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作者：葛腾飞，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世界秩序是基辛格长期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基辛格希望通过对地缘政治均势结构的营造，实现某种主要大国均予以接受的世界秩序框架，从而实现稳定的合法化世界秩序的构建。基辛格强调要充分发挥外交的创造力，强调伟大的政治家要通过引领性创造性方式实现这种秩序构建，特别注重外交谈判的战略策略设计。21 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和发展中世界力量的群体性崛起，传统的美欧强权再也无法主导国际政治的现实力量结构和未来走向。基辛格认为，当前世界秩序面临着源于合法性重新界定和权力均衡变化两种趋势的根本挑战，当今时代政治家们需要去思考世界秩序重建这一根本性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美西方战略家面对西方力量地位结构性衰减和国际格局历史性变迁的一种深层次思考。

关键词：基辛格；世界秩序；均势；合法性；创造力

亨利·基辛格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持续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就是“世界秩序”。他不断从历史叙事中发掘形成稳定秩序的教益和机理，也不断用他关于世界秩序稳定的一整套理念来对现实国际政治中的失序性危险进行反思和追问。那么，一个理想的世界性秩序到底意味着什么？基辛格是经典现实主义者，他的世界秩序无疑是建基于一种实力的国际政治结构之上的。他的世界秩序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更强调在特定国际政治结构基础上构建一种得到所有大国认可的一体性框架，通过这种一体性框架实现既体现某种原则又反映实力安排的世界秩序。

一、基辛格关于实现国际秩序稳定机理的思考

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所有大国都尊重某种国际秩序所固有的根本规范，该国际秩序就是合法的，亦即秩序被所有主要大国所接受。各国会寻求在现有框架内磋商调整，而非将其推翻。建立合法的国际秩序意味着稳定。当各种力量在一个遵行礼让、惯例和法律的合法国际秩序范围内取得稳定时，就是和平。在基辛格看来，除非能够实现某种稳定的秩序，否则探求和平的努力必定会自取失败。

基辛格认为，维持国际稳定的最有力手段是有效的“均势”。这是经典现实主义者的一贯主张，包含了对国家强盛的物质力量基础的推崇。而基辛格特别重视如何实现这种均势的战略技艺。从他对梅特涅的赞许可见一斑：“很少有外交活动能如此清晰地展示政策就是权衡轻重，展示政策的智慧在于其相互举措间的关系，而不是在于个别行动是否‘机智聪明’。每一项举措都模棱两可，每一步骤都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但结果却是形成了一个同盟，其道德框架经受了考验，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的内容，其成就就是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后重建了和平”。

基辛格更从一种哲理的意义上揭示了国际秩序稳定的意涵。他指出，任何一种普遍接受的国际秩序对其各组成单位来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普遍的不满是稳定的条件，如果任何一个大国完全满意，所有其他国家都会完全不满，革命局面便随之而来。稳定秩序的基础是其成员的相对安全，因此也是一种相对不安全的状态。国际秩序的稳定，不是不存在不满诉求，而是不存在一种需要寻求通过推翻现存安排去进行补救的痛苦。基辛格认为，“那些攫取一切、忘记政治是可能的艺术的人，最终可能会失去一切”，不要屈服于诱惑，因为追求“外交胜利”会适得其反。单方面的“胜利”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长期坚持一项违背其利益的协议。归根结底，外交胜利“抵押了未来”，而应该采取“静悄悄的外交”。因此，基辛格无论是当政还是退休以后，从未放弃努力去试图说服美国人相信一种不同的外交政策方式，即超越美国例外论、理解权力的内在局限性以及做出外交政策选择可能包含的悲剧性结果。基辛格认为这是超级大国唯一合适的行为方式。

基辛格认为，和平即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而并不意味着没有国际冲突。当那个合法的秩序自身出了问题时，各国就面临一种革命局势，分歧就无法通过外交去解决。既然那个体系本身成为争议的对象，冲突就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只有诉诸武力才能解决。一个建立已久的稳定秩序之所以可能垮台，正是由于那些维持现状的国家不去认真对待那些有意改变世界的革命国家。就冷战时期来说，基辛格称，一个爆炸性的环境已经形成：国际关系是全球范围的，军事力量呈现两极化，几个大国陷入空前规模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战争的手段具有大规模毁灭的潜力。主要大国未能就国际秩序取得一致，也就没有一个能够实现稳定的国际秩序。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核时代的困境：面对一个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坚定的革命国家，人们无法保证有限战争不会升级。最后发生突变的某种危险总是存在。按照单一维度的大规模报复或确保摧毁战略，当利害牵涉极大而威慑又失灵时，唯有战争的升级这样一种结局。而如果牵涉的利害不是很大，这种单一维度的战略就必然要导致投降。在《选择的必要》中，他主张开始时使用常规武器，受威胁的国家必须显示出准备用强大的常规武力来进行抵抗，才能使对手确信必须面对一场有限战争；通过有限战争来防御，就很可能得到较好的结果，而无须走要么投降、要么毁灭这两种极端7。另外，还必须具有核能力以及视情适当使用核武器的准备，才能使对手不敢搞核讹诈，一旦进行的有限战争也不敢鲁莽地轻易升级。战争受到双方的这种限制，就不会导致通常意义上的胜负。如此就达到维护国际稳定的战略目的。基辛格认为，因为不稳定性会带来核毁灭的风险，所以原子武器与政治目的的不可通约性使得在核时代维护国际稳定变得更加重要。

二、地缘政治塑造与国际秩序构建

基辛格所推崇的对合法化秩序的构建，当然根本上也是要体现美国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这是他希望通过外交方式予以实现的战略意图和目标。而要实现这个战略意图的手段和方式，则是源自他对地缘政治的深度理解以及围绕地缘政治的战略策略运作。在《重建的世界》中，他这样描述梅特涅：“奥地利处于常常会引来外国入侵的中央位置，但这也将成为保证最大行动自由的有利条件”，“最暴露的国家应当明知不得已也要假装甘愿为之，在危机时刻利用对它的需求实现暂时的独据一方，熟练的外交将创造出地理上的隔离为一些得天独厚的国家提供的优势”。基辛格说，欧洲之所以能从法国大革命后似乎混乱的局势中稳定下来，主要是由于以谈判促成国际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以及使这种和解合法化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这两位伟人的努力，即归为基于地缘政治的运作。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基辛格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类型的外交传统：岛屿国家的外交和大陆国家的外交。基辛格将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分别称为“大陆政治家”和“岛屿政治家”，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分别奉行不同的外交理念。奥地利奉行的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外交，目的是“为欧洲有一个合法性体系以挫败普遍性的征服而战”。英国奉行的是岛屿国家外交，“其目的是为欧洲有一个阻止征服的结构而战”。英国外交奉行的均势政策，是一种不同于大陆国家模式的均势模式，是在均势已遭破坏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总是试图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结构。

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北美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巨大岛屿，美国之于欧亚大陆犹如英国之于欧洲。这种岛屿的地缘政治环境，培育出了美国与大陆国家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使美国外交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岛国特征。美国有两大洋作为天堑使其远离欧亚大陆权力政治中心，它的邻国都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美国很少有国家安全的紧迫感。在20世纪中叶以前，欧亚大陆的权势重心主要还在欧洲，因此美国主要依靠英国维系欧洲均势体系，当英国国势衰微无力充当维系欧陆均势的平衡者角色之时，美国便将恢复欧洲均势作为自己的使命，美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都可以从这一角度进行解释。伴随着苏俄崛起为超级陆上强权，欧洲权势实现了侧翼转移，因此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运作，就是维系欧亚大陆的均势。当代美国杰出的两位经典现实主义政治家乔治·凯南和亨利·基辛格，秉持的都是这一地缘政治思想。尽管冷战时期传统地缘政治面临着新的具有巨大杀伤力和能够进行洲际性投掷的核武器的挑战，但美国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们仍然在大战略层面成功地发掘了地缘政治运作的巨大战略价值。

基辛格将地缘政治理论运用于欧亚大陆战略实践、进而谋划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最为经典和成功的案例，是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时期打造的“美中苏战略大三角”。面对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不利战略处境，基辛格给美国设计了一整套地缘政治构想，力图制订一项着眼于长远目标的总构想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战略手段。尽管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中，这种地缘政治构想到此时为止还不被美国人所理解，也受到国会、公众舆论以至官僚机构的阻挠。在基辛格的思想中，这种地缘政治构想中最核心的概念便是平衡。他说，如果历史有所借鉴的话，那就是不会有无平衡的和平。基辛格认为，对外政策的目的便是追求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存在于一种为他者所接受的合法国际秩序和稳定国际体系的形成之中。稳定的国际体系是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家的首要目标。只有在主要的大国都承认国际体系的结构和使这个体系得以维持的国际秩序，以及将那些不承认这个国际体系的大国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时，才能达到稳定。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运用工具来缔造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合法的国际秩序。而支撑这一目标的物质性基础，便是基于地缘政治安排的实力结构。基辛格作为战略型外交大师所从事的工作，便是从看似无序或混乱的力量关系中塑造出这样一种可以支撑某种稳定秩序的地缘政治结构。

从这种地缘政治的宏观构想出发，基辛格着力为尼克松政府设计打造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体化框架。在这个总体构想的第一个层面，就是通过“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建立起战略性均势，在欧亚大陆塑造出一个用来有效制衡苏联的地缘政治结构。尼克松任内第一份致美国国会的综合报告《争取和平的新战略》（1970年2月18日）就提出，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要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通过与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政府希望在美国、苏联、中国之间建立起某种紧密的缓和性联系，让苏联和中国同时处于一种有求于美国的地位，从而加大美国的谈判筹码。这一方案能够在美国的力量和意志均处于下降的时期大大增强美国的战略地位。基辛格希望，通过发展美国与苏联之间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共同利益，借此把苏联、中国拉进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利害关系之中。基于这样的地缘政治均势结构，基辛格便拥有了制衡最主要对手苏联的最大战略筹码。剩下的，就是运用所谓的“连环套”套住苏联，与苏联进行谈判。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均势营造，加上尼克松一心想拖住苏联来解决越南问题的想法，结合起来便使“连环套”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础。基辛格希望通过这种策略达到一种恰当的利益均衡，诱使苏联在解决一系列问题时采取合作态度，进行具体而切实的谈判。

基辛格为尼克松政府谋划的地缘政治构想的第二个层面，是建立起一种全面均衡的国际体系。1970年10月23日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概括地陈述了对外政策新观点：“我们期望与在这儿有代表的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不仅要遏制危机，而且要创造一个促进正义并保证稳定的和平结构。这个和平结构将是持久的，因为它的持久与所有国家的利益相关。”为达成这一目标，基辛格列举了以下这些主要任务：改善苏美关系、改善中美关系；保持与西欧各国及日本的强有力的联盟；鼓励地区性的力量平衡；与发展中国家及其在各种国际论坛的代表保持良好关系。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的演说更进一步展现了建立全面均衡的国际体系的总体构想。尼克松提出，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五大经济力量中心。由此，美国首开先河，正式提出了当代世界的多极化观点。

这样，通过基辛格的地缘政治构想和实践，美国得以在欧亚大陆建立起以西欧、日本、中国共同制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均势，而美国则得以跳出这一欧亚大陆均势框架，成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框架的操控者，牢牢把握了美国对这一新构建起来的、受到世界各主要大国认可的“合法化”世界秩序的主导权。

三、秩序构建的路径策略与创造力

通过构建某种统一的秩序而达致稳定，这是基辛格的核心思想。他希望能够形成某种统一性秩序框架，使得所有大国都能参与到这个统一的框架之中。正如他为尼克松政府设计缓和战略时所表达的思想：如果一个大国不在这一国际秩序之内或者敌视这一秩序，就不会有稳定的国际秩序，这是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就表达的观点。也就是说，给予所有大国某种平等的大国合法地位，这是构建合法化国际秩序的前提。就任政府决策者后，基辛格强调通过缓和建立起美苏双方的共同利益，即建立共同认可的一种国际秩序规则。即使是两个对抗的核超级大国，他们也“就缓解紧张关系相当可能存在一种暂时的利益交集”，这种利益交集就使美苏两国从对抗走向缓和成为可能。而如何将这种利益交集进行机制化，如何逐步构建某种共同认可的国际机制和秩序框架呢？基辛格特别重视谈判的秩序构建作用，谈判成为实现合法化秩序这样一种重大意义目标的外交形式。

基辛格对于谈判有着一套精细的谋划和思考，他希望通过创设一系列吸引对手大国参与的、有效和有利的筹码，甚至是诱导式地逐步展开深入对话，以期形成某种有吸引力的关系框架。基辛格强调，谈判要有具体的周密计划。有效的计划需要进行仔细、详尽和冷静的研究，并且需要有进行耐心的、高度技术性谈判的愿望。他尤其反对在缺乏一套包含具体谈判的周密计划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和会晤。他针对与苏联的缓和提出，如果西方想从一段缓和时期中获得比较持久的好处，必须以摆出使对方信服的防御态势为后盾，在外交上协调一致，利用苏联当时的虚弱地位，才能达到目的。这正如他对梅特涅外交手法的推崇：梅特涅“细心地准备，强调尽可能达成道义共识，利用敌人的心理更坚决地摧毁他”。

为了使谈判更加有效和可持续，基辛格在70年代与苏联缓和的谈判实践中创造了被称为连环套的谈判策略。所谓连环套，简单地说，就是把各种问题串联在一起。基辛格这样解释：“我们的做法产生于这样的信念，即在同时进行一系列问题的谈判时，在某一问题上有所进展，就能推动其他问题的谈判。如果我们成功，那么任何协定都不会是一个经受不起下一次危机考验的孤立成果。所谓连环套这个思想所表达出来的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非我们的臆造，而是实际存在的，因为美苏两国的利益在一系列问题和领域中都互相抵触。我们争取达成一系列协议来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我们谋求把这些协议同适应核时代危险的国际行为新标准联系起来。苏联在同西方的这种关系网中结成利害关系后，可能会更多地意识到，如果恢复对抗，它将遭受何种损失。”基辛格希望实现一种没有风险的和平——他要在消除两个超级核大国对抗风险的同时，创造出一个稳定各方力量的均衡的局面和一个合法的国际秩序，其办法就是，把苏联套进一个千丝万缕的罗网之中，使它永远不愿摆脱出去。

正如对谈判这种策略性的重视，基辛格特别强调要发挥外交的创造力。外交政策领域是一个需要创造性艺术的领域，他强烈批评官僚化的外交行事方式。基辛格认为，所谓创造力就是伟大人物运用其意志去推动世界秩序和历史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基辛格认为，要创造，就要驾驭历史去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不受历史所驾驭。基辛格认为，在客观事物和环境的限度内，人的意志和想象力对事态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基辛格看来，过分强调客观，把客观事物说成完全独立于人之外而存在，这可能导致一定的消极心理，使人宁可去适应环境而不是谋求驾驭环境，还可能使人严重低估改变客观甚至创造客观的能力。重振创造我们自己的客观的能力和意愿，这也许是对我们提出的最高的挑战。基辛格暗示创造性的政策必有好处。他声称：政治家犹如古典剧里的英雄，他预见了未来，但无法证明其是否“真实”。政治家必须把自己的直觉当成实际，把自己的愿望权且当成真理而实施行动。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政治家的命运往往同预言家一样，在本国不受尊敬，要使国人采纳自己的计划总是难乎其难，而往往要等到他们的预言已经应验，人们回过头来才能看到他们的伟大之处。

基辛格认为，真正的政治家的标志是战略眼光，是认识各种力量的真正关系并使这种认识为自身目的服务的能力。他提出，普通领导人倾向于按照当时的政治共识行事，他们的行动只限于改善目前的情况。真正的政治家则准备与环境抗争，将政治从过去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以重塑现实。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必须跨越一个民族的经历与他的远见之间的鸿沟，跨越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未来之间的鸿沟。”基辛格从研究黎塞留的生涯中得出结论认为，首先，成功对外政策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在对所有相关因素详加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一种长期战略愿景；其次，必须将这一战略愿景加以提炼，通过将一系列含糊不清，有时还相互冲突的压力塑造成一种连贯而有着明确目标的方向指引；再次，必须尽可能地站在其时代的最前沿，在其所在社会的经历与未来的愿景之间搭建联通之道。基辛格试图通过自身的外交政策实践说明这一点。他在70年代推动尼克松政府结束越南战争、打造战略“大三角”以及与苏联达成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努力中体现了他对现实世界进行塑造的外交能力。他在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时期，为解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献言献策仍然体现了这种思想。他强调小布什政府要重塑国内两党共识，强调美国国内政治对于在伊拉克取得某种成功的重要性。

保持行动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测性，也是基辛格惯于运用的一种外交风格策略。基辛格在1957年的名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论证了一种基于全面战争能力的神秘莫测的战略。1969年初，他向尼克松提出，对美国意图的把握不定可以使苏联人更愿意谈判；数年后，他说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沉默是介于使人放心和绝不妥协之间的最佳中间办法，前者将自招失败，后者则可能证明是挑衅性的”。

四、未来世界秩序与基辛格的权衡

冷战结束之后，新的世界秩序尚在酝酿之中。基辛格因此提出未来世界秩序的方向性问题。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合理性源于其程序性，即价值中立，其规则易于为任何国家所接受，具体包括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边界不可侵犯、强调国家主权、鼓励国际法等；但体系的虚弱性则存在于其力量的反面，即它是由经战场流血而筋疲力尽的各国设计的，本身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应对的只是分配和维护权势的方法，而没有为如何产生合法性提供答案。而在新的世界秩序打造过程中，关键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统一性原则。基辛格这里指的，实际上内含了一个国际秩序主导性价值观问题。

基辛格考察了西方和非西方的世界秩序观的差异，认为文艺复兴后西方世界深深地致力于追求外在于观察者的现实真实世界，此即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对外政策的成功依赖于评价既有的物质现实和趋势，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代表着一种主要基于权力和领土的现实判断；而在其他的伟大文明中，包括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现实被认为是内在于观察者的，由心理的、哲学的或宗教的确信来界定。基辛格认为，目前世界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后冷战时代出现的单方面的乐观设想，即认为民主与自由市场的传播会自动创造一个公正、和平和包容性的世界，显然是失败的。结果不仅仅是一种多极权力，而且是一个日益冲突的现实构成的世界。面对这个西方再也无法独自掌控的世界，基辛格认为，当前的挑战是将“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融入“共同秩序”。在他看来，当今时代的政治家必须要面对国际体系的重建这一最终挑战。如果不应对这一挑战，基辛格甚至设想“地区之间的斗争”可能会“比国家之间的斗争更具破坏性”。

基辛格认为，每一种世界秩序或迟或早都面临两种挑战其凝聚力的趋势：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在权力均衡上有重大改变。第一种趋势是当支撑国际安排的价值观发生根本变化之时，即被那些负有维持这一秩序的国家所放弃或者由一种替代性合法观念的革命性输入而发生反转。基辛格认为秩序的淹没，主要不是源于军事上的失败或者资源上的不平衡，而是由于不理解挑战的性质和范围，他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在现有秩序设想的基础上以诚意去进行谈判，达成一种合理的解决。第二种趋势是因现有体系证明不能容纳一种权力关系的主要变化而出现世界秩序的危机。在某些情况下，秩序的崩溃是因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终止其角色地位或者不再存在——例如20世纪末发生的苏联解体，或者是一个崛起的国家可能拒绝由一个体系安排的角色地位，既有的强权证明不能去调适这一体系容纳其崛起的平衡能力。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导致了类似这种结构性挑战。

基辛格认为，在世界秩序的两个方面，即权势力量与合法性上取得平衡，这是治国之术的精髓。计算权势，但不遵从道德，会使每一个歧见都变成对力量的测试；另一方面，考虑道义，但不考虑力量均衡，在对付挑战时要么导致十字军东征或者是无能的政策，要么是极端的危险，危及国际秩序自身的凝聚力。

基辛格从具体的层面分析了21世纪世界秩序结构存在的重要欠缺。一是国家自身性质上，这是国际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已然面临着多重的压力。二是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相互冲突。国际经济体系是全球性的，国际政治结构仍是基于民族国家的；全球经济动力源于消除商品资本流通的障碍，国际政治体系仍然很大程度上基于世界秩序的不同观念及国家利益观念的调和；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无视国家边界，国家政策在政治上强调边界的重要性，即使它在寻求调和相互冲突的国家目标时。这导致经济危机的日益频繁。三是缺乏一种大国协商并在最重要问题上可能合作的有效机制。基辛格认为美国在领导者角色方面存在欠缺，美国需要在寻求稳定与支持普遍原则上取得平衡。

虽然基辛格认为很难就后冷战国际秩序达成合法性的道德共识，但他还是提出了建立类似俾斯麦式的全球均势体系的主张。基辛格依然不愿放弃建立与维也纳体系类似的后冷战秩序的努力，当然最关键的仍然是他孜孜以求的合法性问题。基辛格坚持认为，要成功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其核心规则和限制条件必须是相关行为者共同参与的一种非霸权进程的结果。他断言，在西方失去对非西方统治的历史形势下，世界秩序的重建只有通过某种体现广泛参与性和存在性的共建进程，才具有合法性。这里的广泛参与性存在性，不仅是指国际政治层面的各种传统国际行为体力量，也包括国内政治意义上包括精英和民众的公众参与。“任何秩序体系，要想持续下去，都必须被公正地接受——不仅被领导人接受，也被公民接受。”体现区域文明特征的主要竞争中心的价值观也要能够体现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在基辛格看来，这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将权力和合法性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按照西方的路线来组织世界。在以前的历史时期存在着独特的区域秩序形式，例如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尽管受到殖民主义的挑战和侵犯，这些也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替代概念。基于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现实，基辛格因此认为，他理想的世界秩序仅仅只有中国和美国能够基于合作和伙伴关系而非对抗和竞争建立起他们的关系时才可能发生。

五、评价

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核心思想就是构建世界主要大国共同接受的某种统一的世界性秩序框架。这一世界性秩序的基础是基于地缘政治的某种权力安排，包含一对关键矛盾，即秩序与权力，或者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基辛格的著作始终希望把理想主义嫁接到他的现实主义观念之中，实现秩序与权力的完美融合。

从本质上说，基辛格对实力本身有着极大的偏爱。基辛格始终关注的是世界主要大国以及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塑造，这充分说明基辛格现实主义的基本态度。他建议尼克松、小布什这些美国总统充分利用美国的力量，从轰炸越南、调停中东，到挑拨苏联和中国，以及支持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这似乎都并没有要求限制美国的力量。在他的世界秩序理念中，基于大国的地缘政治权力安排也是支撑这种世界性的秩序建设进程的基本物质因素。然而，大国间的权势博弈并不能完全靠力量去解决，事实上基辛格反复说明，大国对抗终究无法完全通过武力使用这个途径去实现某种双方认可的结果，明智的政治家终究要让大国对抗回到某种共同磋商的秩序构建进程，去实现国际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反复解释，要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以及接受一个不会自动屈从于美国意识形态梦想的世界的必要性。不过，也正是由于关注大国权势安排的现实主义基本态度，以及其内心对维护美国权势的信念，基辛格没有考虑如何创建更可持续的全球治理秩序问题。在承认可持续秩序以合法秩序为前提的基础上，他未能讨论资本主义作为实现世界秩序预期目标手段的可行性。考虑到大规模贫困、严重不平等、普遍性腐败、压榨性掠夺地球资源的持续存在，以及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多种形式的生态衰退的日益可怕的预期，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体系怎么可能被视为甚至是合法的呢。

应该说，基辛格的犹太人移民身份以及他年轻时曾经遭遇的痛苦经历成为他毕生世界秩序观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的这种世界秩序观中，美国这个赋予他“重生”的霸权国家，无疑被他感恩式地赋予一种崇高的领导地位，因此他也格外致力于传播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秩序影响力；同时，作为移民对文化多元性的理解和视域更为宽阔的世界观，基辛格的思想深处由于对种族身份歧视的深刻忿恨而产生的文化包容性渴望；以及对于战争、暴力和极端主义引起的年少时代惨痛经历的深刻记忆，他深刻的历史悲观主义意识，又使他对稳定的世界秩序有着根深蒂固的渴望，他在哈佛习得的专业思考能力及专业历练又使他成为在世界不同社会之间探讨政策性联系的跨国精英的一个专业代表，因而他的世界秩序思想包含着某种世界主义的内涵。有学者指出，世界主义是基辛格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来源，“他越来越具有这样一种才能，能够洞察大量不同的信息，并提出看似简单、连贯和切实可行的行动建议”，这也反映出他的世界秩序观内涵的某种妥协性精神。这与基辛格传记作家对基辛格的性格描述也是内在一致的：“总是渴望被别人接纳、永远充满不信任和不安全感：这些都是对一个被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篇章颠覆的童年所表现出来的值得理解的正常反应。基辛格在社会和政治上为人接受、得人捧爱的渴望非同一般的强烈，以致他在很多时候宁愿在信仰问题上作出妥协。”因此，基辛格个人也始终面临着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文化困境，即他自身尽管是美国一名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精英人士，但他并非代表美国战略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主流，他始终不能代表美国主流白人精英。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崇尚的美国优先、美国至上观念与基辛格的历史悲观主义和妥协观念存在着深深的撕裂。

基辛格无法克服的一个最大困境是，他面临着美西方现实主义战略家无法掌控的一种力量分散化的局面，这甚至被理查德·哈斯等称之为“非极化时代”。基辛格赖以构建某种国际体系以及相应国际秩序的物质基础，就是地缘政治结构塑造，这种地缘政治塑造依据的就是一种极化的力量分布态势。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新的分散化力量态势，或者说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其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基础结构的塑造出现了困难。这也就是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反复说明的现实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性趋势，他称要么在合法性上实现改变，要么在权力均衡上出现重大变化。其实，按基辛格自身的地缘政治解释，这两者归根到底还是一点，就是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结构变化。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力量和发展中世界力量的崛起，传统的美欧强权再也无法主导国际政治的这种分散化力量结构，再也难能塑造出美国主导的某种国际政治权势结构，因此也就难以再回到美西方完全主导的价值取向或国际制度规则上来，而这可能是素来秉持美西方中心的战略家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即使基辛格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