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李东琪，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生。）

摘  要：随着“全球南方”的浮现，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在蓬勃兴起，并且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既专注于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又拓展了社会间关系研究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思维定式，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南方”的浮现实际上正在改变大国兴衰的历史条件，对基于美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学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直接触及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问题。对正在兴起中的“全球南方”研究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全球南方；全球新秩序；知识生产；大国兴衰

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乘机把西方盟国重新“整合”起来，改变了北约的“脑死亡”状态，并且在全世界竭力扩大反俄“统一战线”。而印度、哈萨克斯坦、南非和新加坡等一批新兴国家没有选边站，而是出人意料地采取了相对独立的立场。这样一种形势使得重整旗鼓的美西方所期望的“一边倒”和自信与“全球南方”具有天然联系俄罗斯所希望的“选边战”，都没有成为现实。事实上，这背后反映着“全球南方”实力的提升和“依附性”的下降，“全球南方”的浮现已然成为百年变局中一个突出现象。他们不仅寻求弥合分歧，还致力于推动新兴共同体的构建，这在2022年的G20峰会和东盟峰会之中都有所体现。与之相应，“全球南方”这一术语在学术著作、大众传媒甚至是民间广为流行，相关研究在学术界蓬勃兴起。那么，“全球南方”究竟是指什么？“全球南方”研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全球南方”研究的视角为我们研判百年变局提供了哪些帮助？不同研究领域学者对“全球南方”历史经验的最新梳理和总结是否带来学科重塑？本文拟对学界已有的“全球南方”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介，对上述问题做以初步探讨。

一、“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

 “全球南方”研究近些年在学界的兴起，一方面直观地呈现在“全球南方”一词在出版物中倍增的频率和规模，另一方面体现在制度化的学术组织、教材和期刊等的创立。从事“全球南方”学术研究的机构（包括大学、研究学会等）和相应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来自北方国家。从使用平台看，“全球南方”这一术语在联合国、北方（西方）的学术界要比大部分发展中世界更有吸引力，且后者在使用“全球南方”时还常常加上“免责声明”。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我国的“全球南方”研究也不断取得成果。

 “全球南方”研究的制度化体现在研究机构、期刊和教材的出现上。研究机构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平台，这些组织不仅包括各国高校设立的“全球南方”跨学科综合研究院所，还包含立基于某一学科的“全球南方”研究学会，既有研究学会的分支研究部门也相继建立。南方研究中心大部分位于欧美国家的高校，近些年来，这些研究平台和项目也开始在南方国家出现。一些学科共同体建立了凝聚本学科研究学人的“全球南方”研究组织，或者是在已有的国际组织中成立“全球南方”研究小组。以国际关系学科为例，成员日趋国际化的国际研究协会（ISA）“认识到国际关系学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和多样化，以及国际研究协会必须跟上它的步伐”；2010年国际研究协会理事会宣布成立“全球南方核心小组”（Global South Caucus），在ISA年度会议上举行一系列全球南方对话活动。

 在专业期刊方面，除了已有期刊增加了对“全球南方”的关注，一些以“全球南方”为名的期刊创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7年创刊的跨学科期刊《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该期刊每年发行两期，“作为一个关注南方问题的论坛，同时也鼓励其他较难在地理上标定位置的国家参与”。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的研究教材也开始出现，在这里同样以国际关系学科为例。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国际关系学科所发生的数次大辩论，无论是算作三次还是四次，都没有将全球南方纳入其中。”到了2020年，第一本从全球南方的经验和理论角度分析国际关系的教科书《全球南方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学：不同的世界》出版了，编者强调“全球南方”角度对更全面、更仔细、更现实地思考国际现实的重要性，将全球南方的故事带入了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生产过程。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是一个网络资源检索工具，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在线书籍语料库，可以计算某词句在特定时间内出现的频率。以冷战结束的1991年作为起始年份，以2019年这个最近统计年份作为终止时间进行关键词检索，可以在图1中看到“Global South”在全球出版的书籍中出现的频率呈现的指数型增长。由此可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正成为一个迅速兴起的研究议题和前沿领域。

如果说“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的数据统计并不仅仅来自学术研究，还包括大量非学术读物不能精确反映学界动态的话，那些仅针对严谨学术研究的统计也同样发现了“全球南方”在近年来惊人的“使用潮”和“研究潮”。自然科学、医学和人文社会学科都在更加频繁地使用“全球南方”一词，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些方面占主导地位。一些学者采用爱思唯尔“Scopus”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学术文摘和引文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出了“全球南方”研究成果的折线图（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从21世纪初开始，“全球南方”在学术论文的标题、摘要和/或关键词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出指数型增长。

在中国知网（CNKI）以“全球南方”为关键词进行专业精确检索发现，20世纪90年代，“全球南方”一词在我国的学术论文中就开始出现了。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南方国家”“北方国家”词汇开始在论文中出现，例如学者们对国家发展独立委员会（又称“勃兰特委员会”）《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North-South:A Program for Survival,1980）、《共同的危机：南北合作争取世界经济回升》（Common Crisis:North-South Coop‐eration for World Recovery,1983）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宣布成立的“南方委员会”的《对南方的挑战》（The Challenge to the South,1990）等报告的译介，但“全球南方”这个术语的出现和对“全球南方”的研究要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开始。1993年，“全球南方”在《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挑战》一文中第一次出现并被介绍到国际关系学研究之中。进入21世纪，“全球南方”在学术文章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图3所示，相关研究在近年来呈现指数型增长。

与此同时，自第一篇标题中带有“全球南方”字样的论文于2014年发表以来，“全球南方”共在14篇中国知网收录论文的题目中出现，但其中近一半是译作。从关键词检索的结果看，把“全球南方”列为论文关键词来论述的专门性文章并不多，只有9篇（除去2篇译稿），其中国内学者第一次把“全球南方”作为关键词是2016年。综上所述，通过对“全球南方”研究的内容、标题、关键词检索和进一步分析可知，我国的“全球南方”研究与冷战后全球化图景的展开具有共时性，体现出学术和现实的交互与对话。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在使用“全球南方”一词时，将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概念而没有进行厘清，因此他们研究中的“全球南方”具有概念的模糊性。只有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对“全球南方”的研究兴起这一现象进行客观地剖析。那么，究竟何谓“全球南方”？

二、何谓“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不是一个确切的（well-rounded）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的（comprehensive）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绝非变动不居的空间。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对“全球南方”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在世界地图上看，“全球南方”通常泛指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由于在地理范围上大多位于南半球而得名。“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所指的范围重合度高，它们不仅仅是低收入、不发达（尽管不是全部）地区，在政治或文化上也往往处于边缘地位。除了其字面含义，还应在更广泛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理解“全球南方”。“全球南方”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复调的全球南方”随着历史布景的变化，其定义和范围处在演进之中。

  大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南方”概念的前身是“第三世界”。1952年，“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一词由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lfred Sauvy）首次提出，在谈到“贫穷的国家”和“殖民地”时，他明确将其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le tiersétat）相提并论。索维笔下的第三世界并没有以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的存在为前提，而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将松散而隐喻的“第三世界”用法变得更富操作性。沃斯利从西方中心发展观分析“第三世界”问题，提出通过发展经济避免这些国家倒向共产主义阵营。1974年，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点是：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冷战后期，“第三世界”的关键特征“贫穷的世界”失去了解释性，尤其是在1978年的中国、1986年的越南和老挝以及1987年的苏联发生经济转型后，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第三世界”一词无法涵盖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现状，“第三世界”的标签开始逐渐被“南方”所取代。

     20世纪80年代，以官方人士为核心的非官方学术机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先后发表了题为“北方与南方：一项求生存的计划”和“共同的危机：南北合作争取世界经济回升”的报告16。报告给出了南北分界线的描绘，那条根据“发展”程度，大约以北纬30°为界划分世界，经美国和墨西哥之间、非洲北部和中东，向北穿过中国和蒙古，但向南倾斜（即“南方”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国）的曲线被命名为“勃兰特线”（The Brandt Line）。由于该委员会由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主持，因此这两份报告都被称为“勃兰特报告”。“勃兰特报告”出版至今，以20多种语言售出近100万册，是世界上最为畅销的关于国际发展的出版物，从而扩展和普及了“南方”术语。1986年，第九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宣布成立“南方委员会”（South Commission）。“南方委员会”最初的28名成员均为第三世界国家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其中包括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钱嘉东。1990年，委员会发布《对南方的挑战》报告，送交世界各国领导人及有关组织。报告包括了南方的发展、南南合作和南北关系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力更生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正式启用人类发展指数（HDI),64个指数高的国家组成（其中大部分位于北纬30度以北）北方国家，而其余国家则属于“南方”。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第二世界的消失，把世界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冷战后的世界主要不是按照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的社会，而是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按利益程度划分的。世界被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经济系统中，用弗里德曼的话说是“世界是平的”。“第三世界”理论中承诺将国家经济从全球资本主义中“脱钩”，根据本国而不是全球资本的需要进行重新建构的策略，已经越来越不适用。此阶段，几乎所有国家都进入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南方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寻求发展。因此在冷战后，“南方”一词常被冠以“全球”的前缀。人文地理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乔纳森·瑞格（Jonathan Rigg）认为，在“南方”之前“添加‘全球’一词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对世界进行严格的地理分类，而是基于经济不平等，恰好这种分类有一些制图连贯性。它还强调，北方和南方共同被纳入全球进程，而不是作为世界的独立部分存在。南半球的情况只有与北半球的情况相对照才能理解；全球进程和结构使所有国家成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的一部分”。德国智库发展研究所（DIE）跨国合作项目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豪格（Sebastian Haug）指出，在“南方”前加上修饰语“全球”有两重意涵，一是强调互联性增强的社会关系，将关于南北问题、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下，二是从以经济发展或文化差异为焦点转向强调权力的地缘政治关系20。前文所提到的《全球南方》期刊的联合编辑利·安妮·杜克（Leigh Anne Duck）称，与其前身“第三世界”相比，“全球南方”一词在抵抗霸权势力方面的分量更大；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南方单元”（The Global South Unit）中心主任阿尔瓦罗·门德斯（Alvaro Men‐dez）同样强调了“全球南方”术语具有的赋权方面及其使用史无前例的上升轨迹。一些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讲，与其他相似术语例如“非西方”“第三世界”“外围地区”“欠发达地区”相比，“全球南方”似乎是一个带有较少等级或进化隐喻的术语。

 “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新财富聚集，而其利益却没有全球化”，这是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在勃兰特报告20周年之际发表在回顾报告里的一个观点，报告强调“勃兰特报告的复兴”，通过重新引入勃兰特委员会对可持续全球经济的愿景来减少南方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时间再过10年，两位澳大利亚学者发表了《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一文，该文章仅在英语世界就被研究者引用了近600次，这篇文章所描绘的“全球南方地图”保留了它在勃兰特报告中的原样。在“勃兰特报告”发表40年后，有学者从全球南方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相对收入排名）和对国际秩序的不满程度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勃兰特线“基本上完好无损”，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南方国家的经济多样性的一些增加而已，但是这“不会削弱勃兰特线所描绘的南北差距”。因此，“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整体上的发展差距，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对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诉求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与强调宏观上“南—北”差距的学者不同的是，一些“全球南方”研究者学者的成果显示出其对“全球南方”内部差异的关注，甚至超越威斯特伐利亚范式的空间关照。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今日之世界远比1980年勃兰特委员会所绘复杂，尤其是诸多较贫穷国家经历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学会绘制的地图（图4）标定了“全球南方”的新范围。在英国皇家学会所绘制的“全球南方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贫弱地区收缩而呈现出的斑驳块状结构。事实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全球南方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从198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45%；同一时段内，全球南方占世界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5%上升到47%，经合组织估计，到2060年，全球南方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将达57%26。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的研究更为细致，他发现1990年以来全球实际人均收入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两个群体。其中之一是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人，另一个是1%的全球巨富人群。统计图形成“大象曲线”：一边是超过10亿人已经摆脱了极端贫困，生活显著改善，这是大象的背。与此同时，北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收入增长最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世界国家的“第三世界地区”奏响“乡下人的悲歌”。另一边是财富大幅增长的前1%甚至前0.01%，构成这只大象的躯干。总之，在这些学者新近深描的“地图”中，“全球南方”将幻化成更为马赛克式的节点、叠加的大中小型共同体或相互交织的网状结构。

与之相应的是“全球南方”概念在蕴意上的扩充和展开，对这一概念进行修正与丰富的学者通常是那些具有跨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他们对该概念的关注从以国家单位为中心，向国家内部发展不均衡和跨国社会网络研究扩散，以反映全球化发展的新变化。由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在加剧，一些学者在谈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时，分别指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富裕或贫穷社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全球南方研究”（Global South Studies）项目的发起人、提倡对“全球南方”进行跨学科方法研究的学者安妮·加兰·马勒（Anne Garland Mahler）强调“全球南方”概念应关注到资本主义外部性的非属地地理特征，“地理上的北方有经济上的南方，地理上的南方有经济上的北方……‘南方’代表一个内部边缘和次等的关系地位，但‘全球’一词被用来将南方从与地理的一对一关系中分离出来。”美国普渡大学交叉学科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院长阿尔弗雷德·J.洛佩斯（Alfred J.López）认为，“全世界人民都认识到，全球化所承诺的财富并没有实现，它作为一个全球主流叙事已经失败。‘全球南方’标志着世界上的下层人民相互承认他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边缘的共同处境。”对此，近年来不少学者指出，“全球南方”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符号，这些跨国界的人群包括亚非拉的“底层”“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以及新兴的“三大洲运动”的组织者，“全球南方是这样的：一个抗议的世界，创造性活动的旋风”。也有一些学者表示，选择“全球南方”术语之人主要是“全球南方”的上层阶级，他们从政治和经济现实中获利，重新考虑其与世界其他空间的关系，对于生活在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全球南方”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三、“全球南方”研究现状

 “全球南方”中一批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之后群体性崛起，与之相伴的是“南方”的“新生”与“觉醒”。就像1955年召开万隆会议、1964年成立七十七国集团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70年代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一样，当今南方国家也试图作为统一的集团影响全球事务，这一突出现象引发了研究者广泛的研究兴趣，“全球南方”研究在世界各地和不同学科领域同时兴起。正在兴起中的“全球南方”研究可以从整体上归为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探究南方国家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二是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研究，强调在冷战后全球化数十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跨国（跨区）的“全球南方”网络；三是把“全球南方”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分析结构的探讨。

（一）南方国家崛起与全球新秩序

 “全球南方”研究的绝大多数成果聚焦于某个或某些南方国家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介绍。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关注传统大国以外的“大国”，即全球南方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在国家经济实力上的增强和全球事务领域的更深入参与，解读所谓“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埃及、伊朗、尼日利亚、乌干达、委内瑞拉、阿塞拜疆、古巴、卡塔尔、塞内加尔和新加坡等等。对北方国家来说，“南方问题”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这些国家已从非殖民化进程中独立出来的“同情对象”一跃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作为“规训者”的救世主心态也随之逐渐改变。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他在自己的新书中提出“民主政体的世界现在不再是英美式的，也不再是西方式的。它包括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方和南方、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亚洲和欧洲……现在，自由世界秩序不再像一个对其过去和未来有着共同叙述的共同体”，其新作充分反映了这位自由国际主义者观点的转向。一位任教于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的学者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兴起》中考察了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两个关键地区——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实践，并认为中国正在美国影响的关键领域构建一种与这些南方国家互动的替代性国际秩序。还有学者探究了其他一些新兴大国的案例，提出需要重新评估“南方”国家在支持自由国际秩序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它们是支持这一秩序主要候选人”的传统定位正在变化，其外交政策常显矛盾性，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合作受到限制，且在多边倡议中表现出更多选择性。

 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北方国家看来意味着自身“权力的虚弱”；但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南方国家不再“依附”大国而是参与全球相互“依存”，不再是西方凝视下的客体而是发挥施动性团结起来上演“一出反对强权的大戏”的主体。从2003年IBSA（印度、巴西和南非）三方对话论坛到如今的金砖合作机制，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财长会议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就连来自北方的研究者们都不得不承认，“南南轴心的建构着实成为国际关系演变进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最近十至十五年，南南共谋的趋势或许没有万隆会议或三大洲会议时代那样热情高涨，但无疑变得更持久，更现实，具有更重要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影响”37。

 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南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究“南南关系”的深入发展问题。目前，“南南关系”研究最为综合的一本书当属《劳特里奇南南关系手册》，该书梳理了“南南合作”的历史与当前的研究现状，探索了定义“南南关系”的多种方式，并制定了未来5-10年的研究议程，全书涵盖包括国际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在内的南南合作模式，包括南南援助、跨国行动主义和移民在内的南南联系模式，以及南方国家所主导的针对流离失所和暴力冲突的人道主义行动与和平方案，为南南合作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学界关于“南南关系”的具体研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角度出发探究和评估全球南方的合作关系。当前我国学术界“全球南方”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南南合作”领域，除了2019年出版的《新型南南合作蓝皮书：金砖国家合作发展报告》之外，还有一系列论文也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同为全球南方国家，对同一国际关系事件的理解也难期一律。“全球南方”空间内的南南竞争，全球南方领导角色和权力的竞逐，域内国家对自身与其他国家身份的不同认知及标签化也都成为新近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兴国家是小国的大国”这一观点是当代国际关系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假设，印度、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是其所在地区的“大国”。他们影响国际秩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辩论，试图弱化以往的“南方国家”身份，而更想要充当“南方/北方”的桥梁以整合南北之间的政策空间。中国在外交中继续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自居，但是其他国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就以“巴西和中国：南南合作还是南北竞争？”作为其标题而展开分析，还有学者呼吁对“南—北”认识论重新进行考量，对中国面向“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话语展开研究。换句话说，新兴国家一只脚迈入了北方世界，另一只脚还留在南方世界。

 在当前几乎所有“全球南方”研究都把南方国家崛起作为一个不争事实的同时，一些预判“全球南方”未来的学者们提出，新兴国家崛起或许只是一种“短暂现象”，应当长时段地思量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南方中心（South Centre,前身为前文提到的“南方委员会”）特别顾问伊尔马兹·阿克于兹（Yılmaz Akyüz）认为，当前南方国家惊人的崛起不可复制也难以持续，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腾飞源于有利的全球环境而非国家基本面状况的改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唯有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才能保持快速增长。国际关系学者雷·基利（Ray Kiely）在《新兴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批判了全球南方崛起将加速美西方衰落的流行观点。他认为如果情境化地研究全球南方的崛起，将会发现推动南方崛起的因素正让位于不那么有利的国际背景：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问题、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资本外流都指向了“一场新兴市场危机”，全球南方的依赖地位将会一直持续。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对过去两个世纪全球财富变化的研究同样表明，虽然新兴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近年来异常迅速，但“富裕国家实际上比他们有时想象的要富裕得多”，因此南北之间在创收资产方面的财富差距将继续存在。土耳其裔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更为犀利，他在一篇论文中这样发问：“如果‘南方’要在全球资本主义范围内实现自主发展，它自己发明的南方也必须发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经济方案，这是目前可能的唯一选择，这能实现吗？”

（二）作为横向网络的“全球南方”

 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在20世纪时反思19世纪形成并固化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批判在任何意义将国家作为一种经由时间而发展相对自主的社会的观点，并创造性提出了用“历史体系”（或称为“历史的‘世界体系’”）代替“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沃勒斯坦对“国家迷思”的解构具有开创性，即便在当今对我们研究“全球南方”仍有启发意义。然而历史的迷雾之处在于，21世纪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已经超出了沃勒斯坦理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解释以及这位学者彼时最为大胆的想象。在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描述的“中心—外围”结构模糊不清的背景下，“国内的全球南方”和“跨国的全球南方”成为“全球南方”研究的关注点。

 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使“全球南方”研究者们认识到单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局限性。他们强调，开展“全球南方”研究要避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全球南方”研究在国家模式和“南—北”二元模式的基础上大大拓展了以往的一些看法。在莎伦·蒙蒂思（Sharon Monteith）、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利·安妮·杜克(Leigh Anne Duck）和伊普克·德米尔（Ipek Demir）等学者的笔下，“南方”也可能位于次国家的地方，例如美国的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和爱荷华州等）和欧洲国家的中东移民社区。这些“次国家”层面的“南方”既与该国中产阶级的萎缩有关，他们在国内“南方地区”和“锈带”遭遇失业与贫困；也与来自南方国家的移民有关，例如北方国家亚裔、非裔和拉丁裔人口及其形成的聚居社区。这预示着北方国家国内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事实上由此造成的民粹主义已经在政治选举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然，不仅北方国家，南方国家在腾飞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后果。

 “全球南方”的研究者还试图捕捉由那些被全球化发展所“遗弃”之人组成的跨国和跨地区网络。新概念的出现与理论的创新密切相关，为“全球南方”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提供了有益的起点。这些新的词汇包括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提出的“草根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和“下源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以研究帝国史著称的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诸众”（multitude），比较文学研究者弗朗索瓦斯·莱昂内（Françoise Lionnet）和史书美（Shu-mei Shih）的“微型跨国主义”（minor trans-nationalism），法学与社会学教授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的“反霸权全球化”（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等等48。在这些学者看来，相较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形成中的“全球南方共同体”认同超越了欧洲殖民或民族、种族和语言亲缘关系的共同经历。如果说安德森强调印刷术对民族主义形成与传播的作用，那么“全球南方共同体”则通过赛博空间聚集更多的人群，形成意大利面般交错的横向联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抵抗运动很快进入“全球南方”研究者的视野，相关文本展现了对从经济上劣势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到处于弱势的民众之间跨国合作的关注，作为一种反抗符号的“全球南方”不仅针对所在的国家，更针对一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

（三）“全球南方”：一种分析视角

 “全球南方”研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将“全球南方”作为一种分析视角，服务于某一学科或某些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内部出现了知识论的贫困，囿于传统的、在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理论与认知框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之下，各学科都亟须知识体系的调整和研究范式的更新，而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重新阐释历史是解决“知识失灵”问题和重塑学科体系的必由之路。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来自南方的知识》（Conocer desde el Sur）和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南方理论》（Southern Theory）都阐述了“南方”是一个独特的智力生产地区，为研究提供新议程的观点。这部分将通过枚举的方式，介绍近些年来“全球南方”视角在多个学科中的引入。除了上文所介绍的阿琳·蒂克纳（Arlene B.Tickner）和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编著的《全球南方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学：不同的世界》之外，“全球南方”的视角也被引进政治学、法学、传播学、文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相关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形成了理论自觉。

  政治学领域的代表作之一塞巴斯蒂安·豪格（Sebastian Haug）的《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全球南方”》。法学领域的代表作品当属安妮·奥福德（Anne Orford）的《国际法与历史政治学》，此外国际法领域新近还出现了一批关注“全球南方”视角的学会，这些学术共同体致力于解构国际法的殖民遗产，“有意识地以战略方式干预国际法知识生产，以帮助我们的学科在本质上真正成为国际主义的学科”。传播学领域的作品相对较多，中国学者张志华和史安斌等对传播学领域的“全球南方”视角进行了阐释。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作品颇多，最新的代表作是安妮·加兰·马勒（Anne Garland Mahler）的《从三大洲到全球南方：种族、激进主义和跨国团结》。历史学领域从“全球南方”视角展开的最新作品有《全球史：南方的视角》《帝国之后：欧洲一体化、非殖民化和来自全球南方的挑战》和《全球南方的性别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性政治与后殖民主义》等等。这些研究并不寻求完全替代现有理论，正如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所言，“全球南方的理论贡献不需要与既有理论完全不同，就可以在增进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方面取得进展。对既有理论架构进行重新解读或修正，以及引入新的概念，对于理解国际关系同样重要”。毫无疑问，“全球南方”视角的引入正在成为这些学科的新知增长点。

 由此，“全球南方”研究的意义也就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第一，“全球南方”研究正在以一个新的角度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于既有研究局限于一系列与超级大国地位有关的指标的做法，“全球南方”研究从大国博弈和权力转移理论，从“修昔底德陷阱”争论的藩篱中跳脱出来重新评估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变迁，从而抓住了“全球南方”的浮现这一深刻变革的主线，有利于理解多极世界的“戏剧性”和“复杂性”。第二，“全球南方”研究通过建构网络式的“社会间”关系补充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研究，把握了从“国际社会”到“全球社会”的时代脉搏。这种超越是走向全球社会间关系的预演，对重新思考后全球世界公民身份的含义与构成有所裨益。第三，在几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面临历史经验重新梳理和总结挑战的当下，“全球南方”研究正在提供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阐释世界历史来龙去脉的叙事方案。“南方”在过去常被视为“被动的客体”“无关紧要的他者”和“没有历史的人”，而当今的“全球南方”研究通过“找回南方”将欧美“地方化”。对此，一位中国学者这样总结道，“南方视角”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长期以来世界史学界沉醉于探讨欧美历史经验的状态正出现修正，为深入理解南北问题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当然，“全球南方”研究中的问题或者说“缺陷”也在暴露，给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智识上的挑战。除了本文第一部分所陈述的“全球南方”定义论争之外，“全球南方”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需要面对，即“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元类别”（meta catagory）的种种问题。如上所述，“全球南方”空间内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极大，能否把“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值得考虑。虽然学者们在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束缚，但作为横向联系的网络结构，当前凝聚“全球南方”的因素似乎也并非牢不可破。虽然“全球南方”研究中产生的一些横向概念对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有所裨益，但“它们的新颖性可能会消除当下团结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从而产生乌托邦式的类别，再现所谓‘历史的终结’式的全球化叙事”。除此之外，“全球南方”的研究者也会面对具体问题，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全球南方”和后殖民理论之间的关系，二者都起源于冷战时期的非殖民化历史。所幸的是，学者们认识到其中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在跨学科的学术争鸣中，采用转向历史（turn to history）和充分语境化的方法尝试给出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研究的持续深入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学术界相关研究脉络的梳理、归纳和总结发现，“全球南方”研究正在迅速兴起。21世纪以降“全球南方”的一批领袖国家崛起，数十年来全球化深入发展给国际社会间关系带来的深刻变革，全球学术共同体在智识上的反思和对知识生产范式的更新，都推动了近些年“全球南方”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蓬勃发展。  。虽然“全球南方”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在新的大国博弈中选边站的压力，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价值取向的分化，以及全球南方中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等，但全球南方的浮现给国际政治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影响，是历史性的和战略性的。实际上，“全球南方”的浮现改变了大国兴衰的历史条件，使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超越了西方世界的历史框架，真正地全球化了。“全球南方”研究在全球各地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蓬勃兴起，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现实反应。虽然学术界对中国是否算作一个南方国家存在争议，但作为一个从东方文明古国演变而来的现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是理论上和现实中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正在兴起的中国“全球南方”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广度和深度上仍然存在着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中国应该是国际学术界“全球南方”研究的重镇，并且可以通过“全球南方”研究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经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