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作者：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当今的乌克兰曾因地缘政治变化经历了极为复杂和矛盾的政治整合进程。乌克兰历史上的三次争取独立的历史都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相关联。国际地缘政治变化为乌克兰独立提供了客观条件，乌克兰独立的关键还在乌克兰民族意识。乌克兰地区在分属不同国家时，每个国家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考虑乌克兰问题，使乌克兰地区与本国实现一体化是各国的共同目标，但各国的政策还是不同。就这一不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深化对乌克兰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乌克兰；俄罗斯；民族政策；国际地缘政治

一战之前，乌克兰地区分属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一战后则分属于四个国家：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波兰获得了加利西亚和从前曾属于俄国的沃伦的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喀尔巴阡罗斯，罗马尼亚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乌克兰地区在分属于不同国家管辖时，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权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乌克兰问题，对各自所属的乌克兰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一、一战之前奥匈和俄罗斯两帝国对乌克兰地区的政策

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后，乌克兰地区分属于俄罗斯和奥地利两个帝国。乌克兰地区处于奥地利帝国（1867年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统治时期，两个帝国都把乌克兰地区与帝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一体化作为主要内容。

就奥地利帝国的乌克兰地区来看，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加利西亚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后来成了奥匈帝国的组成部分。全名奥斯维辛与扎托尔公爵领的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1786年布科维纳作为第19个行政区纳入了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1846年克拉科夫自由市并入奥地利后，它的全名变为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及含奥斯维辛与扎托尔公爵领的克拉科夫大公国，首府在利沃夫（当时官方的名称——伦贝格）。

在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外喀尔巴阡地区和布科维纳地区居住着近300万人。在这些地区，直到19世纪末都是70%的乌克兰族人、20%的波兰族人和10%的犹太人，波兰人比例略有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的罗辛人/乌克兰人的比重占到了8.5%（匈牙利王国为2.4%）。东加利西亚各个地区罗辛人占优势，仅利沃夫地区其在1910年前夕占到37.1%（利沃夫市1910年为19.1%）。布科维纳20世纪初罗辛人的比重为38.1%，在外喀尔巴阡罗辛人居住地区其比重1910年为15.7%。

在奥地利帝国，喀尔巴阡地区受匈牙利统治。匈牙利因1849年沙皇军队的干涉而向乌克兰人复仇，边疆区的全面马扎尔化波及了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希腊—天主教会也逐渐变成了匈牙利政府反乌克兰政策的工具。因为主教任职都要它的批准。推行同化政策，查封了乌克兰的期刊、教区学校。如果说1881年共有353所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学校，那么两年后只有282所，而1914年则一所不剩。

布科维纳转归奥地利帝国统治时，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比例关系是69%和26%。但奥地利政府认为布科维纳是罗马尼亚的地区。维也纳任用罗马尼亚人担任行政职务，在学校采用罗马尼亚语。布科维纳在作为第19个行政区纳入了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后，乌克兰人在边疆区的处境更加艰难。居主导地位的波兰人极力使乌克兰人拉丁化和波兰化。在当地的中学教学用罗马尼亚语和波兰语，只有在私立小学才可以用乌克兰语学习，那里有神职人员教学。

在加利西亚，波兰的主导地位极为明显，1825年当地的小学开始用波兰语教学。当地捍卫乌克兰人用母语受教育的权利的努力受到了波兰达官贵人的强烈抵制，当时还在三年级和四年级以及中学和利沃夫大学推行德语以同化乌克兰人。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波兰化……在1795年后比1370年到1772年的400年间还要厉害。”

在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人的民族思想也有不同的取向。按一位研究乌克兰历史的学者的观点，在这些地区的东斯拉夫人中，民族思想沿两个方向发展：或是捍卫自己与俄罗斯人的同一性（亲俄派），或确认自己属于独立的乌克兰民族的属性（乌克兰主义者）。亲俄派谈统一的俄罗斯世界、统一的俄罗斯文化历史空间，奥匈的俄罗斯地区是统一的俄罗斯历史文化空间的一部分。乌克兰运动的活动家把奥匈的乌克兰地区视为统一的乌克兰的一部分。

就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地区来看，俄罗斯帝国也是逐步强化乌克兰地区与帝国的一体化进程。在俄罗斯帝国，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小俄罗斯/乌克兰人在帝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占17.5%。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原住乌克兰人居住的两个地区（哈尔科夫省除外）——左岸乌克兰（80.8%）和右岸乌克兰（75.5%）。在新俄罗斯，小俄罗斯人占42.9%。俄罗斯帝国乌克兰人的81.1%都在这些地区。同时，全体乌克兰人/小俄罗斯人的93%属于农民阶层，在城市人口中他们总共占30%。

俄国对乌克兰地区治理方式从1654年起一直向一体化方向变化。1654年1月8日，佩列亚斯拉夫拉达确定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1654年的3月条款从法律上确定了乌克兰在俄国的自治地位，也确定了哥萨克中校（哥萨克军官）、乌克兰的小贵族和神职人员上层的权利和特权。

根据三月条款，乌克兰的全部领土分为三部分：分成几个团的左岸乌克兰；分成五个团的斯洛博达乌克兰；扎波罗热谢契（营地）——乌克兰自治权最大的部分。

团和哥萨克百人队是乌克兰的行政区域单位。全部的最高政权都集中在盖特曼手中。盖特曼指挥军队、颁布规定总的法律规范的盖特曼命令、拥有最高司法权。

1663年俄国建立的小俄罗斯衙门（1722年改为小俄罗斯委员会）对乌克兰当局的活动进行监控，它监督乌克兰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1734年盖特曼统治被废除，哥萨克军队受俄国指挥，对乌克兰的管理权转归沙皇的代表。1747年又恢复乌克兰的盖特曼统治，扎波罗热谢契转归盖特曼管辖。

1764年再次废除了盖特曼统治。为了管理乌克兰成立了以主席为首的小俄罗斯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四个俄罗斯人和四个乌克兰人组成。但主席和检察长不能是乌克兰人担任。此外，在乌克兰设立小俄罗斯总督之职。

乌克兰的地方管理与军事管理是一致的，不仅哥萨克，而且农民、城镇市民都要服从军事管理，最大的城市由市政公署管理。第二和第三立陶宛地位法、马格德堡（城市）法的准则在乌克兰都适用。1763年按立陶宛法院的模式成立了城市法院、地方法院和仲裁法院。这些法院按立陶宛地位法行事。

在1775年的《全俄帝国各省管理条例》推行到乌克兰（小俄罗斯）后，司法体制就与全俄罗斯一致。但1796年又恢复了一直存在到1783年的以前的司法制度。

1796年左岸乌克兰改为小俄罗斯省，斯洛博达乌克兰改为斯洛博达—乌克兰省（从1835年起改为哈尔科夫省）。右岸乌克兰在行政上被分成了基辅、沃伦和波多利耶三个省，它们从1832年起构成了基辅总督区。小俄罗斯省在19世纪初成为总督区，包括切尔尼戈夫省和波尔塔瓦省。在乌克兰南部1802～1803年建立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赫尔松省和塔夫利达省，1812年后这几个省与比萨拉比亚一起成为新俄罗斯—比萨拉比亚总督区。这一切都导致了乌克兰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自治。

19世纪以后，俄罗斯帝国的一体化进程加速。1830年代，经国民教育大臣С.С.乌瓦洛夫的努力，在精英意识中逐渐确立了全俄罗斯民族思想。19世纪中叶后，民族和语言政策越来越向俄罗斯化的方向发展。1863年内务大臣瓦鲁耶夫颁布通令，只允许用乌克兰语出版消遣性作品，而教学和学术普及内容的书籍则禁止。禁止的理由是“大多数小俄罗斯人以充分的根据证明了小俄罗斯语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可能存在”，“乌克兰运动是波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的”。1908年俄政府拒绝了一批杜马成员提出关于乌克兰人的初等教育使用母语的法案。1911年会议还强调，由于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不能列为异族人，他们的教育“应当用俄语进行”。彼得堡当局对乌克兰认同持消极态度，竭力要维持小俄罗斯是一种全俄认同的地方形式，把乌克兰民族运动被视为帝国空间统一的威胁。

二、一战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对所属乌克兰地区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垮台，为乌克兰提供了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但由于传统的地区均势被打破，乌克兰地区成了各种势力的角逐场所，既有乌克兰自身争取独立的活动，也有白军、红军、波兰、德国在该地区的争夺。相关国家都从各自的利益来考虑乌克兰问题。苏维埃俄国希望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与苏维埃俄国建立紧密的联盟关系甚至合并。波兰也不希望乌克兰独立，主张要恢复到1772年的领土边界，对加利西亚建立自己的国家持消极态度，甚至进行武力干涉，强调加利西亚是波兰自古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从战略安全角度反对乌克兰脱离俄国独立，认为这有可能削弱俄国这个德国向欧洲东部扩张的主要壁垒，是为普鲁士效力。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中的激进派提出了“大罗马尼亚”思想，打算通过外交手段把大量毗邻地区吞并。各方斗争、妥协的最后结果是：一战前乌克兰地区分属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一战后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波兰获得了加利西亚和从前曾属于俄国的沃伦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喀尔巴阡罗斯，罗马尼亚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各国对所属乌克兰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波兰的乌克兰地区，1931年整个加利西亚乌克兰语居民的比重33.9%，希腊—天主教徒39.2%。说波兰语的希腊—天主教徒的数量1931年为48.7万人，说乌克兰语的罗马—天主教徒2.55万人。总体来讲，根据1931年的人口普查，波兰总共有14%的居民认为乌克兰语和罗辛语是母语。同时，在沃伦认为母语是乌克兰语和罗辛语者占居民的68%，在利沃夫省占34.1%，在斯塔尼斯拉夫省占69%，在塔尔诺波尔省占45.5%。乌克兰人主要居住在农村，通常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不超过35%。在利沃夫1931年的31.2万人口中有5万乌克兰人，占16%。

1921年3月17日通过的波兰宪法强调，国家首先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障公民经济、政治、民族和文化活动的广泛自由。宪法包含了对少数民族的正式保障（保护民族语言和自己文化的自由发展、在教学机构中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等）。1922年9月26日，波兰议会通过了《关于一般性省自治的原则（特别是利沃夫省、塔尔诺波尔省和斯塔尼斯拉夫省）》的法规。该法规中指出，各个部门，包括在内部诉讼程序中使用波兰语的司法机关，在回答双方的申请时要用他们的语言，也就是用波兰语或罗辛语；自治当局独立确定内部公文的语言；由省议会中的一院提供经费学校的教学语言，由该院确定；省的法令和各种不同决议应当用波兰语和罗辛语宣读；法律、命令和其他国家法令也应当用罗辛语在省一级颁布。

在西乌克兰并入波兰后的初期，尽管在通过的宪法中纳入了少数民族权利的规定，但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政党仍对当局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抵制人口普查和议会选举。

1920年代上半期波兰当局的政策目标就是使乌克兰居民融入波兰的环境。首先，努力防止苏联思想拥护者对乌克兰居民的影响，因为1923年以后乌克兰社会的一部分人把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视为能够实现国家统一思想的力量。亲苏派是1920年代中期社会生活主要趋势之一。此外，政府竭力加强波兰在乌克兰地区的存在，向乌克兰地区移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近30万波兰人迁移到波兰境内加利西亚、沃伦和帕得拉夏等乌克兰人地区。沃伦从前属于俄罗斯帝国，波兰人口比例向来低于从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地区，但波兰政府将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可分配土地的40%都分给了新来的波兰定居者。

在语言政策方面，波兰宣布波兰语为国语。少数民族在与国家和行政机关往来中有权使用母语，地方自治机关的公文使用两种语言。1924年通过的《学校法》规定由学生父母投票决定教学语言，只有当群体总人数不少于25%的乌克兰人，如果有不少于40个学生的家长提出了相关的申请，学校可以用乌克兰语教学；但是当20个学生的父母想让孩子学波兰国语，那么，这个学校就成为双语学校；其他各种情况学校就转为波兰语教学；要开办乌克兰语中学，需要150名学生家长的申请。尽管乌克兰运动的积极分子做出了各种努力，在这个法令通过后，民族学校的数目锐减。这自然引起了乌克兰人的不满。早在1923年利沃夫就关闭了乌克兰男子中学，而后利沃夫和佩列梅什利的女子教师进修班变成了双语的教学机构。此外，波兰当局竭力把乌克兰教师从东加利西亚迁到波兰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几年间从东加利西亚调走了1 500名乌克兰教师，2 500名乌克兰教师被解职。1935年西乌克兰地区教师中77.7%是波兰人，21.67%是乌克兰人。1924至1925学年，在利沃夫、斯塔尼斯拉夫和塔尔诺波尔省有2 568所波兰学校，2 151所乌克兰学校和9所双语学校。1929至1930学年这些省内有2 189所波兰学校，648所乌克兰语学校和1 793所双语学校。几乎三分之一的乌克兰孩子上不了学：1931年东部地区超过38%的十岁以上居民都不识字。

1926年5月毕苏茨基发动政变，民族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萨纳奇政府的民族政策与独立国家形成时期的联邦纲领不同。毕苏茨基尽管对乌克兰人表现出了好感，但作为波兰国家各个地区一体化的坚定拥护者，他认为对少数民族诉求的让步，是分离主义情绪发展潜在根源。毕苏茨基对乌克兰民族运动进行武力镇压。

这个时期波兰当局对乌克兰的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方法。最为有名的就是1928～1938年担任沃伦总督的约瑟夫斯基在沃伦搞的波兰—乌克兰融合试验。因为在波兰的乌克兰地区，加利西亚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源地，而从前属于俄国的沃伦省的族群关系不同于加利西亚。加利西亚和沃伦虽在文化上和语言上都是乌克兰的，但前者具有强烈的反波兰色彩，后者在政治上则忠于波兰当局。约瑟夫斯基的“沃伦试验”的目标就是将沃伦隔离在加利西亚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之外，培养乌克兰人的波兰国家归属感，通过政治同化培养奉公守法的公民，培植出一种忠于波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版本；为避免加利西亚和苏维埃乌克兰的影响，大量逮捕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组织支持者。而且苏维埃乌克兰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更大。正如浦洛基教授所说的，“尽管苏联在30年代大肆实行政治清洗，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前夕，沃伦青年们仍然收听苏联广播，并对苏维埃乌克兰充满憧憬”。约瑟夫斯基也受到了苏联乌克兰化的启发，也在沃伦地区推动乌克兰语成为波兰—乌克兰语双语学校中的必修课程。这与加利西亚的教育政策完全不同。不过约瑟夫斯基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约瑟夫斯基对乌克兰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宽容反而帮助它变成了一座有着强烈反波兰色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堡垒。”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对其境内的乌克兰地区——喀尔巴阡罗斯的政策与波兰不同。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喀尔巴阡罗斯有60.46万人，其中62%是罗辛人，17.2%是匈牙利人，13.4%是犹太人，3.3%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1.8%为德意志人，2.3%则是其他民族人。

在罗辛精英当中存在对民族认同和语言建设问题的不同态度。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喀尔巴阡罗斯，有传统悠久的亲俄罗斯流派，也有当地知识分子以及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垮台后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东加里西亚侨民所代表的亲乌克兰派。侨民队伍逐渐为原俄罗斯帝国的公民所充实。1922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乌克兰侨民数量达到了2万人。在捷克斯洛伐克逐渐出现了不同乌克兰政治流派的代表。同时，根据乌克兰社会委员会的资料，在乌克兰侨民当中出身于加利西亚的占40.9%。在喀尔巴阡罗斯亲乌克兰取向和亲俄罗斯取向的情绪都有。而且在喀尔巴阡罗斯在亲俄运动框架内逐渐形成了罗辛派，以不同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独特的罗辛认同为取向。不过，在喀尔巴阡罗斯地区，影响大的还是亲俄派和亲乌派。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对喀尔巴阡罗斯的态度，在1919年贝奈斯给巴黎和会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专门委员会准备的《领土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领土一部分的南喀尔巴阡罗辛人法律地位》备忘录中就有体现。备忘录指出边疆区将有自己的议会和总统任命的省长，省长和议会的管辖范围是语言、教育和宗教问题，而其他问题的最高权力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各个部及专门建立的分部。公职人员由省长任命，最高职员根据省长提名由总统任命。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中，边疆区由不管部部长代表。

贝奈斯备忘录中的内容在1920年2月29日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宪法中也得到了反映。不过，宪法所规定的喀尔巴阡罗斯议会在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整个时期始终也没有召开。

在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时，还通过了《语言权利原则》，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而后通过专门政府决议具体化。捷克斯洛伐克语是共和国的国语。在使用其他语言的公民不少于人口20%的地区，国家机构、机关和法院除了国语还应当用相关少数民族的语言接受居民的询问并对其做出回答。同时，也规定了建教学语言可以不是国语而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学校。

法律没有确定喀尔巴阡罗斯的语言，而应该确定当地语言的当地议会又始终没有召开，这就使当地在捷克斯洛伐克教学语言的使用上相对自由。在喀尔巴阡罗斯某个教学机构的教学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偏好、他们的文化—民族取向。实际上教学语言可以在俄语、乌克兰语和当地方言之间变换，而且在很多罗辛学校都有捷克语教学语言。

1920年喀尔巴阡罗斯有475所小学（其中321所是用某种斯拉夫语言教学），10所市立小学（其中7所用斯拉夫语教学），4所中学（3所是用斯拉夫语教学）；3所教师进修班（全是斯拉夫语教学）。1938年学校的数量大增：小学809所（469所用东斯拉夫语教学），市立小学52所（23所用东斯拉夫语教学），中学8所（5所用东斯拉夫语教学）。教师进修班5个（4个是用东斯拉夫语教学），职业技术学校5所（全部用东斯拉夫语教学）。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教育政策使各种不同的教学机构数量大增，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识字者的数量大减，从67%下降到27.4%。出版物的典型特点也是各种语言的都有，1919～1938年喀尔巴阡罗斯共出版了180多种期刊，其中126种是用乌克兰语、俄语和地方方言出版，51种用少数民族语言。

当然，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也采取措施巩固捷克语在边疆区的地位。捷克语在各级学校都要作为一门课程来教，捷克语教学机构数量增加。因为，根据1932年5月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最高行政法院的决议，“捷克斯洛伐克语”作为官方国语，在喀尔巴阡罗斯未来的议会最终解决语言问题前，在喀尔巴阡罗斯地区对当地居民的语言“有优越性”。就官员的民族构成来看，最重要的岗位都处于捷克人的手中。比如，1927年在喀尔巴阡罗斯的行政机关的国家公职人员中有255名捷克人，17名斯洛伐克人，142名罗辛人，56名匈牙利人和22名其他民族的代表；1935年边疆区管理局中7名捷克人，1名乌克兰侨民；12名区长官中7人是捷克人，1人为乌克兰侨民，2人为俄罗斯侨民和2人是罗辛人；公职人员计有：497名捷克人，20名乌克兰人和12名俄罗斯侨民，85名罗辛人和54名匈牙利人。

对喀尔巴阡罗斯的语言选择的不干涉和巩固捷克语在边疆区的地位及公职人员中捷克人数量上的优势，也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对喀尔巴阡罗斯的政策的矛盾性的一面。

就罗马尼亚王国的乌克兰地区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有近100万乌克兰人生活在罗马尼亚北部的布科维纳、南部的比萨拉比亚和马拉穆列什等地区。

1923年3月23日罗马尼亚宪法中指出，罗马尼亚王国是“民族的、单一制的和不可分割的”国家，同时，“在罗马尼亚，属于不同信仰和宗教，属于其他民族和语言，不是获取公民和政治权利并享有这些权利的障碍”。1938年2月27日的罗马尼亚宪法也重申了这样的原则：“所有的罗马尼亚公民，不论民族和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尽管有宪法规定，但罗马尼亚政府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少数民族罗马尼亚化基础上，建立在使“丧失民族特征的罗马尼亚人回归母文化的怀抱”的基础上。

罗马尼亚当局对少数民族的罗马尼亚化政策主要是要扩大使用罗马尼亚语的范围和增加罗马尼亚人口在并入地区的比重，取消了以前的期刊网，包括乌克兰语的出版物。罗马尼亚当局的语言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推行罗马尼亚语。根据1922年5月17日的指示，在法院禁止使用乌克兰语。后来，法院、行政机关和社会机构在与公民交往时都应改用罗马尼亚语。不过，罗马尼亚当局对不同的地区采取的政策不完全一致。

对前俄属乌克兰地区，尤其是比萨拉比亚南部，还允许创办乌克兰语学校。而对前奥属乌克兰地区，尤其是北布科维纳，对乌克兰人的文化和政治活动的限制比较严格。按一位学者的说法，“当局还对乌克兰人进行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化，将他们当作忘记了自己母语的罗马尼亚人来对待。罗马尼亚语成了北部科维纳唯一的公务和教育用语，就连东正教（东正教在本地占统治地位）祷文也被要求使用罗马尼亚语而非教会斯拉夫语。”

1924年7月26日罗马尼亚当局颁布了学校教育法，废除了奥匈帝国存在的乌克兰小学、中学和贵族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以罗马尼亚的学校取而代之。1925～1927年间乌克兰学校都被取消，乌克兰教师主要为罗马尼亚人取代；1919年罗马尼亚国王颁布法令宣布切尔诺夫策大学罗马尼亚化；1923年关闭了奥匈帝国时期存在的乌克兰学教研室；1933至1934学年切尔诺夫策大学的乌克兰大学生的比重缩减到了4.8%,1938至1939学年缩减到了2.9%，而当时罗马尼亚人占83.4%。

罗马尼亚当局对乌克兰地区的强制罗马尼亚化政策，引起了乌克兰人的极大不满，这也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例如，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这里建立了分支机构，出版报纸。

三、苏联对乌克兰的政策

至于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则是另一种命运。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平等地加入苏联，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乌克兰在苏联赢得了自治，保留了“乌克兰”这个名称，乌克兰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独特民族。这与帝俄和波兰都是不同的。帝俄时期，乌克兰地区被划分为9个省，不存在名为“乌克兰”的地区。波兰境内的“加利西亚”在1920年3月名称也换成了“小波兰”。也正因此，著名的美国乌克兰历史学家浦洛基对苏联境内的乌克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身处联盟条约所代表的联邦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所代表的集权主义之间，乌克兰享有事实上的自治权，其拥有的特权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间乌克兰主流政治家们乃至1917年革命初期‘中央拉达’领导人们所梦想的更多”。

俄属乌克兰地区的本土化，早在斯克罗帕茨基时就开始了。苏联成立后，1923年在全苏实行“本土化”政策，这一政策在乌克兰地区的表现就是乌克兰化，实际上就是推广乌克兰语和使用乌克兰族干部参与地方管理。在这方面，苏联主导的乌克兰化在短时期内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根据一部乌克兰语教科书的材料来看，当时就乌克兰语的推广来说，如果说1922年只有20%的公文是用乌克兰文写的，那么到1927年这一指标达到了70%。1925年对儿童实行四年级义务教育，1931年实行七年义务教育。如果说1917年革命前乌克兰东部没有乌克兰语学校，那么20世纪20年代97%的儿童都用母语学习，而1990至1991学年的该指标也才仅为47.9%。1933年高校乌克兰族大学生占55%，而1923年则为33%。报刊也迅速乌克兰化：1926年乌克兰语报纸数量增加到了60%，而1933年则占到了89%。如果说1925/1926年用乌克兰文出版书籍为46%,1931年则为77%。高等学校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比例，根据官方统计，从1926至1927学年的33%上升到1928至1929学年的58%。

就乌克兰族人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比重来看，1923年初乌共（布）中只有23.7%的乌克兰族人，而到1930年初，乌克兰族人的数量已经达到52.9%。1928年底入党的总人数中乌克兰人占54%,1929年底占55.5%，而1930年初则为57.2%。国家机关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也在增加。1926年中期人民委员部各委员会的构成中有41%乌克兰族人，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中57.1%是乌克兰族人。如果说官方通过本土化方针前夕，公职人员中乌克兰人的比重只占35%，国家机关的运行只能按俄国方式，那么三年后的1926年，54%国家公职人员已经都是乌克兰人了。

不过，对当时要在工人阶级中推行乌克兰化的主张，斯大林是反对的。当时工人中大多数都说俄语，根据1926年乌克兰工人和公职人员口语资料看，33.2%说乌克兰语，66%说俄语，7.5%说犹太语，3.1%说其他语言。识字工人总数中，用乌克兰语阅读的占40.2%，用俄语阅读的91.2%，用犹太语阅读的7.1%，用其他语言阅读的占6.2%33。以行政方式进行的乌克兰化不可能不涉及工人阶级。当时负责乌克兰化的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舒姆斯基（А.Я.Шумский）不满乌克兰化的速度，致信斯大林，提出了无产阶级乌克兰化的问题。但斯大林对这一要求予以拒绝。斯大林在1926年4月26日《致卡冈诺维奇同志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信中指出：“在保持一定速度的条件下，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党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可以而且需要乌克兰化。但是决不能从上面使无产阶级乌克兰化。决不能强迫俄罗斯工人群众放弃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而把乌克兰文化和语言认作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这是跟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抵触的。这不是民族自由，而是一种独特形式的民族压迫。”

到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大规模工业化的展开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等因素，迫使斯大林收缩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卡冈诺维奇在推行乌克兰化的过程中，借口与似乎威胁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整体统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斗争，开始了对乌克兰化的积极拥护者的打压和迫害。这也就使大规模的乌克兰化基本结束。不过，1930年代在“清洗”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民族干部”的同时，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从来没有关于废除乌克兰化的任何正式声明。1935年后政治局突然又转回到了提拔乌克兰族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政策。1935年2月26日，乌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中央干部司下达了提拔乌克兰族干部的相关指示。1935年6月3日中央出台了决议，提出只能派乌克兰族人担任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务的要求。组织局在自己的一些决议中要求推荐乌克兰族人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在1937年5月27日～6月3日举行的乌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柯秀尔还说沿着十年前的那个方向“继续进一步乌克兰化的路线”。乌克兰的历史文献中一般把1938年作为乌克兰化的结束年代，当时通过了两个著名决议：一个是《关于乌克兰语学校必须学习俄语》，另一个是《乌共（布）中央的俄语报纸〈苏维埃乌克兰〉与乌克兰语的〈共产党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处于平等地位》。苏维埃乌克兰实际上回到了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并存的状态。

后来，谢列斯特（П.Е.Шелест）1963～1972年担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时曾又开始了提高乌克兰语地位的进程，但时间很短，他的乌克兰化的深度也远不如1920年代。而接替谢列斯特的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В.В.Щербицкий）是在不久的将来把苏联的各民族变成统一的“苏联人民”共同体的口号下掌权的，国际主义口号直到1980年代末都在乌克兰居主导地位。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推行的乌克兰化政策，受到了很多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肯定。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不算1954年克里米亚的转让，‘乌克兰化’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乌克兰的表现中唯一一个得到了乌克兰历史学家非常积极评价的表现。”曾担任乌克兰总统的Л.库奇马也指出：“无论对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情况持何种态度，应当承认，如果不是当时实行学校的‘乌克兰化’，也许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独立。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培养了千百万乌克兰人，正如时代所表明的，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成了乌克兰因素中最重要和最无法破坏的要素。”确实，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推行的乌克兰化，使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语第一次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正是乌克兰语教育的推广为乌克兰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也必须承认，当时的乌克兰化是有限度的，其目的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的牢不可破。不过，乌克兰正是在苏联时期基本上具备了国家应具备的一切属性，乌克兰形式上拥有主权，但不是独立的。

四、余论

当今的乌克兰曾因地缘政治变化经历了极为复杂和矛盾的政治整合进程。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共同源头。12世纪基辅大公名存实亡，基辅罗斯历史上统一国家的时代终结，罗斯分裂成许多公国。正是基辅的崩溃和蒙古的入侵，催生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也使乌克兰和俄罗斯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乌克兰及俄罗斯都脱胎于基辅罗斯，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当今的俄罗斯是以莫斯科为中心在东北罗斯发展起来的，而乌克兰民族的发源地则是从基辅中分裂出来的加利西亚—沃伦公国。

蒙古的衰落及加利西亚家族血统的断绝，加利西亚—沃伦成了波兰和立陶宛争夺的对象。最后，立陶宛大公国不仅成了基辅罗斯的强大继承者，也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的统治者。1569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通过卢布林联合建立波兰—立陶宛联邦。白俄罗斯地区留在了立陶宛，乌克兰地区则转归波兰管辖。1648年的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解放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和发展相关联，1917～1920年的争取独立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大革命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相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通过各种手段把境内45平方公里的乌克兰与分散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不到15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区域合到了一起，多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人第一次统一在了一个国家内。

乌克兰地区在分属不同国家时，无论奥匈、帝俄还是一战后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每个国家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考虑乌克兰问题，使乌克兰地区与本国实现一体化是各国的共同目标。而在帝俄废墟上建立的苏联，奉行民族自决权原则，20世纪20年代在全国大规模推行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表现为乌克兰化。而且按有的学者最近的观点，这种本土化直到苏联解体前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进行。苏联的乌克兰化，使乌克兰文化和乌克兰语第一次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正是乌克兰语教育的推广为乌克兰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苏联的民族政策对苏联境内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精英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根据人口普查等资料，对不同领域和层级管理者的民族构成比重进行了量化分析，指出整个苏联时期本土化都在有计划地进行。他认为，“客观来看，苏联不是‘各民族的牢狱’，而是‘各民族的摇篮’、‘积极活动的帝国’、是培育和构建民族国家的场所。”他的这个视角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