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区域国别学刊》2024年第2期；作者：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产物，也是世界主导性大国的学术标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为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服务，应该把深入研究他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利用好现有的学科设置，充分发挥世界史、国际关系、外语类等涉外学科的优势，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为中国的崛起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世界史；复合型人才

最近，教育部在学科布局上强调要加强区域国别的研究，并将其划为一个单独的一级学科。这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有基础的高校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然而，这种热潮在学界也引发了一些困惑，那就是为什么要加强对区域国别的研究，它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作为一个新的一级学科，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色？作为一个新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不会凭空产生，它未来的发展方向自然也会引起学界的关注。

区域国别研究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就我的体会，这种研究的出现源于一种新的大国需求。何谓新的大国需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尽管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是全球性的大国了，但“主要玩家”基本上是欧美国家，最多外加一个日本，因此，有学术研究需求的大国也大致局限于这些国家。至于世界其余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只是这种大国博弈舞台上的配角。世界主导性大国对它们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俯视”型争夺资源的研究，虽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学理性质，但主要还是殖民者的视角，也就是“狩猎者”对“猎物”的考察和利用价值的分析，没有必要为此花费过多的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出现了新兴独立国家，从而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西方国家认识到，必须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以便认识这些国家，并对自身可能受到的挑战进行预测，体系庞大的区域国别研究由此形成。

我说的新的大国需求，就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需求。美国在这一学科的开拓和构建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就其起源和完备形态而言，地区研究就是独特的“美国事物”。美国的地区研究以跨学科和全世界覆盖为核心理念和目标，具有改变美国社会科学、对现有学术专业化格局予以深化和拓展的深远意图。在以世界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和文化为对象的专业化学术知识的生产中，美国拥有巨大的优势，并向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输出，“知识在美国生产，在全世界消费”成为地区研究的本质。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的主导性大国才有这种需求，也才有能力满足此种需求。其余国家当然也会有学者从事类似的研究工作，但主要是一些个案研究，或是拿到别人的资助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

中国目前重视区域国别研究，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了世界主导性大国的行列，而且成为可以与超级大国美国角力的大国。这种角力不是某一层面的竞争，而是一种全方位的角力。区域国别研究也是这一竞争在学术理论方面的拓展。以前，我们并未在理论与学术上做好这种准备；当前，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拿出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学术成就，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补齐中国的软实力短板，其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美国的研究状况分析，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涵盖的是一个学科群，也只有一个学科群才能提供相应的知识。当然，这个学科群应该包括现有的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经济学等学科。其中，外国语言文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懂外语，根本无法进行区域和国别研究。虽然现在学者们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但多语种的外语基础依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然而，仅有外语显然也不行，因为外语只能提供进行相关研究的基本工具。从目前国内的情况看，大多数的研究基地设在外语院校或外语系，也与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科相关。这样的布局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但我认为，外语加上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类的学科，应该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导性力量。

或许因为我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成员，所以我更应该谈谈世界史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我认为，世界史学科应该成为主要角色，理由如下：

其一，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使命与特点与区域国别有关，甚至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学在现实世界的重要性毋庸讳言，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历史学最终能对权力格局、经济制度和文化特征以及个人的意图进行解释，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依据。这样的说法也许把历史学拔得过高，但说到底，无论是否真能获得某种启示，人类总是希望从自己过往的经历中获得某种感悟，以便对未来做出判断和预测。因此，了解别国历史，本来就是区域国别入门的第一步工作。实际上，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对别国历史的研究中就有一种现实的关怀。在中国史学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分为不同学科的语境中，这种现实关怀下的问题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说到底，在中国，世界史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是19世纪以来人们睁眼看世界的产物。1840年的鸦片战争增加了中国了解西方这个新的对手的紧迫性，改变了中国的西学和今天的世界史。换言之，世界史是我们“知彼”的产物，天然与区域国别研究密切相关。那么，这样的一个学科，它肩负的就肯定不是一个替外国人研究他们历史的使命了。至少在一个很长的阶段内，它肩负的使命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外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好好研究国外的一手资料，而是通过世界史的史学训练后，我们知道研究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参照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经验来调整我们的思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选题，以便真正与现在的区域国别研究结合在一起。在目前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国外的档案、资料和数据库所提供的研究资源，是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出国的便利也增加了我们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但这种繁花似锦的状况，也使我们研究的选题更加让人头痛。在资料匮乏的时代，选题相对容易，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资料就做什么，相信年纪大一点的同行都有这样的体会。但现在资料过多，也就使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一个问题了。

那么，从国外的研究状况来看，我们的选题应该大致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先排序呢？排序也就是一个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分配的问题。目前，世界史的研究与区域国别的研究挂钩，这种排序显然就与国家战略有关。不过排序本身也是一个难题，毋庸讳言，在浩如烟海的国外史学研究中，各种分类都有其自身的道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国外的热点问题，二是国外的冷门问题，三是国外的基础研究，比如史料发掘与解读等。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当然需要跟踪别人的研究动向。既然是中国人的世界史研究，我们的关切自然需要有自己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排序的偏好。无论是国外的热点问题还是冷门，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或者现代化事业有关的领域和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未完成之前，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都会关注与中国的发展有关的问题。毕竟，我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研究，要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因此，我们研究的热点未必完全与国外的热点契合，它们的冷门或许能成为我们的热点，这并不是说国外热门的问题不需要研究，而是一个资源和研究力量的分配问题，即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应该向哪些领域和问题倾斜。毕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力量和基础还很薄弱，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关注我们需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和领域。至于西方的第三类研究，我们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实力涉及这一领域。当然，我不反对有这个能力的中国学者去着手做这样的工作，这样也可以获得国际性的声誉，为国争光。一句话，世界史研究要实事求是。

区域国别研究要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努力，不要轻易受到其他同行的影响。世界史的原创，应该使中国对某一国家的认识在学理上有所提高，有更深入的理解，为国家和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有价值的资料，而不能简单重复中国史的研究标准。由于世界史研究的起步晚且基础薄弱，我们有很多必要的工作还未能系统地做好，这需要继续努力，但却不能成为妄自菲薄的借口。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学者的看法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同时，由于对外文资源的解读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发表学术观点的平台也十分有限，这就更需要世界史的同行耐得住寂寞，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真正意义上的贡献（就我所知，世界史的专业期刊，除了《世界历史》和一些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的期刊外，似乎还没有第二家以“世界史”命名的期刊）。毕竟，在目前数字化管理的模式下，世界史的数字产出肯定不会好看。既然从事世界史研究，就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需要这种研究，需要从更深入、更全面的角度去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只有在基本了解（甚至都很难说深入研究）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进行区域国别研究。因此，大国的学者自然应当有大国的胸怀和眼光，至于很多中小国家，是不是如同我们这样来考虑问题，就不是本文关心的范畴了。因为在本质上，区域国别研究只能是主导性大国的标配，世界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其原本就不是属于中小国家的学科和学术研究重点。

其二，世界史是所有涉外学科的基础学科，实际上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但在学科配置上，其规模与人员却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研究。这种探索与研究的学科排序大致是从语言开始，由历史奠基，再拓展到政治、法律、国际关系等学科。世界史学科作为所有涉外专业的基础，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世界史却因为划归历史门类，其发展无形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将自己的历史放在首位来研究的。然而，现代世界的发展从15世纪开始逐步成为全球发展以来，关起门来只认识自己的历史显然不合时宜。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其历史教学和科研都有一个逐步向全球拓展的趋势。以英国为例，其历史专业主要从最初的英格兰史走向不列颠史，再从不列颠史走向欧洲史、美洲史、亚洲史、非洲史等。从目前英国的历史教学和科研的情况看，从事非本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明显超过本国史的教研人员，在整个教职人员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如剑桥大学占比70%，牛津大学占比78%，杜伦大学占比62%，伦敦国王学院占比86%，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占比88%，华威大学占比76%，伦敦大学学院占比85%，约克大学占比57%，布里斯托尔大学占比65%；其外国史的教研人员占比都超过了二分之一，有些占比甚至达到了四分之三，可见外国史教研在这些高校中占有重要地位。区域国别研究的发源地美国高校也显示出同样的特点，详情见表1。

从表1我们不难看出，在美国高校中，其他国家、地区史、专门史的师资力量已经超过本国史（美国史）；美国史作为本国史，其师资力量在人数上依然拥有核心优势，但非本国史教师人数已经占到全体师资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他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俄罗斯）情况也大同小异，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反观我国，尽管要求与国际接轨，但在历史课程和师资的设置和分配上，却远远不能跟上世界的潮流。全国高校的师资分布，不是很好把握，因为在很多高校，世界史甚至未能列入一个单独的学科，很多世界史的课程只是让一些老师代上，一般只有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才会有专门的世界史专业存在。不过从学科的角度，大致可以看出世界史在中国的情况。除京、沪两地之外，全国大约只有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有省一级的世界史学会，很多省份至少目前尚不具备成立省一级世界史学会的条件。而一些著名高校，即便有世界史学科的存在，师资的配备也远远跟不上教学和科研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需要继续增加力量和投入，使我们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世界史学科建设能跟上国家发展的速度。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一个没有世界史研究基础的高校，相当于白手起家，构建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是十分困难的。

在了解世界史在中国的大致情况后，下一个关注的关键问题就是应该如何深入区域国别的研究。实际上，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就需要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们大显身手。比如俄乌冲突，无论事前还是事后，我们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预测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俄乌冲突延续如此之久，引发的国际反响如此之大，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如此剧烈，其历史渊源、现实动因、今后的发展前景，都是一个学科群应该研究解决的问题。巴以冲突也是如此，其冲突与宗教因素、民族因素、国际关系因素、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殖民地宗主国原有的遗留因素等的关系都极其复杂，不是单一学科和学者能够把握和解释清楚的，甚至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缅北问题也是如此。这些问题，正是区域国别学的用武之地，也是我们急需补齐学科建设短板的地方。我想，国家要求将区域国别学上升为一级学科，显然与要处理这样的现实问题有内在的关联。

当然，学科的定位和学生的分配，乃至学科的课程设置等，对于一个成熟的学科都不是问题。但对于这样一个全新的学科，却依然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这个学科只设置一个所谓的研究机构，任命一个主任或是院长，学校再划拨一些资金，就可以启动了，什么时候钱用完，什么时候结束，倒也无所谓。但如果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有长远的规划，则需要认真对待上述问题。

就我看，目前国内的一些相关部门的专家，对此缺乏十分明确的看法，学科的布局、配置等依然处在探索之中。而完全照搬美国模式，在目前的中国学科本位的情况下也缺少可行性。因此，我只能依据国内的学科现状，提出一些建议，那就是：依托外语专业，培养一批复合型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

按照很多高校的做法，仅仅依靠原来的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学科，尽管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而人才和资源的配置却远远不够，如何拓展是一个至今依然无法解决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在现有的外语学科基础上做“加法”，应该是在短期内最具可行性的方法之一。目前的外语类无论是学生数量、还是师资力量，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学科，而单一的外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因此，在现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专业训练中，增加区域国别的双学位课程设置，使原有的外语类学生成为具有外语和区域国别双学位的人才，以后的用人单位，尤其是国家的相关部门也要求有相应的双学位，这样一来，培养与需求慢慢适应，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队伍就可以逐渐地培养起来了。在此基础上，扩大区域国别研究的队伍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最后是学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样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性学科，在别的国家可能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在中国却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因为现有的学科体制，实际上是学科本位。中国大学的排名往往是强调学科的排名，学科排名靠前，那么，学校的排名自然靠前。因此，学科实际上是一个单位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学科本位的现象在中国长期存在，过去也能发挥很多积极作用，协助国家解决了很多需要攻关的重大问题。“2011计划”产生的各类协同创新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学科群集体解决国家重点问题的产物。然而，这种学科群在各个学校的后续发展却并不理想。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协同中心依托的还是学科本位的格局，如果一个学科群不依靠一个固定的学科，它就是一个空架子。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结束，它就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了。因此，区域国别学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本科生，有自己的专业特征，有自己的就业途径，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标配。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至少也应该在一个学科基础上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有专职的人员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在中国当前的科研体制下，没有这样一个组织上的保障，这项工作要长期持续生存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在目前的大形势下，区域国别研究只能依托某一个现有学科或机构，并以此开始自己的工作，才能较为长久地生存下去。每一个大学依托什么学科为基础，主要看其原来的研究基础。一般而言，有这样一些学科，如：外语系的外语专业，历史系的世界史、国际关系等专业。以这些强势学科为生长点，逐步完善研究的框架和人员配置，或许会迎来一些真正具备潜力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世界史研究所应该承担起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全国性建设的重担，定期召开相关的研究会议，出版有关的研究文章，设计国家关注的课题，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参考，并以此指导和引领全国的区域国别中心的发展。总之，相关部门的领导有决心并坚持下去，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肯定会随着国家国力的增强而出现一批世界级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