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2期；作者：周桂银，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讲座教授。）

内容提要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它已经导致而且必将持续造就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即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全球南方自身也相继经历“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和“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在以上三个时期,全球南方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均各有不同表现,但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结构、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揭示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关键词 世界政治 全球南方 国际秩序 新兴大国 权力格局 国际交往方式 国际制度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是一个重要事实,也是当前国际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大国政治的回归,全球南方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一个庞大群体和一支重要力量,成为相关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有两个现象引人注目:一是美国、日本、欧盟单独和集体地加大对全球南方的支持与拉拢,二是西方大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仅试图在中俄两国与全球南方之间打入楔子,而且竭力在全球南方的新兴大国和其他重要新兴经济体之间挑拨离间,予以分化瓦解。另外,新兴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坚持不懈地以积极姿态和务实举措加强全球及地区协调与合作,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当中致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最重要、最积极的力量。

当前,全球南方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从“第三世界”到“南方国家”再到“全球南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以“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为代表的批判主义理论家,从不平等的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揭示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边缘或被压迫被剥削地位,试图重构全球南方的主体地位和自我身份,并为全球南方国家寻找根本出路。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以南北委员会、南方委员会和全球治理委员会为代表的政策派聚焦于世界“对南方的挑战”,试图为全球南方发展和南北对话找到一条可行的路线图。第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中国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哥伦比亚罗萨里奥大学教授阿琳·蒂克纳(Arlene Tickner)和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卡伦·史密斯(Karen Smith)等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的开拓者,提出要摆脱国际关系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更加重视全球南方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现实关切,从全球视角研究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全球南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及影响,创建一种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综合性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多年里,在全球范围内,随着新兴经济体尤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国内外学者日益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角度出发,审视和研究全球南方。

在研究议题、领域和方向上,国内外学术界主要在四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全球南方的内涵和外延。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副教授安妮·马勒(Anne Garland Mahler)和英国剑桥大学副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豪格(Sebastian Haug)为代表的美欧学者指出,全球南方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即经历了第三世界、南方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变迁,因而也就包含着多重含义:在地理上,它意味着位于美欧发达国家以南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发展指数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是指处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地位的成员,它们所处地位和所受待遇长期以来都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因而长期以来也是国际秩序内的一支反抗力量。在此基础上,吉林大学刘德斌教授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揭示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构成和作用,并在理论上展示全球南方研究的学理意义、维度和局限。中外学者均认为,全球南方概念源于“第三世界”,对应于“北方”“西方”和“东方”,由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迅速发展,它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愈益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当前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中拥有非凡战略地位。

二是全球南方崛起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秀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陈从政治、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三个方面追踪和剖析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认为全球南方在推动多极化方面充当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聚焦于全球南方崛起的经济维度。英国经济学家奥尼尔(James O'Neil)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长期跟踪和研究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前者先后提出“金砖国家”(BRICs & BRICS)、“新钻十一国”(Next-11)和“薄荷四国”(MINT)等几个著名概念,从这一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市场投资机会出发,对世界经济的中长期趋势做出判断;后者基于经济体量和领土及人口规模、快速经济增长、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具有较广泛代表性的标准,提出“新兴经济体十一国”(E11)概念及组成国家,即金砖五国和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并指出这些国家对于世界经济地图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任琳、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许准、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秦北辰和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模式及其背后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理论指南出发,讨论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崛起、全球及地区影响和发展前景。

三是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的互动。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全球南方的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并共同指向类此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局下的政策动向和发展趋势。有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一是在整体上,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双向互动。例如,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石斌研究团队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了新兴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的所有方面,揭示了观念、权力、制度三类要素及其互动的机理和效应,其学理性、系统性和深入性之强,充分体现在三个结合上,即整体、分类与个体的结合,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以及多领域、多视角、多学科的结合;二是从国家分类学出发,考察全球南方不同群体和单个国家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珀(Andrew F. Copper)将全球南方的“崛起国家”分为“金砖五国”和“中等强国联合体”(MIKTA)两个群体,运用“全球性”(globality)概念,在制度性力量、贸易能力和官方发展援助三个维度上分析上述两类国家的“全球投送能力”(globalreach),探讨其在权力和制度方面对于国际秩序的巨大而不同的影响。有诸多研究聚焦于中国、印度、巴西三个国家及其作用。很多中国研究人员都认为,全球南方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关键力量”,可以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纵深”和重要依托。当然,更多研究重点讨论新兴大国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以及金融稳定、贸易、气候、能源、卫生健康等重大全球议题上的作用,相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以上研究为本文考察提供了重要而有益的启示。其一,从第三世界到南方国家再到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始终是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身份标识,而且它们始终是在当代国际秩序框架内开展对外交往的;但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国际及地区环境下,它们的集体认同又会发生一些变化,彼此之间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分歧和分化。在全球南方崛起的各个时期与集体身份之间,以及历史进程与当前大变局之间,有着何种关联性?其二,在不同历史时期,全球南方国家在哪些方面以及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秩序的变革,而前后各个阶段的变革,在层次和性质上又有着怎样的表征和机理。例如,作为国际秩序基础的权力格局的变化,在全球和地区层次、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有着何种表现?全球南方崛起造就了哪些国际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变革,又有着怎样的效应?从国际秩序的一般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出发,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出发,即权力结构(国际格局)、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考察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机理,揭示这些变革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趋势。

一、全球南方的崛起进程和身份认同

从第三世界到南方国家再到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的身份标志,并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但是,所有这些标签大体上都是外部世界依照各种各样的标准而界定和加诸的,在不同时期,全球南方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地区都对整个南方和各自地区有着自身的独特而显著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这里结合全球南方内外两种身份界定,从国际秩序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出发,展现全球南方以及亚非拉各个地区的集体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揭示历史进程与集体认同之间的相互塑造效应。

(一)冷战时期:非殖民化与“体系内的反抗者”(1945—198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掀起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由此开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非殖民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初期,大批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建国,非殖民化运动进入高潮。以此为分水岭,非殖民化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亚洲绝大部分和非洲2/3以上国家实现政治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亚非地区的成员国在数量上首次超过欧美地区,第三世界崛起并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标志是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召开及其后亚非团结运动的展开、1961年“不结盟运动”诞生、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建立、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成立。在第二个阶段,除亚洲的东帝汶和联合国托管的太平洋岛屿帕劳以外,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托管地都获得政治独立,联合国体系内的亚非国家以及拉美国家成为绝对“多数派”,它们以巩固政治独立和实现经济发展为目标,以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为舞台,一方面,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和进行南北对话,争取有利于自身的经济权益;另一方面,加强团结和南南合作,开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概言之,第三世界国家是战后国际秩序内的新兴因素和革命力量,是“体系内的反抗者”。

在整个冷战时期,亚非拉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标签均有着经济上“不发达”“欠发达”的涵义。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提出“第三世界”概念,这是一个兼具经济(不发达)和政治(反殖民主义和中立主义)含义的国际政治词汇,它先是与革命、独立自主、平等发展的概念和实践密不可分,后来又愈益与不结盟、反对霸权主义产生互动。“发展中国家”概念正式出现在196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上,代替此前美国经济学界和官方机构长期使用的“欠发达国家”一词。此后,西方及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包括人均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对世界各国进行两分:发达国家指现代化的、先进的西欧和北美国家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中国家包括广大的未进入现代化、欠发达的亚非拉国家。这种两分法及划分标准成为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经贸及金融机构制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一项便利工具,也成为它们组建和扩大排他性的富国俱乐部的主要依据。总之,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是外部尤其西方对于亚非拉国家作为“他者”的界定。

亚非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以上两个“强加”的身份。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第三世界”的用法广泛流行开来;20世纪70年代初期,经由中国领导人的重新定义和运用,“第三世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充当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项根本指南。发展中国家一词更是如此,在成为联合国机构和文件的正式用语时,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对其做出新的界定,注入团结互助、实现相同的发展目标、追求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南方团结”内涵,因而拥有了一种集体的自主意识和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在非殖民化进程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中,亚非拉国家积极塑造着地区的和全球的集体身份。在冷战扩大到亚洲之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亚洲国家发起亚洲主义团结运动,主张以“亚洲方式处理亚洲事务”,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奉行中立主义。不久,亚洲主义越出亚洲地区,在万隆会议上与非洲民族主义汇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亚非团结运动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即“万隆时刻”。亚非团结运动高举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大旗,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强调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反对大国干涉,奉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政策,谋求成为两大阵营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其后,“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相继成立,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正式崛起。在“不结盟运动”的推动下,1966年1月三大洲会议在古巴召开,三大洲主义和亚非拉团结运动由此诞生。

从亚非主义到三大洲主义,第三世界在保持地区身份的同时,努力塑造一种全球性的集体身份认同,其精神动力是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它基于共同的被殖民历史和共同的独立自强使命;其实践载体是亚非团结运动和亚非拉团结运动,即亚非拉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革命战争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西方学术研究界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都明确承认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进步意义,认为亚非拉地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全球性的“反抗运动”和集体上“对西方的造反”。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正在形成的第三世界集体身份认同却开始遭到削弱。首先,冷战全球化导致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场代理人战争,它们与民族解放运动、内战和地区冲突相互纠缠,致使许多地区和国家陷入长期冲突与动荡的渊薮。其次,西方阵营对第三世界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对亚非主义、三大洲主义和“不结盟运动”进行破坏与分化,尤其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对一些战略地位显要的亚非国家极尽拉拢。再次,“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有的陷入发展困境,有的改变外交立场(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九三零事件”之后倒向西方阵营、埃及在第二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两次改变外交方向),加上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导致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走向式微,“不结盟运动”亦陷入困顿。此外,一些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若干资源型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陆续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例如“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创造出经济增长的“东亚奇迹”,由此形成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分流”。在这种形势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第三世界向何处去的政治大辩论。

(二)后冷战时代:全球化与“审时度势的融入者”(1990—2008年)

冷战结束和苏东阵营解体,一方面加剧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大辩论,另一方面将第三世界推入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这一轮“超级全球化”,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时刻”一起,共同构成了“一超多强”格局的“后冷战时代”。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浪潮面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投身全球化、参与和创新各种形式的一体化进程,另外一些则半推半就地被动参与各项国际政治经济议程。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淬炼,众多“新兴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从第三世界国家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青睐对象。这批新兴经济体中的地区大国,主要是“金砖国家”,被称为“新兴大国”,它们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仅成为各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而且开始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成为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这是继“亚洲四小龙”和若干资源型工业化国家崛起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上的一次“大分流”,“审时度势的融入者”成为这个时期的赢家。

在关于第三世界何去何从的大辩论中,“南方”“南方国家”两个概念流行开来,“第三世界”一词逐渐退出国际政治经济话语体系,但“发展中国家”一词依然是亚非拉国家的代称。1979年12月,国际经济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简称“南北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发布《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从第三世界发展面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出发,提出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加强南北对话和国际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呼吁。这篇报告揭开了关于第三世界大辩论的序幕。此后,南方和北方在第三世界发展困境的国内外根源问题上莫衷一是,但总体上,北方政学两界多坚持国内根源,而南方则认为殖民主义侵略剥削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两大根源。

随着讨论的持续和深入,以及发展中国家“大分流”的出现,西方凭借话语优势,一方面,将南方塑造为问题根源,认为南方造成了不断增多且日益严重的全球性挑战,应当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另一方面,构建新的发展叙事,以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指南,提出私有化、贸易和投资及汇率浮动自由化、市场去管制化的改革纲领,依此对南方国家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评判和界定,并分门别类地应对施策:对“新兴市场”“转型经济体”给予贸易和投资鼓励,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则以利诱和威逼相加以图改造之。“新兴市场意味着进步、发展与活动”,因而被西方从第三世界“挑选”出来,其中,人均收入、市场地位、民主指数达到西方标准者,与陆续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转型经济体”,得以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实现了身份改变。

在政治上,西方借助“单极时刻”的权力优势,对南方进行拉拢分化。“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将西方“自由世界”赢得冷战胜利的自鸣得意之情表露得淋漓尽致,“西方”与“非西方”二元世界观进一步地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及道德优越感转化为改造整个世界的冲动,美国联合其盟友频繁地在全球南方地区实施“人道主义干涉”“颜色革命”“反恐战争”,甚至以“非此即彼”的二元立场逼迫非西方国家做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的抉择。这种立场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逻辑相互纠缠,导致西方不断推动欧盟和北约东扩,巩固并扩大“自由国际秩序”“民主安全共同体”,最终建立起一个美欧“自由世界”一统天下的全球新秩序。

然而,全球南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并未按照西方自由国际主义设想的剧本向前演进。一方面,全球南方各个地区和国家通过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强地区身份建构和认同,成为各自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上的新生力量。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秉持“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和亚洲人民主导解决”的精神,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原则,积极创建地区性的安全和经贸合作组织,在促进地区发展、维护地区稳定和反恐合作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在东南亚,第二代东盟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安全与经济一体化两个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形成了统一的地区身份认同,其标志是东盟中心性和外交上的“同一个声音”,成为亚太地区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非洲一体化进入非洲联盟时代,非盟坚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强调共同体建设的地区自主性、地区集体安全和地区集体发展,对整个大陆与次地区两个层次上的一体化进程进行统筹协调,尤其在非洲地区安全事务上,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富有成效的地区集体安全制度。在拉丁美洲,开放的地区主义也不断向前推进,地区与次地区两个层次相互叠加、竞争和发展,形成了基于“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新兴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在大力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渠道及方式,为塑造全球层次的南方集体身份注入新的活力。从2002年到2009年,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国外长会晤机制,印度、巴西、南非之间的对话论坛(IBSA),以及“金砖国家”机制相继成立,新兴大国在这些机制内外就重大国际事务进行协调与合作,推进全球南方共同关心的发展议题。发展中国家基于“发展”的集体身份认同得到加强,全球南方在保持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同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团结与合作,打破了西方叙事中的“第三世界危机”“第三世界分裂”的神话。

(三)大国政治时代: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与“积极的能动者”(2009年至今)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欧内部陷入政治及社会极化,美国被迫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这是新古典自由主义遭遇危机和自由国际主义过度扩张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全球南方以一种全新面貌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数量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同时、持续、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及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以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政治上充当推动多极化的主力军,在经济上愈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国际制度上成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的重要的维护者、改革者和建设者,因而也日益成为新时期大国政治的参与者。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的崛起是“非西方”的崛起,是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标志着“新南方”“全球南方”的诞生。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指出,正在崛起的全球南方有如下特征: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大国等南方新兴市场同时快速崛起、工业化和科技创新迅速发展、南南贸易投资联系日益密切、南南合作不断加深。全球南方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的能动者”。这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面对全球南方的崛起,北方表露出被迫面对巨变而又难以适应现实的复杂心态。自1969年美国左派政治评论家卡尔·奥格尔斯比首次提出“全球南方”一词以来,这个概念就始终包含着广大亚非拉人民和国家反对北方统治、争取政治平等和经济发展权利、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进步含义。上文提到的南北委员会和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和多份全球南方报告,均明确指出全球南方的组成,即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以及它们的集体身份定位,即发展中国家,且无一例外地赞赏全球南方通过团结与合作,在促进人类发展上取得巨大进步。近年来,出于大国政治回归和地缘战略规划需要,美国、日本及部分欧盟国家开始构建西方版本的全球南方叙事:一是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同时唆使相关盟国和国际经贸组织不承认或取消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发展中国家地位;二是在新兴大国之间及新兴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推行“分而治之”政策,一方面,抬高印度的全球南方“领袖”地位;另一方面,提出名目繁多的贸易、供应链及基础设施投资倡议、蓝图和项目,竭力拉拢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地区大国。

然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也迫使北方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与制度方面做出调整,以保持世界经济增长与稳定,共同解决重要而急迫的地区冲突、气候变化、能源及粮食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2009年以来,11个新兴经济体和非洲联盟先后加入“二十国集团”,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多次做出份额评估和股权调整安排,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相继获得更大发言权。这是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制度首次对“非西方”的重大让步和改革。

在塑造集体身份认同上,全球南方继续加强团结与合作,催生了新型南南合作。新兴大国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发展与安全不可分”的理念,通过推动改革现存国际规则和制度、创建新的国际规则和制度的两手,有力、有效地推动了新时期全球南方的主体意识复兴和集体身份认同,其重要标志包括201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2015年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新兴经济体为主体、以“金砖国家”机制为核心平台的新型南南合作,强化了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

二、全球南方与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

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当代国际秩序的权力结构几次发生重大变化,其总体趋势是国际格局或国际权力分布状况愈益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演变,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和后冷战时代的“一超多强”,发展到当下大国政治时代的“多极多元”。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所造就的新力量和新角色,其中,全球南方崛起是最根本、最经久的变革因素。在前后三个历史时期,第三世界崛起主要在政治上推动了多极化趋势,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则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促成了多极化的基本现实,使得国际权力对比关系在根本上形成全球南方力量不断上升、全球北方力量相对下降的总体趋势。

(一)第三世界崛起与两极格局中的多极化趋势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是国际格局的基本形态,但随着非殖民化进程不断发展,第三世界从内外两个方向上不断冲击两极结构,孕育出国际政治多极化的长期趋势。

首先,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在政治上日益成为联合国体系内的一个多数派。以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为标志,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所说的、超出世界总人口一半的、拥有强大的“道义暴力”的亚非“多数派”横空出世。这就是第三世界,它构成了美苏两极之间的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在政治上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大力推动非殖民化进程,奉行中立主义和不结盟政策。在非洲大陆的非殖民化进程越过鼎盛阶段之后,联合国成员国的亚非国家数量开始超过欧美国家。1965年,联合国有117个成员国,其中,亚非国家66个,欧美国家51个,亚非地区首次超过欧美地区;1966年,亚非拉团结运动形成,到1969年,在联合国126个成员国当中,亚非地区73个,加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2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欧美和大洋洲的31个成员国。亚非拉国家成为国际秩序中的绝对多数派,开始主动塑造地区秩序进而影响国际秩序。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第三世界在团结自强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在积极推动国家建设和地区及次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在全球层次上,主要通过“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团结与合作,在联合国论坛内外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向政治领域的两极格局和经济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出变革呐喊,并在联合国发展议程、南北对话和争取海洋权益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其次,第三世界崛起与两大阵营内部变化相互作用,推动形成了基于“五大力量中心”的多极化趋势。有三大事态引人瞩目。一是在西欧和日本成为两大力量中心的同时,中国脱离苏东阵营而成为一支独立而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到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大国关系上形成中美苏战略三角,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二是第三世界出现了多个地区力量中心。例如,1967年东盟成立并开始在地区事务和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发挥作用,中东地区的埃及(1956年和1978年)、沙特阿拉伯(1974年)、伊朗(1979年)调整外交政策或变换外交立场,不仅极大地塑造了地区秩序,而且有力地推动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趋势;三是第三世界内的重要力量与西方阵营内的地区力量发生互动,包括中国在1964年与法国、1972年与日本改善和发展关系,以及印度在20世纪70、80年代与美苏两国发生频繁互动并参与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多极化趋势。

(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与“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多极化进程

在“一超多强”格局下,全球南方继续大力推动多极化进程。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南方在经济发展上出现“大分流”,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发展,有力地改写了世界政治经济地图。新兴大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成为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其他新兴经济体、地区大国和国家集团也纷纷加入跨地区的发展进程和战略协调。

新兴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在四个方面推动了多极化的趋势。首先,新兴大国自身实力不断增强,日益成为国际及地区事务的力量中心。中国和印度同时开启改革开放进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日益成为亚太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两国不断推进军事现代化,其中,印度在1998年跨过核门槛,2006年通过与美国签订《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跻身核大国俱乐部。俄罗斯经过苏联解体后十年政治经济转型后,经济实力有所恢复,同时凭借巨大规模的核武库对世界战略平衡与稳定起到重大作用。巴西和南非在经济发展上也有不俗表现,增长速度长期位居世界前列。新兴大国不仅彼此之间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上推进多极化进程,而且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传统大国一起,成为制约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关键力量,包括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

其次,新兴大国在各自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奠定了多极化格局的地区秩序基础。中国和俄罗斯先后共同创建1995年“上海五国”机制和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地区安全稳定与反恐合作的重要伙伴,两国共同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成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机制)进程以及亚洲新安全观的指导原则。印度在1997年提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为其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之外的另一个跨地区合作机制。俄罗斯在2002年发起成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南非在2002年推动非洲联盟成立,巴西先后在2004年和2008年倡导成立南美洲国家联盟和拉美峰会机制。此外,一些新兴经济体、地区大国和次地区组织开始在地区事务上发挥作用。例如,土耳其1992年倡议召开突厥语国家峰会和2009年成立突厥语国家组织,形成一个基于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全方位的地区合作组织。以印度尼西亚为首的第二代东盟积极践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基于“东盟+”的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东亚峰会等多个跨地区合作机制相继形成,东盟的政治影响力从东南亚扩展至整个亚太,成为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再次,新兴大国开始在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上进行战略协作,并致力于复兴南南合作。一是在多极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反恐战争”、核不扩散等重大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新兴大国在全球及地区层次上寻求共识和进行协调;二是在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治理、减贫、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极地和海洋治理、卫生健康等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协调与合作;三是新兴大国和新兴经济体致力于复兴南南合作,中国、印度、巴西等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从“受援国”成为“援助国”,向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无条件的和非强制的援助,促成了一场“无声的革命”。上文提及的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机制、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对话论坛和“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是新兴大国在这个时期创立的三大战略协调与合作机制,在以上各个方面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后,新兴大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事务。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八国集团”邀请欧盟、澳大利亚和10个新兴经济体召开“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成立金融稳定论坛,这是全球南方国家第一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自2002年起,“八国集团”峰会均邀请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经济事务对话,逐渐形成“八国集团”与新兴五国(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扩大会机制(G8+O5)。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砖国家”等11个新兴经济体成为“二十国集团”峰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在金融稳定论坛的基础上成立)的正式成员,新的“二十国集团”应运而生,在历史上首次形成世界经济事务的“南北方共同治理”,彰显了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比较多元、相对平衡的新时期。

(三)全球南方崛起与“多极多元”格局的形成

2009年,“八国集团”意大利拉奎达峰会首次发表《南北领导人联合声明》、“二十国集团”美国匹兹堡峰会确定“二十国集团”系列会议及金融稳定委员会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制度化磋商平台、“金砖国家”召开首届峰会,标志着全球南方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正式崛起。新兴大国成为全球南方的主要代表和领导国家,众多新兴经济体和地区大国日益成为全球南方各个地区的力量中心,构成当今时代“多极多元”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极”是指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的主要力量中心,“多元”则是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贸易和价值链板块、有代表性的文化/文明单元,全球南方国家在“多极”和“多元”当中均占据重要席位。其中,中国、美国和欧盟在综合实力上居于世界前列,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充当国际权力格局的第一梯队;新兴大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与传统大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国际及地区影响力的某些方面拥有优势,构成国际权力格局的第二梯队;全球南方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地区大国和国家集团,在经济、政治及文化影响力方面主要限于地区范围,是国际权力格局的第三梯队,包括东南亚的印尼和东盟,中东地区的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非盟,以及拉美地区的阿根廷和墨西哥。

全球南方崛起对于“多极多元”国际格局的塑造,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南方经济复兴有力、增长强劲,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大约是40%和60%。其中,“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2008年分别是14.78%和52.15%,到2020年是24.25%和45.63%。2022年,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11国的经济总量达到32.96亿美元,全球占比32.78%,“七国集团”经济总量为43.76亿美元,全球占比43.52%;其中,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两个经济板块甚至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2022年,美国经济总量和全球占比分别为25.46亿美元和25.32%,中国分别是17.96亿美元和17.86%,两国在各自所属经济板块的经济总量占比均为2/3。

此外,全球南方的对外贸易及投资发展迅速,其中,2020年全球南方国家商品进口和出口,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5.9%和42.1%,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大;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包括金融服务)也已占全球的25%。这些表明,其一,世界经济“南升北降”的趋势持续发展,全球南方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其二,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对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塑造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全球南方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全球价值链等方面成就斐然。中国、印度和巴西成为全球南方制造业迅速发展的重要代表,其中,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并愈益成为多个行业的领跑者,包括钢铁、建筑机械、高铁、造船、航天航空。在技术创新和新型制造业方面,新兴大国也可圈可点,例如,中国的第五代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印度的信息技术及外包服务、遥感、制药、航天航空,巴西的航空工业。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在投身全球化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形成若干以新兴大国和地区性新兴经济体为枢纽、关键节点和重要节点的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区块。例如,中国在东亚、印度在南亚、巴西在南美,以及印尼在东盟、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中东,它们不仅在各自地区和次地区的价值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调整和全球战略价值链塑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再次,全球南方在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从主动的规范和原则倡议转向积极的制度建设和行动落实。一方面,全球南方尤其新兴大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实践,在联合国体系和“二十国集团”框架内,通过自身能力建设和艰辛谈判,推动形成一些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规则修订和政策落实,例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和2015年份额或股权改革中,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发言权有所增强。另一方面,新兴大国推动创建诸多新制度平台,尤其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提出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资金和技术补偿机制,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机制及新开发银行,推动新型南南合作,形成许多新规则和新制度。

三、全球南方与国际交往方式的发展

全球南方在继承、学习和模仿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于现代国际交往方式的一系列创新。国际交往方式一般分为武力运用(战争、干涉、军备竞赛、威慑)、外交(谈判、均势、中立、结盟)、经济手段(贸易、援助、制裁、禁运、胁迫)、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科技文化交流五类。全球南方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中,运用了以上五类交往方式的所有手段,但同时也实现了许多重大创新。其中,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和新型南南合作最为突出。

(一)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肇始于现代时期亚非拉各个地区的地区主义思潮和运动,其直接源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其表现形式是新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相互支持与团结合作,其形成标志是万隆会议。①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核心是亚非拉国家通过团结、互助与合作,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首先是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然后是维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谋求经济发展和平等权利,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它经历了形成、发展、转折、低潮和复兴等五个阶段,在形式和内容上表现为政治上的亚非及亚非拉团结运动和经济上的南南合作进程。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是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形成阶段。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埃及等,向其他争取民族解放的亚非人民和国家提供政治和军事援助,甚至派遣志愿军和军事顾问团参加反侵略战争。随着冷战从欧洲向亚非地区扩展,一些亚非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亚非国家必须团结起来、相互支持,才能打倒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成功召开亚非团结会议,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成为亚非团结运动的指南。

从1955年到1965年,是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发展阶段,主要形式是亚非团结运动。亚非国家先后召开四次亚非团结大会,在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1960年改名为“亚非人民团结组织”)领导和组织下,加强亚非团结、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是在政治上动员舆论、组织和平运动,支持亚非地区的反殖反帝运动,例如,1956年反对英法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和1958年支持中东国家反对美国干涉;二是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非洲大陆的独立运动,例如全面支持1958年爆发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60年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非殖民化宣言》;三是在1961年成立“不结盟运动”和1964年组成“七十七国集团”,领导亚非国家开展团结自强运动。

从1966年到1978年是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转折阶段。一方面,在“不结盟运动”领导下,以1966年1月古巴哈瓦那亚非拉团结大会为标志,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从亚非地区扩展到亚非拉三洲。由于冷战全球化、中苏分裂和“不结盟运动”内部分歧,亚非拉团结运动沦为大国争夺的舞台。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经济维度不断显现:一是自196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成立,开启南北对话进程,“七十七国集团”大力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机构做出调整改革,在投资、贸易和官方发展援助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优惠条件及项目;二是从1974年联大通过《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到197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TCDC,简称“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南南合作进入务实技术合作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低潮阶段。“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走向松散,许多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单独或组团(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与北方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南北对话的多场国际会议均无果而终,只有联合国贸发会议推动形成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技术性安排,联大及其他谈判进程达成的决议、宣言和声明沦为“装点门面”的协议。①南南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仅取得两项名义上的成就:一是1982年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二是1989年“十五国集团”成立并宣告南南合作从技术合作进入经济技术合作(ECDC)阶段。此后,南南合作陷入裹足不前状态,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后续安排以及相关的联合国发展十年战略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2009年以来,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进入复兴阶段,新型南南合作应运而生。2009年先后发生三件标志性事件,即“金砖国家”峰会、“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和第一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宣告南南合作新入复兴阶段,以“金砖国家”机制为领头羊、以多元主体为合作伙伴、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地区和次地区、跨地区、“地区+”和三方合作为多样化形式的新型南南合作逐渐形成。

(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经济维度:从南南合作到新型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是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它经历了传统南南合作和新型南南合作两个阶段,前者以贸易与发展为主题、由“不结盟运动”领导和“七十七国集团”组织、在联合国贸发会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框架下进行,后者以发展为导向、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开展、由“金砖国家”机制协调并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二十国集团”以及其他多种形式推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

传统南南合作的起点是万隆会议,协调机制是亚非团结运动、“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尤其“不结盟运动”会议通过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为南南合作规定了指导原则、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亚非拉国家、地区及次地区组织是合作主体。随着“不结盟运动”陷入低潮,“七十七国集团”作用式微,发展中国家成立了一些临时性的磋商或协调机构,包括南南合作磋商会议、“不结盟运动”南方委员会、“十五国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南方首脑峰会,在南南合作宗旨、原则和方式上提出各种建议和方案。

传统南南合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原材料、自然资源与发展。万隆会议最早提出原材料与发展问题,即亚非国家运用原材料维护并扩大自身经济权益,但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才开始团结起来,于1973年10月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石油禁运为武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在1974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七十七国”集团成功地将原材料及初级产品问题、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和国有化问题以及国际金融体系与发展融资问题、技术转让问题、跨国公司问题纳入议程,首次在联合国议程设置上取得重大胜利。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还在原材料、自然资源开发上展开合作,取得一些重大胜利。例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领海主权、专属经济区权益和国际海底制度的规定。

二是经济技术合作。“不结盟运动”通过会议声明、宣言、原则以及战略协作,指导“七十七国集团”在联合国大会、贸发会议、开发计划署及其他机构采取集体行动,争取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言和声明,为南南合作提供政治基础和实践指南。联大1974年5月《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和同年12月《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91年12月《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决议、1994年12月《关于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决议、1995年12月《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及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决议,规定了南南合作的原则、路径和任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实践,包括地区及次地区一体化、跨地区贸易、经济技术援助,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对中小国家的援助是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中国大力践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对许多亚非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项目,如坦赞铁路援建项目(1970—1976年)、派遣医疗队和农业专家组。

进入21世纪后,南南合作愈益被纳入联合国发展议程,并且与联合国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两项议程相联系。继2000年确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02年国际发展筹资“蒙特雷共识”之后,联合国在2003年设立南南合作日,次年又将1974年设立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特设局和1980年成立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活动高级别审查委员会分别改名为“南南合作特设局”“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南方尤其非洲地区的援助急剧增长。但以上联合国议程均由北方国家所主导,加上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分流”,南北对话一度有取代南南合作之势。

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不断探索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方式,新型南南合作应运而生。新型南南合作之“新”,首先是新内涵和新内容。传统南南合作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其中,商品贸易、经济技术援助是两大形式。新型南南合作以2015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为指南,在宗旨上从“减贫”转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在内容上坚持投资、贸易和援助三位一体,其中,重点和优先领域是现代农业发展、新工业化和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是新力量和新机制。新兴经济体是新型南南合作的主力,其中,新兴大国是南南合作的领导国家,“金砖国家”机制及新开发银行是核心协作平台。新兴大国倡导或参与创建的地区和跨地区组织,例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非合作论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重要合作平台。新兴经济体愈益成为全球南方内部贸易、投资和援助的主力。此外,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南南合作,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援助基金。例如,中国2015年出资设立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2022年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和2016年捐资设立的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小而美”的项目形式,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减贫、抗疫、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粮食安全、数字互联互通、绿色发展等事业。

再次是新模式和新形式。传统南南合作以联合国渠道为主,即“七十七国集团”根据“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方案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新型南南合作是联合国渠道与全球南方渠道并行交错,两种全球南方新渠道愈益发挥主要作用:一是“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它们一方面与北方国家(“七国集团”)进行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二是“南方+”“地区+”和三方合作的新模式,在跨地区、地区和次地区合作之外,形成了多领域、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方式。

新型南南合作还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和发展道路之争,因而是对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对于不同的政治信条和发展理论,奉行兼容并包立场,采取求真务实、灵活多样的南南合作方式。

四、全球南方与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变革

全球南方有力地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构成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这里所说的国际制度,包括国际规范、原则、规则、程序、机制和组织机构,总称为规则和制度。在实践上,全球南方推动实现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包括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议事规则和组织机构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在崛起进程的各个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规范、原则和规则,并自主建立起一系列地区、次地区和跨地区的国际组织、论坛和运动等机制平台。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南方是当代国际规则和制度变革的最大推动力。

(一)推动国际规则和制度的调整与改革

首先,从第三世界崛起到全球南方形成,发展中国家推动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机构改革,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及地区和平与安全事务上的发言权和执行力。1965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将非常任理事国成员从6名增加到10名。2005年以来,联合国秘书长及相关国家和国家集团先后提出多项安理会改革方案,要求广泛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在应对国际及地区冲突、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继联合国安理会1965年设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之后,为解决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内战和地区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又在2005年成立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并在此前后形成联合国与地区组织进行合作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伙伴关系。其中,两个全球南方合作伙伴的贡献尤其引人瞩目:一是非洲联盟以及非洲的次地区性组织,近20年时间在非洲大陆实施了30多项维和、安全与稳定行动任务,以其成功实践彰显了非盟倡导的“地区集体安全”“集体维和权”。二是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先后参与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2015年,成立一支8000人规模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待命部队,同年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成为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分摊维和经费第二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其次,全球南方推动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及下属机构,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机构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和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亚非拉国家的发展诉求,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多次增设机构,从1948年到1974年,先后设立拉美、亚太、非洲和西亚四个区域委员会。经“七十七国集团”倡议,1964年,设立联合国贸发会议,专门讨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和权利,成为南北对话主渠道;1965年,重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1974年设立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特设局,以落实旨在促进全球南方贸易的官方援助计划。正是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全球南方国家先后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诉求。

冷战时期,在争取有利的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条件的南北对话上,全球南方国家多次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优惠融资和贷款基金及项目,通过谈判争取关税贸易总协定(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先后实施普惠制原则和“差别和更加优惠的待遇”原则,但是,这些都是属于零敲碎打的融资结构和贸易条款改革。进入21世纪尤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机构开始实施结构性调整和改革: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06年以来多次实施份额公式及份额结构改革,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份额不断提高,中国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二是世界银行在2010年实施首次股权结构和份额评估程序的改革,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代表增加了股权和投票权。三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处理、经济发展与增长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组成了“二十国集团”,并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正式确立该机制及其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世界经济合作首要论坛和决策机制的地位,由此,西方富国俱乐部(七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事务决策权的局面,转变为“南北方共同治理”的新格局。

(二)提出一系列新的国际原则和规则

全球南方国家在学习、运用和模仿近现代国际交往方式、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现实及政治道义和法律责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新主张、新原则和新规则,有力地改写了当代国际秩序的规则体系。

一类是平等权的规范和原则。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全球南方国家创新了一系列用来处理国际政治、安全及社会事务的新规范、新原则和新规则。1954年前后,中国在处理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先后与缅甸和印度达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在万隆会议上,中缅印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绝大多数与会国家的赞同,被写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走向世界而得到广泛接受,最终在1970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中,成为国际关系七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以上原则中,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是核心。冷战结束后,为维护和发扬这些原则,全球南方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又提出或修正了一些原则和理论。以“保护的责任”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一些地区冲突和内战中的大规模人道灾难,西方国家依据“人权高于主权”之说,主张由外部大国对有关冲突国家和地区实施“人道主义干涉”,以履行“保护的责任”。全球南方国家强烈反对“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强调主权国家对于本国公民的首要保护责任,并提出“负责任的保护”“保护过程中的责任”概念。以时任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为主席的“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在2001年12月提交的《保护的责任》报告、联合国大会在2005年9月通过的《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的“保护的责任”部分和联合国秘书长在2009年9月向联大提交的《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基本吸纳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意见,实现了对于美欧版“保护的责任”四项重大修订:国家主权包含着保护公民和保护弱者权利的责任;国际社会在国家未能履行保护责任时负有保护受害者的道德义务,但反对大国干预;主权国家是保护本国平民的主体,国际社会只有在其无法或不愿履责时才能介入;保护行动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经过严格限定的“保护的责任”原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冲动,而且积极推动了非洲“集体维和权”理论与实践以及亚洲“新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二是发展权的原则和规则。围绕全球南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权,形成了一系列主张、原则、规则、目标和愿景。1972年7月,时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塞内加尔外交官凯巴·姆巴耶(KébaM'Baye)在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学院发表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的概念。此后,全球南方国家将这个概念运用于争取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平等权利、联合国贸发会议议程设置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当中。在“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努力下,1979年联大通过第34/46号决议,指出平等发展不仅是各国的天赋权利,也是个人的天赋权利;1986年联大第41/128号决议中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正式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人权”;最后,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发展权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至此,在全球南方的推动下,发展权成为“第三代人权”的核心,主要包括:发展权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既是一项个人人权,也是一项集体人权;发展权的实现和保障,依靠个人、国家和国际三种途径;发展权是实现其他各项人权的必要条件。

在“发展权是一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原则的指引下,全球南方国家坚持不懈地争取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平等权利,推动发展议程成为联合国论坛的优先议程。例如,在争取和维护海洋权益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努力,在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原则。在发展议程上,“七十七国集团”在促成联合国贸发会议、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纲领前后,又推动联大先后在1961年、1970年、1980年和1990年通过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最后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达成了全球南方将发展问题确立为联合国核心议程的目标。

(三)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平台

一是地区和次地区一体化进程齐头并进。全球南方各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传统地区主义和冷战结束以来的开放性地区主义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亚非拉国家纷纷在各自地区和次地区建立起排他性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前者如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后者有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等,跨地区的组织仅限于“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这样的政治经济论坛。冷战结束后,在非洲和拉美,地区和次地区一体化进程进入叠加和整合发展阶段,如非盟与非洲地区的八个次地区组织的统筹发展、南美洲国家联盟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相继成立;开放性的地区主义由此蓬勃发展,跨地区、多领域、多层次、开放性的地区主义合作平台不断涌现。一方面,一些地区和次地区组织如东盟和非盟,从经济贸易、政治安全合作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体目标迈进;另一方面,新兴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主导或创建的地区和次地区组织,不断成长为地区事务的重要力量,如中俄倡议的上海合作组织、以东盟中心性为基础的“东盟+”进程。

二是积极倡导跨地区合作进程。这是开放性地区主义的产物,亦称跨地区主义,其主要推动力同样来自全球南方的新兴经济体。跨地区主义以经济贸易合作为主,但又“外溢”到政治安全及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例如,作为“东盟+”进程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多领域的亚太经合组织、环孟加拉湾合作倡议。跨地区主义还表现在地区与全球两个层次上,前者限于两个地区或以两个地区为主,是“地区+”的延伸和发展,如亚欧会议、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欧亚经济联盟;后者则是普遍的、开放的,最新典范有“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金砖国家”机制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三是大力探索“地区+”和“三方合作”,这是全球南方地区主义进程的最新形式,也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新型南南合作的发展趋势。“地区+”或“南方+”是指全球南方的一个地区与南方或北方任何一个或多个地区及国家之间的合作,“三方合作”则是指南南合作两方与一个北方伙伴(包括跨国公司、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且这种合作愈益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最近十多年来,“地区+”主要表现为全球南方的地区和次地区组织彼此之间、全球南方与北方地区和次地区之间、全球南方与北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较之“地区+”,“三方合作”的主体略有区别,但领域和方式大同小异。在“地区+”“三方合作”两大进程中,“东盟+”和“非盟+”是两个最大亮点,它们与世界主要地区、主要大国和重要国际组织之间,均频繁而密切地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样性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在以上三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中,新兴大国的作用尤为突出。在地区层次,它们倡导建立了多个经济与安全合作组织,例如,亚信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在“地区+”领域,它们大力推动新型南南合作,与全球南方各个地区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进程,例如,中国建立了与东盟、阿拉伯国家、非盟、拉共体之间的对话或合作论坛。在全球层次,新兴大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全球经济治理,并在彼此之间密切协作,首倡或共同创建中俄印外长会晤、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金砖国家”机制及新开发银行,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补充和发展。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墨西哥、埃及、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在地区安全、经济贸易一体化及发展治理、人权、气候变化、海洋治理等方面,参与或创建了许多新规则和新制度,正在形成全球南方自身的规则和制度“集群”。

结语

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先后经历冷战时期、后冷战时代和大国政治时代三个历史时期,深刻投身非殖民化、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三大进程,形成“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积极的能动者”三种身份,有力地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在权力格局、交往方式以及规则和制度三个方面的变革、创新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国际权力格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能动创造各自地区的新秩序,进而推动国际格局多次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新兴大国的持续快速崛起,导致全球及地区层次的权力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2009年以来,多极格局的力量中心构成在历史上第一次越出欧亚大陆和北大西洋地区,全球南方的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其他众多新兴经济体,成为左右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新力量,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日益清晰。在国际交往方式上,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和新型南南合作成为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的主题和主线,尽管三个历史时期的道路曲折起伏,但团结自强的主旋律和追求进步的时代呼声始终轰然作响;新兴大国及其创建的国际制度成为国际合作尤其新型南南合作的重要制度平台,全球南方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多元合作伙伴和多样化合作方式,为投资、贸易和援助三位一体的经典国际合作模式注入新内涵和新动力。

必须指出的是,全球南方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在全局和长远角度上,这些成就还是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一方面,全球南方虽然处于“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长期趋势和有利地位,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是失衡的、不对称的,多极化仍面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外部大国对地区安全及国家内政的干涉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尤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尚未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布雷顿森体系三大机构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上拥有充分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许多领域也未能取得有利于全球南方的突破性进展,例如,气候变革、卫生健康、能源及粮食安全、跨国犯罪控制;全球南方因为能力不足及其他各种制约甚至无缘参与一些重要谈判进程,包括军控与裁军、核安全和不扩散、外空、极地、网络、人工智能。总之,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南北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加上全球南方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全球南方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目标上,仍然任重道远。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坚持不懈地携手并进,在发展自身能力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推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合理、循序渐进的变革;另一方面,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开放、包容的新规则和新制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