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1期；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年变局之中，大国兴衰加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交织，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现实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自然也就成为当下中国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关讨论不断深入，跨学科研讨的趋向日趋明显。本次笔谈正是一个跨学科的讨论，旨在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自主知识生产能力提升。以下谈谈我对此的一些认识。

一、关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大国兴衰背景

讨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自主知识生产能力提升，为什么要谈大国兴衰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冷战之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驱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世界历史真正进入了一个“东升西降”的新时期。这其中，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尤为显著，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也亟待人文社会科学获得自觉立场和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中国的崛起也是近年来西方学界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热烈讨论和争论的一个主要课题。作为身处这场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学人不应置身事外，而是应该把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观察和思考加以深入阐释。自1987年保罗·肯尼迪发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以来，西方学界围绕“大国的兴衰”的讨论和争论就从未中断过。近年来，围绕中国等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和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展开，“大国的兴衰”再次成为人们认识历史、观察现实和预测未来的核心命题。可以肯定，相关的讨论和争论还要深入下去。

（一）大国兴衰的速度加快

当前学界讨论的“大国”，往往指的是1500年以来崛起的世界大国，实际上是伴随着西方崛起以来相继兴起和衰落的西方大国，其中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及日本等。这些大国兴衰的过程往往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历史过程，鲜有几十年见分晓的案例发生。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大国兴衰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德国的兴衰、日本的兴衰和苏联的兴衰都是在一个世纪之内发生的。美国也是在19世纪末开始崛起的，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美国的实力和影响达到了历史性的巅峰状态，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有人在讨论美国的衰落问题了。1987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出版，更是让“美国衰落论”风行一时。只是由于1989年苏东剧变的发生，特别是1991年苏联的轰然解体，让“美国衰落论”一时失去了说服力。不可否认，迄今美国依然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保有“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地位，但已经失去了冷战后“单极时刻”左右和支配世界的能力。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社会正在被贫富分化、阶级固化、政治“极化”和大城市中的“第三世界化”现象所撕裂，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恶斗”正在使美国的盟国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和“信心”。唐纳德·特朗普声称美国已经沦为“失败国家”，发誓要在2024年夺回2020年被民主党“窃取”的总统宝座，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而拜登政府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的胁迫之下陷入空前的“跛脚”状态，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使这个所谓的“山巅之城”陷入一种“病态”。美国是否已经陷入大国兴衰的“保罗·肯尼迪陷阱”,可以见仁见智，但现在似乎正在陷入“唐纳德·特朗普陷阱”。一个奉行“美国至上”和反复无常的美国不仅会使美国的盟国对其失去信心和信任，而且还会造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制度性”权力的衰减，实际上是美国陷入深层次衰落的象征。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大国兴衰加速的另一案例。回顾中国崛起的过程，往往可以回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崛起速度加快。翻阅有关文献，我们会发现尽管20年前就有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崛起提出过警告，但多数西方学者还是认为崛起的中国充其量是一个地区性大国，难与美国和西方“分庭抗礼”。2008年金融危机是冷战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西方战略界判定中国发展取向的转折点。在1929年西方经济大萧条似乎正在“卷土重来”的危机时刻，中国经济表现抢眼，并在“拯救”世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强势外交”也开始让西方世界“刮目相看”。按照美国战略家的观察，在经历了“西方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之后，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他者的崛起”阶段,中国成为“他者”的突出代表，西方大国不得不邀请非西方大国加入全球经济治理中来，20国集团峰会（G20）“取代”西方七国集团峰会（G7），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治理的一种新的制度性安排。尽管时过境迁，西方七国集团正在重新凝聚起来，二十国集团因西方与非西方大国矛盾的激化而面临诸多困难，但非西方大国群体性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不争的事实。

（二）非西方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与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不同，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大国多为非西方大国。在这些“新兴大国”之中，既有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有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更有与欧洲和西方“藕断丝连”却在百年变局之中身份认同上发生历史性变化，与西方拉开距离的“新兴国家”。中国既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在被“挤出”大国行列之后“唯一成功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世界大国。印度也已被视为迅速崛起的“非西方大国”，而印度次大陆也曾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而闻名于世。俄罗斯是在向西欧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崛起的大国，曾经在欧洲列强的“均势”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但其在文化上一直被视为欧洲和西方的“异类”。尽管有学者把一战、二战和冷战都视为“西方的内战”，但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21世纪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重新滑向新的“势不两立”。土耳其自视为“欧洲国家”，其“前身”是横跨亚、欧、非的奥斯曼帝国，冷战期间被纳入“北约”并一直想加入欧盟、融入欧洲，但迄今依然被拒之门外。近年来土耳其奉行更是“特立独行”的大国外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持有与欧洲和西方国家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再度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容忽视的角色。拉丁美洲曾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延伸”，是西方的一部分。但随着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拉美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立场摇摆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例，2023年卢拉·达席尔瓦重新当选总统之后，巴西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再次展现“非西方”立场，而同年当选阿根廷总统的哈维尔·米莱则在国内倾力推进“休克疗法”的同时，在国际舞台经常以“我们西方”自居。无疑，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既在应对西方霸权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同时又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

尤为重要的是，与非西方大国崛起相伴随的是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除上述“非西方大国”之外，还有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即所谓的“中等强国”，在东欧、中亚、拉美、中东和东亚等枢纽地区发挥着重要影响，成为百年变局持续演化中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现象，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亟待在理论上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已经投入相当精力开始研究这一问题。

（三）西方与非西方大国的异同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大国”的定义往往都是以西方“列强”（the Great Powers）为原型提炼出来的。“大国”（Great power）既需要具有在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拥有实力优势，又能够使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行动之前考虑相关大国的立场和利益。大国中的“超级大国”（super power）更是需要具有塑造国际秩序，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支撑一“极”的能力。西方列强大都是曾经的殖民帝国，它们先是在20世纪的非殖民化的运动中丧失了“宗主国”地位，又在21世纪临新兴的非西方大国的挑战。要想让它们接受非西方大国崛起的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比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的历史经验是不一样的。首先，西方大国特别是欧洲大国大多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在工业革命中赢得先机，经历了从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或共和制的转变，并且按照它们的“文明标准”塑造了“现代世界”；而非西方大国则大都曾经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者”，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甚至还没有完成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次，西方大国之间的“优胜劣汰”构成了近代国际体系演进的主旋律，一度主导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质上就是西方大国博弈的经验总结；而非西方大国是在应对西方大国所构建的国际体系中壮大起来的，它们既“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把自己的历史经验“带到”国际体系中来了，并且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区域秩序和世界秩序。再次，经历了一战、二战和冷战，欧洲大国在“西方的内战”中严重地消耗了自己，不得不在美国的领导下重新整合起来，构建起一种新的“国际安全共同体”；而非西方大国则在冷战结束之后争得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摆脱了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对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形成了强烈冲击，促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次，西方大国以基督教国家为主，也是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共同体”；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则依然处于经济上的“爬坡”阶段，在国家建设、民族凝聚力整合和国际秩序的制度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由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欧洲大国在大国力量对比中的相对优势正在丧失，在某些方面正在沦为“中等强国”，而非西方大国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和战略位置等方面具有欧洲大国欠缺的相对优势，从而使当今世界大国与中等强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了，使大国的排列处于一种流动和演进之中，大国的定义和兴衰标准也就成为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课题。尤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大国都在百年变局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交织在一起，使国际关系的演进趋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二、大国兴衰、世界之变

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的俄乌冲突正是在大国兴衰加速、百年变局深化、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交织的形势下发生的，并且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之间的战争演变成俄罗斯与整个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演变成冷战后世界上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围绕这场冲突，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分化组合，而2023年突然发生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则为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化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世界之变以“世界之乱”的形式表现出来，冷战后和平发展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美国有学者已经把世界重新一分为三，即新的“西方”“东方”和“南方”这是一种非常生动和简练的概括，但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不好判断，因为他所阐释的“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中的有些国家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分开。实际上，在百年变局冲击之下国际关系的演进，有三条主线在“不确定”世界中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必将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民族国家的自主知识生产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经历了近年来中美关系“逆转”的冲击，中美之间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尽管美国竭尽所能对中国进行种种遏制、围堵和打压，但也难以撼动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业已形成的重要地位。中美之间长时期的激烈对抗必将大量消耗美国的权力资源，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加速美国走向衰落的进程。美国领导人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2023年11月中美最高领导人的旧金山会晤，为中美之间的“迎头相撞”起到了“踩刹车”的作用。诚然，中美关系已经难以恢复到1972年之后的状态，但中美之间在竞争中寻求合作，既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又有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和全球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可望实现的前景。

其次是“新西方”的命运。历史上的“西方”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共同体”。冷战结束之后，有关“西方的终结”观点流行一时。特朗普总统当政期间持续不断的“退群”行为，更是给业已离心离德的西方阵营造成重创。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回来了”，为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国家，构建起了范围更为广泛、措施更为全面、制度化建设更为齐全的“新西方”阵营，形成了一种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统一战线”，胁迫非西方国家在中、美之间和俄、美之间“选边站”。但“新西方”的命运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如果“气势如虹”的特朗普能够在2024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重新夺回总统宝座，他不仅要清算拜登政府和美国建制派的“罪行”，而且还要重新定义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关系，“新西方”能否继续存在，存在很大变数；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重大国际问题上，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并非与美国完全一致，欧盟国家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可以相向而行，“西方的终结”的因素依然存在。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所奉行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正在为“四分五裂”的世界注入新的活力，不仅对非西方国家，而且对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也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加之中国所能提供的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任何针对中国的“集团政治”都难以“固若金汤”，也难以长久地“活”下去。

最后，“全球南方”的兴起正在巩固和扩大百年变局，而这个百年变局正在重塑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有关“全球南方”问题，国内外学界已有诸多论述，笔者也曾参与其中。这里只强调一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天然联系，而且规模庞大、组织得法、资源丰厚，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实际上就是“全球南方”的发展壮大，助推了“全球南方”的崛起。在迄今为止依然存在的“西方与非西方”分野中，中国是最具优势的新兴大国，只要经营得法就能够在百年变局中持续崛起，并且引领世界走出“乱局”，使和平与发展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

三、大国兴衰、世界之变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

大国兴衰、世界之变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这里仅举几例，希望能与有兴趣的同行共同讨论。

其一，围绕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大国兴衰的逻辑和规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西方大国都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而非西方大国都是在和平年代实现了初步崛起，围绕西方与非西方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否最终也需要通过战争来确定一个“结局”，从而延续西方大国所定义的国际体系？

其二，没有一个正在崛起非西方大国和新兴经济体是按照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典”路径发展起来的，但它们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摆脱在世界体系中对“中心”国家的单向依附地位，实现了从“边缘”“半边缘”向“中心”国家地位的攀升，从而成为世界舞台中的主要角色，改变了西方国家的“一统天下”。如何在理论上概括这样一种历史现象？

其三，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诉求带到国际关系中来，从而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对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带来了冲击。但是，在人们所熟悉的以欧洲国家历史经验为主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中，

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往往被简化了、遮蔽了。面对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如何构建新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在这方面，近年来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无疑为新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和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拓展了新的视域，但从传统的世界史观到新的全球史观之间，观念的更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现实世界之“乱”，要求我们给出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和预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正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自主知识生产能力提升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