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1期；作者：周桂银，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讲座教授。转载自“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公众号）

摘要：自由国际主义是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的一种意识形态、国际秩序主张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在不同时期,自由国际主义及其各项分支流派和理论,例如温和派和激进派,通过"旋转门"机制对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纲领和议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自由国际主义始终有着两面性,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共识与分歧,以及扩张和参与两种政策孰重孰轻。

关键词：自由国际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

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国际秩序方案。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今，自由国际主义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复杂而变动的思想体系。在当代，自由国际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显著而巨大的影响。

一、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脉络

自由国际主义大致经历了奠基、形成、发展和兴盛的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前，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奠基岁月。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伊曼努尔·康德被公认为是自由国际主义的三大奠基人，他们分别塑造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传统，即洛克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开创的自由制度主义、斯密的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开创的商业和平主义、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开创的共和国际主义。

第二个时期，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形成年代，在英国终于形成了一个足以左右英国政治及对外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流派。他们的主张包括：公开外交、不干涉外国内政；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通过贸易促进合作与和平；公海自由；通过仲裁与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国际合作与和平，最终建立一个开放、自由的、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

第三个时期，从二十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大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自由国际主义，通常被称为理想主义，其旗手和集大成者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理论上，他提出了自由国际主义流派的核心主张，即民主和平、贸易和平、公开外交、海洋自由、集体安全。在实践上，他积极推动缔结《巴黎和约》并建立国际联盟，谋求通过公正和平、民族自决、集体安全以维护普遍而持久的和平。此后，和平运动、非战运动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及其外交政策，为当代自由国际主义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内容。在此基础上，美国通过参加二战，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以及相应的原则与规则，如国家之间的法律平等、地区性与普遍性的集体安全、大国一致与大国合作、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等。这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利坚时代”的开始。

第四个时期，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期，自由国际主义处于兴盛阶段，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不仅成为欧美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南，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得到较广泛的认同和接受。相互依存理论、民主和平论、自由制度主义是其主要理论框架。

二、当代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论谱系

迈克尔·多伊尔认为自由国际主义传统有三个分支流派，即洛克的自由制度主义、斯密的商业和平主义、康德的共和主义。这个分类法得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其他学派的广泛接受。实际上，一方面，自由国际主义各个分支之间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割裂的，另一方面，自由国际主义的每一个分支又几乎都包含了从温和到中庸再到激进的不同理论和主张。

首先是共和自由主义，主要理论有民主和平论、民主扩展论、民主转型论。第一种理论认为代议制民主制度、经济及安全相互依存、多边主义制度导致和平，第二种和第三种理论主张在对外关系上促进民主原则、扩展民主大家庭，手段包括外交、民主援助、和平建设、军事干涉等，其中，前者主要针对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形成的新国家，后者则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对象。

其次是商业自由主义，主要有四种理论及政策主张。一是相互依存和平论，以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二是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理论，主要代表有鲁杰和基欧汉；三是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理论，以理查德·福尔克和詹姆斯·罗西瑙为代表；四是“华盛顿共识”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理论。

最后是制度自由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理论也有四种：一是民主安全共同体，以约翰·伊肯伯里为主要代表，主张在美国领导下不断扩展西方国家之间的民主安全共同体；二是世界主义社会，主要有查尔斯·贝茨和约翰·罗尔斯的两个方案，前者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后者则以作为集体（社会或国家）的人民为基础，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共同体，即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集团；三是世界主义民主计划，以戴维·赫尔德为主要代表，在政策框架上与贝茨和罗尔斯的路径上如出一辙；四是法律自由主义，这是随着人权与主权之争、围绕人权保护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法理论，主要代表有玛丽-安妮·斯劳特、托马斯·弗兰克和费尔南多·特森。

以上三个分支及其主要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政策主张表明，无论在各个分支内部，还是在三个分支之间，其相互交叉与重叠是显而易见的。在各个分支内部，从温和派到中间派再到激进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基本一致，他们只是在路线图或建设步骤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异。

三、后冷战时代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政策指南与实践

自由国际主义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及实践的重要指南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该理论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门徒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美国政府，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人；二是自由国际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假说和建议，转变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实践和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冷战结束后的民主扩展到当前的大国战略竞争，在自由国际主义阵营的大力推动下，华盛顿形成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基本共识，包括但不限于：维护“自由的”美国霸权，建立一个“新美国世纪”；扩展民主，巩固自由国际秩序或自由世界秩序；巩固和创新国际规范与制度，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共识，通过各种各样的咨询报告、演讲、研讨会、报刊专栏文章和评论、著作，甚至通过电影、电视和电台采访、辩论、脱口秀、博客文章和评论、短视频的形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美国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上的“政治正确”的指南或路线图。

在政治构成上，自由国际主义主要聚集在民主党的大旗之下，形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外交政策权势集团，并主要通过“旋转门”机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发挥着巨大而深刻的作用。这个“旋转门”机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大学、智库、战略咨询机构。推动这个“旋转门”运转的，是华尔街资本（以及大公司）所支撑的形形色色的基金会。不同背景但相互联系的外交精英界常青树，是“旋转门”机制的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他们连接不同世代和不同行业，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而又运行通畅的、政治立场上志同道合的、利益上休戚与共的外交精英网络。在后冷战时代，这是一个以希拉里·克林顿为核心的圈子。无论民主党执政还是在野，自由国际主义势力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同声应气，相互支持，不断通过后台智库、战略咨询机构、大学、媒体平台积极活动，一边为本党执政或东山再起组织筹划，收拢和储备人力资源，一边进行战略擘画，不断提出各种政策报告，向国内外推销其政策主张。

四、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趋势

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及外交团队的高级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拥有外交政策权势集团的背景，而作为自由国际主义重要思想基地的民主党后台智库和大学，又在其中占据着极大的比例。这表明，自由国际主义精英无时无刻地通过“旋转门”机制左右着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在特朗普冲击及美国内外政策双双受挫的情况下，自由国际主义阵营经过全面而深刻的反省，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指导思想和优先议程，其结果是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自由国际主义阵营内部，温和派愈益取代激进派而开始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议程。

正在浮现的拜登政府对外战略及路线图，不仅体现了以上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报告，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自由国际主义温和派长期以来的理论诉求和政策主张：一是坚持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在具体议程上，表现为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和军事联盟的小集团，诸如北约、美英澳联盟、美日同盟，以及民主十国、美日澳印四国机制，这就是自由国际主义派念兹在兹的美国领导下的民主安全共同体；二是主张美国主导的“有原则的”多边主义，集中表现在全球经济事务和全球治理领域，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及改革，以及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部要围绕美国利益及美国领导地位而展开；三是提出在重建强大而繁荣的美国经济基础上，建设和巩固美国军事力量超强地位，并进一步将美军力量调整部署到印太地区，以适应中美战略竞争这个当前和长远的核心目标。

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了自由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变化性以及两面性。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及外交团队坚定而务实，一方面会坚持美国大战略的一贯目标和重心，而这是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共识，或所谓的两党共识；另一方面会继承奥巴马主义的遗产，并结合特朗普政策的“必要”成份，以其战略视野、政治经验、专业能力、政策执行力，综合而灵活地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推进美国对外政策议程，实现美国价值和利益。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温和派和激进派是针对不同国际国内形势而交替发声并推进美国对外政策议程的；同时，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也从来都是“做两手准备”的，他们并不是在“接触”和“强制”之间二选一的问题，而往往是在运用“接触”和“强制”手段的程度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其变化或摇摆的尺度，取决于具体情势和环境，取决于内部共识和分歧，取决于软硬两手准备的程度。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在重点关注国内经济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在对外战略上将致力于重建、维持和巩固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小规模的、高效率的西方民主安全联盟，在特定的重要问题或议程上采取战术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