主义”(Ordering the world?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其中包括后冷战时代自由国际主义领军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著《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终结?》(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在内的9篇研究文章。2021年专栏主题为“逆全球化?———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Deglobalization?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其中包括国际研究协会(ISA)前主席T.V.保罗所著《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再全球化》(Globalization,deglobalization and reglobalization)在内的17篇研究文章。整体而言,欧美学者在强调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内部改良革新以适应外部挑战的同时,仍然愿意相信该秩序的前景和未来。由此,面对国际事务领域新老议题,查塔姆研究所始终保持其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作用,一直忠实于创始团队的目标,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仍是该所最为鲜明的组织特征。

四、查塔姆研究所百年历史演进的经验与启示

查塔姆研究所自成立至今已逾百年,其发展演进历程表现出如下阶段性特征:其一,研究所早期创始团队见证甚至参与了英国从帝国向联邦国家的转变,并充分展现出从自由帝国主义到自由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愿景;其二,研究所实现了由国家型智库向国际/全球型智库的转型,研究所成员准入条件范围由早期英国权威领域专家学者向英联邦国家乃至后来的外国区域扩展,其层次在确保学术权威性的基础上逐渐年轻化,特别是近年来,该所重视女性学者在相关研究中的比重;其三,研究所的研究视野从以英国/英联邦事务为主转向为愈发繁杂多变的全球问题提供政策咨询或替代方案,其研究重心从政策与历史并重逐渐偏向前者。

在查塔姆研究所的历史影响和现实价值方面。第一,研究所的早期创始团队置身于战后重建和国际秩序重构的背景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是当时世界秩序蓝图的设计者,还是影响延续至今的国际社会规则、规范制定的参与者。一战结束后,英美两国一直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拥护者,查塔姆研究所自成立起便被视为英美“特殊关系”的机构表达,一个世纪以来该所始终处于“英美”世界政治对话的前沿。第二,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决策的公众基础,以外交智库的机构形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治决策之间的桥梁,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有效的非官方干预,并逐渐成为具有领域影响力、受同行尊重的智识存在。第三,研究所为全球问题和世界事务的研讨提供相对公正、开放、包容的无差别平台,该所一直保持对国际事务问题的敏感度和前瞻性,致力于推进国际社会变革。查塔姆研究所积极关照非殖民化运动和非西方世界发展,延续了与非洲大陆接触的悠久传统,为独立领导人和解放人士提供国际受众渠道,以便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其外交政策立场。第四,查塔姆规则根据国际环境变化不断修订,并在世界范围内(各组织/会议中)被广泛使用,其研究小组、研究方案等研究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常为后来其他类似的智库组织借鉴和参考。第五,研究所自诞生之际便推动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学科化、知识化进程,促进了国际事务跨国知识网络的形成。该所成员在对这一进程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研究会议上发挥了突出作用。

查塔姆研究所的发展历程能够为旨在打造全球顶级智库的国家和有识之士提供诸多经验。纵观研究所的历史脉络,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是独立性(非官方性)。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既是研究所创建以来获得并维持领域影响力的关键,又是其存续至今的基石。尽管战时的特殊境况动摇了该所长期标榜的独立性并模糊了其同官方决策/功能间的界限,但是就研究所本身而言,支撑独立研究的基础始终存在:一方面,1926年的皇家宪章要求该所在所有活动和知识产出中保持严格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资金基础的多样性是对其独立性的又一巩固要素。目前,智库领域普遍认为提高透明度是强化独立性的新途径。基于这一共识,查塔姆研究所作出了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回应:根据使用和入账情况确认资金,这一方法能够帮助公众进一步了解其相对隐蔽的工作过程。

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转型以适应发展需求,修正和完善智库跨国知识网络及其知识生产、传播链条,是查塔姆研究所不断获得并维持其学术声誉的保障。该所运用各种宣传渠道逐渐掌握国际话语权,推进政策思想有效地理解、传播,使之融入决策过程并为构建全球知识议程作出了贡献。智库研究的传播及其赋值与智库影响的四个目标域———学术、媒体、公众和政策息息相关,一直以来,查塔姆研究所在这四个层面的探索和发展均衡且突出。此外,该所的知识产出能够充分把握和对应不同身份背景的受众。以该所两大核心产出《国际事务》和《今日世界》为例,前者偏向篇幅较长的学术研究文章,旨在激发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某一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后者则以精炼的篇幅和鲜明的观点向公众“推销”思想,方便国际读者理解和接受,从而扩大智库思想宣传的受众范围,间接拓宽国际社会的民主政治基础。

历史经验本身具有两面性,除积极价值外,研究所本身的局限性需要新兴全球化智库予以关注和规避。

一方面,查塔姆研究所具有精英主义特质。由于该所的设计者们对英国社会秉持精英主义的理解,因此查塔姆意义上的“公众”被狭义地理解为那些能够真正为国际事务普遍知识做出贡献的舆论引导者。对“公众舆论”存在限制性界定,使得该所的效用更多地体现为促使外交关系提高民主程度和责任感,以及公共决策社会基础的有限拓宽。安东尼·艾登曾直言,这种变化更类似于“寡头政治基础的扩大”,而非民主的积极延伸。

另一方面,查塔姆研究所难以完全摆脱帝国主义传统和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影响。在该所创始团队的知识渊源中,蕴含着对英帝国本质及英美领导世界秩序的积极肯定。查塔姆研究所的设计者们通过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国际事务研究中,来展现专业知识和知识权威的形象。他们的工作基础是一种政治承诺,即通过鼓励国家间的和平关系来维持国际秩序现状,并通过宣扬英国文明的“美德”、提出帝国改革机制来阻滞英帝国的衰落。受英美列强主导的国内政治的影响,研究所更倾向于将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世界不均衡发展等全球议题视为次要问题。由此可见,查塔姆研究所的设计者们致力于维持一种习惯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比当时想象或理解的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查塔姆研究所及其姊妹机构组成的跨国知识网络被视为对早期自由帝国主义者的“致敬”。当前,查塔姆研究所各项目组虽不断吸纳非西方国家成员,但其主体仍以英国、英联邦国家或西方世界的学者为主,其研究观点或政策建议很难规避知识共型前提条件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然而,将查塔姆研究所完全视为帝国偏见和中心主义的产物或工具也有失偏颇。因为,尽管该所的创始团队具有明显的偏见和帝国主义倾向,但他们对国际事务始终抱以学术热情和前瞻视野,从而使其成为重要的国际事务思想中心。随着时间推移,查塔姆研究所学术群体构成的域外延伸,为其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思想立场。一言以蔽之,自诞生至今,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者们极尽所能使之不受政治导向的繁复影响,让最敏锐的“头脑”既能保持学术上的体面,又能实现政治上的关联。

“国际事务智库”既是查塔姆研究所官方网站对自身定位的首选措辞,又是在历史演进脉络中对机构特征的核心概括。20世纪初,原有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崩塌为查塔姆研究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正是把握住了这一契机,该所方才脱颖而出,进而开辟了国际事务处理的新途径———非官方政策干预。进入21世纪,无论是全球化抑或碎片化的世界,还是复杂多变的国际体系,都无疑为这种超越国界、相互联系的松散组织网络提供了新的机遇。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智库和中国学界应积极发挥主动性,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充分借鉴查塔姆研究所的历史演进为全球高端智库建设提供的经验,规避其中的局限和风险,善于利用跨国智库协同网络,交流共建经验,增进文化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