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0日，我所所长刘德斌教授应邀在华中师范大学作了题为“大国兴衰、百年变局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学术讲座。

讲座开始前，刘德斌教授简要地介绍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讲述了自己对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兴趣起源，他还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感染了会场气氛，勉励后辈学人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讲座伊始，刘德斌教授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表述，引出本次讲座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题——“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对于这一时代主题提出的要求，刘德斌教授给出了自己的明确态度，即优秀的学术研究应当汲取真理伟力，回答好时代之问。

针对如何正确认识当下纷乱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能否继续延续等问题，刘德斌教授认为，大国兴衰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首先，通过从19世纪末美德俄日等国的兴衰到20至21世纪之交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结合中国发生“悄无声息的突然崛起”、印度出现“爆炸式增长”可以看出，大国兴衰速度的正在加快。其次，与非典型“民族国家”、非“民主国家”、非“战争国家”等非西方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相对的是，传统的西欧“先进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相对衰落。此外，中美博弈领跑大国竞争新时代，传统的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外围结构随着时代发展也出现了演化，大国身份和认同出现了再确认与重新塑造的迹象。

随后，刘德斌教授梳理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大国兴衰”研究，阐述了从“美国衰落论”到“中美冲突论”的研究发展路径：1987年，保罗·肯尼迪发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提出“美国衰落论”、“肯尼迪定律”、“肯尼迪陷阱”，成为西方“大国兴衰”研究的先声；1990年，约瑟夫·奈出版了著作《注定领导：美国实力性质的变迁》，完善了自己的“软实力”理论；随着1989年至1991年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西方“大国兴衰”研究更为繁荣，先后涌现出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查尔斯·克劳萨默“单级时刻论”、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等一批重要理论；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对西方学界造成的冲击，西方“大国兴衰”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更多聚焦于“中美冲突论”等新领域，其代表人物有法里德·扎卡里亚、罗伯特·卡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

接下来，刘德斌教授娓娓道来，回顾了大国兴衰与百年变局。他从中美关系的“逆转”与“再正常化”入手，指出从1972年中美和解开始，中美两国曾进行过长期战略合作，但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社会的“中国观”发生了转变。保尔森、佐利克、布兰茨等人一度提出“中美共治”、“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攸关方”；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认知”发生逆转，2020年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2023年布林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说，都彰显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对华围堵、遏制和打压体系初步形成，中美关系形成了“新常态”。这些事实表明，中美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而是中国与美西方塑造的世界秩序的关系。

谈及西方观念的流变与演化时，刘教授指出，欧洲是西方的代名词，俄罗斯、奥斯曼帝国是西方的边缘。随着美国的逐渐崛起与确立霸权，“美西方”概念开始兴起，出现了“美国拯救西方”叙事，西方的中心与边缘亦得以重新界定。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社会结构发生历史性改变，出现相对衰落迹象，西方学界出现了“西方的终结”观念，代表人物有库普钱、弗格森等。当下的美国政府则致力于构建“新西方”的观念，通过构建和推动美国及多国“印太战略”、“四方对话”（QUAD)、《新大西洋宪章》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美新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民主峰会、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澳新日英“蓝色太平洋计划”（PBP）、G7+X等国际平台，力图实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即所谓“去风险化”。在充分明了“新西方”观念的形成过程的前提下，刘教授将“新西方”界定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形势下针对中国政治、经济与所谓安全“威胁”的统一战线与战略组合。

除了论及“新西方”观念确立外，刘老师还提到“全球南方”这一新概念。他解释说，第三世界概念存在的前提是世界体系处于两极世界的结构下，而在当前“东升西降”的历史时期，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结构发生了转变与演化，新的概念因此应运而生。刘德斌教授还说，“全球南方”即为摆脱了对中心国家的单向依附状态，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获得了相对独立地位，并在百年变局中采取更为主动的外交战略，从而在新一轮的大国博弈中形成平衡和制约作用的新势力。

在阐述大国兴衰赋予了国际关系史研究新的重大命题时，刘教授称，西方观念正在演化，从拉丁基督教界演变到今天的“全球安全共同体”；与之相对的是，东方观念也正在发生了嬗变，从带有殖民主义色彩、泛指中东、近东国家的“Oriental World”演变到今天的“the East”。他称，西方大国的崛起带来了所谓的欧洲文明标准与现代国际秩序，改变了帝国竞争的逻辑，构建起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一战、二战、冷战其实都是“西方的内战”，“全球南方”国家被排除出了参与范围。尽管如此，刘教授断言，这一状态绝不会永恒持续下去，因为中国崛起为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良好机遇，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促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还引用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所提出的国际秩序、世界秩序与全球秩序“三种秩序”理论，说明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秩序。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面对美利坚“山巅之城”的帝国冲动，会有怎样的结果？是如同基辛格所预测的那样发生“共同演化”，还是会出现优胜劣汰，刘德斌教授认为，这些问题都将考验中美两国共同的智慧。

最后，刘德斌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指出，其一，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地缘政治卷土重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状态。其二，围绕遏制中俄的“新西方”已经成型，面临“特朗普们”冲击的挑战。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政治的走向，但全球南方并非铁板一块，依然处于分化组合之中。其三，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各方势力围绕世界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竞争而持续聚散，超越东西南北，直至中美之间的优劣之争显现出明显的结局。大国兴衰速度加快，如何不断更新和拓展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考验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

在讲座结束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邢来顺教授高度评价刘德斌教授讲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该院梁军教授还对报告作了总结，他认为此次讲座内容极具前瞻性、系统性与实用性，对刘德斌教授关于大国兴衰的探讨做出的学术贡献，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极为赞赏。最后，刘德斌教授还对同学们提出有关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耐心的解答，现场气氛热烈，讲座在大家的掌声中画上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