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邮刊2021.05

钱小凡 孙兴杰

  那个乐观、自信的美国，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2020年，美国遭遇的疫情和选举两大危机都说明，这个国家正在“下沉”。过去几十年美国积累的国内问题越来越多，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民众怨声载道，最终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同时，一个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的“上升”，不仅体现在GDP总量、经济增长率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上，还体现在国民的“现代化”中。一个强大、友善、愿意担当责任的中国，有资格也有理由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尊重。

下沉的美国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空前混乱，反映出美国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中。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铁粉”，就是被媒体称为“红脖子”的底层，经常在户外从事体力劳动（脖子因此被晒得通红），他们把自己视为美国精神的代表。加利福尼亚州是硅谷所在地，也是美国高科技重镇，2019年GDP达到3.1万亿美元，大约占美国的六分之一。纽约州2019年GDP总量超过1.1万亿美元，排在全世界城市的第一位。加州和纽约代表美国，但是得州等南部地区同样也是美国，而且是很多美国人心中“更地道的美国”。这两个“美国”，正处在严重的撕裂中，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可能是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

  2020年大选特朗普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性混乱，则暗示出这个国家的“裂痕”在进一步加深。因撕开美国的“破碎裂痕”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下沉年代》，讲述了不少“破碎”的故事，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感受一下“普通美国人”的真实处境。出生于1960年的迪恩•普莱斯，从爷爷那一辈开始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村种植烟叶，是典型的“红脖子”家庭。二战后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里的小镇一直很繁荣。迪恩高中毕业，想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想读大学，但是父亲只愿意资助他去读圣经学院，希望他子承父业，将来也做牧师。迪恩退学，逃离家乡，到了大城市。他认为，要改变命运，就得到大公司工作，为此他8次参加世界500强公司的面试，成为一名产品销售员。但是，他

发现自己只是公司的一颗螺丝钉。

   一个底层青年要改变命运，最好的道路有两条，读大学或者进公司，迪恩都尝试过，都失败了。他决定回到家乡。但是，家乡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了。随着时代发展，主流舆论开始抵制烟草行业。烟草种植萎缩，烟农拿到政府补偿款后，最喜欢的是赌博、酗酒和吸毒，乡村开始衰败。这就是迪恩的故事，一个美国南方小人物的挣扎。他非常努力，但是生活却只能破碎不堪。迪恩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这些人组成了特朗普的“基本盘”。

  《下沉年代》的作者乔治•帕克认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30年，美国利用自己的经济、科技优势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把国内危机造成的危害转移给了全世界，但是“痼疾”始终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美国当然是全球化的获利者，但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能获利，千千万万像迪恩这样的人，经历的是命运的“下沉”。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叠加，怨恨情绪正在撕裂美国。要解决困境，美国需要进行反思，立足于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把国内危机“国际化”，找一个外国充当替罪羊，或者是树立一个假想敌，靠制造国际对抗来“凝聚人心”。

   很可惜，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美国一直走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特朗普认为，要保住自己在美国南部的“票仓”，就要讨好像迪恩父辈那样的农民，找一个国家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美国贸易逆差严重，就要找顺差突出的国家谈判，平衡美国收支情况；要扩大就业，就要打击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这些措施，都指向中国。中美关系就此发生根本性转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两国都致力于发展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也时有摩擦，但都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以求得一种双赢的结果。但特朗普政府显然不满足于此，他寻求的是一种彻底的“大胜”，就像他的口头禅“big win”一样。

   2018年7月16日，美国将中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指称中国政府针对美钢铝232措施实施的应对措施不符合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开启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争”。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公布针对自美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到2018年9月，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征税征询公众意见结束，尽管超过9成参与民众持反对意见，但特朗普仍继续推进对华关税措施，中

国商务部明确回应将反制。此后，贸易战就成了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对华关系的主旋律。

   除了举起关税大棒外，特朗普还向中国企业举起屠刀。他选中的进攻对象是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华为，2018年12月1日，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美国第一时间向加拿大要求引渡她，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当然引起中国的抗议。

  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将把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批准，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元器件。这是美国不顾国际规则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的新阶段。此后，美国不断向欧盟和日本施压，要求他们加入到制裁华为的行动中来。“实体清单”也不断扩大，除了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美国还制裁了中国十几所高校，在美国国内的大学里发动清查行动，抓捕多名来自中国的学者，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冷战 时期美国的所作所为。这些措施不只是“动机不良”，仅从效果来看，也是错误的。以至于人们发现，当美国的社交媒体封杀特朗普的时候，他能够发声的反而是美国版的“抖音”，也就是他要封杀的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这让特朗普对中国的制裁看上去成了一个笑话。

上升的中国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GDP还处于千万亿美元的量级。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为了联手遏制苏联，在对华关系上，实行友好政策，中美度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然而，这段“田园牧歌”关系未能持续太久。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被视为全球化的新阶段。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一个更自信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这一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通过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仅避过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还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对中国民族企业的巨大冲击，相反，通过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迎来了一波新的高速增长。21世纪的前20年，成为中国崛起的关键20年。

   在深圳龙华科技园有一个富士康城，有超过40万员工在工作，为全球生产苹果手机、电脑和iPad。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工厂。一位苹果公司的高管曾造访富士康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声称：“这种场面，你是无法想象的。”

  在富士康工厂发生的一切，超出了苹果公司高管的想象，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工厂可以这么大，有这么多人在生产线上忙碌。在这片土地上，数不清的工人正奋战在生产线上。和苹果公司一样，耐克和阿迪达斯这样的名牌企业，生产基地都设在中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量进口商品并没有摧毁中国制造业，相反，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把工厂搬到中国，影响是无比巨大而复杂的，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对不同领域的技术都能吸纳，不管是飞机汽车还是鞋袜裤子，都可以生产，中国最终更新了自己的制造业体系。这个体系本身，不仅让中国经

济高速发展30年，还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2019年，中国GDP达到14.4万亿美元，而美国是21.4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67%；排在第三位的日本，GDP只有5万亿美元。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GDP何时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天不会太远。到2035年，世界经济的头把交椅大概率会易主。如果美国的“红脖子”感受到的是“破碎”，无数普通中国人感受到的则是一种“凝聚”。他们成为工人，拥有工友；成为城市居民，融入新的社区。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进步的共同体”中的一员。

   如果迪恩•普莱斯生活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以他的努力程度，大概率会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中国从一个在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尽管中国长期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但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无法隐藏，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对手”。美国在国际战略上一直需要一个假想敌，里根时代，美国和苏联展开“星球大战”，拖垮苏联；看到日本经济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和日本大打贸易战，通过强制日元升值让日本外贸一蹶不振；如今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也在他们的情理之中。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获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名，中国人获得“大国国民心态”，能够以一种更自信的态度看待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从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压迫，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向美国派出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到了21世纪，一个民族终于迎来了她的复兴时刻。在一些美国“鹰派”的眼中，中国或许会像苏联那样，在美国的遏制下土崩瓦解，或许像日本一样“俯首称臣”，但是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日本，她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有着勤劳善良的国民，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是一个牢固的共同体。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注定着她会“和平崛起”，她不会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但是也不会屈服于来自外界的打压和遏制。一个例子是，中国在发展自己经济的过程中，也在竭

尽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减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债务。这和欧美国家崛起过程中以掠夺为主的策略完全不同。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体现，求同存异，相互协作，共同发展，这种新思维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美国总统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演讲中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拜登要的“美国回来”，在相当程度上是要回到领导世界的地位——想回来，是一回事，能不能回，那是另外一回事。而美国认定的对手就是中国。在对华政策上，拜登与特朗普并无本质差别，将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从来没有要取代美国的地位，而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也是对外政策的时代主题。 相对于中国如何理解美国，美国如何理解一个上升的中国，可能是更迫切也更关键的问题。

中美关系的责任与使命

  在2020年中美关系的惊涛骇浪之中，尤其是在第三、四季度，外交摩擦警报频频，但是双边贸易额却不断增长，这足以看出中美关系的韧性。在“脱钩”“新冷战”的喧嚣之下，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依然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美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两国都

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中美关系是单一全球经济体系之下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共处一个大市场之中，彼此互为对方重要的海外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商会在拜登上台之后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如果中美经济完全脱钩，美国损失巨大。无可置疑，市场体系并非扁平化的结构，而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技术、金融等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中国在这一金字塔结构中不断攀升，因此，引起了美国的不适，以“脱钩”来阻遏中国的发展。以产业链、供应链为主体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中，脱钩犹如抽刀断水，而新冷战的想法也是时代的错位。

  中国不是苏联，美苏冷战局面之所以能形成，是它们是两个平行市场，彼此没有经济利益的往来，而中美是在同一个市场体系之中，矛盾、摩擦

都是体系内的利益调整。2018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越来越高，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使中国需求与中国制造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

  第二，中美两国是全球战略稳定的支柱，共存是中美关系的底线。自发明核武器以来，两个核国家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原因在于，核国家之间产生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均衡。核武器的数量不在于多少，能够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就可以，一千枚核弹与一万枚核弹的效果相差不大，都是地球的毁灭。人们常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将回到石器时代，其实核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用石头，而不是核弹。中国发展国防力量，并不是为了与美国对抗，更不是要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军队的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中美之间的底线是“不战”，姑且不论两国都是核国家，上个世纪50年代，中美在朝鲜的战争其实已经让美国意识到，与中国打一场陆战是不可行的。二战结束以来，作为海洋霸权国，美国在历次亚洲大陆的战争中都是铩羽而归，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包括现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鲨鱼再厉害，也不能上岸，这就是美国地缘政治力量的限度。

   第三，中美关系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关系，也是两种文明、两个社会的关系。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传统，美国建国时间不长，但也继承了西方文明的遗产。不同文明之间需要相互尊重和理解。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你了解中国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如果国内不统一，中国就受害于外部力量的入侵，所以中国的中心原则就是维护统一。拜登的这番话至少说明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是有了解的，但是中美之间需要文明的“同理心”，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美国身处其中的西方文明，秩序的变迁主要体现在霸权中心的更迭，从意大利到荷兰，从英国到美国，因此，美国将任何国家的崛起都视为对自身霸权地位的挑战。中国的文明是在同一空间的兴衰轮替，而不是侵略或者取代谁。中美之间误解的根结可能就在于这种错位，美国将中国的复兴梦误认为是霸权梦。

  从特朗普到拜登，中美关系迎来了“可能性”的窗口，当年拜登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就是“可能性”，中美关系的“可能性”需要管控分歧、聚焦合作，对于彼此的红线和核心利益，还是要搁置或者冻结，寻求增量合作的议题和领域，在合作过程中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积累信任。中美关系的责任与使命就是通过互动、合作和交流，共同创建一种适应和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文明形态。中美关系是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有之一。从长期看，尽管存在着诸多波折，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保持乐观。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必然会赢得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的尊重。   奉行单边主义遏制战略，注定不得人心。希望美国尽早明白，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也离不开一个

好的外部环境。对中国来说，坚信自己选择的道路，不主动对抗，也不惧怕对抗，一个充满定力和自信的国家，最终会“得道多助”。不管中美关系怎样，中国都会越来越好；而只要中国越来越好，中美关系也就不会

差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