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代这一术语，无论其内涵多么语焉不详，但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人们都将其作为分析和解释当今国际关系问题和现象的一个重要时间标识。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性质，在1990年代初，大致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后冷战时代正在经历一个民族—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循环变化，而在国家外交政策行为上的没有根本变化（代表人物为沃尔兹）；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在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方面正在经历着本质上的变化（代表人物为福山）。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沃尔兹强调了延续性，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山则强调了变迁性。然而，冷战结束后十余年来国际关系的客观发展进程，向这两种论断发起了程度不同的挑战。站在21世纪初的门槛，回顾和前瞻国际关系的宏观场景，小约瑟夫·奈的观点似乎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的客观发展事实，他认为“21世纪的确是一个有延续性和变迁性所构成的奇异的混合体。”【1】厘清和认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性质，是我们分析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的理论前提和时代背景。

冷战结束后，区域研究（或者称为地区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尤其是世纪之交的前后数年间，中国学者对区域研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却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理论探讨中的理论自觉意识不够，如对区域、区域化以及区域主义的概念界定不甚清晰，以及对区域理论的梳理和译介欠缺系统性等；其次，在实证研究中也存在过于强调某一领域/视域，欠缺综合性的研究，如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这也许或多或少地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情结的盛行有关。诚然，区域研究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但是，突出和重视理论自觉意识无疑将是一把有效地钥匙。

本文拟从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安全观念加以探析。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都是内涵极其丰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混乱和难以界定的概念，本文主要聚焦于它们的观念／认同方面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初衷，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认同、边界和秩序(identities, borders, orders, 即IBO)三者合一已经成为思考国际关系的‘引人注目’的工具。”【2】本文的主要意图在于，通过解构关于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秩序的传统文本，探讨建构新的东北亚安全观念的可能性以及可行性。文章的第一部分简要梳理和考察了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视角，以期确立和建构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层次；第二部分从内源性影响和外源性影响以及二者的互动出发，在辨析区域、区域化和区域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东北亚区域世界与世界的关系；第三部分从认同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东北亚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阐释东北亚的区域主义正面临来自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双重压力和挑战；最后，探讨21世纪的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秩序能否超越冲击－回应模式？

一 体系与建构：后冷战时代安全研究的理论视角

后冷战时代安全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也出现和形成了诸多分析和解释的理论流派和视角。英国学者布赞(Barry Buzan)和丹麦学者韦弗(Ole Wæver)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结构的三种主要理论视角有新现实主义、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3】新现实主义视角是以国家为中心，依靠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单极、两极或多极来探讨国际安全结构。他们关注的重心集中在全球层次上权力的变化消长，因此，他们对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的分析局限在是单极还是多极的狭窄范围内。新现实主义视角的弊端和缺陷在于“个体主义、物质主义和对国际互动的忽略构成了新现实结构主义的核心成分。”【4】全球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通常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者的对立面，与新现实主义者的国家中心主义和权力政治的视角不同，全球主义视角以文化的、跨国的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方法来解释国际关系，强调世界政治的非区域性（化）。在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市场、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的多种形式构成了体系结构的基础，他们以中心—边缘（如“富裕的世界－贫穷的世界”、“发达－欠发达”）形式来认知国际体系的宏观结构，认为居于体系中心的国家／社会和精英控制着资本、技术、信息以及组织和意识形态等资源，并塑造着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区域主义视角包含了新现实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的理论要素，但更强调更低的分析层次（区域层次）的优先性。布赞和韦弗认为“从我们区域主义者的视角看，新现实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分析安全的方法的一个关键弱点在于：他们过分依赖全球层次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区域层次上的作用。”【5】区域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理论在强调了区域层次作为分析核心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和排斥其他分析层次（全球、区域间、地方），哪个层次占据主导地位应该随着具体时空支点的变化而不同。区域主义者认为理解层次是绘制全球安全结构图景的关键。【6】

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安全结构，上述三种理论视角各有千秋，都呈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解释力。新现实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中的新自由主义者都重视全球层次的国际体系，他们都将国家视为理性的行为体，并强调了国际体系对行为体行为的制约作用。二者的分歧表现在国际秩序和安全秩序如何维持方面。新现实主义者强调了过分强调了权力的作用，认为秩序主要是指国家权力分布或者结构。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际秩序的冲突与否不仅取决于军事，也取决于国家的国内结构以及国家的价值观念、认同和文化，而且冲突的解决还依赖于国际制度。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优点和缺陷正如小约瑟夫·奈所言：“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变得更为简洁和讲究，与此同时，他们也丢掉了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复杂的内涵。”【7】其他的全球主义者（如无论是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沃勒斯坦、还是相对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依附论学者）的理论，或是因为其理论框架的过于宏大（甚至存在着某种“宏大叙事”的目的论倾向，另外也容易陷入简化论的窠臼）、或是由于其理论采取经济主义等一维视角和地域性的局限（如将拉美、非洲等地区的经验普世化为第三世界的共同经历），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理论的解释力和适应性。然而，全球主义者的理论视角却为我们提供一个全球视野和比较方法，也部分地消解了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理论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区域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新现实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的缺陷。布赞和韦弗更实在借鉴和批判上述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安全复合体(RSCs)的概念和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RSCT)。他们指出“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RSCT)是应用物质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方法的混合物。”【8】在我们看来，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RSCT)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长期困扰社会科学界的整体方法论与个体方法论、一元方法论和多元方法论的关系，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下述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一元论容易导致目的论或机械的决定论；第二种倾向是多元论极易导致随机过程的混乱状态。

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既是本文所采取的理论视角（这大体与布赞和韦弗所考察的新现实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三种视角相对应。但不同之处在于，在本文中，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是在具体时空／历史语境中的观念／认同形态），同时也反映了本文所持有的理论倾向——即体系／结构的理论取向和建构主义的方法。作为观念／认同，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既是现代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体系、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形成、演进过程中的产物，又是这些过程的建构要素。将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而不仅仅将区域主义与一个特定时空内的区域——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区域安全联系在一起，又表达了本文的一种“整体主义”或曰“结构主义”的研究取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范围极广又颇为复杂的学科，最好的方法是从体系或全面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研究，而不是出于事件驱动或排他主义的单一方法。”【9】需要强调的是，观念／认同（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边界（东北亚区域边界及东北亚国家边界）和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建构过程是相互自我构建的。这也符合亚历山大·温特所确立的“建构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10】

一般来讲，分析和阐释民族主义、区域主义或全球主义有两种途径方法。一个是在分析问题的层次上，另一个是在不同的论域中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层次上，本文选择的是全球／国际、区域间、区域以及国内层次。在论域方面，本文主要采取的是文化／认同视角，但也或多或少地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视角。求实而言，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很难将分析层次与论域的不同视角割裂开来。研究和观察区域存在着两个基本的方式：一种是静态的方法，即根据不变的文化或文明特性来识别区域，另一种是动态的方法，即从区域整合的历史演进过程的视角来考察区域。然而，“区域是一个摸棱两可的术语，……不存在‘绝对的’和‘由民族决定’的区域。”【11】 因此，遵循理论的简约性原则，本文将具有复杂内涵的区域进一步细分为三部分：即核心部分、外围部分与介入体系。介入体系是指对区域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外部力量。之所以这样划分，一方面是为了与观念／认同的分析层次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与各种层次上的行为体相对应，并能更好展示这两个方面与论域的各种视角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从结构与观念／认同的关系方面来看，核心部分、外围部分与介入体系突出和显示了区域结构的边界、权力分布（单极、两极与多极）、结构形态（无政府还是等级制）等变量，以及不同层次上的观念／认同的亲善与敌对模式对上述区域结构的变量所具有社会建构作用，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构成某一特定区域形态。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层次大体如下：（1）东北亚区域的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对应的是民族主义／国内的分析层次；（2）东北亚区域的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形式，对应的是区域主义／区域的分层次；（3）东北亚区域的介入体系，对应的是全球主义／全球、区域间的分析层次。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只是具有分析的、甚至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但它们不具有行为体的属性（即使是惟一的例外欧盟，也还存有疑义）。

此外，本文之所以要探讨和追问观念／认同与区域安全观念／秩序之间的关系，除了学理上的求真取向外，还有一份人文关怀渗透其中。在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之旅、尤其是21世纪的东北亚区域安全走向的思考中，惶恐之情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一个没有认同的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是一个弥漫着无可救药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是一个比无政府状态更危险的世界。”【12】

二 内源性抑或外源性：东北亚区域及其区域主义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区域主义给予了广泛的重视。但是，进入了新旧区域主义转换时期——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由于民族主义仿佛经历了令人惊奇的复苏和相互依存的理论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区域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始令人失望并部分地被摒弃。到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区域主义开始有了明显复苏，这种新区域主义很少沉湎于超国家一体化的观念中，而对松散的区域联系与交流更感兴趣。冷战的结束，加快了区域主义的复苏和发展进程。在区域主义的兴衰演进过程中，众多学者纷纷从各自的理论背景和视角出发，对区域与区域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界定与理解。有的学者依据下列3个因素来识别区域体系：空间的地缘界线，多个行为体，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与军事互动网络。【13】有的学者列举了5个区域特征，即地缘上的接近、社会和文化上同质性、共享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政治上的相互依存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14】小约瑟夫·奈更是将区域主义视为“民族—国家和不希望走向一体的世界之间的中转站。”【15】有的学者强调地缘的毗邻性、国际互动、共同的纽带（种族、语言、文化和社会）以及认同，这些都呈现了各国与其外部区域的关系的更高的可预见性。这些学者用“次要/从属的国家体系(Subordinate state system)”这一术语来代替“区域”这个术语。【16】关于上述这些论断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如果将其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之内，都或多多少地凸现了其所折射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非历史主义以及某一特定论域决定论的倾向和局限性。具体而言，在所谓的旧区域主义阶段（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主要集中在欧共体的发展上，而新区域主义阶段（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重点则放在了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组织的萌芽上。前者强调欧洲这一特定区域的经验的普适性，后者则突出制度组织和机制在区域化中的重要性。诚然，在冷战结束前的几十年里，各国、各领域的学者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为后来的学者建立了一个可资借鉴、比较以及批判的参照系和平台。例如，被誉为旧区域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两大“主教”的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就为区域主义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多伊奇的主要贡献在于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理论，侧重于新颖的技术上的分析；哈斯则利用“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概念在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考察和回顾了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简史后，我们将目光投向作为一个有延续性和变迁性所构成的奇异的混合体的后冷战时代。实际上，区域化与区域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界定时很难将它们截然割裂开来。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区域主义的概念有两个方面，在严格意义上，区域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或口号。在宽泛意义上，区域化可以被广泛地定义，包括自发形成的区域形式、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一体化以及没有区域意识的形式。”【17】尽管上述界定非常符合理论的简约性原则，但是一种理论如果缺乏具体的历史语境，则很难展示理论的适应性和解释力。因此，下面将结合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区域理论。

在对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在语义学上澄清东亚与东北亚这两种界定。一般而言，“区域”这一术语主要是在地缘意义上应用的，这是最通行和最传统的用法，也是最易为人们所理解的用法。在日本的文献（或日文用法）中，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可以将蒙古纳入进来。而在英文用法中则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用法与日文用法相同，广义的用法则包括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有时甚至包括缅甸）。然而，“区域不是独立或自我设定(self-contained)的实体。”【18】东北亚区域的界定与东北亚区域主义（即东北亚区域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认同意识）密不可分，因为区域主义是构成区域的各个单位（国家／社会）自我理解的主干部分，这种自我理解可以在相当大的规范或感知上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区别开来。本文中的东北亚界定在地缘范围上大致等同于日文用法或狭义的英文用法。

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我们区分了影响东北亚区域、区域化以及区域主义形成和演进的内源性(endogenous)影响和外源性(exogenous)影响。内源性影响是指发散于区域内部或为这一区域所包围的空间的那些影响；外源性影响是指发散于区域外部或与这一区域发生联系的外部空间的那些影响。那么，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历史世界——东北亚世界，其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的孕育、产生和形成是内源性的还是外源性的，抑或是二者的互动？

在古代和古典时代，存在着诸多相对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历史世界，具有鲜明特色的东北亚世界便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一点毋需证明。然而，我们探讨的焦点在于，从国际安全体系与结构的角度，这些独立的历史世界（包括东北亚世界）是不是今天所言的区域?布赞和韦弗认为，“在1500年以前，前现代安全的发展变迁呈现出的是多重的、相对隔离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不是‘区域性的’，因为全球层次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一个全球的世界体系，因此这些相对隔离的体系不是区域(次体系subsystems)，而是真实的世界(world)。”【19】布赞和韦弗的观点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认了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两种分析层次，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层次。因为安全动态是一种固有的关系，没有国家安全自身就包含这种关系。……（而）全球安全在整体上是指一种渴望，而不是一个现实。”因而，“相形之下，区域是指这样的层次，即各个国家或其他单位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安全彼此不可分割。区域层次是指国家和全球安全相互作用的两个极端，大多数的安全行为在区域层次上发生。一般情景是在两个层次上结合（或同时发生），体系层次上的全球大国与区域层次上紧密相互依存的众多国家的相互作用。每个区域复合体都由彼此分隔的单位的恐惧和渴望构成。”【20】从中不难看出，布赞和韦弗的的观点否认了处于前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外的东北亚世界是现在所言的区域。表面原因在于他们的（新）结构主义观点过分强调了以区域安全为中心的国际安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次的互动关系，但更深层次上的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东北亚世界的历史维度。问题还在于东北亚作为前国际体系的一个独立的历史世界，是否在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后，其区域的自律性和安全形态的独特性就会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东北亚直至相当晚近的现代时期才被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在19世纪以前，东北亚区域安全的外源性影响相当微弱，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主导着东北亚区域（也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安全形态和观念，这种安全形态和观念迥异于现代的安全形态和观念，前现代的东北亚区域体系更强调伦理和文化因素，而现代国际体系则以法律为基础；其次，在19世纪上半叶至于二战结束前，东亚区域安全形态／观念发生嬗变，这种嬗变的动力来源于外部（西方势力）和内部（日本崛起）两方面，仍然与西方存在着异质性，最为显著的例证是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泛亚主义(Pan-Asianism)”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就深深带有挑战西方的意味；其三，在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形态和观念处于复杂多变的时期，先是冷战期间受制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后是陷入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与全球主义／全球化的张力之中，东北亚区域安全形态（包括观念）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复杂的阶段，尽管如此，面向未来，美国学者罗兹曼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东北亚的特殊性，他认为：“儒教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和有竞争力的认同的综合物有了继续生存的空间／机会。”【21】因此说，作为一个区域存在，东北亚历时久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外源性的影响多么强劲，都没有完全消除和取代内源性影响，当然，这些内源性也在不断地更新和蜕变，但其始终是一个作为异质性的存在，不断向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及其原则彰显其特殊性。

一般来讲，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具有多种流程图和过程，可以是经济上的、技术上的或者是社会－文化上的过程，也可以是这些要素在某一特定区域聚合在一起的过程。区域主义则可以描述为一个区域的意向，即区域的构成者通过发展各种监控和强制性的互动标准来维护和扩展区域互动利益的意向。关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的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各国学者一般都从较大的空间范围切入。有的学者认为：“东亚／东北亚的大多数区域经济和安全安排是没有认同和意识形态——即区域主义的区域化。”【22】有的学者考察了区域的四种类型：即大区域 (mega-regions如 APEC)，宏观区域 (macro-regions 如正在形成的东亚地区)，中等区域(meso-regions 如东南亚和ASEAN)，以及微型区域 (micro-regions 如与东亚“增长三角”和“自然经济区域”连在一起的跨边界构造)四种类型。与四类区域相对应的是四种区域主义：大区域主义、宏观区域主义、中等区域主义和微型区域主义。其中，次区域主义(subregionalism)通常用来描述中等区域主义和微型区域主义的【23】有的学者认为区域主义等同于多边主义，并亚太区域有五种多边主义：“东亚主义”(ASEAN+3)、国际区域主义(ASEM亚欧会议)、经济次区域主义(发展区域)、特别／专门多边主义(南中国海论坛,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KEDO)和双轨多边主义(亚太安全合作会议--CSCAP)。【24】有的学者认为，东北亚作为一个区域，将发展成一个多层问题连接在一起的区域主义。东北亚的区域主义将缺乏高度的制度化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东北亚不能被视为一个文化或文明的实体，更遑论经济和安全实体了。【25】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东北亚的区域主义是“开放区域主义(open regionalisn)”或“软区域主义(soft regionalisn)”。【26】从众多学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三种倾向，一是作为区域，东北亚更多时候处于一个次区域的水平上；二是东北亚缺乏自身区域化的动力；三是东北亚的区域主义是一种欠完备或“空心化”的区域主义。

我们可以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视角出发，并结合本文的分析层次，对东北亚区域主义进一步加以阐释。首先，在区域层次上（主要是内源性影响），东北亚的核心部分（中国和日本）存在着领导权之争，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力量分布不均衡，区域的各构成单位在经济上的亲善和政治上／观念上的敌对并存，在这一层次上凸现了东北亚的区域主义具有的矛盾性；其次，在全球层次和区域间层次上（主要是外源性影响），介入体系的多样性、介入方式多样化以及介入程度不一，既有超级大国美国、区域大国俄罗斯（有时甚至涉及印度），又有东盟、欧盟等区域性组织，在这个层次上彰显的是东北亚区域主义的复杂型；第三，在东北亚区域化过程的层次上（主要是内源性影响和外源性影响的互动），各种性质、目的和宗旨不同的全球性组织、区域性组织相互渗透，这又使东北亚区域主义具有了流变性。由于东北亚区主义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我们认为东北亚的区域主义既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和自律性（来自于历史和文化），又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和塑造（来自于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和实践），因此，东北亚的区域主义可以称为“混合型区域主义”。正是这种“混合型区域主义”与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一起构成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秩序的建构要素。

三 认同与现代性：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

早在1992年，就有学者指出，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描绘出亚洲未来数十年的政治场景。【27】当人们在聆听和感知21世纪的脚步时，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未来的推测和判断，对上述现象的分析和阐释业已提到日程上来。认同和现代性为我们厘清和认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能不十分全面但却相当有效的视角。

众所周知，以现代化进程为核心的现代性，宛如一把双刃剑，不仅将人类文明的进程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而且也给人类文明带来种种不可低估、更难以释怀的消极后果。这种困境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未能避免。由于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主要侧重点集中在观念方面，或者进一步讲，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概念都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无论关于意识形态有多少种解释，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意识形态意味着某种思想体系。由此，我们说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是指在特定论域中的意识和认识的观念学说——即认同。这一节从认同与现代性的关系来审视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区域安全，主要聚焦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阐释东北亚民族主义的特质和类型；二是运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分析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全球主义和东北亚民族主义与东北亚的“混合型区域主义”所构成的双重张力，是建构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秩序的困境所在。

必须澄清的一点是，前现代的民族观念与现代的用法是十分不同的。例如，在神圣罗马帝国，民族的概念不是指向大众，而是指向精英。即指统治精英代表着民族。【28】另外，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时间，尽管像布洛赫这样的中世纪专家认为早在11世纪的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就已经存在了民族意识，但绝大多数的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直到晚近的现代时代才产生的概念。认识东北亚民族主义的独特性，应以现代性为中轴，结合东北亚区域被纳入现代国际关系的进程，重点考察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认为产生民族主义的两个历史条件——认识论和社会结构。【29】

东北亚在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前，对世界的认识迥异于西方。以居于东北亚区域核心的中国为例，中国只有天下观念，而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观念，也正是这种认识奠定了东亚封贡体系的观念基础。这一点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中国是个天下国家，所以没有什么认同问题，只有等待另一种文化来时，才会产生认同的观念。”【30】这既说明了前现代国际关系时期的东北亚认同方式的内源性特征，又昭示了步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后，外源性因素对东北亚认同方式的巨大影响，因此说，此时的东北亚还没有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东北亚认同方式的转变与在该区域发生的殖民化密切相关。尽管有的学者论述了古代世界的殖民现象以及跨文化殖民的影响，【31】但对于锻造东北亚民族主义最直接的影响却是西方列强的侵入。然而，东北亚各国殖民化却又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化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东北亚核心部分（中国、日本）从没有完全失去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而且又更多地表现为本区域内的殖民化（如日本对朝鲜的殖民以及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的占领）。毋庸置疑，伴随这一殖民化过程，东北亚各国的社会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各国内部，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力量空前地得到加强；在国际关系领域，东北亚区域被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领土主权观念代替了中国的天下观念，“边界”代替了“疆域”，也大体上接受了西方所主导的其他现代国际关系准则。

尽管在认识上和社会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但东北亚民族主义仍然具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区域层次上，东北亚的民族主义迥异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这与该区域的国家形态的相对完备有关（如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相比）；二是在国家层次上，东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也各不相同。区域层次上的原因在于，东北亚的内源性影响从没有被外源性（现代性）完全覆盖或取代，这在殖民化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国家层次上的差异是因为现代性在东北亚各国的现代化命运不同而致。关于后者，从罗荣渠先生对东北亚各国的现代化比较中可见一斑，罗先生认为，在东亚各国传统对现代化的影响，大体上表现为三种不同模式：即中国的应变性的现代化、日本的适应性的现代化和朝鲜的强制性的现代化。中、日、朝三国都处于儒教化文明广布的区域之内，但儒教文化背景在三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很不相同的影响和作用。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传统文化对外来的西方文明的挑战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回应；二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变革的影响既可能是被动的，又可能是主动的。【32】从现代性与认同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加以类型化：（1）中国的重构型民族主义——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曾经创立成熟的国家形态，其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之间的张力，无论是现代性还是传统文化，都不能无法单方面消解，只能重构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来作为社会和国家的认同；（2）日本的复合型民族主义——原因在于日本现代国家形态的创立和民族主义认同方式的形成基本上同步，既保持了相当多的传统因子，又融合众多的现代性成分；（3）朝鲜半岛的整合型民族主义——原因在于朝鲜半岛的历史上的殖民化经历与现实的政治分裂，面临着去殖民主义、建立现代国家结构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诸多任务。另外，在东北亚区域还存在着分离型民族主义（如台湾等）。有的学者提出的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的三种可能的发展形势在东北亚区域都能找到例证。“第一种形式是新的阶级出现或阶级分化所导致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整合；第二种形式可能围绕国家的作用而形成；第三种形式由文化解释体系提供。”【33】因而，东北亚的民族主义所呈现的是一个多层政治场景，并彰显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的复杂性、矛盾性和脆弱性。

全球化对于今天人们的重要意义和影响，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34】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各种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本文主要集中在全球化的主导权上和全球化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上。在全球化的主导权方面，庞朴先生认为，“全球化就是化全球。……‘全球化’，正像现代化、信息化、大众化等等词语那样，重在描述状态和动态，所涉及的主体和客体，都是隐而不显的。‘化全球’便不然，它明白指明对象，因而也就引导人们去思索和寻找主语：谁在化全球？”【35】在全球化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方面，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指出，“全球性的变迁必然导致国家理论的重建。它把民族精英们想方设法建立的那种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链结关系分解开来，并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跨国层面上发生的种种实践活动的发展上面，集中在全球相关性在寻常百姓的日常活动中的运作上面。国家观与民族观脱钩，这是从现代时代向全球时代转变的最重要方面。它显然会使以往被压抑的民族主义的释放有下降趋势，但它同时也重申国家观念与当今怪异多变的政府截然不同。”【36】上述二位学者实际上回答了下面的问题，一是西方掌握了全球化的主导权，二是世界上的民族和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在经受着重大考验。这既确认了东北亚区域在世界政治场景中的位置，又提出了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也包括区域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议程。

通常认为，作为全球化的反应——全球主义具有观念和政策两个层面。同时，我们设定了全球主义的四个维度：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以及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下面运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全球主义的观念层面、四个维度来分析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与其关系。由于“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普遍性(universality)。……全球主义并不是统一的，它将随着区域、地点和问题域的不同而变化”，【37】所以说全球主义只具有统一性的特征，而不具有一致性的属性。一致性与统一性的差异正如拉兹洛的精彩论述那样：“真正的统一性不应当与一致性混为一谈。只有一个系统的某一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或从属于其他因素是，一致性才会发生。而统一性只有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因素平等互利的整合中才能出现。真正的统一性只能补充而不是损害多样性……”。【38】全球主义对处于东北亚区域的核心部分——中国和日本影响存在着差异，而且两国对全球主义的态度也大为不同。中国的重构型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多维VS多维的样式，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多重现代性，国家和社会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对全球主义的多维度的认同和反应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日本的复合型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样式主要体现为一维Vs多维样式，这是由于日本社会的现代性发展相对成熟，国家和社会对全球主义的认同也较为一致。处于东北亚边缘部分的朝鲜半岛的整合型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关系样式为多维／一维VS一维／多维，这主要是由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现实和现代性发展程度决定的，就北方而言是多维VS一维（全球化的军事维度），就南方而言是一维VS多维（全球化的经济维度），就南北方关系而言是一维VS一维（全球化的政治维度）。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全球／国际层次上，全球主义主要是作为介入体系的观念／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而作为国家层次上的观念／意识形态的东北亚的民族主义对全球主义的认同和反应甚至可以说大相迳庭，换言之，全球主义与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多重张力。

另外，在东北亚区域安全的国家／国内层次上，无论在东北亚区域的核心部分还是边缘部分，民族主义都成为区域安全的最大影响要素。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受制于分离型民族主义（台湾、西藏等），另一方面国内多维／多重现代性所带来张力如何消解事关建立长久和健康的国家和社会认同。朝鲜半岛也面临着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调和问题，同时还面临如何“去殖民化”的问题。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历史上曾经给邻近国家造成的伤害，从而取信邻国。当然，东北亚亲善和敌对的改善除了日本负有重要责任外，其他国家也应该重新审视和检讨自身固有的思维。然而，在这一层次上，事关东北亚安全的最关键问题在于，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失控，都可能引发全局的无法收拾。面对东北亚各国民族主义在逻辑上的多重张力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亲善和敌对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斑斓场景，以至于有的学者对东北亚区域安全秩序发出这样充满感慨的论述：“东北亚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区域，它被历史上的对抗和敌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事实上，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东北亚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能够促进区域合作区域意识，或者提供一种能够确保长期稳定的区域秩序。”【39】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的那样，东北亚的区域主义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混合型区域主义”。这种特殊性要求人们不要以西方的经验（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来评估和判定东北亚的区域主义，东北亚各国既不要拘泥于侧重于某一维度（如区域的制度化或某种口号等）的区域主义，也不要陷入发韧于西方化并为其所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之中而不能自拔。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全球主义和东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对东北亚“混合型区域主义”所构成的双重张力，业已昭示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秩序所面临的复杂性、紧迫性和脆弱性的多重困境。突破和超越这一困境，就学术探讨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在学理上辨析和反思已然扎根于我们思维深处的“冲击—回应”模式。

四 余论：超越“冲击—回应”模式？

美国杰出的东亚问题专家费正清在论述东亚与世界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模式：“冲击—回应”模式，简而言之，这一模式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内源性与外源性怎样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样式。本文无意去探讨这种理论模式的优劣，也无意去评判这一模式对东亚历史演进的解释力充分与否。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这种模式（甚至也包括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边缘”模式）对非西方学术界的“冲击—回应”效应：即它常常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学术界进行渗透和扩张，而且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学者们陷入“思维无意识”的状态之中。下面我们结合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的具体语境中来解构这一模式。

首先，要克服理论的“殖民化”倾向。由于这是我们建构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秩序的理论前提，那么认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的性质和批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由之路。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就像有的学者业已论证的那样，“如果没有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锻造出来的领土观念的深深影响，现代的认同、边界和秩序的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40】但后冷战时代的来临，更多的学者向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发起了质疑和批判，有的学者认为：“我们觉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多数国际关系学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由于这种情形产生了一种深受限制的观点，所以我们认为它发挥着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het)的作用。”【41】有的学者指出，对世界秩序的探讨仍然深深地陷入“威斯特伐利亚的死胡同(the Westphalian blind alley straightjachet) 中。”【42】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基辛格认为：“在今天，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陷入了一种体系性危机之中。它的原则正在经受挑战，尽管一个一致同意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还没有出现。”【43】小约瑟夫·奈指出，“国际制度正在朝着这样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方向发生演变。也即向一种混合型的世界秩序的演变。”【44】上述众多学者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论述，为我们分析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区域安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戒令或启示：即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衍生出来的种种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甚至以其为根基而构建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在审视和分析今天的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秩序时很可能出现划地为牢、刻舟求剑的后果。其原因在于我们已经论述过的两点：一是后冷战时代延续性和变迁性的时代特征，二是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殊性。

其次，要克服历史特殊论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关于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论述中有两种表现：一是根据西方区域化的历史经验，对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主义进行分析和阐释，我们姑且称之为“普遍主义”倾向；二是一种全球化时代凸现出来的“怀乡范式”【45】——即重新审视东亚封贡体系对当今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返回东北亚自身的历史寻求解答现实种种难题的方案。实际上，无论那一种表现，或是忽略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或是对其批判不够。现代性对世界的影响途径和方式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言：“现代规划实际上通过由两个相互衔接但却交替进行的阶段构成的过程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一个阶段是通过市场机制和国家的作用把实践理性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另一个阶段是提出一些普世性的理念来包容世界的多样性。两者皆赋予个别理性以一种特殊地位：前者将这种地位赋予技能，后者将这种地位赋予价值观念。”【46】我们在看到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具有整合性的一面时，也不应该忽视其裂变性的一面。这种裂变性在东北亚的区域／国家层次上和全球／区域间层次上都有所显现。在东北亚的区域／国家层次上，东北亚各国的现代性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即使在一国内部的制度、机制、观念诸多层面上发展得也不平衡。而在全球／区域间层次上，所面临的状况虽然更为复杂，但对东北亚区域安全形态的影响却是间接性的。因此说，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克服历史特殊论的倾向的关键，而克服历史特殊论的倾向是建构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秩序的核心所在。

第三，要正确审视和理解“超越”意识。如何超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东北亚的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关键环节，但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秩序的建构的目标或归宿。对于超越民族－国家，小约瑟夫·奈作了这样的总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提出过五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以此作为世界政治的模式：世界联邦主义(World Federal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地区主义(Regionalism)、生态主义(Ecologism)以及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47】又有的学者也提出了超越民族主义的四种形态：“国际主义、自由爱国主义、世界大同主义与后现代－跨国主义。”【48】不可否认，这几位学者都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未来作了深入或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但关于超越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他们却没有给出答案。而且他们对区域层次的关注也似乎不够，过于强调国家的维度，而忽略了其他维度。超越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首先是认同观念上转变，这种超越了的认同对应的指示单位是区域还是全球？具体到东北亚区域的现实，如我们论述过的那样，东北亚的民族主义宛如万花筒般让人目眩，超越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还只是个相当遥远的议程。不仅如此，在东北亚区域化和区域层面上，也面临着种种张力所带来的困境。从这种意义而言，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的区域主义不需要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或口号，甚至也不需要由某一方强制下的制度安排，但却需要一些相互关联、具有相当程度约束力的价值准则、理念和目标，尤其是各个行为体或出于恐惧或出于理性追求的目标对东北亚区域主义孕育和形成意义重大，或曰“目标界定主义”。这或许是突破东北亚“混合型区域主义”的权宜之计，但却比超越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更加重要。

为了更好地理解超越“冲击—回应”模式的意义，简要地回顾一下东北亚曲折的现代国际关系历程甚为必要。19世纪中叶以降，东北亚各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开始了它们曲折的现代历史进程。在150多年的岁月里，东北亚各国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多重冲击，在区域和国家层次上，东北亚面临着传统的东亚（封贡）体系的瓦解、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全球化时代来临的应变，在全球／国际层次上，东北亚则在区域自治的帝国体系与西方化（或主导）的全球性国际体系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之间徘徊。从东北亚观念的层面上看，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既蕴涵着东北亚各国传统文化的因子，更是西方化国际体系冲击的结果。这样，东北亚国际格局具有了其不同于世界其他区域的最重要的特征，即东北亚区域既不能孤立和超然于西方化的全球性国际体系之外，又时常试图突破西方化的国际体系。面向21世纪，东北亚各国在观念层面上具体表现为：地区主义是东北亚各国尤其是大国利益追求的核心和建立有别于西方化国际体系的价值渴求；民族主义既是西方化国际体系冲击（与自身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产物，又是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但民族主义却是建立新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核心观念地区主义最主要的对立物（面）；全球主义最主要的发起者和倡导者——西方世界，是全球化时代的最大获益者和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因此，作为建立新的、面向21世纪的东北亚区域安全的核心价值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区域主义又面临全球主义的挑战。综上所述，建构新的、稳定与安全的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安全观念／秩序的关键在于：区域主义如何消融东亚各国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如何应对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观念和文化殖民，如何汲取传统的东亚体系的合理因子、避免新的帝国观念和帝国体系的形成。

注 释：

【1】［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

【2】Mathias Albert, David Jacobson, and Yosef Lapid(2001)ed., ‘Identities, Borders, Orders: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as Theory’,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2.

【3】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6.

【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5】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0.

【6】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7】［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8】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

【9】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页码为英文版第一章结论部分的第一句话。

【10】［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1】Joseph S.Nye, Jr.(1968),comp.,‘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vi.

【12】Ted Hopf(1998),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23(I): pp171-200.

【13】Michael Hass,International Subsystem:Stability and pol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1), 1970, pp.101.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sian Studies, World politics, xv January 1963, pp 221-35.

【14】Bruce Russett, Delineating International Regime, in J. David Singer (1968)ed.,‘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sights and Evidence’, New York:The Free Press. pp 318-19.

【15】Joseph S.Nye, Jr.(1968),comp.,‘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v.

【16】参见Louis J. Cantori and Steven L.Spiegel(1970)(eds),‘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pp 6-7, 22-25.

【17】Ryubei Hatsuse,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Pacific, in Yoshinobu Yamamoto(1999)ed.,‘Globalism,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Asia in Search of Its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xford and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P107.

【18】Joseph A. Camilleri(2003), ‘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 Cheltenham and 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P5.

【19】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4.

【20】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3.

【21】Gilbert Rozman, Can Confucianism Survive in an Age of Universalism and Globalization?, PacificAffairs.Vancouver:Spring2002.Vol.75, pp 11-28.

【22】Yoshinobu Yamamoto(1999)ed.,‘Globalism,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Asia in Search of Its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xford and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P4.

【23】Ryubei Hatsuse,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Pacific, in Yoshinobu Yamamoto(1999)ed., ‘Globalism,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Asia in Search of Its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and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P108.

【24】Joseph A. Camilleri(2003), ‘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 Cheltenham and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P220.

【25】Christopher M.Dent and David W. F. Huang(2002) ed.,‘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Learning from the Europe Exper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P243.

【26】如有的学者认为“开放的区域主义”是一个有异议得概念，大多数的学者是在下面这种语境中运用这一概念的：即由多数国家“单边协商的贸易MFN（最惠国）自由化”的意义上应用的。参见Peter Drysdale and David Vines(1998)ed.,‘Europe, East Asia and APEC: A Shared Global Agend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6. 其实，“开放区域主义(open regionalisn)”或“软区域主义(soft regionalisn)”的概念是被APEC的本质界定的，也是在关于APEC的讨论中出现的。从字面上看，这个概念是矛盾的，因为区域主义的主要要素都是内向性或封闭性的，或者在本质上对非区域成员具有封闭性。因此，“开放性”或“软性”不是区域主义的本质。但是，这有助于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区域主义：一方面，区域主义必须是内外力量的平衡，另一方面说明，APEC将会向这一地区的所有人开放。

【27】参见Robert A.Scalapino, Nation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Asi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ashington: Autumn 1992.Vol.15, P157.

【28】Gerard Delanty and Patrick O’Mahony(2002), ‘Nationalism and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Recalcitrance of the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P121.

【29】参见［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导言部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0】［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31】Donald J. Puchala(2003),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143-63.

【32】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2页。

【33】Gerard Delanty and Patrick O’Mahony(2002), ‘Nationalism and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Recalcitrance of the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37－39.

【34】[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5】庞朴：“全球化与化全球”，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第76页。

【36】[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2页。

【37】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Jr.，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sprong 2000. pp 104-16.

【38】［美］欧文·拉兹洛编：《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9】Leszek Buszynski, Historocal Perspectives of Relations within Northeast Asia, in Tsuneo Akaha(1999)ed.,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ortheast Asia: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Conten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P3.

【40】John G. Ruggie (1998),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 New York:Routledge. P131.

【41】［英］巴里·布赞 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42】Dare Paul(1999), Sovereignty, Survival, and the Westphalian blind alle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 pp 217-31.

【43】Henry Kissinger, America and the apex: Empire or leader?, The National Interest.Washington:Summer 2001.

【44】［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45】本文借用了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所使用的“怀乡范式”概念，只是将其放在东北亚的语境中，内涵也有所区别。他认为，“对怀旧产生巨大影响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无疑是现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面前的同质化要求。” 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在《全球化：社会理论和社会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46】［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3－54页。

【47】［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22页。

【48】Gerard Delanty and Patrick O’Mahony(2002), ‘Nationalism and Social Theory: Modernity and the Recalcitrance of the 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75－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