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词汇或学术概念的共同体（community），尽管其含义常常随着观察者或研究者视野的变换而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不能忽视界定共同体的几个要素：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区域、特定的观念以及上述要素在特定时段内的互动方式。然而，这些阐释似乎并不足以完全表达共同体的含义，以至于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还是一种充满温馨的良好感觉（feeling），但鲍曼又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

［1］由此，我们在关注和考察东亚共同体、尤其是东亚共同体的观念建构时，回溯过去和思考未来、厘清历史的观念和辨析逻辑的观念，是我们把握和认知东亚共同体现实的有效视角和路径。

对东亚共同体的建构观念而言，逻辑的观念指的是对东亚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它撇开历史发展的各种细节和偶然因素，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把握历史的发展，它是“经过修正的”历史。而历史的观念常常是指包含着东亚共同体建构进程中所发生的无数的细节和偶然因素，甚至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表现其规律的时间历程中所积累的产物。其中，由于影响力的强弱，历史的观念又表现为两种形式：强势的观念和弱势的观念。更为简洁的表述是：逻辑的观念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超现实反映；历史的观念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现实反映。东亚共同体的建构观念在总的发展趋势上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包含着差别。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逻辑的观念还是历史的观念，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均无从谈起，如果抽空连接观念与政策、行为之间的中介和载体——国家和国际体系——也将陷入缘木求鱼的境地。东亚国际体系就是认识和分析东亚共同体的中介和载体，从体系的视角认知和把握具有复杂内涵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演进更加符合理论的简约性原则，因此可以将东亚国际体系分为三部分：即核心部分、外围部分与介入体系。其中，介入体系是指对区域产生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影响的外部力量。

尽管有的学者从全球的、安全的角度否认了东亚作为一个区域在前现代时期的存在，认为：“前现代安全变迁发展呈现出的是多重的、相对隔离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不是‘区域的’，因为全球层次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一个全球的世界体系，因此这些相对隔离的体系不是区域（次体系subsystems），而是真实的世界（world）。”［2］但在前现代（关于国际关系史上的前现代和现代的分期，东亚的分期与世界史上的分期略有差异，世界史常常以1500年为界标，而东亚大致在19世纪中叶后步入现代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外围部分与介入体系的分野仍然十分明显，而且这三部分的互动构成了前现代的东亚共同体。中国的中原王朝是这一区域的核心部分，周边的地方政权（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南亚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来自亚洲北部草原的游牧部落）在中原王朝衰弱时扮演的是介入者的角色，在中原王朝强盛时又沦为半外围的境地，而这一时期隔海相望的西太平洋诸岛国（日本和不包括中南半岛的东南亚各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则是不折不扣的外围部分，当然，不容忽视的是，“织丰时代”的日本曾经短暂地充当了介入者的角色。质言之，前现代时期的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和具有自律性的体系。

在前现代时期的东亚共同体的观念层面，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所孕育的“天下主义”和周边地方政权所秉承的“地方主义”形成了观念上的二元对立统一。其中，“天下主义”既是前现代时期东亚共同体的逻辑的观念，又是强势的历史观念，而“地方主义”即使在其载体——那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政权——作为介入体系作用于东亚国际体系时，它依旧是作为东亚共同体的一个弱势的历史观念而存在。关于“天下主义”的分析和阐释也符合了有关“天下”的论断——“天下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同时意味着世界社会、世界制度以及关于世界制度的文化理念，因此它是个全方位的世界概念。”［3］然而，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天下主义”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义上对东亚共同体的建构功能有何不同？按照卡尔·曼海姆的解释，人类促进和保护利益的思想分为两个类型：促进非特权群体并树立该群体未来的社会目标的思想称为乌托邦；保护特权群体利益的思想称为意识形态。［4］如果把非特权群体和特权群体换成强势国家和弱势国家，我们就会清晰地辨识出“天下主义”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对立统一，即“天下主义”在逻辑的观念上更加强调了乌托邦的功能，而在强势的历史观念上则更具意识形态的色彩。因此，似乎“美好而又温馨”的“和而不同”的互动原则（当今许多学者主张这一原则将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和东亚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非是“天下主义”在政治、社会交往实践中的自然延伸，而是前现代时期东亚共同体所特有的、特殊的而非具有普遍性的交往理念和方式，东亚封贡体系是其结构化的、具体的外在形式。

然而，当历史步入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后冷战时代，东亚国际体系和东亚共同体的观念格局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前现代时期东亚共同体内“天下主义”和“地方主义”二元对立统一的观念格局，被现代时期的全球主义、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足鼎立的观念格局取代了。其中，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取代了“天下主义”而成为逻辑的观念和强势的历史观念，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消解了“地方主义”。对于中国及其所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在认同上的巨大转变，许倬云先生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他认为，“中国是个天下国家，所以没有什么认同问题，只有等待另一种文化来时，才会产生认同的观念。”［5］然而，充满悖论的是，区域主义在全球层次上成为次一级的逻辑的观念，而在区域层次上却是弱势的历史观念；民族主义在全球层次上成为弱势的历史观念，而在区域和国家的层次上却是强势的历史观念。因此，在后冷战时代东亚共同体的观念建构方面，呈现出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国际体系层面表现得更为清晰：首先，在区域层次上，东亚的核心部分（中国和日本）存在着领导权之争，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力量分布不均衡，区域的各构成单位在经济上的亲善和政治上／观念上的敌对并存，在这一层次上凸现了东亚的区域主义具有的矛盾性；其次，在全球层次和区域间层次上，呈现出介入体系的多样性、介入方式多样化以及介入程度不一的景象，既有超级大国美国、区域大国俄罗斯（有时甚至涉及印度），又有东盟、欧盟等区域性组织，在这个层次上彰显的是东北亚区域主义的复杂性；第三，在东亚区域化过程的层次上，各种性质、目的和宗旨不同的全球性组织、区域性组织相互渗透，这又使东北亚区域主义具有了流变性。

面对东亚共同体逻辑的观念和历史的观念在后冷战时代所发生巨大的、眩目的转换，以及其所呈现的由多重观念上的张力所构成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的特质，历史向今天乃至未来馈赠了最为重要的且警示多于启迪的两点是：

首先，思想观念上的历史遗产并非具有穿越时空的建构功能。例如，有的学者曾经指出东亚区域体系的3个遗产——儒教体系、“门户开放政策”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6］前者并非总是呈现出温情脉脉的乌托邦式的“容颜”，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如同今日世界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一样令那些明智而理性的非西方世界望而生畏，更遑论人们对后两者的认同了。

其次，“正视现实”而非“怀乡情结”是建构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共同体认同观念的关键。尽管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儒教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和有竞争力的认同的综合物有了继续生存的空间或机会。”［7］然而，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所面临的全球主义、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与前现代的“天下主义”、“地方主义”迥异，而且几乎都是“冲击—回应”模式的产物，因此，后冷战时代东亚共同体的观念建构的关键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前现代东亚共同体的建构观念只是一个必要但绝非居主导地位的参照系和补充。

总之，“天下主义”或“和而不同”的逻辑观念并非后冷战时代东亚共同体观念建构的“诺亚方舟”上的风帆，脱离困境的航线并不在于“刻舟求剑”式的一厢情愿的“智慧”或“执著”，而在于培育和塑造“与时俱进”的思维和意志。唯有如此，才能在建构后冷战时代东亚共同体的观念时，摆脱其在逻辑的观念和强势的历史观念上亏空的现实。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 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

［3］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4］参见［德］卡尔·曼海姆 黎鸣 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6］Roy Kim and Hilary Conroy, ‘Introduction’, in Roy Kim and Hilary

Conroy (1987), eds., New Tides in the Pacific: Pacific Basin

Cooperation and the Big Four (Japan, PRC,USA,USSR),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pp3-4.

［7］Gilbert Rozman, ‘Can Confucianism Survive in an Age of Universalism

and Globalization?’, Pacific Affairs.Vancouver:Spring2002.Vol.75,

pp 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