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2021 年/2 月/8 日/第 A08 版评论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孙兴杰
拜登上台两个星期签署了 28 份行政令，仅次于大危机期间的罗斯福总统，美国最年长的总统如此“积极能动”，也让美国媒体感到意外。二战结束以来，历任总统都会有一个“主义”来标识自己的对外政策，拜登会有主义吗？从拜登上任之后大把签署行政令的速度来看，拜登主义也许已经有了蓝本，只是相比于张扬的特朗普，拜登更含蓄，没有像特朗普那样在竞选期间就鼓吹“特朗普主义”。拜登主义的基本框架似乎融合了特朗普主义的战略冲劲和奥巴马主义的套路， 直白地说，拜登主义就是“不做蠢事”与“不做吃亏的事”的合体，是精致的特朗普主义加上强势的奥巴马主义。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霸权国，而冷战之后，美国登上全球权力体系的巅峰，“霸权护持”是美国总统们的使命，其中的差别在于，如何识别美国霸权面临的挑战、威胁，以及如何应对美国面临的威胁。从美国的战略周期来说，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大体进入了战略收缩周期， 从奥巴马总统开始，美国有意识地进行战略回撤与调整，尤其是从中东战场回撤，小布什的反恐战争以及在伊拉克的“帝国冲动”使美国陷入了中东泥潭。2001 年的反恐战争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大大损耗了美国的实力，奥巴马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做蠢事”，言下之意，小布什时期美国战略扩张过度，奥巴马在中东地区的收缩过速，以至于中东陷入乱局。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以特朗普的商人思维办外交，美国不能做“吃亏”的事情。
从奥巴马到拜登，似乎是个轮回，拜登政府中充满了奥巴马政府的旧部，包括拜登也是奥巴马的副手，拜登政府是不是奥巴马政府的第三届？这样的观点可能有些刻舟求剑了，拜登以及团队成员“在野”四年，四年之间，经过特朗普主义的冲刷，美国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拜登及其团队的反思可能包括两点：一是奥巴马政府“幕后领导”的战略游移造成的损耗，比如说利比亚、叙利亚危机过程中，奥巴马划定的“红线”失守；二是特朗普主义的单边主义、对等交易，甚至蛮横所凭空制造的“筹码”，可以说，特朗普的“乱拳”制造了战略蛮力与冲劲。从战略周期来说，拜登政府依然处于美国战略收缩周期之中，把握收缩的节奏， 调整战略重心依然是拜登主义的主要内容。奥巴马主义和特朗普主义基本框定了拜登主义的范围，如何进行聚焦考验拜登及其团队的谋略，最后将特朗普主义的“冲劲”倒入奥巴马主义的“套路”之中。拜登上台之后，内政优先，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种族关系以及气候变化是拜登政府的主要议题，除了气候变化是必须进行全球合作的议题之外，其他议题依然可以在“美国优先” 的框架下进行解决。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坚持，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的说法， 拜登在就职演讲中声言，美国要做世界的榜样。从上任两周的表现来看，拜登主义体现出高度的战略迂回耐心，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稳定大后方，串联盟国，为阵地战和持久战做准备。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就表示，美国要确保和盟友及其他伙伴国“步调一致”，接下来才会在各个领域与中国交流。
研究“领袖”的学者伯恩斯将领导分为三种：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所谓的交易型领导就是着眼于以物易物：以工作换选票，以补助换竞选捐助；而变革型领导确认并利用潜在的追随者的现有需求或要求，此外，还会发掘追随者潜在的动机，试图去满足其更高的需要，并且使追随者成为全身心为己效劳的人；而道德型领导来自于并总是回归于追随者的基本欲求、需要、渴望和价值观念。从这种分类来看，特朗普虽然不断自我吹嘘“交易的艺术”，但特朗普不完全是交易型领导，而带有比较强的道德型领导的色彩，尤其是反建制派的做法，以至于
引发国会山骚乱和第二次弹劾。拜登属于交易型领导，当然，他在就职演讲中提到了林肯，至少他认为美国面临的挑战不亚于林肯时期的“分裂之家”的危机，或许拜登希望成为一个道德型领导，从拜登内阁的组成来看，他着实属于交易型领导。
拜登的个性以及拜登团队的构成决定了拜登政府对美国面临的“威胁”的识别和认知，由此会进行政治动员，变成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议题。上任以来，拜登政府将疫情、同盟作为高度优先的议题。疫情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巨大，佩戴口罩以及加速疫苗注射行政令显示拜登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将美国带入后疫情时代。同盟网络成为拜登及其外交团队的高频词，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与盟友进行了密集的沟通，凸显了拜登主义的“两洋战略”，高度重视与欧洲盟国的联系，突出西方价值观的纽带，与英法德等领导人电话外交过程中，拜登可以说是“温言在口”。同时， 延续奥巴马以来“重返亚太”的战略（特朗普政府出台了印太战略，其本质与奥巴马并无二致）。外交“老手”坎贝尔被任命为国安会印太地区事务总协调人，拜登政府在亚太（印太）地区的介入不会衰减，而是更精准，进一步推动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关注和恢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机制。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是，美国“两洋”战略的共振。北约的战略转型， 有可能更多地介入印太事务，成为北约扩张的动力。印太战略与北约的转型共同塑造一个“更大” 的西方，这可能是拜登主义的理想图景。
从全球地缘政治空间来看，美国在聚合“海洋世界”，尤其是基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英美国家，加上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拜登主义在“扩大”西方，将陆海边缘地带纳入其中， 北约与印太的对接，从而形成一个环绕欧亚大陆的同盟体系，将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填充其中。这样的戏码在冷战时期曾经上演过，但是地缘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全球性单一市场网络之下， 东西方之间的边界正在消解，“选边站”的套路玩不下去了，如果美国“坐等”与同盟步调一致，那只能是“白等”。市场规则和技术创新是在全球性的竞争与合作之下不断升级的，而不是脱钩或者经济冷战。
拜登主义刚刚开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它带有奥巴马式的“微笑”，具有蛊惑性，甚至以假乱真，其真实目的是将特朗普主义的冲劲和蛮力以“迂回”的路线倒入战略竞争的“套路”之中， 拜登主义的“战略忍耐”会成为战略耐心还是会变成战略犹疑，还需要时间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