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2月，https://www.cssn.cn/xszg/xszg_djzj/202209/t20220907_5491260.shtml；作者：张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进入21世纪，既有的联合国国际规则不断受到各种重大国际事件的挑战，原有的联合国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逐渐被重塑，尽管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大国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塑造依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区域治理是以大国、中小国家等多种国家行为体聚合的区域为单元的国际社会实践，主要基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文明传承和族群分布。其中，早期帝国的治理方式在“后帝国”大国参与或主导的次级体系中如何改造或重塑？这种治理方式如何被国际环境或国内政治所影响？对今天次级或区域的国际体系有何影响？在“后帝国”区域治理研究中，通过对主要区域大国族群政策和周边关系的互动进行研究，探讨、比较和分析“后帝国”区域治理的传承、再造和发生机制，将在涉及族群政治、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问题上，搭建一个“比较政治”通往国际关系研究的桥梁，进而推动相关研究。

区域不只是地理空间，还是社会和政治身份的认同与塑造。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政治通常被全球政治所覆盖。随着全球体系的变化，全球治理呈现向区域回归的趋势，“后帝国”的区域大国在其所属区域权力结构的重要性上升，成为区域权力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区域大国（包括从全球大国退回到区域的大国）通过特定的区域机制对区域事务进行建设性管理的可能越来越成为现实。在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中，欧美国家依然保持着在各自区域的自由竞争与合作机制，如：美国在北美仍然享有霸权，德法等原欧洲大国形成了以欧盟为纽带的区域合作机制。尽管源自欧洲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国际体系被认为是全球性的，并在冷战结束以来接管了世界，但是，越来越多的非西方案例表明，区域世界的治理逻辑并没有遵从现代国际体系的权力法则，存在同质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后帝国”治理体系双轨并存的状况。区域大国的族群政策与周边外交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非正式的共有观念、共享的族群文化和非政府的权力关系依然发挥作用。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承接帝国遗产的区域大国，是区域权力结构的主要持份者，这种权力结构既是帝国治理的自然遗留，也是区域世界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产物。

冷战结束以来，“后帝国”的国际关系叙事通常被“文明标准”优先的国际法原则所取代，非西方特别是亚洲的国际关系叙事被裹挟其中。然而，从古典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非西方区域大国，在融入源于西欧的全球性现代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则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国家与帝国传统相结合的特征，在被动走向现代转型并重新兴起后，区域大国多通过自身的自然禀赋、地缘格局和历史文化重塑区域权力结构，并通过“后帝国”的区域治理方式，发展与原帝国疆土内不同“民族国家”的外交关系。这种以“后帝国”大国为主导的区域政治，既与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的联合国原则兼容并存，也与本地区的历史传统和国族身份多有冲突，区域大国的国家建构、族群政策和周边外交的互动效应，决定了区域治理的效果，进而对域外关系和国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国际关系中既有的区域治理理论，区域治理是区域大国、区域建制和区域联结等三个变量在区域范围内的组合，并通过区域协调、区域管理和区域监测三种机制达到“区域善治”的效果。以亚洲主要区域大国为例，对其20世纪以来的族群治理和周边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区域大国在族群政策上对现代性接纳与否，是其“后帝国”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对上述区域治理体系的良性运作有重要影响。在“后帝国”的区域政治中，区域大国有多重优势。不过，“后帝国”的区域大国在区域治理中的角色仍在调适之中，需要在国内族群治理与周边外交关系的互动中寻找平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