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4期；作者：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周边国家平台长。）

摘要：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大国，也是第一个呈现衰落特征的现代西方工业国家，研究英国衰落实际上关涉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命运问题。大英帝国的扩张与英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历经数世纪努力，英国率先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然而军事帝国扩张过大又使其逐渐走向衰落。英国衰落有多种原因，可以归结为“帝国遗产综合症”。帝国遗产综合症的首要问题是无法确定帝国的边界，同时在构建福利国家的过程中，英国未将其福利制度与英帝国的扩张历史相联系，因而不能“平等”对待大英帝国的臣民。帝国遗产综合症使得英帝国迷梦无法消散，英国政府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已衰落为普通国家的事实。如何摆脱帝国遗产综合症，是英国必须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大国兴衰；帝国遗产综合症；脱欧；帝国后遗症

一、“大国”与大国兴衰

20世纪伊始，探讨大国兴衰就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十分热门的话题。21世纪以来，各种国际冲突尤其是俄乌军事冲突，更使这一话题成为新的焦点。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国际格局不断处于巨大变化之中的事实，其本质与每个国家的实力发生变化有关。每个大国都试图在这种变化中为己方谋取最有利的位置，同时也急切地想了解衰落的大国之所以落伍的原因，以免自己在发展过程中重蹈覆辙。显然，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国实力发生了变化。但现有大国实力可以持续多久？为何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并非可以简单作答。于是，大国兴衰这一永恒的主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

何谓大国？尽管每位关注大国的学者对此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但仍可寻找很多共同的特点。大国最基本的特征，当然是要“大”。这种大，不仅在于国土面积和人口，也不仅在于其经济军事实力，还包括其超出国境之外的影响。美国学者蔡美儿认为，历史上所有超级大国都有其共同特征。这种特征，就在于它“在所有的领域都具有控制能力或是优势的地位”（Amy Chua.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and Why They Fall, NewYork, 2007, pxix.）,譬如美国，它不仅在经济、军事与技术上占有优势，“同时也控制着人们的态度、观念、语言和生活的模式”（Amy Chua.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and Why They Fall, NewYork, 2007, pxix.）。蔡美儿的标准当然是以美国为模板而制定的，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也揭示了一个问题，即大国不能只是拳头大，还得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加持。

也就是说，一个历史上的超级大国并不仅仅依靠军事与经济实力，更依靠各种类型的“软实力”的组合力量。当然，人类历史上的大国，与今日的世界大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是建立在前工业化文明基础上的国家（西班牙是一个处于向现代过渡状态的国家），与当今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如此，目前学术界探讨大国衰落最热门的国家依然是英国。至于“美国的衰落”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伪问题，目前学界争议很多，所以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焦点。而英国的衰落显然无可争议，它不仅衰落，而且还是一个从世界工业化顶峰逐步下滑的大国。英国在衰落过程中的很多特征，对于我们探讨现代工业强国衰落等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二、大英帝国何以衰落？

实际上，从19世纪末起，现代英国史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探讨之后，国外学术界对此的兴趣并未衰减，各种学术著作仍在陆续出版。从研究的趋势看，学者们早已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转到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而且随着其他社会科学的进展，各种各样的新方法和新视野也被引入研究之中，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和全面。

在英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后，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仍能激发出学术界持久的热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的现实有关，因为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无论这些政党是在什么情况下执政的，他们想使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赶上其邻国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使人们不得不认为，所谓的“英国病”有很长的历史渊源。“英国病并不仅仅是过去十年或是二十多年的事……而是一个可以回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现象。”（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1985,p.3.）问题的错综复杂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导致英国衰落的根源存在于社会结构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只要英国衰落的趋势没有逆转，学者们对此的探索也就不可能停止。

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之所以能够成为学者们长期关注的课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大国，也是第一个呈现衰落特征的现代西方工业国家，因而研究英国衰落的意义超越了英国本身的范畴，实际上是关系整个西方工业文明命运的问题。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一直到保罗·肯尼迪等西方学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流露出这种关怀（参见阿罗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田农等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陈景彪、王章辉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因而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也就具有了一种更广泛的意义。在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时，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判断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无疑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从英国学界的争议看，最近3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化的角度寻找原因，将英国衰落的原因归咎于英国文化；二是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衡量，认为经济的衰落是关键原因；三是从英国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指出以一个中等国家的块头长期领跑世界经济的潮流，自然是十分困难的。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中，最有价值的是罗宾斯坦的观点，他发现人们讨论英国衰落的原因，与那些分析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本因素几乎完全一样。这一悖论，值得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不断地深思。英国近代经济起飞是这个民族在观念、体制与人类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持续创新的最终结果，而不是相反。现代世界实际上已经将英国的议会制度、法治精神、个人自由以及人权保障等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般价值准则。当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依然具有强大的活力时，它却反而成为英国衰落的根源，这总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换言之，英国崛起与其独特的软实力有关，那么这些软实力是否也导致了英国的衰落？

显然，在英国衰落的问题上，人们无意中陷入了一个怪圈——我们无法用逻辑去证明所有看来是由逻辑提出的问题。如何跳出怪圈？或许，只有跳出单纯的英国史，从英帝国大视野的角度探讨，才有可能给出另一种对英国兴衰的解释。因为，英国的兴衰与英帝国的扩张是密切相关的。

正如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当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有200多个国家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宣称是平等的国际社会的成员，这是一个晚近的现象。很长的时期，各色帝国在人类世界占据着主导位置。人类历史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也就是从前现代时期转向现代时期，自然充满了激烈的冲突。因此，理解帝国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极为重要（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柏：《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7页。）。理解了帝国，当然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帝国对一个民族国家兴衰的影响。今天提到帝国这个词，会带有某种贬义，但从客观的角度看，帝国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什么是帝国？与其他概念一样，对帝国的解释也具有不同的角度。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柏的看法代表了很多学者实际上在研究时所预设的内容，即帝国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产物，是在兼并新民族时仍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政治形态。而民族国家的概念指一个单一领土上的一种单一民族将其自身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当然，实际上民族国家不可能完全单一，但民族国家倾向于同化那些境内的民众而排斥那些境外者；帝国则保持民族的差异化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统治（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柏：《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第11-12页。）。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将帝国与民族国家看成是由不同政治理念组成的政治单元。

历史地看，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冯宇、任思思、李昕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3页。）。完全没有受到各种帝国影响的现代国家是极少的。无论出于何种因素，每一个国家都在极力寻找自己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在证明自己拥有某个范围的领土之时，往往更显得理直气壮。而这往往并非某位政治人物的一时兴起，很多民众也自发认定这是自己的生长之地，因此拥有合法继承权。历史上的某个帝国的势力范围曾经到过这些地区，也就成为索取领地的历史依据。

帝国既然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续的现象，那么，帝国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人员的交流、物种的传播以及航运的开辟，很多时候不是完全靠人们自发的行为，而是与帝国的扩张和管理相关的。而英帝国作为人类工业化时代出现的一个大帝国，其发展扩张显然与传统帝国有一些不同。

按约翰·达尔文的看法，大英帝国的构建，与历史上其他帝国主要由征服者的军事力量推动不同，是由国王、征服者和无数人的野心与进取心的合力构建的。这些人包括商人、投资者、移民、传教士等等。正是他们林林总总的利益诉求共同构成了各有所图的复杂关系，以千差万别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应该说，对财富的渴求，或者说发财梦才是大规模的英国移民最主要的动机（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第90页。）。达尔文在书中列举了很多因素：对土地、对生活的各种向往，各类中介移民公司的鼓动，在母国生活的种种困窘等，都是推动英国向外移民的动力。当然，按照达尔文的看法，英帝国的扩张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强烈的适应性。

英帝国主义的标志就是在方法、观念和目标上强大的多样性。英国人构想帝国的不同类型，寻求利益群体和臣民的不同类型的关系，并且追求广泛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候还互相冲突。他们能够依靠利益和同情在全世界各地吸引一大批合伙人、盟友、代理人、合作者和皈依者。英国建立的连接点通常是一整套体系，那些不喜欢英帝国某一面的人常常能在英国身上发现他们更加开明、人道和恭敬的一面。事实上，18世纪的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接受各种宗教，支持不同的亚文化并有一套对新财富和新意识形态持开放态度的政治体系。而这套体系在运行的过程中，基本上按照私营企业的原则，所以这也是一个私营企业般的帝国（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第351页。）。

达尔文的描述，应该很有说服力，的确也拓展了帝国研究的视野，尤其是帝国是人民创造的观点。不过他认为英帝国远未终结甚至尚未到达中点。这颇使人不解，毕竟研究英国衰落已经成了一个学界的热门话题。如果说英帝国的影响只是其软实力，或许还可以做些文章，但一个帝国仅靠软实力似乎也难以为继。因为，任何一个帝国的扩张，军事实力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巧妙利用军事力量是一回事，军事力量不济则是另一回事。大英帝国的扩张不完全依靠军事力量，金融、经济和法律都发挥了作用。但若没有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的支撑，肯定不会有日不落帝国。正如加尔通指出的那样，帝国是一个跨国界性、文化合法性、中心—边缘不平等状态的结构。在帝国体制下，从经济上说，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造成苦难；从军事上说，是杀戮者与被杀者的关系，造成死亡；从政治上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造成镇压；从文化上说，是操作者与被操作者的关系，造成异化（约翰·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阮岳湘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使英国从帝国的构建中获取了超额的利益。

因此，大英帝国的扩张与英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互为因果。历经几个世纪的努力，英国率先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任务。然而，军事帝国扩张这条腿，似乎伸得太长了。尽管它所获得的丰富红利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但其留下的遗产，却最终成为当代英国无穷无尽烦恼的渊源。

经过了两次大战和冷战，英国衰落已成定局。但为何英国却始终无法摆脱这种衰落的趋势？客观地看，二战后的英国政治家为了挽回这种颓势做了很多努力。从三环外交到加入欧盟，从撒切尔的改革到布莱尔的工作福利，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英国甚至还有重返辉煌的气象，但最终依然无法阻挡其在发达国家位次的下滑。对于个中原因，历以宁先生认为，英国企业界的基本态度在很长时期是保守的，甚至不愿采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也不重视技术教育，以至于在技术上缺乏创新、因循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是指英国经济中长期保持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传统的经营管理，无论是企业经营规模和组织还是企业的管理工作，都大大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不仅削弱了英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加速了英国的资本外流。利润率过低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迫使英国资本流向国外，这一点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并不是与垄断统治在国内的确立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垄断统治确立之前就因资本无法在国内被充分吸收而涌向国外了。资本过早地涌向国外，又反过来影响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使得英国工业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进一步削弱（志如、历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71页。）。

但英国学者并不觉得英国缺乏资本，他们认为，英国经济的扩张的确主要是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供应而进行的。然而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英国所获得的资源是足够支持它的高速持续发展的，查里斯·金德尔伯格经过仔细研究和统计1851~1950年间的英国经济数字后认为，“无论通过什么合理的测算，英国资本的供应都是充分的”（Charles Kindleberger.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1851-1950, Cambridge 1964, pp.67-8.）。

也有学者抱怨英国政府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英国政府本来十分关心自己与其他大国相比的相对衰落状况，也极为关心能否保持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但英国政府却未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关键问题是政府软弱。在英国，采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往往是由经理人员和工会做决定（G. C. Peden. 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Phillips Alan company 1991, p.12.）,而其中政府的作用几乎被忽略了。

这些学术讨论推论合理，各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却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衰落之后，21世纪的英国还做出了许多反常的政治决策举动和外交行为。显然，对他们的观点，还需要某种延伸解读和研究。

英国衰落的因素尽管很多，但不考虑帝国因素，就无法摆脱逻辑上的怪圈。把英国的问题纳入帝国的角度分析，不仅能探讨英国的衰落，更能理解英国在衰落之后的种种行为。因为，所有的因素都可以归结为“帝国遗产综合症”。而这一因素，恰恰是学者们大多忽略或未能重视的，这或许可以视为大国兴衰问题的下半场。

三、帝国遗产综合症：边境与福利

（一）帝国边境

帝国遗产综合症的首要问题是无法确定帝国的边界。造成这种帝国边界含糊不清的原因，在于工业前帝国与工业化帝国有着本质区别。这使传统的帝国疆界与现代国家疆界混杂交叉，殖民者的势力范围与英国本土之间的区隔时远时近，也使精确测定英帝国的边界成为一个麻烦的事情。

此前，没有一个帝国是所谓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宗教上、人种上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而英国是第一个涵盖了上述所有内容的“全球性”的帝国。然而，这还不能完全体现英帝国的独特性，因为它还具备另一种特质，那就是它使世界的很多地区，与英国所属的现代性联系起来。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历史上的大帝国，随着扩张的范围过大，帝国中央的属性在边缘地区逐渐淡化，最终消失在了自己所征服的国度或文明之中（此处不能举例，因为它涉及现实中的各国利益纷争和领土纠葛。）。毕竟，离帝国的中心太远，帝国的中央影响力递减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然而，英国人却在所有其能够影响的地区推广英语和自己的司法制度。这些英国因素不仅在英帝国范围内长期存在，甚至在美国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传承。这就使得帝国的边境与帝国是不是还存在成为一个令人精神分裂的问题：日不落帝国的确消失了，但它在世界各地的影子似乎又无处不在。所以，英国的一些政治家们，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还自认为其边疆在喜马拉雅山脉，这实在是令人扼腕。不过，帝国迷梦能够一直做下去，除了英国因素在英帝国的范围内广泛留存，使英国人总不相信帝国真的会随风飘去之外，还因为英国人在构建实体性日不落帝国的同时，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梦幻帝国（五眼联盟就是一个类似的帝国投影，尽管英国自己或许不愿承认。）。这样一个梦幻帝国，在现实中亦真亦幻，始终存留在英国人的心中。

（二）帝国福利

帝国的对外界线虽然难以精确界定，但多少还有一个概略的位置，内部的界定则更加麻烦。因为帝国内部的经济自由权与公民政治权是否能够分开，始终是帝国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詹姆斯·李维斯：《1785年英国—爱尔兰商务提案中的自由贸易与帝国》，姜峰译，《英国研究》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英帝国究竟是要保持其多元的人口和多元的文化，还是要同化这些民众，而保持一种同质的文化？若保持同一种文化，就需要给予民众同等的权利。然而，正如加尔通所说，不平等本身就是帝国的基本特性之一。因此，这显然实在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这种内在矛盾在二战后英国建成福利国家之时，终于开始实质性显露出来。在构建福利国家过程中，英国人并没有将英国的福利制度与英帝国的扩张历史联系起来，从未考虑过“平等”对待大英帝国的臣民，更没有将英国移民的反向流动趋势纳入自己政策制定的议程。他们也未关注过英国本土公民的选举权与外来移民在获得这种公民权和选举权之后会产生的种种变化。随着大英帝国的子民们从殖民地涌入母国，最终影响到英国的命运。

英国人不希望本国的社会服务被从殖民地来的移民滥用，因为英国既不能让他们不来，又不能让他们离去——毫无疑问，英国的生活标准和补助吸引着移民。福利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公民概念的产物（Ian R. G.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1939: the making of multiracial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91.）。但英国的白人公民却不愿让亚洲和非洲的臣民同等拥有福利公民权，他们愿意与其帝国子民分享现代化的价值，却并不愿意分享现代化的红利。

正因如此，很多英国人认为，移民滥用了这些福利权利，由此引发了公众一次又一次地反对移民的浪潮。最后，移民成为一个政治议题。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立法都使殖民地的移民进入英国更加困难（Ian R. G.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1939: the making of multiracial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92.）。

在英国，是不是“有色人种移民”，成为移民是否能享有完整福利的一项工具和标准。尽管歧视和偏见是问题的根源，但英国政府的处理并非针对本国白人和其他白人，而是主要针对有色移民——尤其是从前英国殖民地的亚非拉有色人种。于是，在对内的界线上，帝国再次出现精神分裂：帝国的内涵是以人种为标准还是以英联邦为标准；是以英国本土居民为标准，还是以效忠英国王室为标准？历史上，从未有一个英国智者对此做过精确界定，于是，英帝国再次陷入一种莫名的身份困惑或认同焦虑。

四、脱欧与帝国后遗症

上述认同焦虑的本质在于，英国已经是一个“正常国家”，但英国人却始终沉醉于帝国迷梦之中，无法正视英国已经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现实。在这种对外对内层面都陷入焦虑的心态中，英国终于发起了一次让其先贤们难以想象的政治闹剧——公投脱欧。

全民公投几乎都造成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造成民众的心理裂痕。仅从英国近期的这次公投看，其性质已经介于主权公投或类似主权公投的区域之间。这样的一次半主权公投，是否有其紧迫性？是否这些问题不用公投的形式处理就无法解决？从英国当时的各方面情况分析，只要英国首相卡梅伦不举行公投，似乎没有什么势力能迫使他做这件事情。换言之，卡梅伦本人在推动这次脱欧公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很多文章分析过卡梅伦本人在脱欧公投中的小算盘，如考虑自己选举利益等等。）。

美国的宪法经由一次会议制定，而英国的宪法则经由数个世纪逐渐形成。由此产生的英国宪法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而是一系列法律和惯例。在这诸多的法律条令和惯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英国的政治家们对各类条约的尊重。英国没有任何一个多数派胆敢投票赞同一个格外糟糕的条约，他们宁愿抛弃自己的领袖也不愿自寻毁灭。同时，一个英国多数派，由于拥有长期的会议事务经验，也不会动辄拒绝一项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条约（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2页。）。同时，这些条约的签订和政治家们对条约的尊重，还有着一个不言自明的重要内容，那就是政治家的责任意识。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我还没有发现一项已经签订的条约——哪怕是最有利的条约——不被指责为不适当，而订约者不被指责为不合法和腐化堕落。缔结和约者受到神佑，这句话只能在其他世界才能得到理解，因为在这个世界，他们通常是受到诅咒的。”（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第33页。）这也是英国人对签订条约问题常持有的观点。因此，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在签订任何一项条约时，都同时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他们明知无论条约如何签订都会受到人们的抱怨，那么，他们就必须按照国家利益来承担自己所做决定的责任。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分野。任何一个民选的政治人物，当然不可能不考虑其选民的意愿，但在选民意愿之上还有国家的长远利益。政治家是能够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而放弃自己的选举利益的，而政客则只考虑自己选举利益而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脱欧公投，证明了卡梅伦只是一个政客。因为脱欧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也不是一个有多种可能的选择题，它不仅涉及英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金融、经济、人员往来等等，而且还涉及一个原本已经在欧盟框架下得到缓和的北爱问题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的问题是英国对爱尔兰殖民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也是帝国遗产带来的麻烦。

当南爱尔兰建立爱尔兰共和国以后，英国新教徒占多数的北爱始终无法确定其地位和归属。最终经过了长期的流血纷争，1998年在美国的调解下，才达成了贝尔法斯特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南爱尔兰承认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两者之间不应该有硬边界。在英国和爱尔兰都是欧盟成员国时，这样的硬边界当然不会出现，但如果英国脱欧，这一边界就转化为英国与欧盟的边界，如果脱欧协议不能如各方所愿达成，那么软边界就势必成为硬边界了。这样一个牵涉多方利益和历史纠葛的复杂问题，一不小心就会揭开历史的伤疤，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都需要耗尽心血来处理。卡梅伦居然以公投的方式轻飘飘地抛给公众来表决，简直将国家大事视为儿戏，其悠闲的政客心态令人瞠目结舌。

英国是一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英国人常常以此自傲。但没有类似于很多西方国家那样的成文宪法，在防止国家分裂的机制上，却暴露出了重大缺陷。因为成文宪法，如同德国的联邦宪法那样，可以明确界定各自的权限，对于反分裂，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栅栏。不过，即便英国有了成文宪法，对待民族自决的问题，似乎也很难有效应对。因为从英格兰发展到不列颠帝国，然后又退回到英伦三岛，几个世纪中这样的大起大落，不仅他人不知道英国的最后边界应该在什么地方，恐怕英国人自己也理不清楚。所以，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是学界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未来问题。

尽管英国到达巅峰以后的问题多多，也不是完全无法找到应对之策。但使人感到窒息的是，有着悠久政治传承的英国政坛，出现了“政治游戏化”的趋势——政客们视国家大事如同儿戏，以游戏心态参与政治活动，这就使得任何一种合理的应对危机的方案再也无法落实。例如卡梅伦以游戏态度推动公投脱欧，而民众也以游戏心态视之，反复折腾若干年，英国才算正式脱欧，但现在英国人已经开始后悔了（近期英国民调显示，三分二受访者要求再次公投以决定是否重返欧盟，这皆因愈来愈多英国人觉得脱欧决定错误，打击英国经济。脱欧重创英国投资和出口，使过去三年其经济成为发达国中最差一员，且未来三年更可能陷入10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英国经济衰退导致大罢工爆发、苏格兰重提公投独立。脱欧无助英国重拾帝国光辉，反令其沦为西方国家病夫。参见香港《星岛日报》社论，2023年1月8日）。这才是英国人真正的悲哀。而英国政坛如同走马灯一般换首相，再次证明其政治游戏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近年来，英国在国际政坛无视其国内实际利益的各种出人意料的外交决策，完全抛弃了其务实主义传统，常常使人感到一种“非英国式”的味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曾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信条（英国从一个欧洲的边缘地区的岛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固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最主要的一条却是坚定的务实主义精神，永远以国家的发展利益为主旋律。在英国，这种发展利益十分明确：作为一个海洋性国家，英国的商贸发展永远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为了维护英国的商贸利益，英国无数次与欧洲国家开战或者结盟，而并没有考虑这些国家是什么样的政体，采取何种治理方式。也就是说，英国传统的务实主义，总是把英国的商贸利益放在首位，而将意识形态等放在其次来考虑。）。但现实表明，当今的英国政坛，已经离这种现实主义传统越来越远了。究其根源，我们不难发现一条基本的轨迹：帝国遗产综合症使得帝国迷梦始终无法消散，英国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已经是一个普通国家，无法给自己准确定位就无法制定长期的国家战略，没有长期战略的政治也就只能成为一种游戏政治，而游戏政治的结果则是为蝇头小利而四处钻营，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显然，如何摆脱帝国遗产综合症，如何在到达巅峰后回归正常生活，是英国人必须解决的难题。

结  语

不可否认，几个世纪的英国现代化进程，不仅给自己，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遗产。而这些遗产，还会在未来很长时期，被人们不断地提起和评估。但再丰厚的遗产，也经不起不肖子孙以游戏化的态度对待。如何在大国兴衰的过程中把握历史的脉搏、抛弃帝国遗产的包袱，以不断进取的姿态在人类现代化的潮流中继续前行，将是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英国必须直面的问题。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英国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更值得现代化的后来者汲取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