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2019年,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这就是从“帝国”或帝国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从国家构建的角度,循着“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三条线索,分析当今世界三种不同国家的来龙去脉,可以揭开世界的“底色”,展示出一幅不同的国际关系图景.“民族国家”遭遇的挑战,特别是构建中国家的种种遭遇,不仅表明多数“民族国家”徒有其名,而且也表明这个百年之前开始的世界重塑的过程依然没有完成.历史地看,无论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是人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人类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共同体”演化的历史.如果把“帝国”和“民族国家”放在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不会在非此即彼之间犹豫徘徊,而为“人类共同体”的实现开辟出新的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其中,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帝国; 民族国家; 国家构建; 冷战; 全球化; 共同体;
10.13569/j.cnki.far.2019.06.011
D032
现今的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国别”已经成为区分人们的基本标志。但百年之前，世界大部分地区还被大大小小的新老帝国和帝国殖民地所覆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了世界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新时代。围绕一战和二战之后新兴国家的建立，也即所谓的“非殖民化”进程，人类上演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百年之后的世界虽然已经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重新组合起来，但国家之间的历史背景千差万别，构建过程更不可能整齐划一。冷战期间的大国纷争和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使“民族国家”体制不断遭遇新的挑战。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或许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民族国家”体制又难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新的挑战。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是重新拾取帝国的治理经验，弥补民族国家体制的不足，还是挣脱现实的羁绊，挖掘新的组织方式和治理空间，需要学界进行新的思考和研判。
帝国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当今世界的“来源”，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与新老帝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从帝国“脱胎”而来。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除了早期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外，世界被大大小小的帝国所覆盖。传统观点认为，自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民族国家便逐渐取代帝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事实上，直到１９世纪末除了南北美洲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区还是由帝国支配，其中既包括在中东、东欧和中亚争雄几百年的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等老牌帝国，也有英法这种疯狂瓜分世界的新兴帝国，还有羽翼渐丰，刚刚投入海外殖民地竞争的美国和日本。一战之后国际联盟成立之时，仅有４４个成员国。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之初，也仅有５１个成员国。而到今天，联合国成员国已经达到１９３个。可以说，直到２０世纪中期，帝国曾与民族国家在世界上长期并存，当今世界多数“民族国家”的历史还不到百年。
世界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开始于１９世纪，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１９世纪的拉美革命，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控制下的美洲各殖民地相继爆发了要求独立的革命。在这种背景下美洲各国最早挣脱了帝国的枷锁，成为民族国家——海地(１８０４年)、大哥伦比亚(１８１０年)、巴拉圭(１８１１年)、委内瑞拉(１８１１年)、阿根廷(１８１６年)、智利(１８１８年)等国相继获得独立。到１９世纪中期，西属美洲除古巴外全部获得了独立，民族国家在美洲得到了普及。但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英法等殖民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浪潮，将几乎整个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变成了自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拉美革命比较“超前”，对欧亚大陆和非洲组织形式的重塑，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第二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在推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在一战期间，俄罗斯相继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沙皇俄国垮台了，但新兴的苏维埃政权经过一番曲折，不仅成功地巩固了沙皇俄国的版图，而且还有所扩张，并于１９２２年成立了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后加盟共和国增加到１５个。而随着一战的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寿终正寝。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奥地利承认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为独立国家。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凯末尔革命，土耳其共和国在战争中赢得了独立地位，但原已失控的奥斯曼帝国彻底摆脱了土耳其人控制，成为英、法等战胜国的委任统治地、保护国或半殖民地。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包括塞浦路斯、阿富汗、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伊朗、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一些酋长国。法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意大利控制利比亚，西班牙控制摩洛哥部分地区。英、法对其控制范围“分而治之”的策略客观上奠定了现代中东国家的疆界，现代中东就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基础上诞生的。不过，虽然一战后英、法等仍维持着庞大的殖民帝国，但在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因此可以说，一战拉开了２０世纪世界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世界转变的序幕。
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第三阶段，主要是二战后亚非国家从英法和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过程。１９４１年，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明确表示，战后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其政府的形式，使被武力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１９４５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则明确规定各国主权平等，极大地推动了战后非殖民化浪潮的兴起。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在二战中损失惨重，无力继续维系其庞大的殖民帝国，被迫开始收缩战线，允许其控制下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战后初期，获得独立的国家多集中在亚洲和北非，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它们在原殖民宗主国撤出后直接宣布独立建国。“中东的裂变”在二战后持续展开，从一战之后到二战之后，原来的奥斯曼帝国衍生出十几个国家，从而最终使拥有共同语言、宗教和区域的阿拉伯民族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化为泡影。民族独立运动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进入高潮。１９６０年被称为“非洲年”，这一年共有１７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１９９０年，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标志着欧洲殖民帝国体系的彻底瓦解。美苏冷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安立在其«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当代世界的形成»中文版序言中做过这样的归纳:第一，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国际和国内框架。如果没有冷战，非洲、亚洲，也许还有拉丁美洲，都将完全不同于今日之状况。第二，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对冷战两大对手—美苏—所提供的发展模式的有意识的反应。当然，由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或苏联模式的照搬难以取得成功，并且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始于冷战的终结。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分裂为１５个国家。１９９２年南斯拉夫解体，分裂成５个国家。与此同时，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一些原属于某一国家内部的族群也开始要求独立，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东帝汶和南苏丹的独立等等，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多，到２０１３年，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已达１９３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关于苏联的性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史学界出现了“帝国转向”，形成了新的帝国史流派。这种局面的出现既与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关，也适应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内政外交的需要，这就是为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正名”:帝国不仅有镇压的功能，也有建设的潜力;俄罗斯不是“民族监狱”，而是一个多种族的超大民族国家。“帝国转向”符合俄罗斯日益抬头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既可以满足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可为国际外交需要服务，抵御原苏联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攻击。德米特里特列宁等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也从帝国的角度，阐释当今俄罗斯的来龙去脉。
伴随着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整个世界按照欧洲人发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重新组织起来了。理论上，每个国家都是“相似的单位”，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实际上，由于历史背景、族群构成、宗教信仰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极大。根据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背景，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分成“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已构建国家”指的是那些最早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组织起来的欧洲国家。“再构建国家”指的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蜕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构建中国家”指的是在沦为殖民地之前，没有长期、稳定的国家传统、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赢得民族国家地位的国家。而在“构建中国家”内部，情况又不尽相同，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无疑，在当今世界，“构建中国家”占大多数，有的在国家构建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如新加坡，但大多数构建中国家的国家建设进展缓慢，是当今世界矛盾和冲突的多发地。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可以说当今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但是，在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即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还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已构建国家，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一些国家成功了，一些国家失败了。一些国家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逐步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一些国家依然在内战、贫困和冲突中踯躅前行。从形式上看，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民族国家”重新塑造过，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表象之后，每一个国家的“内涵”和遭遇都不一样。这些不同的遭遇提醒人们在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方面，更多地关注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现实，而不是僵化在一种“定见”之上。
已构建国家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历史上的“百年和平”，几百万青年血洒疆场，英法两国经历了德意志这个新兴帝国颠覆欧洲均势、冲击世界霸主的挑战。只是由于美国出手相助，英法等国才赢得一战的胜利，重建欧洲秩序。二十年后，希特勒德国卷土重来，全世界几乎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是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和苏联红军的浴血奋战，欧洲大陆才得以逃脱希特勒德国的魔爪，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但是，随着二战的终结，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作为世界上大部分领土支配者的欧洲“民族帝国”，其支配地位也终结了，欧洲国家沦为世界舞台上的“配角”，欧洲核心区以外的两个超级大国开始支配全世界。欧洲国家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成为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苏联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等非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在经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方面对这些已构建国家形成了挑战。苏联的挑战促进了已构建国家的团结，也促使美国改变对旧大陆的认识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也正是在冷战之中，欧洲国家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并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保持了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优势，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但是，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拓展，越来越多的再构建和构建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社会分化加剧，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降低，不平等的社会特征日趋突出，社会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兴起，已构建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遭遇新的挑战。英国全民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已构建国家应对这种挑战的一种反应。
再构建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在世界重塑的过程中重新振作起来，正在以“非西方”的形式挑战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通过向“民族国家”转型，再构建国家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国家认同，扭转了１９世纪以来的颓势，逐步实现了“崛起”或“复兴”，甚至重新获得了塑造世界的能力成为百年世界变局的重要标志。
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地区再构建国家的突出代表。一战之后，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开启了中东历史的新篇章，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构建了一个共和国，一个施行政教分离、模仿西方国家体制的新型国家。土耳其在冷战中成为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一直努力加入欧盟，希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冷战终结之后，特别是埃尔多安担任土耳其总理和总统以来，土耳其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开始奉行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外交政策，成为左右中东局势的重要力量。二战后，伊朗曾经在“白色革命”的道路上“迅跑”，成为继土耳其之后伊斯兰世界“现代化革命”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但巴列维政权的专制和腐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后被１９７９年伊斯兰革命推翻，宗教势力重回伊朗政治。但伊朗革命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竟然在美国和西方多年来的孤立与制裁中屹立不倒，并且能够在中东变局中呼风唤雨，的确是个奇迹!２００１年遭遇基地组织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反恐战争“扩大化”的战略失误不仅使美国深陷中东泥潭，而且使相对平衡的中东力量格局不复存在，伊朗被认为是中东变局的最大“赢家”。不可否认，伊朗经济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体制改革似乎在所难免，但作为再构建国家，伊朗早已摆脱了任由西方大国摆布的命运，并且具备了与大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中东和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俄罗斯和日本也是再构建国家。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又总是作为“被专制的东方毒害过的国家”而被欧洲排除在外。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在向“先进的”欧洲学习，但又拒绝接受法国革命开辟的新秩序，成为镇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宪兵”。一战期间，沙皇俄国深陷困境，１９１７年发生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十月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道路，二战结束之时一跃而为超级大国，与美国和西方博弈近半个世纪。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俄罗斯重启沙皇俄国时期的民族认同，并想“重归欧洲大家庭”，甚至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但俄罗斯与西方的“蜜月”很快就过去了，俄罗斯依然被视作“徘徊在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蔑视”反过来“刺激”了俄罗斯重整旗鼓的雄心，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依赖能源输出构建伙伴关系，依赖军事实力抗衡美国压力，依赖外交上的“出奇制胜”，使俄罗斯再次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重归世界大国行列。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策划构建一个从海参崴到里斯本，把俄罗斯和土耳其都纳入其中的更大的“西方”，但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战略失误”却成全了一个新的特立独行的对手。与此同时，另一个亚洲的再构建国家日本却成了“西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早在１８７０年代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就在东亚率先开始了国家的重构进程，并且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击败了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跻身于“列强”行列，成了“文明”国家。但日本以拯救亚洲人为幌子，号称要把亚洲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共荣圈”，实则为变东亚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图谋。日本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东亚其他民族的觉醒，日本帝国也在二战中灰飞烟灭。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进行了国家的重构，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和机制被清除，重新崛起为实现了“民主化”的经济大国，并且被接纳为“西方世界”的“合格”成员。
中国更是一个再构建国家的典型。清末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抗日战争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共产党的励精图治，最后使１９４９年统一后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超过诸多西方发达国家，成为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成为挑战美国和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威胁”，甚至中国的“崛起”就被视为西方“衰落”的原因。实际上，关于何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也是一个“帝国”，还是早熟的现代国家?如果是一个“帝国”，那么中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究竟起于何时?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国家”?近年来都成了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清代曾经被佩雷菲特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现在又被文安立视为一个“躁动不安的帝国”，特别是１７５０年之后，斯蒂芬哈尔西则认为１９世纪中期开始，清代已经开启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新时代。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传统意义上“帝国”和“民族国家”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为中国学界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启迪。
与再构建国家相比，构建中国家在世界的重塑中展现的是另一番图景:一方面是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是国家构建之中的血雨腥风。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又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间的疆界有着非常明显的人为制造的特点。原本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大小小的２０００多个部族，先是被分割在５０多个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地中，而非洲的非殖民化又只能在这种欧洲列强人为制造的“单位”的基础上进行。这样，一个部族被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而一个国家又包含了许多不同的部族。因此，无论是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还是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从１９１０年南非独立开始，到２０１１年南苏丹获得独立地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这期间，特别是美苏冷战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兴国家的构建成了东西方博弈的战场，致使有些国家长期陷入混乱和内战。与非洲国家相比，中东地区的国家构建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特征。除了土耳其、伊朗可以被纳入“再构建国家”的行列外，其他国家多以阿拉伯人为主体民族，仍处在构建民族认同的艰难进程当中。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到“肥沃的新月地带”，再到阿拉伯半岛，虽然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共和国，以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为代表，它们曾主张建立统一的阿拉伯人国家，但因领导权纷争和外部干预等而退回到各自的本土立场，并在冷战后陆续陷于内乱和大国入侵。另一种则是君主制或部落联盟国家，如沙特、约旦、阿联酋等它们在贝都因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民族国家”，沙特更是通过原教旨的伊斯兰意识形态赋予国家以合法性。
在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东南亚，狭窄、破碎的生存空间中分布着４００多个民族，其中１００万人以上的民族就有２４个。维持多民族国家的艰难，使缅甸、印尼、菲律宾等国在独立后不久就陆续建立威权政府，以强力手段阻止离心势力的出现，甚至通过打压华人等外来移民转移社会不满。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则在独立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其中越南不仅在越南战争中完成了统一，还一度企图建立复合型的印度支那联邦。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陆续进行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并通过东盟内部的区域合作抑制了各国在民族、制度、宗教领域的冲突，国家构建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
现代南亚国家的建立普遍承续英属印度的衣钵，殖民者为其培养出一批本土化的行政、科技、军事精英。然而另一方面，“分而治之”的政策助长了南亚社会的宗教隔阂。与国大党将印度人视为“一个民族”不同，穆斯林联盟则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为“两个民族”，而南亚大陆的真实状况是多民族并存。１９４７年８月，巴基斯坦作为“使穆斯林免于印度教徒多数压迫的避难所”，得以与印度分别建国。可以说，印、巴两国是在“撕裂”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巴基斯坦又面临着西巴和东巴之间的内部矛盾，并最终被肢解为两个国家，１９７１年东巴在印度的支持下独立为孟加拉国。在印度国内，除印度斯坦人外的其他民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特别是东北部地区。南亚各国的缔造者曾将世俗主义作为国家的准则，但当国家间的敌意战胜理智，强调国家的宗教属性就成为一种趋势，这又促进了边界两侧的伊斯兰化和印度教民族主义。
拉美国家与前述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国进程早在１９世纪已经陆续展开，而且多数国家的国民主体是本土化的白人，较少存在挑战国家统一的民族因素。只有在巴拉圭和安第斯国家的一些内陆腹地，存在国家之外的印第安人群体，其关切主要在土地分配、经济增长等方面。而在加勒比海地区，黑色人种与印第安人的普遍混血使各国的民族概念趋于模糊。多数拉美国家建国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政治上的考迪罗制、经济上的大地产制、文化上的天主教会“三位一体”的统治，而外国资本对拉美资源的控制又使本国劳动阶层沦为纯粹的被剥削者。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改革、革命与保守三种势力的拉锯成为拉美发展的不同动力。
纵观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构建中国家遭遇的挑战更为严峻和持久，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作为民族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实际上，对许多构建中国家来讲，这个问题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说明对于当今世界多数国家来讲，“民族国家”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号，今后的路还很长。另外，冷战的终结也对构建中国家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批国家陷入“民主化”转型导致的内乱甚至解体的危机之中，沦为所谓的failed state、weak state或fragile state。重建一度成为国际组织关心的重大课题，而重建的重点竟被认为是“安全重构、效率重构和合法性重构”，这几乎等于重新开始国家的建构，同时也说明过去百年这个世界重塑的过程表面上完成了，但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也是世界的组织形式，被重新塑造的过程。但“民族国家”体制既要经受“历史的拖累”，容忍“前现代”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持续存在，又要因应新时代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条件下，适应国家之间依存关系的发展和人民之间互动形式的革新，接受国家主权的分割和分享，直至国内与国际问题之间界限的消失。总之，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旧有的问题还没有消化，新的挑战已经近在眼前。“民族国家”体制主导地位刚刚确立，就被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时代局限”。“帝国”似乎已经走远，但又似乎重新听到了人们的召唤。“帝国”的恶名和阴影依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但让它重操旧业恐怕很难。一百年过去，世界完成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但对未来依然充满疑惑。
纵观从“帝国”时代到“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型，我们会发现许多“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之处。而这脱节之处，或许恰恰可以成为我们走出困境的起点。首先，就“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而言我们会发现有关“民族国家”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见仁见智，但基本上都以欧洲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为“原型”或出发点。而在现实世界中，真正符合欧洲“民族国家”标准的为数不多，而这样国家又构成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多数。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才能够在“民族国家”的理论与现实研究中“行稳致远”。其次，“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再构建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凝聚人心、重塑认同和焕发精神的最有号召力的旗帜。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些再构建国家重新焕发了活力，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对于许多构建中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旗帜没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在这些国家，人们对于宗教(或教派)、部落、族群的认同已经延续千年而“民族国家”对他们来讲，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因此，根深蒂固的部落政治依然在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逼得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把研究重点转向族群政治或部落政治，并把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里的专家邀请进来。在这样的地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失去了“用场”。第三，“民族国家”与“帝国”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型也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实际上，即使在当今这个主要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帝国依然没有远去。作为最早的民族国家，英、法等殖民帝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寿终正寝。王赓武把这种在欧洲为“民族国家”、在欧洲以外是庞大殖民帝国的国家称为“民族帝国”。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经常被描述为帝国主义国家。冷战终结，美国尽享“单极时刻”，被形容为“现代罗马”。卡赞斯坦认为美国的超强实力使其具备了帝国的特征，在研究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的关系时，他便使用了“美国帝权”(American Imperium)的概念。实际上，美国赤裸裸地干预他国内政，甚至军事入侵，扶植傀儡，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际社会意志之上的“帝国主义”行径，多少年来一直遭到他国甚至美国盟国的谴责。
“我们生活在拥有近２００个国家的世纪里，每个国家都展示着其主权的种种象征(国旗、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且每个国家都声称代表各自的人民。无论大小，这些国家原则上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依据国际法联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我们视为当然的民族国家的世界迄今年仅６０岁。”这是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全球帝国史»第一章的第一段话。这无疑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但在这段话不久，他们马上又提醒读者:“帝国的持久性挑战了民族国家是自然的、必需的和必然的观点”。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们在书中还认为“帝国尚未让位于由一个民族国家构成的稳定的、正运转着的世界。”面对这样一个已经实现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但依然充满迷惑的世界，有中国学者认为，纵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演变，民族国家与帝国呈现出一条周期性替代的线索。当民族国家体系孱弱的时候，帝国就不期而至。当民族国家强有力运作的时候，帝国就隐然退却。帝国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缝隙中获得周期性重建的契机。当今世界，恰好进入民族国家衰颓、帝国重建的活跃时期。旧帝国的复活与新帝国的建构，成为帝国重建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周期性转换之间，人类寻求进步，以期获得解决这一不良循环的出路。当然涉及到中国，也有学者表达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传统的“帝国”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均不足以描述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甚至可能遮蔽对人类政治形态多样性的理解及对人类发展的想象空间。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发展出具有主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此定位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无论部落还是城邦，无论王国还是帝国，无论多民族帝国还是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实际上都是人类“共同体”演进的不同形式。这种共同体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世界之大，各地区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形式和时间不可能整齐划一。当世界各地区都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这种差异导致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就出现了。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人类社会各种形式共同体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复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地区的部族政治似乎固化在那里，让新兴的“民族国家”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深入，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商品正在更为自由地流动，全世界正在按照市场需求的供应链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了新的超越国界的“超级版图”。换言之，支撑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地理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或许为化解民族国家的“历史拖累”、甚至为构建超越国家的更大的利益共同体铺平道路。
“共同体”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可以涵盖从村庄到网上的虚拟世界。共同体既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也包括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区域共同体、跨国合作倡议和国际组织等超越国界的共同体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入江昭把“国际组织”作为超越民族国家，建立“全球共同体”的尝试。实际上，共同体已经不再是必须与共同拥有的地域相联系的“在场共同体”，“脱域的共同体”和跨文化的“虚拟共同体”正在不断产生并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互联网推动了共同体的进化和人类秩序的演进，即从家元共同体提供认同和“自然秩序”，到族群共同体许诺共识和“创制秩序”，再到互联网以其技术逻辑、核心价值和多元语境重构功能确立承认原则和构建多样共生的生态秩序。
历史地看，无论是把中国视为一种帝国，还是视为一种文明，无论是把中国视为一种早熟的现代国家，还是视为最近几十年迅速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在“我者”与“他者”寻求相互认同和融合的共同体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可以说，中国的历史经验能够为“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困惑提供有益的思考。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帝国”和“民族国家”放在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不会在非此即彼之间犹豫徘徊，就不会拘泥于形式和名称，而为“人类共同体”的实现开辟出新的更多的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的历史经历与欧洲和中东各大帝国的历史经历差别很大，但中国还是被多数西方学者认定为“帝国”，而且是唯一被淘汰出局之后又成功地重返大国行列，并且能够挑战美国世界主导地位的“帝国”。这就为中国大国角色的发挥增加了难以想见的难度。就相关学术研究而言，如果说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那么这种和平融入就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国际社会的既有规范，还应该包括主动地参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主动地推进和塑造新的利益共同体，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构建更多的共同利益述求，让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向的世界被更多的利益共同体充实起来。这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出路。(注释略；责编:李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