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亚共同体建设已经成为本地区各国的普遍共识。然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现实竞争、外部干扰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其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人们往往关注物质层面的进展状况，其实在物质层面难以深入推进之际，非物质层面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对此，东亚各国应当努力建构东亚认同观念，启动区域历史的共同研究，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机制化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中日两大国应当告别零和的传统思维，携手建设造福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家园。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认同；中国；日本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建设成为本地区各国的普遍共识，并逐步从设想落实到行动。“10+3”（东盟+中、日、韩）机制创设已经10年，东亚峰会也召开了几届。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在日本举行了首次独立于其它国际会议而单独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并将成为年度会议，迈出了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一步。东亚各国正满怀信心地在探索着“建构共同体的东亚模式”：互相尊重、舒适程度、协商一致。[1]然而，尽管东亚合作开展多年并取得一定进展，但迄今为止尚处于初级阶段，对话性质明显，实质性合作不多，各国的战略分歧仍十分明显，就连中日、韩日的历史恩怨也未能借用现有东亚合作框架得以化解。这预示着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甚至有学者认为，“我们所处的东亚尚不具备建构美好的‘区域共同体’的土壤”，该构想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虚幻愿景”。[2]东亚共同体建设之所以给人如此印象，与它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有关，这些严峻的挑战好比一道鸿沟横亘在东亚各国面前，越过它，东亚将到达和平、繁荣、发展的彼岸；越不过它，东亚将继续在目前状态下徘徊、角力。

一、东亚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欧盟的经验表明，建立共同体对保障区域内的集体安全、促进共同发展、突显国际影响力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与欧洲相比，东亚一体化进程无疑将更为艰辛和复杂，东亚共同体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更多。

1．强“民族主义”与弱“地区主义（regionalism）”的巨大反差

东亚各国均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该地区的重要历史遗产。民族主义在各国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勃发，并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进一步刺激了民族自豪感，东亚民族主义在冷战后出现新高潮。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也能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中，不顾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利益，片面追求本民族、本国利益的情形，往往成为任何热点问题解决途径的重要制约，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的领土争端中。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连年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径不能不激起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声浪，而它在日本，又何尝不是源于某种“民族主义”。

与民族主义走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的地区主义则比较脆弱，民众对区域的认同感不强，区域归属感缺失。迄今为止，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似乎还不太能接受超国家观念，因为它们好不容易才赢得了国家主权，现在要它们主动让渡部分主权，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使得原来许多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浮出水面，成为困扰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难题。目前的东亚整合为了照顾现实，采取不搞“主权让渡”，提倡平等参与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种做法只是缓兵之计，一旦涉及更高层次的区域化问题仍将触及主权这一敏感神经，到时候东亚国家如何因应？东亚一体化进程会不会因此陷入停滞？仍有待观察。

2．共同体建设方案存在重大分歧

建设东亚共同体，首先应该确立能使各成员国达成共识的目标模式，然后才能谈得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迄今为止，东亚国家基本达成了关于建设共同体的指导原则：和平、繁荣与发展；开放、透明与包容；共有区域认同；身份平等；灵活与开放的功能性合作。[3]但这些指导原则本身就非常宽泛与模糊，一旦涉及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目标、模式、范围等实质性问题，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就凸现出来。迄今为止，东亚各国领导人甚至还未在正式场合认真探讨过这些问题。就目标而言，虽然大多数东亚国家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抱有希望，但是，到底是把“东亚共同体”建立成一个如同今天的欧盟那样政经合一的超国家组织，还是松散的东亚经贸合作组织，各国仍存在重大分歧。就模式而言，欧洲是从经济领域起步，最后发展到政治领域；东盟是从政治合作层面起步，迄今政治一体化仍是其重点领域；“10+3”是从经济合作开始的，迄今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那么，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模式将作何选择？这是摆在各国政治家面前的现实问题。在共同体成员范围问题上的争议更大，马来西亚、中国等国主张以“10+3”机制为基础建设东亚共同体，等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吸收蒙古、朝鲜；而日本、新加坡等国则以开放性为名，认为东亚共同体应该包容传统东亚区域之外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对此，一直倡导东亚合作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表示，真正意义上的东亚集团的成员必须是来自东南亚、东亚和亚洲国家……，所谓的东亚峰会，其原意已经变质，其实是“东亚—大洋洲峰会”，已经不可能代表东亚国家的声音。[4]事实上，将澳新等国纳入后的东亚峰会已经沦为了缩小版的APEC，其对东亚一体化的作用可想而知。

3．国家间信任感脆弱与竞争意识强劲

由于诸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东亚国家间的信任感极其脆弱，安全困境态势普遍存在。东亚地区国家林立，要展开合作，必须有一个核心力量来推动。欧洲一体化是从法德合作开始的，而东亚地区刚迈上一体化征程，有关国家就开始争夺主导权，给共同体的建设蒙上了一层阴影。中、日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忌与提防，东盟对中、日两大国仍有防范心理。日本认为自己是亚洲的“经验领袖”，可以凭借民主建设及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来领导亚洲，对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志在必得。中国的崛起势必导致东亚政治版图重组，尽管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战略原则，但这能否为邻国所认可并消除其疑虑似乎还是未知数。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盟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担心自己被边缘化，因此十分“乐意”看到中日相互钳制，自己可以“渔翁得利”，“领导”大国。在东亚整合的早期阶段，基于东亚各国特别是大国间信任感脆弱的现状，东盟可以为增加地区信任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中日两个大国的主动参与，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或者二者相互竞争，东亚一体化进程都将受阻。中、日两国GDP总量占东亚13个经济体总量的85%，因此，仅凭东盟力量，根本无法支撑起整个东亚。

4．集体行动机制缺失与民间力量参与不足

东亚区域合作自1997年正式启动后不断走向机制化，逐步形成了“10+3”、3个“10+1”（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等政府间合作机制以及东亚展望小组（EAVG）、东亚研究小组（EASG）等第二轨道活动。然而，现行的合作框架缺乏比较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主要是松散的论坛或对话机制。例如，“10+3”框架内成立了50多个对话机制，在20个领域开展了上百个合作项目，但真正落实的合作计划和项目却不多。

在角色参与方面，东亚民间力量略显不足。从欧洲经验来看，其一体化思想在政治精英中酝酿产生并付诸实践，在起步阶段民间力量参与程度不足，几十年后欧盟不得不亡羊补牢，采取“公民欧洲”、建构文化认同等措施，力图使欧盟不仅仅是国家之间在形式上的联合，也是全体公民的心灵归宿。“欧洲统一运动之父”让·莫内曾经说过：“如果能重新做起的话，我将从文化开始。”[5]这是一体化先行者的宝贵经验。目前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角是各国政府，而各国民间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民众个体）的参与和互动略显不足。换言之，东亚一体化也正在成为某些政治精英的“专利”，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仍很遥远。长此以往，东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因为民间认同的形成非朝夕所能实现，需要几代人的积累，而一旦民间关于东亚一体化的意识形成，则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与推进无疑要顺利得多。

5．如何处理美国因素

美国是一个不在东亚的东亚国家。它与该区域的日、韩、菲律宾、泰国有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同新加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且美国在东亚有巨大的投资额和贸易额，它已经成为东亚建构共同体进程中挥之不去的因素。过去美国曾经反对过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也曾反对过东盟吸纳缅甸、老挝入盟，因此，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反对东亚一体化，这种看法未免流于片面。美国深知，对于蓬勃兴起的东亚地区主义，如果正面打压，只会激起更强的民族主义反弹，使其越走越远。于是，美国采取避开正面冲突、暗中操纵的做法：在“10＋3”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即将形成气候时，采取掺沙子战术，支持日本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进来，建立了并行在“10＋3”机制之外的东亚峰会机制。[6]换言之，与直接参与其中名不正言不顺相比，美国更愿意充当“离岸平衡手”角色，借以遥控东亚一体化。美国有了欧洲羽翼丰满之后不听使唤的前车之鉴，当然不愿意看到在东亚出现一个不听指挥、完全独立的共同体。那么，鉴于美国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如何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就成为东亚整合中的又一大难题。

二、东亚共同体艰难推进的原因分析

东亚共同体建设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以及目前难以深入推进具有一系列深层次原因。

1．东亚自近代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是东亚共同体观念认同难以建构的最基本因素。

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出现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曾经遭受过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日本也曾经试图在该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种等级制的东亚秩序最终都以破灭告终，但东亚民族的历史记忆却很难在短期内抹除，这种历史包袱导致东亚各民族普遍存在悲情意识，经常唤起它们惨痛的民族记忆。东亚各国都可能面对历史的类比，因为“经历过动荡的人会特别害怕动荡，经历过战争的人尤其担心战争，经历过侵略的国家会对敌意十分敏感”。[7]此外，日本历史上曾“脱亚入欧”而由此产生的亚洲身份问题及其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问题；东亚一些国家独立之后国家道路选择问题以及不时出现的政局动荡乃至军事政变、内乱问题；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热点问题以及领土领海争端，从东南亚到东北亚，像一座座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东亚国家间信任感的弱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以及一体化进程的减缓。“东亚的国际政治意识很大程度上还只停留在18和19世纪欧洲的状态。与其说东亚的冷战还没有结束，不如说东亚国家在解决彼此间的问题上还没有找出合适的道路与答案来。”[8]

2．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多样性太强是阻碍东亚共同体认同建构、制度建设的现实因素。

与欧洲、北美不同，东亚地区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迥异，多样性太强。政治方面，东亚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实行总统制、内阁制的，也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既有联邦制国家，也有中央集权制国家。经济方面，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从人均GDP看，日本、新加坡高达3万美元，而缅甸、柬埔寨仅在300美元以下，两者相差100倍；从经济产业结构看，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老挝、柬埔寨、缅甸的国民经济仍然以农业、林业为主，换句话说，东亚有的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有的地区还在农业时代甚至原始时代。在宗教文化方面，东亚除了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影响也很大。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分析东南亚地区差异时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地区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9]东南亚如此，东亚亦然，多样性在向世人展示一个丰富多彩的东亚世界的同时，也增加了东亚一体化的难度。

3．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不足削弱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动力和目标追求。

尽管东亚各国都认为有建立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都没有把它当作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从欧盟、东盟的经验来看，它们在创立之初各成员国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摒弃前嫌，走联合自强之路，达到提高整体实力、团结对外的目的。西欧国家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与扩张，东盟则是“一种对国内叛乱和越南扩张主义的共同恐惧帮助塑造东盟内部的团结”[10]。而目前的东亚国家尚无一个共同敌人可以让各国自觉走向联合，相反，以邻为壑的国家自保心态在该地区根深蒂固，这根源于东亚各国对共同利益的漠视或忽视。此外，虽然经济利益是东亚共同体建构的一个强劲动力，但是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对外依存度要远远高于对区域内的依赖程度。东亚国家间的贸易额，远低于东亚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量，同区域外的贸易仍然不可或缺，特别是东亚国家商品的最终出口地主要是美国，使东亚国家对美国保持较高的贸易依存度。[11]这种局面使得东亚很难立刻团结起来，去迎接其他区域集团的经济挑战，从而削弱了东亚寻求一体化的经济动力。

三、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对策建议

当前，东亚区域内建设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各国都有自己的战略考量，其中的明争暗斗已经展开。人们往往从物质层面衡量共同体建设的进度，其实在物质层面难以深入推进之际，非物质层面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不应当仅仅锁定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区域内贸易额的多少，乃至共同货币的推出，更应当关注非物质层面的建设，这将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1．集中精力建构东亚认同，培育地区主义意识。

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核心问题是共有观念的形成和集体认同的建构。“在大部分情况下，共有观念是制度化的基础，但制度并不能代替观念。对于地区合作的前景，东亚地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长期独立地存在，这种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地建构出来，成为维系东亚各国进行合作的信念力量。”[12]东亚共同体不仅是政府—国家的共同体，也是居住在这一区域内人们的共同体，应当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激发非国家层面（例如东亚区域内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乃至普通民众）的参与热情，让民众充分了解和认知建构东亚共同体将给他们带来的机会和利益，这对于促进东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换言之，建设东亚共同体，不仅是一项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项自下而上的任务。此外，各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在强调爱国主义的同时，也应当进行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减少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冲击。[13]

2．尽快启动东亚历史合作研究，加强文化交流。

由于种种原因，东亚各国对历史的阐释主要基于本国的需要与立场，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与相互攻击之处。用这样的历史去教育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如何能够在他们心目中培育起对“他者”的好感，甚至可能煽动敌对情绪，不利于东亚认同的形成。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各国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我国应该加强对东亚史的研究，进一步发掘历史资料，廓清东亚史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应该就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学者展开学术对话。东亚各国还有必要尽快启动东亚历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组成由各国历史学家参与的研究小组，开展合作研究，寻求对东亚历史的共同解释。在条件成熟时，推出各国普遍认可的东亚史，普及有利于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教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东亚各国间的文化、教育、媒体交流与合作，甚至可以考虑设立“东亚大学”，用超国家的方式教育青年一代，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奠定社会与文化基础。

3．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使之具有组织与制度保障。

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目前东亚合作机制繁多，功能重叠，而且合作框架下常设机构的人员、经费和权限十分有限，无法发挥健全的沟通和协调作用。现行机制的功能应当进行分流，发挥各自的功能优势，使之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提高其效率，使东亚共同体在经济、政治、安全诸领域齐头并进。例如，中日韩首脑峰会以及三国外长会议，应当成为推进东北亚合作的发动机，改变东北亚合作滞后的局面；将来不管是否以“10+3”机制为基础过渡到共同体，都应该发挥它在东亚合作中主渠道的作用，而且可以将议题延展到政治、安全领域；东亚峰会可以作为东亚合作的必要补充，发挥东亚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桥梁作用，其非东亚成员可以作为东亚共同体的重要伙伴参与东亚区域化进程，共享东亚区域化带来的利益；东盟地区论坛、六方会谈等次地区合作形式可以进一步整合成东亚的危机应对与处理机制，利用多边机制来解决区域内的诸多争端，增强各国间的信任感，给热点问题降温，同时还可以利用此机制来处理恐怖主义、能源短缺、自然灾害、禽流感、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创造和平、和谐的环境。

4．中日应当就东亚共同体建设展开对话与合作。

如前所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中日两大国的主动参与。中日两国应以双边关系转暖为契机，在加强经贸、政治、文化、防务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还应当就东亚共同体建设进行沟通与协调，增信释疑。这并非要削弱东盟的作用，而是减少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阻力。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日在东亚合作过程中存在主导权争夺，如果中日无法超越竞争性思维、走向和解的话，东亚共同体将很难建成。因此，中日两国应当仿效当年的法德和解，走出恶性竞争的怪圈，变“零和”为“正和”。对于中日两国来说，这是艰难的一步，但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

总之，东亚共同体建设是一个长期目标，各国对其艰巨性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推进东亚合作时，我们不能“冒进”，欲速则不达，应当坚持求同存异、避重就轻、先易后难的原则，暂时搁置对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争议，先行开展合作，在共同体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规范与共识，最终目标是建设造福于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家园。对中国来说，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既是展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重要舞台，也是实践“和谐世界”理念的契机，应当充分把握。归结起来，中国对东亚共同体的策略原则应当是：积极参与，刚柔并济（广泛参与各种东亚合作机制，但要积极宣传中国是个目标有限的国家）；保持警惕，善于斗争（密切关注东亚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大国对东亚事务的主导和控制）；广交朋友，制衡共谋（注重利益的取舍，灵活运用“均势”策略）。

East Asian Community：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WANG Qiu-bin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Constructing East Asian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in this region. However,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realistic competitions, exterior interference, etc., there are lots of sever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it will be long and hard. People often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gress of the material side during constructing community, in fact, when it is difficult to push community further, the non-material sid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onsequently, 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endeavor to construct the notions of East Asian identity, to startup the common research of region history, to promote the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of East Asian community. More importantly, China and Japan should say good bye to the zero-sum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cooperate to construct the common homestead which the East Asian people can be benefit from.

Keywords:East Asian community; identity; China;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