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年第6期。作者：孙兴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要】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被重新激活且再次扩大。美国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北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强化，且亚太地区出现超越双边的军事合作关系，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话题被不断提起。然而，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具有特殊性，冷战结束之后，北约的持续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北约具有严格的时空界定和鲜明的文明色彩，是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制度，也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结构裂变与重组的产物。中美战略竞争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而非阵营式对抗，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北约”还是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其本质在于美国试图将冷战战略强加于对华竞争之中。北约具有地域限制，而亚太地区复杂多元且拒绝阵营对垒，“北约化”只是美国的愿望而非现实。作为概念或者话语，“北约化”需要接受严格细致的历史审视和理论拷问，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预言的自我实现。

【关键词】北约  北约化  亚太  阵营化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从“脑死亡”中被激活，成为援助乌克兰的核心力量。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任期届满后再次延任，瑞典和芬兰两个欧洲中立国也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申请加入北约，这意味着北约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进一步扩大。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了《北约2030：为新时代而团结》(NATO 2030:United for a New Era)文件，奠定了北约未来十年战略转型的基础。俄乌冲突打破了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长和平”，一场局部的高烈度战争似乎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北约存在的合法性，而俄罗斯也将俄乌冲突视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大博弈。

俄乌冲突将北约推上了欧洲地缘政治的“前台”，对北约的研究也随之成为热点。值得关注的是，俄乌冲突虽然印证了北约作为大西洋共同体军事同盟组织的合法性，但是美国智库和研究机构似乎更关注北约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如何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分配战略资源。将北约引向亚太地区的北约“亚太化”和在亚太地区构建类北约多边军事同盟的亚太“北约化”成为最近一段时间来的热门话题。毫无疑问，北约与亚太地区之间的机制化合作，尤其是亚太国家应邀参加北约峰会已然成为现实，诸多北约的欧洲盟国出台了一系列所谓“印太战略”文件，大西洋理事会更是在2023年2月发布了落实北约对华新构想的报告。这是否意味着北约“亚太化”呢？法国等北约成员国坚持北约的地理属性，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也公开澄清，北约是区域性联盟而非全球性防御组织。与此同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激活并强化了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拜登上台之后，将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提升到首脑层级，同时建立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英共同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加上冷战期间已经存在的“五眼联盟”，以及2023年上半年日韩迅疾和解、美日韩戴维营峰会，这一系列组合行动改变了冷战发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辐辏式”双边安全结构，推动了小多边甚至多边安全合作网络的形成，亚太地区是否有可能出现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后冷战时代结束了，美国除了要像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说的保持自身社会的“健康和活力”，还要编织自己的同盟网络。其中，布林肯提出了“外交可变几何学”(diplomatic variable geometry)的概念，也就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构建合适规模和形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布林肯列举的同盟包括北约、七国集团、美日、美韩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深化的合作关系。亚太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场”，但其和北约、“北约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厘清。北约是冷战的产物，但是又跨越了冷战，其背后的战略机理在于阵营化对垒，但其历史根源却超越了冷战的时空框架。如果将“北约”作为一种原型或者方法的话，“北约化”不仅包括区域性多边军事集团的功能性含义，还包括深层次的安全共同体的制度性嵌套和文化认同纽带。而二战后的亚太地区无论其地缘环境和多元文明底色，还是美国的冷战战略设计，都与欧洲大异其趣，“北约化”的逻辑与亚太安全格局凿枘不投。本文并非评析和评估北约“亚太化”和亚太“北约化”，而是试图从北约的“发生学”、北约的战略机理及时空框架等方面，辨析北约以及“北约化”所代表的区域秩序特征和逻辑，以此揭示亚太“北约化”与亚太地区秩序之间的本质差异。

一、北约的“发生”以及“北约之谜”

在冷战史的叙事中，1949年4月4日，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tlantic Treaty),这标志着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军事集团成立。此后，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也建立起来，两大军事集团对立的格局赫然出现。北约作为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论述的对象，但是存在两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一，北约与冷战是什么关系，北约是不是冷战起源的一部分？事实上，北约建立在冷战发生之后，进一步说，北约是冷战的产物，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为什么还能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者认为，“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弱，联盟的凝聚力会减弱，北约不再是一个有效的联盟只是时间问题。”第二，为什么冷战期间只建立了一个北约，而不是多个“北约”？其一，作为北约“对应物”的华约，其组织形态与北约大不相同，华约成员国之间出现过多次激烈的冲突，而华约解体的主要原因也来自内部。其二，冷战体系逐步蔓延到全球范围，但为什么只有在欧洲地区出现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在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建立类似的多边军事同盟？在冷战期间，东亚也发生过多场热战，其对抗程度丝毫不亚于欧洲，但东亚地区为什么没有出现北约那样的多边军事同盟，而是产生了由美国主导的多个双边军事同盟？由此观之，北约的建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甚至不具有可复制性。

就北约的“发生”而言，它是冷战格局在欧洲形成之后，美国重塑大西洋地区秩序尤其是欧洲秩序的重要一步，由此强化了由美国主导的冷战阵营。欧洲的分裂以及阵营对抗格局的形成是北约建立的背景，欧洲是冷战的最前沿，也是冷战的主战场，阵营之间的对抗升级强化了阵营内部的动员与整合，在美苏对抗激烈的时期，各自阵营内部愈加团结。

第一，北约是欧洲秩序空间裂变与重组的重要一环。二战后期，战胜国阵营内部分裂，战争结束后的战场态势埋下了欧洲裂变的种子。欧洲战场形成了英美与苏联从东西两侧进攻欧洲中心地带的态势，英美从西欧和南欧向德国推进，苏联军队反攻并解放了中欧大片领土。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就战后欧洲势力范围划分基本达成一致。直至德国投降，苏联历史性地攻入柏林，如斯大林所设想的，如果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推后一年，苏联红军就会开进法国。两次世界大战都因“德国问题”而起，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红军占领了柏林，深入欧洲的心脏地带，英美苏法分区占领德国及其首都柏林，代表着欧洲国际体系中心地带的裂变。随着战争的结束，战胜国联盟之间的合作也开始松弛，每一方都试图在战后秩序中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尤其是美苏两大强国。“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二战期间，英美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被共同的敌人——法西斯遮盖，而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将自己的秩序观念和制度施加于欧洲。“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并不仅是权力之争，还是关于现代性实现道路的博弈。”

二战结束后，欧洲成为一片废墟，原有的欧洲国际体系结构不复存在，欧洲从权力中心成为权力竞争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国际体系逐渐失去灵活性进入阵营化的逻辑；二战结束后，战胜国联盟再次陷入阵营对垒。罗斯福去世之前已经确认，斯大林并没有完全遵守雅尔塔协议，美苏之间的相互怀疑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发酵，而在德国投降之后，美国调整和中止了与苏联的租借协议，在战时形成的经济合作纽带逐渐松弛直至断裂。斯大林坚信，战后英美资本主义会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两大制度之间的大决斗不可避免，因此，租借协定没能成为战后经济秩序的基础。

第二，战后全球体系已经呈现“两极”态势，围绕“极”逐步形成等级性的国际秩序。两极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形成以两极为中心的等级性体系。所谓的“极”并不只是实力超群，更是秩序网络中的连接点。如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指出的，“权力两极化的结果是，权力均衡的灵活性及其对国际舞台上主要角色权力欲望的限制性影响力消失了。两个超级大国针锋相对，它们较之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的可能联盟都是强大无比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实力悬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处于超级大国阴影下的小国不仅丧失了它们破坏平衡的能力，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游离进退的自由。”

与一战前的两个阵营不同的是，二战后，相比于英法以及苏联，美国在东欧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实力地位。对于苏联而言，战争结束后，苏联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东欧地区，这是俄罗斯历史上从未达到的权势高峰；对于美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美国被两洋阻隔的想象，“堡垒式美国的观念已经过时了，美国安全的边界扩展到遥远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彼岸。这种新的地缘安全上的脆弱性，借由所谓‘多米诺效应’表达出来，即一个遥远和不太显眼的地区遭受的失败，将会蔓延到相邻地区，继而向外扩散，并最终威胁到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二战期间，美国的战略规划人员已经形成了“战区”的概念，欧洲是美国的优先战场，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Spykman)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呼吁美国要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美国也要改变依靠海权的传统做法。

二战使得美国嵌入欧洲地缘政治体系。一战结束后，美国重回孤立主义，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使美国下决心重塑世界秩序，罗斯福提出的集体安全理念的目标就在于此。然而，两极格局使全球性集体安全体系裂变了，美苏两极如同陀螺一样以自己为中心构建新秩序。“欧洲的虚弱，苏联威胁的逼近，以及建立制度并使其发挥作用的现实需要使秩序构建的任务发生了转型。对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秩序愿景的更新版最后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对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来说，留住美国才能获得安全。战争期间，丘吉尔已经意识到，英国在战后的首要任务是生存，这意味着英美之间主导权的转移。从1941年《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pter)开始，英国不得不将“世界霸主”的权杖交给美国，而英国则希望自己如同当年希腊人一样，给予后起的“罗马”以指导。两极格局及两极秩序意味着欧洲秩序空间的阵营裂变、阵营内部的权力转移以及等级性秩序的重组。

第三，马歇尔计划既是冷战开始的关键点，也是美国重组西欧国际秩序空间的开始。1946年春，斯大林的莫斯科大剧场演讲、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先后发生，美苏之间的阵营化对抗升级。1947年初，欧洲经济委员会美方代表威廉·克莱顿(WilliamClayton)提出的“克莱顿报告”，揭示了战后西欧面临的黯淡前景。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无果而终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Marshall)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构思了“复兴欧洲”计划。美苏两极格局以及原子武器的出现，加上二战造成的惨烈后果都意味着再次爆发世界大战将是灾难性的，这使乔治·凯南在“长电报”中提出的“遏制”战略成为主流。他认为，与苏联之间的竞争将是缓慢而漫长的，美国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西欧制定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计划，给予疲惫困惑的西欧人新的希望，为他们打开新的视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很好地完成了马歇尔的指示，1947年6月，马歇尔宣布了名为“欧洲重建”的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是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但其本质还是战略性的，其目标在于避免西欧国家因经济原因发生革命而倒向苏联、稳定欧洲社会心理及向苏联施压。美国预期苏联不会接受援助，也不会让东欧国家接受援助，若是如此，美国便在欧洲地缘政治博弈中占据了道义高地。马歇尔计划的战略性还体现在重塑 了西欧的经济贸易和货币金融体系，尤其是将德国嵌入西欧经济体系，以避免出现二战之前的排他性经济集团，而这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为欧洲一体化注入了动力。美国政府要求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之间首先要合作起来。为推进马歇尔计划，美国设立了经济合作署；1948年，欧洲建立了“欧洲内部支付和补偿计划”，并于1949年设立了经济合作组织理事会；1949年年底，美国提出建立欧洲支付联盟，通过该平台向成员国提供信贷，向顺差国提供黄金或者美元，在联盟内部实现多边结算，最终取消外汇和贸易管制，实现欧洲各国货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可以看到，马歇尔计划实现了欧洲货币金融秩序的重塑，消解了英镑霸权，在西欧地区率先落实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西欧国家集体接受美国援助，实现了内部和解与合作，从而依赖于美国。马歇尔计划落实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而布林顿森林协议与联合国共同构成了战后世界秩序安全和发展的“两翼”。更为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确立的黄金与美元兑换标准，而是在巨额融资领域以公共调控代替私人调控。”马歇尔计划使得美元霸权在西欧落地，并且成为整合由美国主导的阵营最具韧性的纽带。

第四，阵营对抗的格局已然形成，西欧地区的安全秩序已经开始重建，在阵营化的逻辑之下，这意味着阵营内部需要和解，而阵营间对抗则为阵营内的团结注入了动力，共同的威胁成为结盟的动力。“丘吉尔的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凯南一样，他简化了威胁，用意识形态术语对威胁进行了包装，并且将苏联扩张主义的幽灵与共产主义者的夺权活动合二为一。”英国是推动欧洲安全体系建设的先锋。1947年3月，英法缔结了一项名为《敦刻尔克同盟条约》(TreatyofDunkirk)的安全互助协定，以保证在德国发动进攻时英法相互给予支援，而这是自20世纪初期以来，法国一直渴望从英国获得的承诺。1948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厄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提出，将英法伙伴关系扩展为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协定，比荷卢三国加入其中，此即1948年3月17日英法比荷 卢五国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Treaty of Brussels)。这一协定防范的威胁不仅指德国，还包括没有言明的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联想到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局的变化，苏联已经成为西欧面临的重大威胁。

对于《布鲁塞尔条约》，美国总统杜鲁门给予积极回应。《布鲁塞尔条约》是西欧组建军事同盟体系的重要一步，它一方面汲取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西欧国家结盟的经验，另一方面间接宣示了苏联是西欧的共同威胁，因而开启了与马歇尔计划并行的欧洲安全和防务一体化进程。《布鲁塞尔条约》签署之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加拿大和美国政府试探是否可以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扩展为一个北大西洋安全体系，而后《布鲁塞尔条约》成员国和美加两国开始谈判，并且邀请了丹麦、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挪威、葡萄牙等国。在此期间，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通过大规模空运，西方将柏林留在了自己的阵营。“西柏林成为一种政治象征。至少现在，对于所有国家而言，这条前沿阵线已经得到确认。”柏林危机进一步明晰了两大阵营的边界，苏联成为西方的共同敌人，围绕北大西洋公约的谈判则奠定了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基础。

柏林危机为欧美联盟增添了新的动能，在苏联宣布封锁柏林的当天，美国决定推动北约成立。根据《范登堡决议》(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美国政府对西欧防务作出明确承诺，即总统有权通过宪法程序，缔结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区域性协议或集体性协议。1949年4月4日，各参与国在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建立。在北约的构建过程中，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布拉格发生的事情，再加上柏林封锁，使欧洲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国家感到它们也必须获得军事保护，所以，它们要求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组织是美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为欧洲的防务承担责任。”北约成立不到一周，联邦德国政府在波恩宣告成立。北约是西方阵营构建安全同盟的关键一步，而下一步则是将德国吸纳进来，毕竟德国尤其是西柏林，处于冷战的最前沿。

第五，北约标志着美国正式告别了孤立主义，制度性地留在了西欧。美国签署《北大西洋公约》之后，杜鲁门政府向欧洲的新盟国提供了15亿美元军事援助，在欧洲长期驻军。如果说马歇尔计划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欧洲的落实，那么北约就是集体安全在大西洋北部地区的实践。北约框定了基本的防御范围，包括北回归线以北的大西洋区域内任何缔约国所辖的领土，界定了北约的地理属性，排除了英法等国将其海外领地纳入其中的可能。北约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指导下行使集体自卫权，保持和提升单独或者集体抵抗武装攻击的能力。《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各缔约国同意对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该条款是美国与西欧之间达成的重大妥协，西欧希望通过北约“拴住”美国，而美国则担心自己被动卷入战争。对其中一个或数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会被视为对全体的攻击，体现了集体安全的精神。但是，这并不能让成员国“自动”进入战争状态，而是“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这就避免了盟国之间的“刚性承诺”，给予了缔约国自主行动的空间。在条约谈判的过程中，各方围绕参与方、责任与义务、组织框架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美国虽然不是首倡者，却是最重要的承诺者。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速重新武装德国，但这需要得到西欧国家的支持，尤其需要法德之间达成和解。通过安全绑定或合作安全，美国和西欧找到了一条将联邦德国纳入大西洋共同体的道路。“合作安全——或安全绑定——是指国家在经济和安全机构中把彼此绑在一起以促进合作和克制的战略。安全绑定出现在整个战后国际秩序中，在北约联盟中最为明显。它体现在法国决定通过煤钢共同体与德国建立连接，这使法国对德国经济一体化的条件有一定的控制。它还体现在西欧国家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共同体中的绑定，以及美国通过大西洋联盟对欧洲的绑定。”通过煤钢联营，重要的战略物资得到合作开发和控制。1950年9月，美英 法三国外长讨论加强西欧防务事宜，在《北大西洋公约》框架之下开始设立相关组织机构，在北约内部建立欧洲军事一体化机构，德国也参与其中。1952年5月，法德意比荷卢六国签署《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决定建立高度一体化的欧洲军队。最终，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这一条约，但德国的武装计划却没有停止。1954年10月23日，《布鲁塞尔条约》的五个成员国与联邦德国、意大利签署《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变成了西欧联盟，西欧联盟主要协调成员国在安全和外交问题上的立场。德国通过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而重新武装并获得政治主权。同时，美国对西欧作出安全承诺，在北约框架下，德国融入欧洲安全体系，而只有在两大阵营激烈对抗下，美国才有足够的动力重新武装德国。由此可见，北约既是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果，也是美欧双方构建大西洋共同体的平台，更是美国整合西欧地缘政治空间的手段。“通过复杂而漫长的谈判最终借助北约建立了得到整合的欧洲军事力量，达成了关于联邦德国主权和军事力量性质和限制的法律协议。”

从北约的“发生”来看，北约是冷战爆发后的产物，而华约在北约成立之后5年才建立起来。换言之，华约和北约并不是捆绑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北约的存续与冷战以及华约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北约的源头是西欧国家构建防务联盟的尝试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是受邀加入其中的。在两极对抗的格局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一体化，北约则提供了西欧安全合作的载体，马歇尔计划和北约成为美国统合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工具，奠定了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和安全制度基础，这也是美国霸权体系的基石。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认为，“从长远来看，将欧洲对美国军事保护的需要与美元的短缺联系起来，使美国获得了对欧洲政策发展的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力。美国能从长远考虑是因为它具有影响未来发展的实力。因此可以说，美国的慷慨是建立在对自身霸权认识之上的。”事实上，马歇尔计划的战略性与北约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合作功能使得由美国主导的阵营内部形成了多重功能和制度的嵌套。西欧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个多边主义进程，美国主导和融入其中，在东西方对抗的框架之下重塑了西方阵营。雷蒙·阿隆(RaymondAron)非常明确地提出，“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欧洲阵营这样特殊的情况。”

二、北约的时空框架与“北约化”的限度

北约是在特殊时空框架之下构建起来的，然而，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扩大，甚至存在向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不是意味着北约超越了冷战时空框架而具有了更加普遍的含义？就时间而言，北约超越了其“发生”的冷战背景；从空间来说，北约超越了区域防御集团的限制不断扩大或者“复制”到其他地区。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探寻北约的本质及其内在的战略机理，厘清“北约化”的特殊性以及可能的普遍性。北约的特殊性来自特定的历史惯性、地缘政治框架以及文明或者文明属性，而其普遍性表现为两极性对抗及功能性制度构建。简言之，“北约化”主要体现在功能性领域，而在价值身份领域则带有鲜明的特色，这也框定了“北约化”的限度。北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自主性和独立性，无论华约是否存在，北约都会按照自身的战略机理演变。

第一，从长时段来看，北约是欧洲国际体系演变的新形态，跨越大西洋两岸重塑了地缘政治秩序，连同华约形成的“冷战”格局，使得欧洲国际体系进入了“长和平”。“美苏两大阵营在欧洲大陆的摩擦和冲突并没有真正停止过，然而均未突破这一年所形成的稳定性机制。”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的“新三十年战争”，血腥残酷的战争意味着欧洲已有的秩序和格局已经很难维系了。即便在为人津津乐道的“维也纳百年和平”期间也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德国统一战争这样的军事冲突。到20世纪初，欧洲的均势体系已经难以为继了。事实上，在欧洲国际体系内，战争贯穿其中，“统一的‘西方’崛起的传统叙事掩饰了世界历 史上一个最古老且最尖锐的文明冲突：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欧陆持续数世纪的战争。在常年的战争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欧陆对手在争执中墨水几乎和鲜血溅得一样多，笔墨之战甚至日益超过真正的战事。”

17世纪以后，英国走上海权国家道路，海陆之间的大博弈就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主要动力。从九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英法之间进行了另一个“百年战争”，而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崛起，海陆博弈的边界从英吉利海峡转到了中欧地区。两次世界大战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是“德国问题”的反复发作，欧洲体系已经难以容纳强大的德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苏联合起来都未能制衡德国，最终美国参战才战胜德国。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所论说的欧洲“侧翼大国”的制衡逻辑难以持续。一方面，英国的海权体系逐渐转移到了美国，一战期间，美元开始崛起，纽约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二战则基本完成了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另一方面，二战之后，美苏两个“洲级大国”崛起，中欧地区秩序坍塌，德国及其首都柏林变成了冷战前沿，“德国问题”以德国分裂且分属两个对立阵营而暂时得到解决。以北约为核心的大西洋共同体本质上是美国在西欧的“邀请”之下重塑的欧洲国际体系，从以往的欧洲均势体系变成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等级秩序。“与苏联控制东欧相比，在地理上和情感上都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对于欧洲人来说是解决他们困境的完美的局势扭转者。”从海陆博弈的角度看，北约是英美所代表的海权国家集团在地缘上的扩张，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以及冷战结束后北约的持续向东扩张，其本质是海权体系在欧洲巨型半岛的扩张。冷战期间，北约的边界在柏林，而冷战结束后，北约的边界则扩大到俄罗斯这一大陆强国（昔日的欧洲大陆侧翼大国）的边境。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瑞典和芬兰两个长期保持中立的欧洲国家申请加入北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体系的冲击可能超过了冷战期间的多次危机。从海陆权之争或英俄大博弈（后来演变为美苏争霸和美俄博弈）的角度看，冷战只是一个插曲，包括当下的俄乌冲突，其逻辑与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颇为相似。

第二，北约是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美欧关系的重要纽带。北约的构建体现了欧美力量的此消彼长，美国成长为全球性国家，而欧洲则从世界退回欧洲。北约具有明确的地理属性，即北回归线以北或者地中海以北的欧洲地区。在冷战期间，英法等国的海外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法国还多次陷入海外殖民战争泥潭，但这并没有将北约卷入其中。北约的地理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的共同身份认同，冷战造就的东西方对抗局面强化了北约的“西方”身份标签。汉斯·摩根索就认为，“大西洋联盟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欧国家首先赖以恢复欧洲均势、继而维护这种均势的工具。”两大阵营在中欧一线维持均势，避免了欧洲重燃战火。与此同时，“西方”的身份也消弭了欧洲内部的身份边界，共同的身份培养了“我们”的情感，将欧洲凝聚为一个整体。另外，北约对美国确立全球地位也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欧洲那样关系重大。如果北大西洋沿岸各国分裂为一批互相争吵的主权国家，那就向所有不结盟国家最后证明西方所珍视的自由信念的破产了。美国将会发现它自己不仅在地理上是孤立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孤立的。这些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国家，早晚都要被拉进共产主义的轨道。那时我们就要和我们的文化和所珍视的信念的发源地分开。在我国历史上，美国人将第一次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要成为最深刻意义上的外人，这个世界上的人民将不会相信我们所珍视的信念，不会同我们抱有共同的希望，在北美洲之外我们到处受到敌视。”

北约带有的“西方”身份意味着北约可以扩大，但是存在地理边界，原因在于，“西方”虽然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但并不能无限扩大，甚至连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畅想的包括土耳其、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内的“大西方”都不可得。身份认同随着社会距离的扩大而不断被稀释，美国是全球性大国，而欧洲则退出了大国政治舞台，北约是美欧之间最大公约数的汇聚。冷战结束后，欧盟和北约同时向东扩张，这种同步性显示了共同身份的可扩展性，同时也清晰地界定了其扩展边界。北约的西方地理属性意味着北约无法向非西方世界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货币金融体系全球化了，北约却 难以全球化。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不无嘲讽地评论，“期待欧洲恢复到二战以前的国际大国地位是不现实的，除非欧洲人愿意作出重大调整，愿意将很大一部分资源投入军事发展而不是社会发展，愿意对其军事力量进行重新构建和实现现代化，以一支机动的可派驻海外作战的部队取代原有的仅能被动保卫自身领土安全的部队。”北约的职能和功能在扩张，比如北约国家参与阿富汗战争。但北约的身份没有全球化，包括北约在北大西洋地区以外设立联络处并不意味着北约的“全球化”。

第三，北约重塑了美欧关系，建立了由美国主导的等级性秩序，不同的理论看到了北约不同的“面相”，各有道理，权力、制度、认同等不同要素都在北约的发展演变历程中有所体现。在整体上，北约保护了欧洲，同时也控制了欧洲，这是美欧之间的“大交换”。冷战初期，尤其是在确立两大阵营边界之前，欧洲需要北约的保护，北约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的。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阵营间对抗缓和，阵营内部保持团结的难度增加，北约自然也就成为美国控制欧洲的工具。从北约的历史演进来看，阵营间对抗与阵营内团结呈现正相关关系；阵营内凝聚力与美欧实力地位差距也呈现正相关关系；制度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力地位变化造成的冲击。“北大西洋联盟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制度形式。民主国家不仅不互相争战，它们还能发展出集体认同。这些认同有助于针对具体目标的合作制度的出现。民主的规范和决策规则是这些制度的特征；自由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把这些规范和规则外部化了。这些规范和规则的法律化加强了共同体意识和行为体的集体认同。”

在理想的状态下，制度化的互动与合作能够培养共同的身份认同，但是，仅仅依靠自由国际主义所强调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基于规则的秩序等未必能够形成多元安全共同体。罗伯特·基欧汉的评论可谓切中要害：“合作不仅取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还说明合作是在一种纷争或者潜在纷争的模式中出现的。如果没有纷争，那么就没有合作，只有和谐状态了。”即便安全共同体也并非和谐状态，而是合作状态。在合作过程中，会有纷争，而共同体之间的纷争则是共同体内部合作的动力。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将两个群体间的互动称为“互惠”，“互惠能建立稳固的关系，物品流动使人们确立互相帮助或彼此间的利益，但这无法避免双方在利益上的对立。”萨林斯提出了三种不同形式的互惠：慷慨互惠、等价互惠和消极互惠。在冷战初期，美国对欧洲基本是慷慨互惠，无论是马歇尔计划还是北约，美国都向欧洲提供了安全和发展，但随着欧洲的复兴，美欧之间更体现为等价互惠。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联合的扩大和加强，标志着一九四五年以后这一时期特点的美国在西方的突出地位的终结。”美国希望欧洲能够分担更多的责任，包括贸易、货币、防务等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美欧关系陷入了困境，大西洋共同体关系可以说千疮百孔。随着美苏之间的缓和、跨阵营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阵营内的团结也开始松弛。“美国越是独占了国际对话的机会，越是在若干北约组织盟国之中制造诱因，使得他们追求获致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但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渐渐消失，对莫斯科的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大西洋盟国内部意见参差也就较少危险，戴高乐即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鼓励欧洲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使西欧在冷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西欧的“高光时刻”。事后来看，《赫尔辛基协定》加速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70年代，大西洋共同体内部美欧之间主要呈现等价互惠，美国不仅要求盟国承担防务责任、对等开放市场等，而且将安全与货币进行捆绑。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参与货币问题磋商的基辛格观察到，“关键的经济决策并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通过政治和战略磋商，建立新的磋商平台，因美欧实力地位变化而引起的大西洋共同体内部的调整比较平稳地完 成了，相比之下，以苏联为主导的阵营内部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对抗和明显的裂变。

第四，冷战结束后，北约经过多次转型，其功能和行动全球化，但北约的“扩大”与全球化受制于其区域防御集团的属性。对于北约的扩张，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北约对于欧洲不可或缺；另一种观点认为，北约是欧洲的麻烦，尤其是其与俄罗斯的复杂关系。冷战结束后，阵营间对抗消失，欧洲面临的难以独自应对的威胁消失了，北约更加体现为欧洲国际体系整合的“面相”。德国只有在北约的框架之下，才会让欧洲国家感到安心，而法国倡导的欧洲防务自主也要内嵌于北约框架。可以说，北约构建之初所承担的推进欧洲整合与团结的功能在冷战结束之后依然被欧洲所认可。然而，北约和欧盟的扩张也是有限度的，东欧国家谋求加入欧盟和北约，除获得安全和繁荣之外，更重要的是获得欧洲以及“西方”的身份认同。但是，东欧和“中欧”的历史根基较浅，其身份是由一系列否定词组成的，中欧和东欧其实处于欧洲的“边境地区”。北约的扩大将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纳入“西方”体系，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冷战期间被视为属于“东方”阵营，而现在“西方”的边界从柏林扩大到现在的俄罗斯边界。规模扩大意味着多样性增加，进而会稀释身份认同。欧盟的东扩已经“撑破”了欧洲，而北约的东扩则“撑破”了西方。俄乌冲突激活了北约阵营对抗的“基因”，随着欧俄之间的缓冲区被纳入北约，可能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对抗；二是北约内部的分化，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分歧扩大，2003年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ield)就曾将欧洲分为“老欧洲”和“新欧洲”。

北约的扩大并没有改变其区域防御集团的属性，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霸权国家，北约在美国的推动下也进行了全球扩张，但主要集中于功能领域。“北约给予美国的特殊战略领导地位巩固了美国在大西洋秩序中的地位，这一秩序为美国人民提供了经济繁荣和国内稳定。这一安全—经济纽带使美国在贸易、对外投资和战略基地特权、军火市场准入、军民技术合作等领域扮演了超乎寻常的角色。”在单极霸权体系之下，美国获得了更大的议价权，要求北约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等价互惠”成为主要互动模式。为了迫使欧洲国家作出让步，特朗普以“美国优先”对盟国施压，以至欧洲领导人感慨说，有美国这样的朋友，还需要敌人吗？托尼·朱特(Tony Judt)也认为，大西洋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观分歧可能将美欧分开。当北约被美国带到全球化舞台，这意味着北约作为大西洋共同体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北约欧洲成员国国会从自身立场出发而非在北约框架下行事，“除了维护地区秩序以避免一个仅由权力政治关系主导的世界之外，还需要从商业利益考量欧盟及其成员国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原理。”比如，欧洲国家出台了“印太战略”，但并不代表北约“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在全球舞台上，欧盟超越北约的阵营束缚展开了灵活外交。

北约具有其历史演进逻辑，尤其是欧洲国际体系所包含的海陆大博弈的逻辑。同时，北约具有鲜明的文化认同纽带，即便构建起“西方”的身份认同，但欧洲内部的身份边界依然泾渭分明。例如，法国在北约的框架下扮演了“不安分”的角色，从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到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都是如此。北约建立了多层次制度，尤其在功能性领域具有扩展性，但这种扩展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美国的全球扩张，而北约不具有主体性。

三、亚太秩序的“非北约化”

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作为重塑同盟体系的口号。在欧洲地区，法国领导人马克龙提出的问题是：美国会待多久？在亚太地区，因日本与韩国的和解以及美国推动亚太地区小多边合作，世界舆论开始关注一个问题：亚太地区是不是走向“北约化”了？“小北约”或者“北约化”作为媒体语言抓住了当下亚太地区秩 序的一些新现象或者新趋势，但是作为学术概念还需要经过历史和理论的检视。从北约的历史以及“北约化”的机理来看，亚太地区并不具备“北约化”的基础：冷战期间，亚太地区没有形成类似北约的多边军事集团；在后冷战时代，即便美国要回到冷战战略轨道上，也难以将欧洲冷战的经验和模式移植到亚太地区。从历史惯性、权力格局、制度设计、身份认同等多个层面，亚太地区都没有“北约化”的“基因”。

首先，亚太地区在冷战期间并未形成如同欧洲那样的阵营对垒格局。冷战爆发后，北约和华约分别建立，欧洲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对垒和制衡。反观亚太地区，“冷战”的特征则完全不同，在亚洲爆发了两场热战，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亚洲“退出冷战”。从冷战整体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亚洲的热战加速和加剧了欧洲冷战，推动了北约内部的整合和制度建设。

二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形成明确的亚洲战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乔治·凯南提出的“有限遏制”战略概念，其一大核心是亚洲大陆对于美国并非关键，美国只要控制琉球群岛这一“美国安全区”即可，日本、菲律宾甚至可以走向中立。凯南的观点基本得到了时任驻日盟军及美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支持，他也认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阻止亚洲大陆形成深入或穿过太平洋的军事威胁。这需要在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的岛链部署空军和海军打击力量，其中琉球群岛是‘最突出、最重要的据点’。在这一框架下，麦克阿瑟建议，只要其他国家不染指日本，美国在日本本土岛屿上的军事基地不再是必要的。”

在以上战略构想之下，欧洲和亚洲在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离岸岛屿防御或者“防御圈”意味着美国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多边防御体系，该战略通过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Acheson)的演讲而广为人知，这也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将双边联盟建立成北约式的集体多边安全机构，几乎没有意义，原因有三：一是美国的军事能力远远优于东亚其他国家，因此集体安全安排没有显著加强；二是多边主义不会加强威慑，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已经在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中有所体现；三是如果美国在东亚奉行多边主义，其将面临‘诱捕折扣’。”换个角度来看，朝鲜战争意味着亚洲没有形成冷战格局，而是热战。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认为，朝鲜战争打乱了美国部署，凯南的“有限遏制”被放弃，美国走上了军事遏制之路，在20世纪60年代还陷入越南战争泥潭。换言之，在亚太地区并没有形成如同欧洲一样的阵营对垒的冷战格局，亚太地区的“冷战”被热战打乱，朝鲜半岛形成了如同德国一样的分裂格局并持续至今，亚洲大陆东端和西太平洋离岸岛屿却没有形成多边军事集团。

其次，冷战所包含的阵营化逻辑在亚太地区并未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形成了大国政治、“多米诺”效应以及多个双边同盟。二战结束后，亚太地区除太平洋战争的交战方外，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民族独立和解放、主权国家建构的任务，“冷战的头二十年里发生了由殖民统治向本地人统治的重大权力转移。”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与欧洲存在重大差异，冷战让欧洲国家海外殖民体系回撤，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谋求建立国家。美国在亚太所面对的，并非曾经作为权力中心的欧洲国际体系，而是殖民帝国的边缘地带。美国没有动机在亚洲建立基于规则的同盟，而更倾向于建立体现美国主导地位的庇护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极端霸权也允许美国理性地选择一系列双边联盟，而不是建立亚洲的北约，因为与多边主义相比，双边主义更能体现美国的政策自主权。”由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美日两国的主从关系就此建立起来。“杜鲁门领导的美国新政府对苏联在欧洲的单边主义行为记忆犹新，他们无意在东北亚再看到那种局面出现。在东北亚，美国用的是斯大林的方法，即流了多少血，就有资格发挥多少影响。由于太平洋战争中大多数的战斗都是美国人打的，所以美国将自己一家单独占领日本。”战后日本是在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主导下进行改造和重建的，麦克阿瑟被杜鲁门解职后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德国问题和日本问题大相径庭，德国是成熟的“民主”，而日本的民主“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12岁的孩子。”“12岁的孩子”这一标签反映了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美日关系不仅在制度上是等级性的，在文明心理上也是如此。在美日之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Japan)和《美日行政协定》(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美国保留了过多的特权，事实证明，这也是美国签署的最不平等的战后双边协定。“美日安全合作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民主国家联盟，虽然建立了与北约类似的协商规范与妥协取向的决策程序。但是考虑到缺乏集体认同，还不能确定这一联盟是否建构了一个多伊奇所说的‘多元安全共同体’。”

中苏同盟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中苏同盟并不意味着中国加入了苏联在欧洲组建的各类阵营。朝鲜战争结束后，中朝、朝苏分别签署了同盟条约，但并没有形成中苏朝三边同盟。此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建立了多个多边和三边同盟，但正如雷蒙·阿隆所评论的，“东南亚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老巴格达条约（中央条约组织）的缔约国之间缺少文明的或者政治制度的共同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存在这种共同性，不过，英国控制下的这些版图不受侵略的威胁，海洋把它们与任何侵略国隔开：双边的军事协定足矣，无需一个持久的军事组织。”可以看到，冷战在亚洲呈现出不同于欧洲的形态，美苏都没有在亚洲建立起阵营对抗体系，美国主导的松散的“辐辏”结构呈现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美国处于中心，保持了行动自由，但同时也缺少制衡力量，这正是亚洲出现热战的原因之一。“双雄在亚洲的对峙好比熊与鲸、陆地与海洋间无穷尽的角力。美国主要把控亚洲沿海，将其势力建立在岛屿一带，从日本途经冲绳和菲律宾一直到台湾岛。美国在陆地仅占据了韩国这个桥头堡。”而美国从越南的撤退则进一步确认了凯南所提出的离岸岛屿防御符合美国作为海权国家的战略逻辑。

第三，亚太地区的多样与多元使其难以塑造阵营化的身份纽带。西欧国家是北约的主要推动者，北约推动了西欧国家之间的和解，而亚太地区在二战后的历史难以用“冷战”这一叙事进行论说。欧洲从昔日的国际权力中心降为冷战阵营对垒的前沿，成为美苏冷战的中心；而亚太地区则处于从殖民帝国体系的边缘向现代国家与区域秩序的双重转型进程之中，亚太国家面临的威胁是多样的，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或者其他大国的干预，还有国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冲突。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提出，新独立的亚洲国家将集体防御视为大国干预的新形式，“对殖民主义的强烈厌恶，使得亚洲一部分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强烈反对多边安全组织的建立。”

从殖民帝国边缘地带迈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是亚太地区在二战后的首要任务，美苏冷战“延伸”到亚太，但这并非亚太历史的主轴。“万隆会议”标志着新独立的亚洲国家试图寻找在两大阵营之外的身份，换言之，“反冷战”和“反阵营化”赋予了多元亚洲一个共同的身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冷战期间形成的东盟并没有像西欧一体化一样成为北约以及大西洋共同体的基础，美国或者苏联也没有与东盟建立类似于北约的军事集团。东南亚地区本来被认为是亚洲的巴尔干半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地区逐渐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国家与区域秩序的双重构建。多样与多元是东南亚的特征，这意味着东盟也很难建立起共同的文明身份，而其共享的身份就是多样性。东南亚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该地区在抵抗大型统一性组织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特殊的多样性。与那些在其他地区成功主导并整合了大量领土的帝国不同的是，东南亚在历史叙事中拥有更多的主导权。东南亚的统一性归功于该地区的多样性，以及该地区在管理方面的独到天赋。”东盟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亚太地区的多样性，而“借助却不倚重域外力量”的东盟经验，进一步确认了亚太地区非阵营化的必然性。

第四，亚太地区具有鲜明的地缘经济属性，经济合作与发展构成了共同的利益纽带和身份认同。亚太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叙事框架之下，“退出冷战”隐含在亚太秩序发展的过程之中。日本是战后亚洲经济发展的先锋，却未能扮演英国或者德国在欧洲的角色。美国事实上的占领状态以及周边国家迟迟没有实现的对日和解，导致日本采取了全力发展经济和贸易的战略，以致日本被认为是“经济动物”。美国学者观察到，日本“永远置身于亚洲的中间，最重要的是避免卷入意识形态的战争，他们曾表示愿意参加与美国共同商定的军事协定，因为这会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但是绝不参加将连累他们去保护别人的任何军事条约。”朝鲜战争的特需订货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而越南战争则帮助韩国加速了工业化。亚太地区没有形成多边军事集团，却形成了具有活力的市场体系，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退出”冷战并融入亚太市场体系。对亚太地区来说，20世纪70年代更具有转折性，在这期间基本形成了后冷战秩序框架，非阵营化的外交关系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东亚国家货币与美元捆绑，美国重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冷战结束之际，“东亚奇迹”成为国际话题，也成为亚太国家的“共享身份”。

概言之，阵营对立并非亚太地区在二战后的首要历史与政治叙事，“中美与中苏的博弈，而非美苏间博弈，恐怕才是东亚冷战的主线。中国与美苏的博弈并不纯是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纯是国家利益的争夺，而是19世纪以来的殖民与反殖民、霸权与反霸抗争的深化。”对于亚太地区而言，二战终结了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的统治，进入了后帝国时代，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区域和平成为迫切的任务，这些要素有力地塑造了不同于欧美大西洋共同体及欧洲一体化的亚太历

史进程。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从长时段角度呈现了北约、北约化以及亚太秩序的基本逻辑和机理，以此呼应亚太是否可能走向“北约化”这一话题。至此，一个简短的结论是：亚太地区基本没有可能走向“北约化”，在单一国际体系之下，亚太地区需要探索和寻找支撑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安全结构。

第一，北约是欧洲国际体系演化的结果，是英美海权国家集团统合海陆的抓手。冷战结束后，北约不断扩大。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第六次扩大，已经深入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并扩大到欧洲大陆各个方向边缘地带的北约接近临界点。冷战期间，苏联扩张到柏林，达到其在欧洲的最远边界，而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持续东扩，也到达了海权国家在欧洲大陆的最远“边境地区”。若非俄乌冲突的爆发，北约将面临合法性危机。俄罗斯也多次提出加入北约，但遭到拒绝，换言之，俄罗斯边界就是北约的最大边界。

第二，美国在欧洲和亚太两个地区推行的战略各不相同，自冷战爆发以来一直如此，离岸岛屿防御构成了美国在亚太安全体系的“基线”。美国在亚洲大陆缺少“登陆”的节点，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占据了韩国，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又退回西太平洋岛屿防线。美国出台“印太战略”，意在统合海陆，尤其是在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印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印度的战略传统并不会帮助美国通过印度“登陆”亚洲大陆。当前，因锡克教领袖遭到暗杀，印度和加拿大闹出外交风波，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加拿大从“五眼联盟”成员国家中获得了相关情报和信息。这也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现了印度与欧美之间的关系以及印度不结盟外交的全貌与趋势。值得关注的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可以算作海权国家的集结，但这一联盟建立在牺牲了法国利益的基础上。此外，日韩和解以及美日韩三边有限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向真正的三边同盟的转换。因此，就目前来看，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没有形成海陆统合、阵营整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并没有形成外交与战略上的“极”的对立。

第三，亚太地区“非阵营化”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选边”是主流，东盟在亚太秩序中获得了各方承认的“中心”地位，从而为避免亚太地区阵营化设置了隔离带。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是影响亚太秩序的重要变量，毋庸置疑的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冷战及遏制战略，但如本文所呈现的，欧洲冷战和北约是特殊的，不具有可复制性。中美关系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一方面两国之间已经相互“缠绕”，另一方面单一国际体系内不只有中美两国，还有其他大国，大国之间基于议题的竞争与合作是常态，要像冷战期间以观念和身份建立庞大的阵营极为困难，大西洋两岸的美欧关系尚且出现身份裂痕，更不要说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了。当然，冷战冻结了欧洲的战争与冲突，带来了“长和平”，冷战结束后俄乌冲突爆发，不能不说冷战对于大国政治来说可能不是最糟糕的局面。亚太地区不会“北约化”，但是并不意味着亚太地区能够自动形成稳定的秩序，灵活的外交更需要克制、耐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