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思想理论战线》2022年第4期。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双聘教授。）

摘要：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冷战后，福山预言的“历史的终结”并未出现，查尔斯·克劳塞默判定的“单极时刻”也在消失，而米尔斯海默警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却正在重演。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驱使大国为了生存与安全而追求权力最大化，但任何国家都难以取得全球霸权，大国之间处于永无休止的竞争状态，而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和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坍塌和大国关系的恶化，似乎验证了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历史逻辑。事实上，米尔斯海默的历史研究和逻辑推理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中美博弈或将成为两种不同历史逻辑的博弈，这就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在阐释中国对外政策时能够超越米尔斯海默的视野，更多地汲取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构建起一种新的大国兴衰与博弈的阐释体系。

关键词：大国博弈；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自由主义霸权；米尔斯海默

2022年2月爆发俄乌冲突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与俄乌冲突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富有远见的预言家，他们早就宣称冲突即将发生，并对美西方国家提出警告，但悲剧还是上演了。这两位预言家，一位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位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闻名的约翰·米尔斯海默。与基辛格不同，米尔斯海默一直坚持以学人的身份介入政治，著书立说、针砭时弊，坚守芝加哥大学，远离美国政治的权力场，而不是像基辛格那样“理论联系实际”，深度介入美国政治，并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米尔斯海默在冷战结束、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沉浸在冷战“胜利”的欢乐氛围中时，就预感到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不可持续，大国政治仍将卷土重来。他在21世纪初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十多年后又推出了《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简称《大幻想》），敦促美国回归理性和现实主义，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在中国人心目中，米尔斯海默是“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甚至是始作俑者，形象恶劣；但是在美国，他又是美国对外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一直与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唱对台戏，规劝当权者要“克制”。在美国学界，他几乎“形单影只”，但几十年特立独行、初心不改，以一己之力在美国学界撑起一片天，经常能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和灾难“果不幸而言中”。俄乌冲突发生之后，他的声音和文字更加频繁地见诸学界平台和社交媒体，影响更大了，成为人们研判国际形势不可回避的特殊人物。他的理论和观点简单明了，展示了一种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评判。

一、 大国博弈的“政治悲剧”

大国的兴衰不仅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日益深耕的重要领域。1987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以其《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震动”国际学术界[1]，从此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今天仍在延续。尽管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高奏凯歌，认为人类社会从此将是自由民主主义的一统天下[2]；尽管约瑟夫·奈早在1990年就出版了《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以“软实力”理论对冲 “美国衰落论”[3]，但依然没有能够阻止“美国衰落论“传播。随着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有关大国兴衰的讨论愈加热烈，不断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投资银行家参加进来，著书立说，纵论大国兴衰之道[4]。但米尔斯海默却与他者并不一样：如果说保罗·肯尼迪等探索的是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米尔斯海默要阐明的则是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其代表作就是2001年出版、2014年再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从2001年到2014年，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福山预言的“历史的终结”没有出现，查尔斯·克劳塞默判定的“单极时刻”也正在消失[5]，而米尔斯海默警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似乎正在重演。在其2014年为《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修订版撰写的前言中，米尔斯海默的得意之情便跃然纸上：“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我便开始写作本书，一写便写了十年。十年间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的未来都十分乐观，因为既然冷战确实已经结束，未来便似乎不会再有大国战争，均势一类概念也完全可以进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期待今后世界各国间将会出现更多的合作。而我等现实主义者失去了栖息地，必将为时代淘汰，步恐龙的后尘。但我不服，便写书来打破天下太平的迷梦。以笔者所见，世界仍然危机四伏，现实主义也仍然是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6]XI。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核心观点是：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驱使大国为了生存与安全而追求权力的最大化；除非成为霸主，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都在奉行“修正主义”；但任何国家都难以取得全球霸权，大国之间因此处于永无休止的竞争状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也是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并不受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影响，同样适用于中美关系[6]396-406。

关于中美关系，2001年米尔斯海默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一版的时候，最后一章的标题是“21世纪的大国政治”。其中虽然也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发表了议论，但重点讨论的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延续，20世纪90年代的大国行为，美国作为“平衡手”角色的未来，特别是欧洲和东北亚的结构和冲突等[6]506-565。但在2014年的修订版里，最后一章的题目改成了“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在简要阐释了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之后，米尔斯海默回顾了美国的霸权之路，认为中国将“踏着山姆大叔的足迹”，从东亚开始构建地区霸权；但中国没有美国那种有利的地理环境，周边国家会迅速联合，制衡中国；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或者说中国与美国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可避免；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比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要大[6]390-434。

为了阐明“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首先追溯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脉络，指出自由主义的传统可以上溯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核心要义是认为可以运用理智把世界变成更美好的居所，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抱有信心，因此常常被贴上“乌托邦”或“理想主义”标签。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对国际政治的乐观主义主要建立在三个核心信念基础之上：把国家看成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内部的差异对其行为有深刻影响，因此国家可分为“好”国家与“坏”国家；通向世界和平的钥匙是就是让“好”国家遍布全球。他还指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和“国际制度和平论”是自由主义衍生出来的三个主要理论。而与自由主义不同，现实主义则悲观地看待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也把国家看成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更重视大国，因为大国主宰和塑造着国际政治，并引发致命的战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行为主要受其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属性的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它们的外交政策，因而没有“好”或“坏”之分，都按相同的逻辑行事，“大国犹如台球，只是型号不同而已”；对权力的追求支配国家的思维，竞争具有零和属性并使战争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国手段[6]13-14。

米尔斯海默认为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既有传承，更有超越。他在书中多次引用爱德华·卡尔和乔治·凯南的观点，但对他们的现实主义却有些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有思想而无理论”，同时对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斯·沃尔茨两位现实主义的阐释者比较钦佩，认为他们真正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主导了过去50年的国际政治著述。他回顾说，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早期，摩根索“人性现实主义”或“经典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命题是：国家受人性支配，人生来就有权力欲望，国家“对权力贪得无厌”，不存在任何维持现状的国家，国家内在的权力意志是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促使国家之间对霸权展开争夺。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是“结构现实主义”。与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不同，沃尔兹假定国家的目标是生存和安全，正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国家的权力意志，迫使国家为了生存与安全而争权夺利。但沃尔茨认为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这与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不一样，存在着一种“现状偏好”。米尔斯海默认为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也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而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但是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均势，守住而不是增加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取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一国的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与人性现实主义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把国家刻画成无情的权力追逐者。但进攻性现实主义相信国际体系迫使国家最大化地扩充其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它们想要这样做或者具有内在的支配欲望，而是它们要想获得最大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权力。“[6]13-17

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的发展不抱任何乐观的期盼，但对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却信心满满。他虽然承认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局限性，包括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但他强调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个饱满的理论，能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运作。“进攻性现实主义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在大部分时间内仍是能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极好工具。”[6]7-9不仅如此，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不一样的是，米尔斯海默坚信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之间没有跨越不了的鸿沟，对政策的制定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随着近年来大国关系的转变，特别是他所警告的俄乌冲突的爆发，米尔斯海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更为激烈，公然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对立面，指责美国对俄乌冲突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战争有升级的危险，北约正在被拖入战争的泥潭之中，“我们正生活在危险的时代”[7]。米尔斯海默的言论等于在为普京总统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辩护，但实际上是在敦促美国政府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这方面，他与基辛格博士的观点相一致，但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更尖锐，也更不讲情面。

二、 “自由主义霸权”行不通

2001年，米尔斯海默以其《大国政治的悲剧》“揭露了大国政治的本质”， 2018年又以《大幻想》论证了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不可持续。他声称这本书也花去了他十年时间。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让美西方感到“气馁”的书？米尔斯海默说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想解释冷战后的美国政策为什么如此容易失败，有的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其次，他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学术计划，阐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何互动，从而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幻想》也是《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延续。2008年之后，冷战后的那种乐观主义已经褪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命运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继2008年发表《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之后，2018年著名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罗伯特·卡根又发表了《丛林重生：美国和我们危险的世界》，认为1945年之后大国无战事的世界是历史的偶然，历史正在回归，回归到20世纪之交和1930年代的世界[8][9]。米尔斯海默《大幻想》与“历史回归”的命题不谋而合，为有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命运争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观点似乎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但他的论证确实为解读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提供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对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中阐释的基本观点是：冷战后的美国一家独大，有能力推行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即“自由主义霸权”。这种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把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是按照美国的自我意象改造这个世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获得了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广泛支持，并被认为可以缓解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减少人权侵犯，让世界处于更为和平的状态。但自由主义霸权从一开始就注定走向失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它让美国背离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而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由主义。美国应该明智地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奉行更为克制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

与基于大国关系历史演进构建起来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的阐释有所不同，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中则更多地进行了政治哲学层面的探讨，着力挖掘美国霸权的思想根源，剖析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本缺陷，从根本上否定冷战后为美国政府所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为只要体系中存在两个或更多的大国，大国之间就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但信奉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总是抱有十字军心态，最终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不但没有减少冲突，反而加剧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而其军国主义行为最终又反噬自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导致非自由主义的结果。他强调： 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必须与民族主义共存，但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民族主义几乎总是占据上风。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信奉者相信每一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认为个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自由主义也不符合现实主义，因为个人之间的矛盾可以由国家来调控，而国家之间因为没有更高权威发挥同样作用，只能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在国际关系领域，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被自由主义所塑造。回想一下，五百年前的政治世界明显是多样的，它包括城邦、公国、帝国、诸侯国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形式。那个世界已经让位于几乎完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地球。尽管有许多因素导致了这种巨大转变，但民族主义与均势政治是现代国际体系背后的两大主要驱动力量。”[10]135-136

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后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演进的过程，就是其对外政策不断地失误和失败的过程。1989年以来，美国已经打了7场不同的战争，在制造大中东地区死亡和破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关于2014年乌克兰危机，米尔斯海默直言“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是由自由主义逻辑驱动的，要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持续的危机负主要责任”，他还特别指出，“与西方的流行智慧相反，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不是合作与和平的方案，而是不稳定与冲突的方案”[10] 6。

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对支撑自由主义的三大和平理论，即对“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论”和“自由制度主义” 的批判尤具杀伤力。民主和平论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民主国家崇尚宽容，尊重个人权利，倾向于和平解决争端，其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也能对发动战争的政府发挥有效的制衡作用”。经济相互依赖论认为“有密切经贸关系的国家之间极少用战争的手段解决争端，因为繁荣比生存更重要，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使战争的代价更为高昂”；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能够通过国际合作推进国际法的实施，防止战争的发生”。米尔斯海默认为三大和平理论的假设都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并举出若干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历史上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也曾以武力解决争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没有阻止一战和二战的发生，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更是在危机时刻流于形式[10]265-296。他特别指出，只要体系中有一个强大的非民主国家，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摆脱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束缚。为了加强自己论证的力度，米尔斯海默还罕见地引证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1992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掠夺者打败一百个和平主义者，因为无政府状态没有提供担保”[10] 271。

对比《大国政治的悲剧》源于历史经验的理论构建，米尔斯海默的《大幻想》更偏重于对冷战后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分析和批判，强调“自由主义是一切麻烦的根源”，“为克制辩护”实际上是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弦更张”制造理论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是否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透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或许可以管窥米尔斯海默理论的影响力。苏利文在文中坦承“当代史更多地站在作者（这里指米尔斯海默——笔者注）一边，而不是美国政府一边。”[11]实际上，尽管美国的两党政治愈加极化，但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对国际形势的理解方面却形成了难得的共识，都在向现实主义靠拢。米尔斯海默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潜移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米尔斯海默的历史逻辑

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坍塌和大国关系的恶化，似乎验证了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阐释的原理，世界正在按照他所阐释的历史逻辑演进：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权力最大化是国家生存与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大国竞争的不竭动力和大国政治悲剧的根源，而国际秩序只是大国政治的副产品；在大国竞争的国际政治中，专注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上不得不让位于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才是近代以来国际政治演进的驱动力量；美国应该“悬崖勒马”，采取“克制”的外交政策，放弃自由主义的“大幻想”，回到已非单极的现实世界中来，把冷战后美国为构筑自由主义霸权而无谓付出的资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应该说，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意在对冷战后美国狂妄自大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进行“纠偏”，似乎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既贪恋“单极时刻”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难以放弃“自由主义霸权”性质的对外政策，同时又不得不面对非西方大国和“中等强国”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在两者之间纠结、徘徊，加之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碎片化的影响，内外政策被民粹主义的“政治正确”所裹挟，已经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定力，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相比，美国大战略的调整，接受非西方大国崛起的现实，承认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将是一个困难和长期的过程。米尔斯海默的批评和警告还要继续下去。

米尔斯海默的“要害”是他构建的“历史逻辑”。比起其他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米尔斯海默的作品更为深入浅出、逻辑清晰、观点明确，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读其文章很容易使人“折服”，认为国际政治就是米尔斯海默所描绘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大国政治的悲剧”在所难免。然而，米尔斯海默的历史研究和逻辑推理皆建立在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之间博弈经验的基础之上，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存在着几方面致命伤。第一，他的历史视野仅限于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甚至仅局限于19世纪以来英法德俄美日等西方列强之间博弈的历史，非西方大国的历史经验不在其考虑范围，由此得出“大国政治悲剧”的判断和结论难免片面。第二，他引经据典，否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外的不同形态组织的国家身份，强调欧洲以外无国家，强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的同质性，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国家区别的方法嗤之以鼻，以此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显然并不牢固。在19世纪欧洲列强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作为不同的国家和国际体系组织形式，伊斯兰世界和东亚秩序依然在发挥作用。直到20世纪晚期，全世界才从形式上完成了从帝国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的过渡，但“已构建国家”与“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与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很大差别[12]6，在“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群体中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不可能延续西方大国弱肉强食的历史逻辑，因为这既不符合其利益，也有悖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第三，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冷战之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已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冷战思维”依然在有些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尽管西方大国依然需要时间接受非西方大国强势崛起这一难以改变的现实，尽管美西方国家在得享新兴国家资源与市场利益的同时还想制造技术脱钩，阻止非西方大国技术优势的成长和全球化进程的持续，但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已经解体，非西方世界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行为规范的制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米尔斯海默似乎没有看到这些。在米尔斯海默的视野中，历史几乎是停顿的，他用来解读现实世界的历史经验是恒久不变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尔斯海默确实已经过时了，终将是一个被历史抛弃的预言家。

但米尔斯海默也有值得我们欣赏和关注的地方。首先，他在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西方都沉浸在一片自由主义凯歌高奏的欢快之中时，最先敏锐地预见到单极世界不可持续，大国政治将卷土重来，由此开始了他《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思考和写作，同时还不断地对美国政府狂妄自大的外交政策泼冷水，力图让美国的对外政策回到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塑造的现实中来。2002年9月26日，米尔斯海默和33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家自费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公开信《与伊拉克的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War with Iraq Is Not i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反对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遭遇了9·11恐怖袭击的“奇耻大辱”，美国反恐战争如火如荼的形势面前，米尔斯海默等能够站在美国政府和主流民意的对立面，反对入侵伊拉克，也反对美国改造中东国家，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斗士”精神，相当不易、值得称道。第二，作为继摩根索和沃尔兹之后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与其他理论家相比，更看重历史经验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的重要作用，而不仅仅将自己的理论构建在现实的分析和逻辑推理之上，这使他比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更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历史战略家，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实际上也是对国际关系史的一种系统阐释，尽管他的历史研究仅限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之间的博弈。早在30多年前，他就通过对英国著名战略家利特尔·哈特的精细研究阐释过历史经验的重大现实意义，尤其对大战略决策的重大现实意义。 他在《利特尔·哈特与历史之重》一书的结论部分这样写道：“构建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论，历史是一个丰富的数据库。当过去的事件可以提供与今天相似的具有启发性的案例时，历史尤其有用”，认为在有关历史的问题上决策者的表现遵循三种一般的模式：“解析历史”“历史无处不在”和“选择历史”[13]248。第三，米尔斯海默的作品逻辑严密、浅显易懂，从而为他理论和观点的广泛传播，包括在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实际上，这也是他刻意追求的。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米尔斯海默并非高产作家，但每一篇文章都能产生重大影响，每一部著作都能引人注目。除了观点与众不同之外，他的写作手法也是使其广为人知的重要原因。与其他学科有一个显著不同，国际关系作品的读者不仅有专业人员，更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和非专业的社会读者，因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已经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对国际关系研究作品，包括理论著作的可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米尔斯海默的作品无疑有值得称道和借鉴之处。

米尔斯海默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提出了质疑，并预言中美之间要走向冲突和对抗，甚至诉诸战争。他这样的判断并非出自他对中国的“恶意”，而是源自他所信奉的历史逻辑，源自20世纪美国相继与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苏联等“新兴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源自他对美国20世纪以来竭力防止欧亚大陆任何一个大国崛起、挑战美国优势地位的“离岸平衡手”战略传统的认知。他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新兴的东方大国，中国奉行的是合作共赢的对外政策，不会随着美国和西方大国的鼓点起舞、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而是要推动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和包容的全球秩序，把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凝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依然按照米尔斯海默的历史逻辑行事。因此，中美博弈或将成为两种不同历史逻辑的博弈，这就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在阐释中国对外政策的时候能够超越米尔斯海默的视野，构建起一种新的大国兴衰与博弈的阐释体系。20年前，米尔斯海默首次来华访问，彼时中国的景象，包括中国大学生对国际政治的关心和热衷，都让他倍感惊奇。临别之时他对笔者说：“只有真正的世界大国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前是英国，现在是美国，接下来就是你们中国了（Next，It’s your turn!）。这说明，在米尔斯海默的内心深处，已经默认了中国崛起的现实。当然，作为新兴大国，中国还有许多事业有待发展和提升，其中包括立足于中国、非西方和世界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和阐发，及与西方和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广泛、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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