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许多方面看，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都是美国的历史性时刻，并将影响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这标志着多元文化政治在美国国内政治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再结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涉问题，尤其是世界经济危机，奥巴马的当选也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最后，奥巴马取代乔治·W.布什还意味着美国诸多内外政策将发生显著变化。尽管奥巴马的当选具有这些历史性转折点的意义，但仍然存在许多历史的延续性。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政策惯性成为奥巴马总统任期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巴马尽力回归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更像是防御性的，而不是前瞻性的。此外，美国政治结构也并没有随着奥巴马的当选而改变。

[关键词]巴拉克·奥巴马；乔治·W.布什；变革；延续性

[作者简介]布兰德利·沃麦克（1947- ），男，美国德克萨斯州人，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外交事务系讲座教授，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2008年因诸多理由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份，但就政治方面来说，最吸引世界眼光的事件莫过于美国的总统竞选。首先，在民主党内有一场旷日持久但却是激动人心的候选人提名争夺——一位在党内表现出业已确立最强大权力的女性和一位有着超凡魅力的年轻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争夺。紧接着是巴拉克·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之间正式的总统竞选，这场竞选随着麦凯恩选择萨拉·佩林作为副总统竞选搭档而备受关注。奥巴马以及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民主党在国会竞选中的完胜，给这场激动人心的争夺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

毫无疑问，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对美国政治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使以后的美国总统政治再有巨大差异的竞选技巧，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奥巴马政府将长期影响美国政治，中期影响美国冷战后的态度，并在短期内改变其前任布什的许多政策。本文将从这三个维度探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可能影响。但是，即使是历史性的转折点也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并且把美国政治的可能延续性考虑进来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长期效应：多元文化的美国

巴拉克·奥巴马不仅是第一位当选美国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而且他还是父亲是外国人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他的当选不仅验证了任何美国公民不论财产和种族都可以达到权力巅峰的“美国梦”，而且应验了许多美国移民所做的“美国梦”，即他们及其孩子也可以被囊括进新的政治共同体。总而言之，奥巴马的当选意味着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在美国历史上通向这些梦想的道路曾经是漫长而布满荆棘的。

“大熔炉”这个术语非常适合于美国的人口统计学和政治学，因为它暗含着从塑造这个国家开始就存在着的多样性和一致性之间的矛盾。从1623年举行第一次感恩宴会（庆祝新来的清教徒和帮助他们的美洲土著人之间的友谊）开始，殖民者和美洲土著人之间的遭遇记录大体上是一种变味的、残忍的经历。殖民地的扩张以及后来通过剥夺美洲土著人而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土著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的。其中，受乔治·华盛顿的鼓动，一些印第安部落吸收了欧洲习俗，其实许多欧洲裔美国人十分欣赏土著人的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土著人和欧洲裔美国人多元文化碰撞的最终结果对前者来说是一场悲剧。

在欧洲裔美国人中也有很深的紧张关系。早期移民反对新移民的到来。在美国内战前的1860年有一个政党，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s），强烈反对天主教徒和其他新近移民。美国大城市一个永恒的政治特征就是新旧移民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每个移民家庭都面临着文化上的困境：是尽力保护他们原来的文化还是适应新环境。典型的情况是，新移民尽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而他们的孩子则是去适应新的“美国”模式。^[1]在这方面，情况也不是单纯的对抗。新移民群体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各式各样的文化也为当地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种族多样性已经成为美国城市政治固有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应该铭记约翰·肯尼迪是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位天主教徒，在1960年的竞选中，他的宗教信仰曾经是一个争议性事件。

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大熔炉中有着特殊的位置。没有哪个族群是在自己的祖国被逮住，并运到美国去做奴隶。第一批奴隶于1619年抵达美洲，也就是举行第一次感恩宴会前四年，在首批英国殖民者到达美洲12年之后，1865年美国成为废除奴隶制的最后一个西方国家。即使在废除奴隶制之后，对黑人深刻和普遍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不像一般意义上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工人的阶级斗争观念，种族歧视普遍存在于美国人中。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甚至支持政府歧视黑人。

美国黑人遭受伤害的程度可以通过弗吉尼亚州历史来说明。1619年，第一批奴隶被带到弗吉尼亚，奴隶制给烟草和棉花种植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1860年，弗吉尼亚最大城市里士满在内战中成为支持奴隶制的南部邦联的首都，1865年，南部邦联最终在弗吉尼亚的阿波马托克斯被击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学校被隔离成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后者的教学设施较前者糟糕得多。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种族隔离学校违宪之后，弗吉尼亚的几个县为了避免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整合而关闭了公立学校系统。爱德华王子县的公立学校就因此关闭了五年之久。弗吉尼亚是整个美国普遍存在种族歧视的一个极端例子。

然而，美国黑人的历史也突出地表现为：尽管受到歧视，但一些个人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奴隶制废除之后黑人民族情感的成长以及后来向所有种族展示真正平等的机会。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一位白人新闻记者和一位曾经是奴隶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从1840年代到内战期间废奴运动中的合作，是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反潮流的象征，也逐步改善了美国黑人的处境。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联邦政府采取强有力的种族平等措施之后，即使是像弗吉尼亚这样的南部诸州的政治和社会也开始改善了。1989年，非洲裔美国人道格拉斯·怀尔德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该州10个白人选民中有4个投票支持怀尔德，几乎所有的黑人都支持他。^[2]在2008年的大选中，弗吉尼亚是巴拉克·奥巴马获胜的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州。

因此，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利，是美国社会和政治向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他的胜利不可能仅仅是美国黑人支持的结果，如果只有黑人的选票，他赢不了选举。他必须成为各个种族都能认可的最佳候选人。他在反对布什、反对伊拉克战争以及经济混乱中获得了竞选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优势并没有削弱成就。过去麻烦不断的美国种族关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已经得到了改善。不管奥巴马作为总统的成绩如何，美国人将对一个非白人处于权力巅峰而习以为常。

中期效应：冷战后单边主义的终结

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似乎也将是后冷战时代美国世界作用的一个转折点。许多因素将归功于变革。奥巴马的个人风格是相互谈判以及强调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提供了美国实力有限性的清醒教训。最重要的是，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威胁着美国的经济中心地位，成为这个超级大国最虚弱的支柱。

奥巴马的当选因此可能标志着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地位的战略性转变，即从冷战结束18年来的超级大国居中心的地位转变为一个更加多极的状态。这个转变给整个后冷战时代提供了新的诠释。1990年代初期，那些预测将出现多极格局的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因为美国的相对权力及其毫无争议的领导作用并没有改变。然而，期盼多极化的那些人的潜意识是，美国实际上并不处于支配世界的地位，合作将是必需的。在乔治·W.布什总统的八年任期里，美国证明了它可以单独行动，但是这也超过了它的实际实力的限度，因此无法实现它的目标。^[3]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里，美国和世界都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美国政治可以独自决定世界政治。这是一个难以预测且合作与竞争相互交融的新时代，但它不能简单延续美国的单边主义。

巴拉克·奥巴马在美国政治中的成功，不是通过挑起“他的”族群对抗“其他”族群来界定利益，而是通过强调共同利益。这个战略的最好例子就是他在竞选中所号召的“变革”。变革的对象——从哪里开始变？——是最小化的，而变革的受益者——变成什么？——是最大化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战略在两党竞选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两位候选人必须使他们对选民的吸引力最大化。^[4]然而，奥巴马的个人风格似乎是细心倾听别人观点和寻求合作。奥巴马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自己的个性尚未完全定型，对别人的情况也非常留意。^[5]

奥巴马的合作和相互理解的态度将是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动力。他在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的个人经历，使他可能会把美国之外的问题视为类似国内的问题。奥巴马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且拥有超凡的个人魅力，因此似乎更容易说服别人。而且，全世界对他的巨大好感也是他寻求合作解决方案的有利条件。

在调整美国全球地位的过程中，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全球背景似乎比他的个人癖好和才能更加重要。考虑到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如果美国全球地位的改变仅仅是基于总统个人态度的话，反对派政客就会限制总统的效能。然而，就奥巴马的情况来看，美国政策的总体背景是支持变革的。

最明显的是，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已经导致美国内外对单边主义的不满与日剧增。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傲慢自大让人无法再忍受。关于美国有能力支配他国的种种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就连阿富汗都因为美国的干涉而博得世界的大量同情，那里和解和撤退的前景黯淡。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脱身政策离不开国际合作。

比单边干涉失败更为重要的问题将是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的后果。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依靠三大支柱：军事优势、政治领导和经济实力。自2000年以来这三大支柱都被削弱了，但是经济实力这个支柱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不仅是美国经济受损，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应当对这场危机负首要责任，它也因此失去了在这个领域的声望。对美国来说，重建“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可能，因为每个国家都将更加小心翼翼地规避风险，确保自己的安定繁荣。由于每个国家变得更加谨慎，世界经济似乎因此变得更加地方化。在新时代合作是可能的，支配和控制他国的做法已经行不通。

就像1980年代苏联由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反思其军事义务那样，美国也将不得不反思其军事预算及其未来的军事作用。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单边的看法，安全被视为一种预防和战胜任何潜在威胁的军事能力。这已经成了非常昂贵的选项，而且也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寻求安全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是合作减少威胁。美国应该寻求将别国置于非对抗关系的合作性安排中，而不是设想每个国家都是潜在敌人。这种选项不会太昂贵，但是需要大幅度的、战略上的重新定位。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可能影响，将会是继续从支持台湾反对大陆逐步转变到鼓励两岸和解。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一贯都是避免危机。陈水扁的台独政治明显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中国军队实力的增强也增加了美国军事干涉台海危机的成本。随着马英九的当选，危机威胁大大降低。如果当前两岸的和解努力失败，无疑将极大损害美国的利益。

短期效应：超越布什

奥巴马当选和民主党胜利的最基本原因是美国人从乔治·W.布什的总统任期中觉醒过来。到2008年时毫无疑问，布什不仅应当为糟糕的伊拉克战争负责，也应当为引起这场影响大多数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负责。巴拉克·奥巴马以“变革”的口号参选，其本意就是从布什政府那里变革。

很明显，奥巴马在个性上和布什非常不同，他的政治实力是基于他的与众不同。他是一个见识广博、复合型的思想家，且善于调和各式各样的要素和价值观。他并不是通过把敌人冠之以“邪恶轴心”的老套做法来统一他的支持者，而是巧妙地把布什的做法描述为激起恐惧，而他自己的施政主张则是希望。

在政策领域，奥巴马必然要修正布什政府不符合常规的政策。实际上，布什本人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也已经开始改弦更张。政府在确保公众福利方面恢复责任到底会走多远还不清楚，但是，从里根总统开始的退出公共管理和责任的做法似乎已经被逆转过来了。这些国内政策转变的总体效果将是美国政治的内向化——较少关注对外政策，更多关注正确管理国家的基本问题。

布什卸任对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影响将是新保守主义者从最高领导层消失。在布什领导下，副总统迪克·切尼强大而活跃的势力导致了新保守主义观点一直是外交政策的一个要素，而且经常还是决定性的声音。布什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分子的存在是布什与克林顿外交政策的主要差异之一；而去除新保守主义势力则是奥巴马与布什的主要差异之一。

新保守派在布什中东政策上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它已经渗入到他的整个政府中。它鼓吹战略上的军事集结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部署；它鼓吹侵犯别国主权以及个人基本人权的连带安全行动。在诸如朝鲜重整核军备问题上，新保守主义分子并不总是能够控制美国的政策，但他们可以阻碍谈判进程。人们期待看到奥巴马政府能够出现广泛的政策范畴，没有来自新保守主义分子（他们也许会进行戏剧性的调整）的右翼压力。

布什政府延续了克林顿政府在自由贸易上的承诺，而奥巴马政府将对贸易政策做一些重要调整。然而，这些调整可能有具体的政策目标，例如，对质量控制、反污染产品或者使用劳工设定标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护主义倾向。全球经济危机会增加保护主义者的压力，但是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因此经济孤立不是一个选项。奥巴马对外经济政策的总趋势可能将是多边合作。

延续性

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毫无疑问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历史性事件，而同时存在的伊拉克撤军问题和经济危机将加强变革的重要性。然而，奥巴马必须在美国目前的境遇下开始着手，他变革这种局面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从布什到奥巴马的转变中所保留的共同之处。和前文的探讨次序相颠倒，我们考察这些延续性，将从布什政府的延续性谈起，然后考察冷战后美国境况的延续性，最后考察美国政治发展的延续性。

尽管布什政府不受欢迎及其政策总体上破产，但是其八年任期留下了政策惯性以及需要花费巨大气力才能扭转的人员班底。布什的许多政策将继续有效直到被改掉，而且许多政策在政权交接之际才刚刚付诸实施。虽然布什及其政策在国家许多官僚机构中已经不受欢迎，但是他任命的许多官员仍然官居原位，而且奥巴马政府也很难压缩布什时期膨胀起来的军事和安全机构，同样也很难恢复或者扩大布什政府所精简的政府部门。

除了现行政策和人员班底将延续到变革这些明显的问题之外，变革现行政策的任务还打乱了新政府的议程。奥巴马新政府的直接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针对前任政府的影响该做些什么这一问题决定的，而不是由对现实和未来该做些什么的不受束缚的考虑来决定。例如，对中东总体政策的明确阐述似乎就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遗留问题而受到制约和干扰，更不用说目前对伊朗的孤立、敌对和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带。

同样，尽管奥巴马批评布什的单边主义以及布什在“9·11”之后所激起的恐惧心理，他仍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高优先级的安全级别，否则他将被对手谴责为软弱的总司令。虽然他不像新保守主义分子那样傲慢自大和热衷冒险，他也将继续反恐战争。在延续性的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他任命希拉里·克林顿为国务卿以及起用克林顿政府的其他官员，意味着奥巴马外交的初始模式将回归克林顿政府。虽然克林顿政府现在看起来比其后的布什政府更为理智，但它也没有提供全球领导权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而只是倾向于对狭窄的美国利益的机会主义追求。在当今时代，新克林顿外交政策面临的问题是全球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在1990年代，全球大环境是有利于美国权力和利益的，而如今美国的影响力被削弱，合作是必要的。如果巴拉克·奥巴马推行一种尽力扩大美国利益，而不是扩大与其他国家共同利益的外交政策的话，他将处于防守态势。如果美国的全球立场实质性地退回到早期状态，而不是前瞻性地对当前和未来问题寻求合作的话，它将牺牲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地位。然而，一个替代性的世界领导可能还没有出现。

最后，尽管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确实是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紧张关系的终结，也不会改变美国政治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奥巴马是第一个非洲裔美国总统，但他本人并没有大多数美国黑人那样的奴隶传统。他父亲是一个非洲人，母亲是一个白人，他在夏威夷多元文化和无拘无束的氛围中成长。他的见解和政治魅力同大多数非洲裔美国政治家有着天壤之别，这毫无疑问帮助了他的迅速崛起。在穷人和新失业人群强烈地感受到经济低迷的消极后果之后，社会紧张关系加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奥巴马由于他的背景，有助于其号召民众为当前的危机做出牺牲，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从更普遍意义上说，奥巴马能够当选，既因为他是一个受欢迎的候选人，也因为他是总统竞选史上最有效的募款人。他不可能在自己获胜的体系内作出基本的改变。选举费用和竞选资金的需求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困惑。对金钱的需求不仅使政治家需要花时间去清偿他们对委托人的责任，还导致了美国政治价值和议程设置的系统性扭曲。奥巴马是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如果他不是立即吸引了选民，他就吸引不到竞选捐款。他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互联网上的小额捐款。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能用名气产生竞选资金，他也许就失败了。奥巴马对竞选中金钱重要性的重视可以通过他拒绝政府竞选资金，而赞同不受限制的私人资金这一决定得以验证。他的胜利是选票和金钱双重作用的结果。

未来无法提前预知。未来尚未来到，更重要的是，它还将受制于尚未作出的决定。即使巴拉克·奥巴马不知道在他任期内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总统任期是4年还是8年。在他所面临的每个问题中，他的行动不仅受制于他先前的计划，而且也受制于做出每个决定时不可预知的环境。不过，历史往往从现在开始，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本身就是一个影响未来的重要历史性事件。而且，奥巴马总统任期的背景是在布什时期美国单边主义失败以及当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形成的。开启奥巴马任期的选项当然要受到历史延续性的限制，但他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步入不同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Oscar Handlin.The Uprooted[M]. Boston: Little, Brown, 1951.

[2] Larry Sabato. Lessons Spoke to the Nation’s Mood[N].RichmondTimes-Dispatch, 2008-11-20.

[3]布兰德利·沃麦克. 美国实力的现实与局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

[4] 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M]. New York: Harper, 1957.

[5] Barack Obama.Dreams from My Father[M].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2006.

President Obama: History and the Future

Brantly Womack¹，Translated by WANG Qiu-bin²

（1．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A 22904；

2．Center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election of Barack Obama is a historic mome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many respects, and it will influence the American posture in world politics. Its primary importance is that it marks the arrival of multi-cultural politics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American domestic politic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oblems of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t also marks a turning point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astly, the replacement of George W. Bush by Barack Obama will mean a sharp reversal of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Despi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historic turning points, there will be numerous continuities with the pas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leaves a legacy of policy inertia that create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Obama’s presidency. To the extent that Obama tries to return to the Clinton er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diplomacy is likely to be defensive rather than forward-looking. Lastly,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has not changed with Obama’s election.

Keywords:Barack Obama; George W. Bush; change; continu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