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作者：颜震，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随着近年来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国际学界有关大国崛起与大国竞争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学术作品，出现一批有别于基于传统权力分配研究路径的新方法和新领域。大国崛起的叙事建构、社会素质、国际合法性与权威受到国际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中国和印度正逐渐被置于聚光灯下，正在成为未来大国崛起研究对象，这也为学界带来了不同于传统西方大国崛起的新问题。

关键词：大国崛起；叙事建构；合法性；中国；印度

大国崛起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围绕权力、外交、地缘政治、国际秩序等关键概念所发生的国际现象，与权力转移、国家战略、外交政策和战争等研究领域密切相关，是国际研究的永恒课题。随着近年来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兴大国崛起与大国竞争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国际学术作品，同时也出现有别于基于传统权力分配研究路径的新方法和新领域。笔者择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一、大国崛起的理论新探讨

大国崛起理论的集大成者，无疑要追溯到保罗·肯尼迪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力作《大国的兴衰》（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正如此书副标题“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所述，国家的兴起乃至衰落与其经济实力以及军事战略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一观点被随后苏联解体的历史所印证，极大提升了此书的知名度与权威性。当然，在诸多追捧声音之中，不乏对其经济至上的“物质主义”决定论存在的质疑。这也在客观上进一步提升了对于大国兴衰研究的热度与多元化。

在诸多批判性研究的成果中，美国印度裔学者曼嘉丽·查特吉·米勒于2021年面世的著作《国家为何崛起？》（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Why Nations Rise: Narratives and the Path to Great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一书围绕契合当下国际政治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方式有何不同，以及为何不同。米勒坦诚自己对此课题的研究兴趣有十多年之久，而其理论化的程度随着对诸多历史案例（尤其是美国、荷兰、明治日本与冷战时期的日本等）的剖析愈加深入和清晰。米勒发现，除了承认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之外，学界对于何谓崛起大国没有统一且清晰的界定。作者尝试对崛起大国进行以下假定：1.崛起国家在相对物质能力上超越其他国家，2.崛起国家很有可能是修正主义国家，即不安于从属者的现状，并最终会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很明显，作者将主要的关注力放在第二个假设之上，因为即使某些大国在物质能力上“崛起”，但并没有将其转化为大国崛起的政治意志，并积极建构属于大国范畴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换句话说，国家是否崛起，不仅在于相对物质能力的增强，也在于使他者认可这些能力。权力本身不足以完全决定国家是否崛起。

从国家崛起的物质、利益、认可维度出发，米勒探讨了崛起国成为大国的重要一点是获得国际权威性，并参照现行大国的方式打造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国际认可主要集中在承认崛起国家的相对物质能力和利益的全球性。同时，也必须看到国内认可也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大国或者积极有所作为的国家崛起，并非仅仅开始于获取相对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在于积极通过遵守大国规范并获得内外认可，从而获取全球威信。因此大国应该是调和性（accommodational）的大国”（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Why Nations Rise: Narratives and the Path to Great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0）。在此基础上，米勒认为崛起国必须推广理念（idea advocacy）。推广理念是指崛起国精英生产新理念与推广已有理念，以诠释作为未来大国的合理行为，获得全球权威和崛起认可度（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Why Nations Rise: Narratives and the Path to Great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1）。推广理念同时也可以用“理念创业”（ideas entrepreneurship）来表达，即一国的创新力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力量的积累抑或科技的突破，更应该体现在思想维度的创新，进而能够作用与国家物质力量的增长和维系。作者认为理念，或信仰（belief），对于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的行为至关重要，而信仰主要来自于国家的创业精英（entrepreneurial elites），同时信仰是多元和动态变化的（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Why Nations Rise: Narratives and the Path to Great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2-13）。

米勒回顾19世纪以来若干国家的崛起，在肯定它们拥有共同的军事、经济与政治力量，以及殖民扩张等共同点之外，进一步阐释了大国崛起中体现的调和性，即是被人们视为与大国行为“相称（appropriate）”的特点。米勒以荷兰和美国及明治日本作为对比：荷兰缄默低调，只保留了利润丰厚的印尼殖民地，否认自身的帝国或大国身份，保持一种“小国心态”，绝少介入国际事务，其精英叙事经常关注成为“好国家”而非“大国”；而美日两国则寻求大国身份，建构崛起的叙事，从而成为史书中成功崛起抑或失败的典型案例。相比之下，中国类似百年前的美国和日本，正在积极建构属于自己的崛起叙事，并时刻表现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姿态；而印度虽然正在崛起，在物质能力上拥有大国的潜力，但并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叙事，并在某些方面与现有国际机制保持距离，从而成为所谓“沉默的”（reticent）大国。以历史案例为鉴，作者总结出大国崛起的三大规律：崛起大国必须兼具物质力量与崛起叙事；积极的崛起大国，即修正主义大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些国家尽管拥有相应的物质力量，但却选择保持沉默。

从《国家为何崛起？》的理论视角和结论来看，作者给予大国崛起较为简化且清晰的定义，同时也提升了大国的准入门槛——今日的印度并不完全具备大国资格，因为印度缺乏建构属于自身的崛起叙事，无法在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上发挥实际的领导力和权威。然而，比较遗憾的是，本书尽管对于大国崛起的定义与方式进行了相对理论创新，但并没有对“国家为何崛起”这一问题给出结构性的回应。作者似乎认为，具有潜力的国家必然会寻求崛起的道路，但囿于体系的约束和政治精英的认知与能力，不同的国家选择了积极的叙事建构或者保持沉默。瑕不掩瑜，本书对“大国”和“崛起国”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有效的区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大国崛起”这一概念的双重属性。

与米勒较为系统且理论化的研究相比，在有关大国崛起原因的分析上，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马扎尔近期在《外交事务》杂志中的观点则更为坦率切务实（Michael J. Mazarr. What Makes a Power Great: The Real Drivers of Rise and Fall[J].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22.）。他在承认学界政界等主流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并强调社会的基本素质对大国崛起的重要意义：经济生产力、技术创新、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意志等。进一步而言，强烈的民族抱负、学习和适应力的文化等，都是国际实力的基础，同时各要素之间应该保持平衡，不可偏激或过界。马扎尔提出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国家往往具备七种品质：国家雄心、公民共享机会、共同和持续的民族认同、活跃的政府、有效的社会制度、强调学习和适应，以及显着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在这一分析框架之上，作者主要担忧美国所相对缺乏的其中四种品质：国家意志和雄心、共同的国家身份、共享机会与学习和适应精神。

我们应该看到，有关大国的成功品质反映的是一定历史时空中国家制度与文化的“适者生存”，并且与社会生产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积极的正向关联。比如美国国家雄心的缺失主要来源于青年与社会中坚人口对政治与经济危机的悲观预期，以至于对国家的信心消退，并间接助长了民粹/孤立主义的抬头。虽然由于篇幅限制，作者对美国现阶段危机的原因无法充分展开，但我们无法忽略社会品质本身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历史无数次验证了国家的创造力、民族认同和时代精神是可以通过危机管理、决策水平、领导人品质等多种因素加以改变的。崛起与衰落的故事并非天注定，而更在人为。

二、大国崛起与竞争管理：有关物质能力与身份（硬软权力）和国际体系的研究

对于国际秩序现状的描述和定义永远是国际关系学者最为痴迷的话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涵括甚至框定了大国崛起与大国竞争的研究范式。在较新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依然发现现实主义以及传统的均势理论依旧是主流思潮之一。例如，美国青年学者汉纳·萨米尔·卡萨布在其《弱国与大国竞争的范围》（Hanna Samir Kassab. Weak States as Spheres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一书中认为当今世界已经从单极秩序进入多极秩序，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大国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已经不满足于匍匐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下，而是通过对“弱国”（weak states）的竞争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作者无奈感慨，霸权本身具有对权力扩张与消解的双重属性：它虽然有助于树立大国合法性，但过于昂贵，也允许搭便车者利用这一秩序壮大自己，最终挑战霸权国。因此美国也在进行政策修正，逐渐减少霸权行为，转而关注自身的生存。

有关崛起国与现状国（或衰落大国）关系的研究往往最能触动当下人们对于国际问题的敏感神经，大多数理论与政策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以此为重要的研究背景。崛起国能否取代现状国？两者关系的尽头是和平还是战争？回答这些问题的研究框架往往被学界称之为“权力（霸权）转移论”。在过去若干年里，学界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占据了显要位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这一争论的研究浓缩在2017年5月出版的《注定一战》一书中，发掘并整理过去500年的16个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案例，发现绝大多数以战争收场，似乎充分印证自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人类社会并未跳出这一隐喻所圈定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在当前中美全方位竞争加剧，俄乌冲突激化地缘矛盾等大背景下，国际学界对大国竞争和崛起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更多新的思路，从大国意志、行为与权力空间等多重维度进行了探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修昔底德陷阱”基于大国权力竞争的线性思路。

《崛起与衰落的巨人：大国如何利用权力转移》一书通过历史案例分析，作者发现崛起大国对待衰落大国的态度不一而足，既有可能利用时机通过掠夺后者获取利益，也有可能对后者提供支持，或者相对较为克制地采取以上两种行动。作者使用掠夺理论（predation theory）进行解释，认为崛起大国采取激烈的掠夺手段的前提是衰落大国无法帮助抵御其他大国的威胁，并同时缺乏阻止大国崛起的军事手段（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

从这一理论的立论视角出发，这意味着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崛起大国手中。尽管决策者不可能完全掌握权力分配的所有信息，然而一旦崛起大国的领导人发现权力转移有利于自身且不利于衰落大国，其行为将根据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地理和政治关系，以及衰落大国军事工具而发生变化。作者认为，衰落大国有效避免被掠夺的唯一方式就是显示以战争相威胁的信用度，即有效提升崛起大国的掠夺成本，如此一来崛起大国的掠夺行为烈度就会较低。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大国经济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焦点，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大国政治》一书恰逢其时，聚焦讨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地缘经济的核心概念，即技术主权（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地位的显著提升。进入科技竞争为主导的大国竞争时代，大国将更难以接受技术相互依赖，国家将更为直接地介入市场（Glenn Diese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Geo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London: I.B. TAURIS, 2021, p.219.）。一言以蔽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地缘经济将促使技术生态体系的领土化，大国将力图摆脱对其他大国（包括盟友）的技术依赖，并破除其他国家利用自身技术生态发挥影响力的能力（Glenn Diese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Geo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London: I.B. TAURIS, 2021, p.220.）。而新冠疫情的扩散加剧了这一趋势。

在现实主义传统思路当中，国家几乎不可能营造信任，除非这一信任建立在对彼此相互确保摧毁的确认之上，即建立在威慑而非善意基础上的信任。在《大国政治的意图：不确定性与冲突的根源》一书中，作者认为从均势理论来看，如果缺少均势，国家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信任（Sebastian Rosato. Intentions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Uncertaint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为了超越这一研究困境，作者从另一关键概念——意图（intention）入手，着重讨论大国关系中信任的重要性。大国关系的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研判对手的意图，从而建构彼此之间的信任。毫无疑问，无论是领导者个人抑或领导集体，集中于高度主观层面的意图是非常难以捕捉和量化的研究对象，这也增加了本书的研究难度与理论趣味。作者坦诚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中诸多学者关于大国关系研究的种种争论，包括竞争、合作、战争与和平的前景，很难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在于学者们对于大国意图的观点不一（Sebastian Rosato. Intentions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Uncertaint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p.2）。在现实主义的假设中，大国无法确定彼此的意图，因此安全竞争与战争阴云始终笼罩国际关系的过去与未来。而对乐观主义者——如温特和福山——来说，大国在某种情况下也能够建立起彼此之间互不伤害的信任感。即使大国之间依然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建立起不以武力来处理彼此利益冲突的信任（Sebastian Rosato. Intentions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Uncertaint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p.4）。作者在其所谓“意图悲观主义”（intentions pessimism）理论中指出，大国几乎完全不可能确定其对手的善意，因为获取必要的信息过于困难，其理论假设在于国际政治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信息来决定的。这一点也许不难理解，毕竟大国行为的直接信息来自于少数决策者的深思熟虑，甚至感情用事，这几乎无法被其他国家所掌握。而非直接信息，如政策宣言或自我主张的利益等也是不可信的。与此同时，意图所带来的行动也可能处于意图的变更而在未来有所变化，更增加了其不确定性（Sebastian Rosato. Intentions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Uncertaint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p.9）。

三、新兴大国崛起与聚焦点：中国与印度

（一）研究新兴大国崛起的新方法

来自高盛集团提出的投资概念“金砖国家”成为新世纪最为成功的社科研究对象之一，并催化推动了一轮又一轮有关新兴市场与新兴大国研究的热潮。当然，有关金砖国家乃至“金钻十一国”的研究虽然囿于时代的视角和国际局势的变换，旧有的研究框架和展望很快失去时效性，但今天看来尤有可取之处。比如哈罗尔认为金砖国家的潜力可以从五大视角展开：区域优势和大国地位；国际制度与制度羁绊；与美国的关系；可能出现的制衡行为；经济发展与外交政策的联系（Andrew Hurrell.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82(1): 1–19.）。人们最为在意的是，新兴国家作为集体性崛起的现象发生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等传统全球南方的多个地区，似乎印证了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中所重点分析的“他者的崛起”。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分析框架依旧重点关注“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等腰三角形模式。然而，哈罗尔在同一篇文章里也指出，成为大国绝不仅仅意味着掌握巨大的物质力量，而是与合法性与权威的观念息息相关（Andrew Hurrell.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82(1): 1–19.）。随着人们对新世纪大国崛起这一当代课题思考的深入，传统分析框架在近些年里已然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

斯图恩克尔在其2016年专著中模仿扎卡里亚，大胆使用《后西方世界》为书名，对西方学界刻意将美好的“西方”与混乱的“他者”的历史偏见进行激烈批判（Oliver Stuenkel. 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作者以金砖国家作为分析对象，将他者崛起的范畴从经济军事实力扩大到国际制度，重点寻找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规范和制度上的创新。他认为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正在创造一种“平行秩序”（parallel order），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博鳌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基金等整合并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合作。遗憾的是，作者虽然试图开辟非西方国家崛起主体性的理论战场，但并没有对“他者崛起”的思想维度进行探讨，而后者很大程度上依旧被为哲学和历史学者所主导。

在有关中国崛起的研究中，研究范式开始悄然转向对于中国全球大国身份建构等领域，即从中国自身发展与观察世界的视角出发，试图补充并丰富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理解。在诸多研究中，胡在《中国的全球身份：对大国责任的思考》（Hoo Tiang Boon. China’s Global Identity: Conside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reat Powe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8.）一书中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的基础上，明确表达对此观点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多重维度的基础上，而非简单将中国视为崛起——挑战——破坏的现实主义利维坦。作者注意到，中国身为大国的自我意识来源已久，并指出中国长久以来具有三大明显的“优越性认知”：作为“伟大中央王国”的文明情结；晚清与民国时期“失去的伟大”；1949年后毛泽东时代的“大国觉醒”。在某种意义上，胡承认并发展了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的文明型国家论调，并试图将中国特有的思维意识和话语体系与中国的国际行为相印证，从而打破现有西方理论对中国崛起的误读。胡注意到最有研究价值的中国全球身份建构是“负责任的大国”。这其实与《国家为何崛起？》一书所谓“推广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所着重推广的标志性理念与价值，从“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到“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在以迂回的方式回应西方政界与学界有关“保护的责任”等大国规范，也在客观上表达中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只不过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叙事很难在缺乏“信任”的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产生共鸣。

2018年，包括斯蒂芬·沃尔特、约翰·伊肯伯里、威廉·沃尔夫斯、文安立、裴敏欣、沈大伟、迈克尔·考克斯在内等知名国际学者围绕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辩论，收录在《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吗？》一书中（Asle Toje, ed. Will China’s Rise Be Peaceful? Security, Stability, and Legiti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国是全球大国抑或区域大国？经济与军事实力在当代地缘政治中分量有多重？现有的国际秩序究竟能否接纳新的崛起大国？其他大国——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邻国——能否接纳中国的崛起？21世纪的权力转移能否带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学者们对以上问题的解答视角不一，结论各不相同，但问题本身的严肃性已经将中国崛起视为不可置疑的客观事实来看待。主编托叶在前言中指出，这场辩论看似内容多元，但都围绕安全、稳定与合法性这三个关键概念展开。其中，合法性的意义也许更为长远且具有决定性。中国的行为是否符合现有国际规范、原则与标准？中国的内政是否能为其国际行为提供合法性，且反之亦然？总而言之，一国的行为能否被证明是正当的，而非简单被国际社会接受或适应所衡量，体现出国家行为道德维度的重要性（Asle Toje, ed. Will China’s Rise Be Peaceful? Security, Stability, and Legitimacy, p.8）。如我们在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期间所亲身经历的那样，国家间竞争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和军事领域，正在国际舆论场进行残酷的厮杀，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传统战场。这似乎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某种特殊性，即理念、价值观与身份对于崛起大国具有超乎以往所有历史经验的重要分量。从这一点看，此次辩论的框架不仅适用于分析中国崛起，更可以适用于包括印度在内其他大国崛起的研究。

（二）研究聚焦点——印度

近些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危机迭起与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的回归，我们发现多数有关崛起大国的研究逐渐锚定在中国和印度两个真正具有全球大国潜力的目标之上。在海量的研究文献中，西方学者基于传统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分析框架展开符合西方理论规范的研究，但难以深入讨论两大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内生性特点，让人们读起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崛起研究规范，却很难将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囊括在内。中印两国学者的共同点在于，除了熟悉西方理论之外，也善于从文明和历史的视角横纵两方面观察这两个国家。笔者将主要介绍近期有关印度崛起的相关理论研究。

笔者在前文介绍了米勒有关《国家为何崛起？》一书中有关大国叙事建构的重要意义。因为此书撰写的初衷来源于对中印两国崛起异同的困惑，米勒重点讨论了印度为何在叙事上保持“沉默”。米勒在第六章印度的案例中进行补充，认为印度并非在叙事方式处于完全的“沉默”状态，因为从历史上看，源自尼赫鲁所领导的不结盟运动为其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与领导力。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尽管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欠缺，印度依然受到西方政客的吹捧，将其视为平衡中国的关键力量。然而，印度并没有展现类似中国的积极外交战略，而并没有主动承担，甚至拒绝承担某些在国际多边机制中所要求的大国责任。印度的东望政策，也被认为是反应式而非主动进取。印度满足于投资双边关系，而非在多边舞台上展示领导力。

米勒认为，印度的“沉默”部分原因来自于过于强调独立、不干涉与反帝的历史遗产。即使在独立半个多世纪后，印度的领袖以及主要政党依然高举不结盟的大旗，致力于独立和实用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即使在2014年印度人民党当政后依然没有大的变化。米勒生动的回顾了2012年采访印度外交部官员时，印度官员普遍畅谈经济发展、反感大国地位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一点可以与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普遍心态形成历史性的呼应，即处于发展初期的大国更应关注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需求，而非陷入不切实际且奢侈的“大国崛起”幻觉中。因此更为中肯的讲，印度是一个在“沉默”中崛起的大国，且同样深谙“韬光养晦”之道。

相比西方学者，印度学者更加擅长从印度国家乃至文明特质的角度探索印度崛起的问题。在诸多的研究与文献中，我们能够明显发现印度人普遍的犹豫与踌躇：他们一方面继承尼赫鲁等建国领袖的大国愿景，为本国的历史文明和国家体量感到骄傲，认为印度是理所应当的大国，另一方面为印度脆弱的经济和承担大国责任所带来的可能性负担有着过于清醒的认知。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反映在印度学者阿帕尔娜·庞迪所著的《让印度伟大：一个不情愿的全球大国的未来》一书中，尤其是副标题中“不情愿”（reluctant）一词中（Aparna Pande, Making India Great: The Promise of a Reluctant Global Power, Noida: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20.）。作者以颇为宏大的视角全面审视了印度历史、宗教、人力资源、经济潜力、军事、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与大战略，一针见血的指出印度缺少大战略，本质上依然是维持现状国（status quo power）。作者在书中不遗余力地介绍（抑或抱怨？）印度除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外，并不情愿使用武力或者承担更高的国际责任。实际上，中国与印度在这一点上较为相似，两国都没有表达参与行使国际警察的意愿或行动。

中印两国的学者，无论是否接受西方理论有关中印两国各自发展模式和崛起方式的论断，都已经不约而同地从地区乃至全球大国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国家，同时也开始注意到中印是有漫长陆地边界且同时崛起的两个发展中大国，而这一点在世界历史上颇为少见。因此，如何管理两个比邻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两国的领导者和学者来说都是比较新鲜且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比克沃尔德和卡尔亚那拉曼在《印度的大国政治：管理中国崛起》一书序言中开宗明义，认为“管理中国崛起是印度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Jo Inge Bekkevold and S. Kalyanaraman, eds. India’s Great Power Politics: Managing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3.）。从总体来看，以过去十多年里强健的经济增长为依托，印度开始着力构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关系，四面出击，从东望政策、西联战略、连接中亚战略、金砖国家合作，直到近年来重启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认可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频频与中国发生边界摩擦，说明印度正在摸索并试图掌握管理中印关系的主动权，并以此强化印度在南亚印度洋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势。作者同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的实力差距并没有因为印度经济的优越表现有所拉进，反而助力于中国在南亚地区扩展影响力，从而使中印关系更为复杂化，更从整体上改变了亚洲和国际体系的均势。这也给了美国充分的理由接近印度，达到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方针（Jo Inge Bekkevold and S. Kalyanaraman, eds. India’s Great Power Politics: Managing China’s Rise, pp.3-7.）。因此，从整体来看，印度对华政策体现出高度的制衡手段，同时包含经济、外交等有限合作。

与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华“激烈竞争”论有所不同，印度政府的制衡战略除了传统的边界问题之外，往往避免在核心且敏感的安全议题上直接对抗中国。然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被印度视为当下（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印度主张、巴基斯坦实控的克什米尔地区）与长远的威胁（中国深入整合南亚与印度洋的前景），并不遗余力的通过英语优势将“一带一路”描绘为中国的威胁。印度学者塔利亚卡迪尔在《中国的阿基里斯之踵：“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的不满》（Srikanth Thaliyakkattil. China’s Achilles’ Hee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ndian Discontent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一书中集中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亚洲建立叙事主导权与合法性的尝试，从而夺取亚洲乃至世界的主导权。而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抵制将成为其最大的弱点（Srikanth Thaliyakkattil. China’s Achilles’ Hee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ndian Discontents, p.3.）。作者通过研究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舆论和外交反制，展示了崛起大国在制度创新、价值观乃至规范领域的竞争和对抗，也让我们看到了“改变现状国——守成国”竞争维度之外所面临的多元复杂竞争态势，其复杂性远超线性的权力转移模型。在这里案例中，中国认识到了掌握话语权主动的重要性，并极力推动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而印度和西方则在消解中国的努力。在中印之间有限且几乎完全失效的外交对话背后，埋藏着两个国家从文化与历史的深度疑虑与误解。例如作者发现中国人普遍认为印度“反华”行为的背后是自身的“大国梦”，来源于开国领袖尼赫鲁在其《发现印度》一书中的名言“印度要么发挥巨大的作用（count for a great deal），要么无足轻重”被误译为“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彻底销声匿迹”且广为传播（Srikanth Thaliyakkattil. China’s Achilles’ Hee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ndian Discontents, pp.169-170.）。诸如此类不胜凡几。由此，事关重大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及其话语建构必然成为中印两国新的思想分歧点，并在大国崛起的现实主义阴影下被不断放大。作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与印度所参与并接受的“印太叙事”已经构成了竞争关系，并使中印之间已有的战略互疑继续加深。“吾之蜜糖，彼之砒霜”。我们也许不赞成作者对“一带一路”的消极看法与对印度角色的夸大，但却无法忽视话语竞争背景下“一厢情愿”心态所带来的潜在危险。

四、小结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有关大国崛起的研究依然在继续，且依据国际局势的瞬息变幻“随风而动”。本文尝试筛选近年来观点与方法有鲜明特点的国外研究成果，发现无论从大国崛起的理论范式，抑或研究对象的维度与视角，不仅与时代的发展——如区域化、新科技革命、地缘冲突等主题结合紧密，也反映出学界更为重视观念、信仰、舆论对于大国物质能力投放的强大反作用力。无论是在争取小国或弱国过程中的软硬兼施，还是在开辟国际舆论的无硝烟战场，大国崛起成败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范畴。如何管理大国崛起的国内认知，打造符合需求的话语体系，讲好自己的故事，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乃至于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激烈的话语和叙事竞争，是新世纪大国崛起的必修课。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我们的物质力量积累相比话语建构的步伐要快了不少，而通过思想和理论创新，追赶物质力量崛起的速度，让大国崛起的双脚协同行走已然刻不容缓。在这一点上，浸润着深厚历史与文明叙事传统的中国学人责无旁贷，亦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