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德斌

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内容提要：西方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困局”：在冷战后“他者崛起”的大势面前，西方却陷入了种种因素促成的“衰落”之中，不仅失去了冷战期间的那种凝聚力，而且也失去了主导世界的野心和动力。西方的历史表明西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心目中的“东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最早意义上的东方是西方学界自我构建的一个“他者”，但当下的中国却“后来居上”，成了“新东方”的代表。中国的“崛起”不仅映衬了西方的“衰落”，而且有可能成为西方“困局”的一个“出路”，即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塑造成西方全方位的竞争对手和重塑西方凝聚力最可宝贵的声讨对象。但西方已经多元化了。中国应对西方的战略应该是消解西方，避免新的东西方两极对抗局面的形成，力争把世界引导到一个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境界之中。

关键词：西方、东方、西方衰落、历史困局、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

100年前，施宾格勒以《西方的没落》一书为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根据他对文明生态史观的阐释，施宾格勒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经过鼎盛期，走向没落了。百年之后，西方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从同一个角度来阐释西方文明的兴衰了，但有关西方“衰落”和“终结”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实际上，西方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困局：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东方”崛起的大势面前，西方陷入了种种因素促成的衰落之中，不仅失去了冷战期间的那种凝聚力，而且作为几百年来支配世界的主导力量，西方也似乎正在失去主导世界的野心和动力。

第一，美欧关系的变化导致西方的“终结”。现代西方的基石是美欧关系，美欧关系的存续决定着西方的未来。早在2002年，也就是“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不久，美国和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伊斯兰恐怖势力的时候，美国知名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却发表了《西方的终结》一文，认为对于美国来说，崛起的挑战者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伊斯兰世界，而是美国的西方伙伴欧盟。他认为，欧盟是一个新兴政体，正在整合欧洲各独立民族国家的资源和野心，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库普乾历数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种种分歧和竞争，甚至回溯到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的冲突，认为“历史又回到了原点。在脱离大英帝国之后，美国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走到了一起，成为一个领先的国家，并最终超越了欧洲的强国。现在轮到欧洲崛起，脱离拒绝放弃其首要特权的美国”“一度团结的西方将分裂成两个相互竞争的半场。”同年，库普乾在其推出的《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一书中，更为详细地阐释了他的思想。他认为，欧洲将不可避免地崛起并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与欧洲正在分手告别，美欧之间几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让位于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关系。他还特别指出，美国民众已经对做“全球卫士”给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日益反感，这种反感只是因为反恐战争而暂时得到缓解，但大势不可逆转。世人在21世纪见证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美国时代的终结”。

第二，传统优势的丧失导致西方的“衰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双栖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他的《巨人》《文明》以及《西方的衰落》中都谈及西方衰落的问题。在2011年出版的《文明》一书中，弗格森集中阐释了1500年以后西方崛起并领先于世界的“秘诀”，即被他称为6个“撒手锏”的一系列体制创新，包括竞争、科学革命、法治和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他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里写道：“几百年来，这些撒手锏为欧洲或派生的北美及澳大利亚所独享。西方人不仅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富有，而且体格上更高大，更健康和长寿，他们也变得更为强大。自日本开始，非西方国家相继效仿搬用这些撒手锏。东西方差距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缩小，尤其是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开始崛起，其中一半原因便是因为这些国家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经验，而另一半原因则是西方国家自己却在逐渐抛弃这些成功经验。”“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历时500年的‘大分流’即将落幕。”

第三，欧洲的穆斯林化导致西方的“终结”。加拿大专栏作家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2006年撰写的《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一出版就引发争议，甚至被禁，但影响力却一直都在，十年之后欧洲的“难民危机”更为这本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助力。斯坦恩认为，当前西方面临的主要危险根本不是什么伊核武器、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之类，而是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穆斯林化。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经不堪重负，而人口的衰减又导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不得不依靠外来移民提供支撑；而穆斯林移民的涌入正在改变欧洲的人口结构和政治版图，从而导致“欧洲的伊斯兰化”和欧洲人逃离欧洲，所谓的西方世界将在21世纪寿终正寝。作者甚至预言，大部分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将在他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消失于无形。“这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世界的终结。”斯坦恩甚至搬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名言“生存或者毁灭”作为这本书序言的标题，可见他的“危机意识”有多么强烈!当然，认为他“危言耸听”的也大有人在。

第四，地缘战略的失误和美国自身的麻烦导致西方的“终结”。美国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持有这种观点。布热津斯基2017年去世，他生前撰写的最后一本书是2012年出版的《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解体之后，欧亚大陆出现了权力真空，美国获得了一次独特的机会协助欧亚大陆发展新型国际政治结构，构建一个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的“大西方”，其中包括把土耳其和俄罗斯纳入这个“大西方”的框架之中，但这个机会被浪费了。与库普乾的观点不同，布热津斯基担心的不是欧盟国家的团结，而是它们的涣散和“不争气”，“欧洲过于自满，从其表现来看，似乎其中心政治任务就是成为世界上最舒适的养老地”。而且欧洲国家各自为战，成为美国主导的统一的西方的隐患。“一方面，欧盟的成员国缺少真正的跨越国界的政治身份，自然就不用说在全球扮演统一角色了。另一方面，一些深刻的地缘政治裂痕也很容易伤害到欧盟的统一。”这位波兰移民对欧洲大国的描述很是“刻薄”：“英国一方面紧紧追随美国，另一方面又谋求在欧盟内部拥有特殊地位。法国一直都在嫉妒德国在欧盟内的地位不断上升，所以不时地提出请求，要与美国、俄罗斯和德国分享领袖地位。此外，法国还一直在谋求做那个不伦不类的‘地中海联盟’的领袖。德国越来越喜欢玩俾斯麦当年玩的德俄特殊关系的把戏，这不可避免地使中欧国家感到惊恐，恳求与美国加强安全联系。”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包括不平等的加剧，都有清醒认识，甚至预见到特朗普时代的来临，警告说：“世界所需要的是经济上充满活力，社会具有吸引力，强大而且负责任，具有战略意识，在国际上受尊重，以及在与新的东方保持全球接触方面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美国。”

第五，中国的崛起导致西方的“终结”。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论者经常把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衰落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些著作的中文版把《后西方世界：新兴大国如何重构全球秩序》（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直接翻译成《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这类作品中，论述最翔实的是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这本书分成“西方世界的终结”和“中国世纪的来临”两个部分，“明目张胆”地把西方衰落的原因与中国的崛起联系在一起。与其他学者关于中国的崛起是借鉴了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观点不同，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甚至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构建的本身，都与西方发展模式和作为“民族国家”的西方国家不同。在这个充满“全球性竞争”的世界上，中国将成为全球竞技场上的核心角色，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民族国家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依然主导着世界，但中国所代表的“另类发展模式”将取代西方模式的主导地位，世界将按照中国的概念重新塑造，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

什么是“西方”?人们一般都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东方”，“太阳落下去的地方”自然就被称作“西方”。但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西方”往往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以西欧为起点的欧洲大部），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基督教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国家）和政治的概念（“法治”和“民主”国家）。当然，人们提到“西方”的时候，往往把这几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了。实际上，有关“什么是西方”这个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论，见仁见智。菲利普·尼摩（Philippe Nemo）认为“五大奇迹”构成当今的西方，它们是：古希腊人创立城邦，并创造了法治自由、科学和学校；古罗马人发明了法律、私有财产、“人格”和人文主义；《圣经》的伦理学和末世学革命；11世纪到13世纪的“教皇革命”；由那些应当称为重大民主革命而完成的自由民主的提升。按照这个标准，西方国家大都在西半球和北半球，包括欧盟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而俄罗斯等东正教国家、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以及“脱亚入欧”且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日本，都不能完全达标，都是“准西方国家”。

实际上，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上述关于西方“衰落”和“终结”的讨论说明西方的“流变”仍然在进行之中。但在许多国人心中，西方却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存在。人们在谈到“西方”的时候，有的时候指的是“西方国家”，甚至指的就是美国；有的时候指的是“西方阵营”“西方文明”“西方世界”“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综合体。这个“西方”是技术先进、生产力发达的代名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寻求投资、技术、市场的地方；又是曾经欺辱过中国，并且对1949年之后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敌意，谋求以某种方式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对势力集聚地。随着冷战的终结和中国的崛起，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已经消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具有新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竞争的性质，国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西关系”和“东西方关系”混淆起来了，把中国置于和西方相对立或对抗的位置上。

但历史地看，无论是地理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上，西方都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仅就地理范围而言，对西方的划定就有7个不同版本，从西欧一隅开始，逐渐向中东欧扩展，直到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在欧洲的历史上，希腊世界与拉丁世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随着基督教大分裂而进一步加剧。因此，所谓西方最初也是最持久的核心部分就是罗马帝国的西部，也就是后来的拉丁基督教界或罗马天主教界，与之相对的“东方”就是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东正教界。中部欧洲作为西方的一部分，地位一直不稳，德国以东部分被认为是分隔欧洲与亚洲、文明与野蛮的缓冲区和中间地带。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西亚、小亚细亚东部、埃及以及北非相继转入伊斯兰世界，西方、东方和伊斯兰世界曾一度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欧洲东西方之间的博弈一直在进行之中。在西方，教权与王权一直在博弈；而在东方，“政主教从”的传统却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默认。11世纪罗马教宗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原本是讨伐伊斯兰世界“异教徒”的，但最后却蹂躏了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拉丁帝国。只是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于世界各地之后，欧洲基督教界内部东西方区分的重要性才开始下降，“欧洲”才成了西方的代名词。二战之后，随着冷战开启，铁幕降临，美国成为西方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曾经视欧洲为“旧世界”，从乔治·华盛顿开始就竭力避免陷入欧洲列强的纷争中去。但从二战开始，美国的国家身份经历了一个重塑过程，美国与西欧国家一起，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美国的身份认同之所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是因为苏联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冷战期间，东西方的对抗蔓延到全世界。关于冷战的性质一直存有争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认为，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本质上都是西方的内战。

关于西方地理和文化上的起源和发展，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版本。布赖恩·莱瓦克（Brian Levack）等人认为，西方的历史并不是欧洲历史的延伸，西方是一个超越欧洲政治和地理界线的范畴。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其实源于在地理上并不属于欧洲的地区，例如北非和中东。西方的起源、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不同群体内部以及彼此之间一系列碰撞的融合与排斥的结果。外在的碰撞发生在不同文明的种族之间，如希腊人与腓尼基人、马其顿人与埃及人、罗马人与凯尔特人之间，以及11世纪之后欧洲人在探险时期、扩张时期以及帝国主义时期与非洲人、亚洲人以及美洲土著民族的“碰撞”；内部的碰撞通常发生在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与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之间，如领主与农民之间、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工厂主与工人之间、主人与奴隶之间；意识形态碰撞发生在基督教与多神教之间，19世纪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

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西方学者对西方的“胜利”忧心忡忡。J. M. 罗伯茨（J. M. Roberts）历数西方在与非西方文明竞争中逐步胜出的过程之后，认为进入20世纪，一连串的社会运动和世界大战使西方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管是一战前的欧洲列强，还是二战后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一心忙于内斗，西方人自身对于西方的身份认知已经出现了裂痕。进入21世纪之后，更有学者对“世界历史的逻辑和西方文明的变动不居的身份认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反思。戴维·格雷斯（David Gress）把西方分成了“旧西方”和“新西方”两个部分：即古典文化、基督教与日耳曼因素综合体的“旧西方”和理性、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新西方”，并认为如果新西方摆脱了自身的历史，那么其必然的命运就是成为全球文明，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仅存的那点认同就会丧失殆尽。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新西方只有作为旧西方的继承者才有可能生存下去，那么普遍主义就否定了西方认同，威胁着要把它消灭在全球文化中。这一困境给第三个千年提出了西方认同的问题。这或许是西方永远难以脱离的困境。

与“西方”相对应的就是“东方”。当人们谈论“东方”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和他的《东方主义》（《东方学》）。这是一本有关欧美学界如何看待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两百年学术传统的学术著作，1978年出版后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和理解自身文化的方式。萨义德认为，在欧美学术界，所谓的“东方”实质是欧洲人为了自身需要而想象和建构的“他者”，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东方世界的权力支配，是知识再生产的霸权架构，是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东方不对等关系的体现。从欧洲人的视野出发，“东方”的地理位置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东方”（the Orient）起源于东地中海，当时印度是欧洲人所知的东方世界的尽头，而中国对于他们还只是一个传说。当东方和伊斯兰教具有相同意义后，它便由东地中海向外扩展。随着欧洲的殖民网络扩张到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概念上的东方便向东延伸。在19世纪期间，印度渐渐取代了黎凡特地区成为东方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中国也开始明确地出现在地图上。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渐渐地倾向于将西南亚和北非排除在东方之外，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不完全属于东方，而是西方和真正的（更远的）东方之间的“媒介”。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少在西方大众的想象中，似乎中国已经取代了伊斯兰世界成为东方的核心。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关于东西方关系的阐释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学者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的《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主要阐释的还是传统意义上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国并没有在他的视野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2010年发表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则纵横5万年，并主要把中国作为东方的代表，讲的都是中国模式与欧洲或欧美模式比较的故事。

从西方学者关于西方“衰落”和“终结”的种种论断，到西方流变的阶段性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西方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但在冷战之后正在遭遇一场历史性的困局。这种困局既表现在世界形势的变化，如美欧关系的变化、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表现在美国和西方自身所遭遇的诸多挑战，如美国和西方竞争优势的流失，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失误，西方身份认同的多元化，以及西方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的加剧，人口老化与活力的降低，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参与全球事务动力的丧失，等等，甚至把持有“反西方”观念的人（如唐纳德·特朗普）推选成国家领导人。尼尔·弗格森在《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一书结尾处写道：“100年前，东西方的边界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附近之间的某个地方，现在，这条边界线贯穿着每一座欧洲城市。”作为现代西方“核心力量”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因“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而陷入难以预测的“不正常状态”。西方似乎失去了引导和方向。这对西方的前途和命运来说，绝对不是好事情。

反观非西方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还有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国家构建的路上踯躅前行，但更有一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非西方大国，已经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乘势而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实际上，原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已经被打破，一批非西方国家挺进到原来由西方国家独占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朱云汉认为，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场“世界秩序在权力及价值结构上的质变”，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现代性”框架不得不为“多元现代性”所取代。实际上，自1500年以来，特别是自19世纪在世界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来，西方世界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竞争和压力，体会到了非西方世界要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的滋味。

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局；中国也非常容易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同时也是“涣散的”西方重塑凝聚力的声讨对象。首先，无论从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来衡量，中国已经成为“新东方”的代表，成为西方世界具有“全方位”性质的竞争对手，也是西方世界新的最主要的外部“碰撞对象”。其次，中国越是高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越是愿意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越是容易被西方视为“异类”，加剧西方的危机感，也越是容易成为西方社会制度卫道士攻击的目标和发动“颜色革命”的对象。这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虽然西方已经陷入一种空前“衰落”的困局之中，作为二战后“现代西方”领袖的美国已经丧失了承担世界责任的意志和能力，但作为一种“安全共同体”和“价值观联盟”，西方依然有形和无形地存在着。对比其他“非西方大国”，如印度（“最大的民主国家”）、俄罗斯（欧洲历史与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和土耳其（北约成员），中国的“非西方性”（non-Western Nature）是最明显和最强烈的。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中国威胁论”已经升级换代为“中国统治论”。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的观点有其代表性。他认为，中美之间是模式之争，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幻想已经不复存在，不存在中美（G2）共治的可能性，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中美之间最后将是“孔夫子和杰斐逊”的对决。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西方同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逐步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融为一体，形成了日趋密切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发生逆转，但完全“脱钩”已经办不到了。在西方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被它视为“异类”的国家在经济上与其形成如此密切的协作关系。

第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与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形成了日益密切的依存关系，而且通过投资、旅游、留学和移民等方式与其他国家形成了大规模的互动，这种互动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历史性的。对比其他国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变化是最迅速和最剧烈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和进取的社会。卡赞斯坦说得有道理，中国的崛起既不是断裂，也不是回归，而是重组，是一个超越东西方文明的进程。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西方的学者一直把东方社会视为停滞和僵化的代名词。而今天的中国却以“变化太快了”为人所知。中华民族或许是当今世界学习欲望最为强烈的民族。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与方法的传播为例，无论是美国的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还是英国学派理论有关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理论的最新发展，在中国都能找到忠实的粉丝和拥趸，其热情之高让来访的西方学者感到意外和震惊。当然，也正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之中，在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和对话之中，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步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