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亚共同体”成为东亚地区政界、商界、媒体与学术界谈论的高频词汇，人们普遍以一种期待的心情盼望着它的问世。而且事实上，东亚地区也正在向这一目标努力。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10国特别首脑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2004年11月29日，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闭幕后发表的《主席声明》提出，将于2005年在“10+3”的基础上举办东亚首脑会议。这表明东亚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人们对建构东亚共同体增加了信心。

东亚迄今的合作成就应当主要归功于东盟。东南亚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地区，它本身就是东亚多样性的一个缩影。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分析东南亚地区文化差异时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地区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1】但差异性并没有阻碍区域一体化。1992年东盟倡导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4年成立“东盟地区论坛”，并经过三次吸纳新成员，实现“大东盟”的目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盟认识到了“远亲不如近邻”，就把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特别是与东北亚区域的合作作为工作重点。当年12月15日，第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巧合的是，2005年的首次东亚峰会也将在这个城市举行。东亚合作经过一个轮回又到了起点。

东盟在促进东亚多边合作中起了独特的作用，出现了“小国领导大国”的局面，这也是由东亚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决定的。从地区整合的经验来看，东盟能够克服东南亚地区的差异与隔阂成功走向合作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借鉴。从与地区大国的关系来看，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的联合体，对中日两个大国并不构成威胁，与中日两国的宿怨也没有中日之间那么深，同时它还可以为中日对话搭建平台。从历史包袱来看，中日两国都曾主导东亚秩序的历史包袱制约了它们在新的地区化运动中的作用，而东盟无此顾虑。因此东盟能够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游刃有余地推动地区合作。

但也应当看到，东盟内部本身也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再腾出时间和精力来考虑东盟之外的事情难免力不从心。而且现行的合作框架也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如果没有中日的积极参与，很难想象东亚地区诸多问题能够取得实质性解决。以“10＋3”为例，尽管其为东亚合作设计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蓝图，但真正落实的却寥寥无几。可见，东盟可以启动东亚合作的进程，但却很难将其推向深入。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最终还有赖于中日的和解与合力促进，然而历史恩怨与现实竞争却使这一愿望显得十分渺茫。

历史上，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亚一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自成一体的体系。体系内国家间交往的基本特征是：周边国家进行“朝贡”，表示臣服；中国皇帝赐予物产，表示“怀柔”和认可。这种秩序的形成与长期存在是以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前提的。“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先进的文化、技术以及文官制度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2】中国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强大的辐射作用，出现了“万国来朝”、中国有“国”无“际”的局面。在这个等级制的国际体系内，朝鲜是与中国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日本受到中国经济发达、文化优越的强烈吸引，在一段时期之内也保持着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它曾尝试挑战这种格局，16世纪末丰臣秀吉两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为跳板颠覆这一体系，但并未获得成功。同时，当中心区认为外围“不服从”时，也对它们进行了“讨伐”。16世纪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地区以后，对这个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以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势之下,该体系受到西方主权国家的冲击而走向崩溃。

19世纪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坍塌的同时，东亚另一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是日本的崛起。日本在“西力东渐”的强大压力之下，采取“脱亚入欧”策略，走上了学习欧洲文明，实行文明开化、兴邦治国的近代化道路。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击溃昔日的老师大大鼓舞了民族自信心，此后日本不仅避免了被殖民的危险，同时还加入了对外殖民的行列。1899年，日本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从而“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3】日本利用清政府的2亿两白银赔款对产业进行更新换代，国力日益强盛，具备了问鼎东亚权力核心的实力。日本开始在东亚地区蚕食欧洲列强的利益，并与美俄展开角逐，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过程充满了屠杀和暴戾，所谓的“提携”、“合作”是在刺刀下实现的。这种残暴的秩序注定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有学者认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正是由于日本没有提供一个能给邻国带有归属感，或者乐于参加的共同体的图像。【4】

二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建构一直被冷战的阴影所遮盖，并为东亚民族主义浪潮所淹没。东南亚地区与朝鲜半岛忙于非殖民化与国家重建，中国也忙于国内的革命建设以及突破西方的封锁。尽管东盟在1967年成立，但受外部力量牵制和内部聚合力不足的影响，东盟在东亚秩序建构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日本经过20多年的复苏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再度有了建构东亚新秩序的愿望：60年代提出了“亚洲—太平洋构想”；70年代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80年代以后提出了“雁型发展模式”。但“雁行发展模式”在喧嚣一时之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到90 年代中期后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与日本经济衰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崛起。然而在国际学术界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观点：一种是“大中华圈论”，另一种是“中国威胁论”。前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作为联系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纽带，主张建立以中华文化圈为核心的经济区。后者是有些国家基于中国崛起的历史与现实的顾虑，认为中国的壮大将成为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威胁它们的安全。这一观点曾在东南亚国家中产生一定恐慌，为此，冷战结束之后它们在收回美军军事基地之后不久，又把美国大兵请回来。

中日两国的重新崛起是东亚地区具有深刻意义的事情，意味着东亚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也预示着东亚可能出现中日竞争。在历史上，中日从来没有同时强大过，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近代以来日本第一次不得不与一个强大的邻国相处，这对长期以来以“亚洲优等生”自居的日本来说，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利益上都是一个挑战。尽管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的战略原则，但这能否为邻国所认可并消除其疑虑似乎还是未知数。而日本过去和现在的表现使之很难像德国那样赢得邻国的尊重和理解，邻国对日本更多的是警惕和猜疑。东亚各国都可能面对历史的类比，因为“经历过动荡的人会特别害怕动荡，经历过战争的人尤其担心战争，经历过侵略的国家会对敌意十分敏感”。【5】当前由于种种原因，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状态，但突破这一僵局并非不可能。对比欧洲，法德两个民族交恶的历史长达1000多年，但二战后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机制最终实现了和解，并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双边难题多边解决”的经验值得中日双方参考。

总之，东亚新型国际体系的建设已经提上了日程，由谁来引领东亚进入整合的新阶段成为一个敏感但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反思告诉我们：

1．东亚历经朝贡体系的覆没、“大东亚共荣圈”的摧残以及美苏冷战“大盖子”的压抑之后，任何建构东亚地区认同或地区秩序的努力都将受到难以抗拒的挑战。

2．东亚内部政治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国家间政治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性都是可以超越的，建立东亚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但它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实践证明，等级制的、排他的东亚体系存在时间不会长久。

3．在东亚整合的早期阶段，东盟可以进行牵线搭桥，并为增加地区信任发挥重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中日两个大国的主动参与，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或者相互争夺主导权，东亚一体化进程都将受阻。

注释：

【1】［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亚洲及其前途》，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2】［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

【4】[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3页。

【5】［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前言，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