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2期；作者：孙兴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世界政治经济权力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是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大趋势，中美关系重构与亚太秩序重塑关乎未来国际秩序样貌。从长时段和全球史视角来看，亚太秩序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自摆脱欧洲殖民主义“覆盖”之后,在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主导下不断演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多场战争塑造了亚太秩序的结构，从多极到不稳定两极，再到单极，亚太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自主性，亦成为全球国际秩序的重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离与碰撞贯穿于亚太秩序演变之中，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两次形成两极格局，双方的竞斗与博弈塑造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框架。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是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空间的大事件，也是与亚太秩序的复杂协同演化进程。

关键词：亚太秩序 国际体系 自主性 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中美关系

亚洲-太平洋秩序并非从21世纪才被人们关注，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漫长的19世纪中期即开启了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帷幕。彼时，欧洲列强纷纷侵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国、日本等亚太国家被叩开大门，美国势力范围从大西洋一路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俄国的大陆扩张也向太平洋推进。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力量和地缘经济框架开始形成。

大国兴衰是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的动力，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则是重塑亚太秩序的基础力量。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与合，塑造了亚太秩序的形态和结构。与之相关的是，处于国际体系内的国家被国际体系所规定和塑造，从而形成了国际体系和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互动与互构。19世纪中期之后，世界各国主动或者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国家构建和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又勾连在一起。一个国家的构建与转型是在地缘政治体系内完成的，尤其是在战争压力之下，国家不得不构建起强韧的军事-财政能力，而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资本、技术和市场等要素，只有接入地缘经济体系内才能获得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能力和发展空间。由此，亚太秩序的变迁体现在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同时，在历史紧要关头政治家的战略决策往往推动了历史的突变和转折。

观察国际秩序演化，需要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19世纪中期以来，亚太秩序几经变迁，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在全球史框架之下，太平洋逐渐成为全球秩序的中心。在亚太秩序演化过程中，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身份和角色随之发生变化，形成了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故事”，以亚太为中心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体系。历史观塑造着国家身份，而国家身份和角色往往界定国家利益，塑造国家战略。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无论中国、美国还是日本，都在官方表述中使用了“大变局”“转折点”这样的话语。这意味着对当今国际格局的观察和认识，需要放在长时段进行审视，拉长历史视野，才能呈现出历史演进的脉络。中国领导人认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一论断至少包含了亚太秩序的时空框架、中美两国的国家身份与角色以及未来秩序的前景。

本文试图在对亚太秩序长时段审视的基础上，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亚太秩序演化的历史节奏和分期；第二，亚太秩序中地缘政治经济逻辑的分合及其对主要大国的塑造；第三，基于长时段呈现亚太地缘框架，探讨中美关系对亚太秩序变迁的影响。

一、亚太秩序的历史分期及演化特点

亚太秩序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具有历史与战略意义的课题。国际关系史的分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欧洲-大西洋视角，但历史分期需要兼顾时间与空间。“一个历史时期从本质上讲是以时间来定义的，但与此同时，它的空间形态也是可以被描述的。这些形态的重要基本模式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所谓中心，是人与权力、创造力与象征性资本在一个较大的关联体之中彼此汇聚的地方。这些中心既向外辐射，也向内吸引。而边缘则与之相反，它是与中心处于非对称关系的力量较弱的各极。”亚太秩序的历史分期，需要在全球史视野之下，聚焦亚太空间的秩序的形成与变化，呈现亚太秩序演变的逻辑。

参与到亚太秩序的国家是多元的，而其中具有主导性的大国数目不断变化。欧洲列强侵入亚太地区，尤其是对东亚大国的侵略将亚太地区卷入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随着该地区的中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国家的重构与转型，亚太秩序有了明显的自主性。

（一）亚太秩序的历史分期

根据互动方式、大国数量以及大国身份角色可以对亚太秩序的演变进行如下历史分期。

1.亚太秩序的酝酿

19世纪中期是亚太秩序的酝酿阶段。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扩张加速，尤其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欧洲国家相对于非欧洲国家和社会的技术优势，中国、日本大门相继被打开，相对封闭的东亚秩序被动卷入英法主导的海权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中美日之间开始互动，决定未来亚太秩序演进的主要大国渐次登上

历史舞台。

1840年鸦片战争，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也是两种秩序的碰撞，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秩序逐渐解体。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有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通商口岸等要素，而这些要素标志东亚地区被卷入异质性国际秩序之中。《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开始，构建了所谓的“条约体系”。鸦片战争之后，佩里叩关，日美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200多年的锁国体制终结。而在太平洋东海岸，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地被并入美国版图，美国成为太平洋国家。19世纪中期一直到甲午战争，亚太秩序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虽然中美日等国在此期间也进行了改良和重建，但不可否认的是，太平洋被“覆盖”上欧洲国际秩序的外衣。

19世纪60年代，中日美几乎同时陷入了内战。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倒幕运动以及美国内战是中日美三国各自面临的巨大挑战。内战结束之后，三国开启了重建和现代化的进程，即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美国将近20年的重建时期，三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和现代国家构建方式浮现出来。整体而言，中日两国的转型和重构是在欧洲主导的地缘政治经济体系之下，主动或者被动学习与模仿欧洲，进而成为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的国家。

在国际体系的压力之下，中日被“社会化”，或者说被纳入国际社会之中。作为国际体系内国家，意味着中日必须适应甚至屈服于国际体系的权力、规则和规范。欧洲国际体系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在于，中日不得不转向海洋，从陆权向海权转型。清朝自18世纪平定一系列叛乱，巩固对外蒙古、新疆、西藏的治理，建立了疆域辽阔的陆权大帝国，消弭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博弈。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为了应对海权国家的挑战而开始模仿和学习英国建立海军，从地缘政治战略上开启海权建设，从而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并行的格局。日本虽然是个被海洋包围的岛国，却并非天然的海权国家，其自德川幕府“锁国”以来，只维持了有限的海外联系。经过明治维新成功改良,日本的现代国家建设初见成效,一跃成为东亚强国并开始向海外扩张,占据亚太秩序的主导地位。

到19世纪90年代，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与重建，中日美等太平洋沿岸国家成长为亚太秩序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欧洲国际体系开始走向阵营化。太平洋从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游离出来，或者说亚太秩序的自主性凸显。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日俄战争，十年之间太平洋地区爆发了几次改变格局的战争，尤其是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美国和日本分别打败了西班牙、俄国两个欧洲大国而确立了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从全球国际体系的演变来说，太平洋与大西洋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国际秩序中心，“在19世纪，大西洋地区出现了与太平洋地区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但‘太平’之洋在所有领域经历一体化热潮的同时，大西洋两岸却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思想上，都渐渐彼此游离”。

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扩张，觊觎台湾、朝鲜半岛。中日两国将彼此视为对手，扩充海军，“到中日战争爆发时，从舰只数量、总吨位和战斗力来看，两国海军旗鼓相当。但总体来看，日本的军舰由于很多是19世纪90年代早期新建的，其速度快于中国舰只”。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丧失了保卫海疆的能力，门户大开。日本不仅割占了台湾，还获得了大量赔款，成为东亚强国，中国国力一落千丈，中日国际地位易位。另外，欧洲列强之间的分化与对立愈加尖锐。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和夏威夷，开启了太平洋的“内湖化”进程。美日之间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和摩擦增加。

甲午战后，列强开始“瓜分”中国。美国作为“后来者”，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要保持列强在中国的机会均等，由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侵略形式的分野：割占中国领土的地缘政治逻辑和以贸易金融控制中国的地缘经济逻辑。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美日对华政策的区别更加明显，日本强化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渗透，美国则拒绝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英日结盟以及日俄战争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一欧洲老牌帝国，引起了俄国国内的政治震荡和欧洲国际体系的调整。日俄战争期间，英法达成了协约，这意味着俄国的盟国（法国）与俄国的敌人的盟国（英国）达成了同盟，俄国难以从法国获得支持。日俄战争被认为是20世纪的第一场大战，“是普法战争结束后三十多年未曾有过的大国间的战争”。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对欧洲国际体系产生了反向冲击，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对太平洋的“覆盖”开始退潮。

2.亚太秩序下的美日两极格局

日俄战争后，美日成为亚太秩序的两大主导性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地区进一步凸显了美日两极格局。20世纪上半期的亚太秩序，主要围绕美日关系展开。

日俄战争是两国争夺朝鲜半岛主导权之战。日本1910年占领了朝鲜，同时不断蚕食中国东北，与美国的“门户开放”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矛盾。美日呈现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帝国主义风格：“日本扩张主义可能模仿了欧洲帝国主义，但美国人的扩张主义则与此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否定在亚洲大陆蔓延的殖民主义，并以自己的名义担保中国领土完整的扩张主义。”

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陷入一场厮杀。随后发生的1915年“二十一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和美国对德宣战等事件，显示出亚太秩序已经从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分离出来，有了自主性和独立性。

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进一步上升，取得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与此同时，美日海军军备竞赛更加激烈，双方都制定了以对方为假想敌的作战计划。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陷入了“安全困境”：如果美国海军可以保卫菲律宾并且推行“门户开放”政策，那就是对日本的威胁；反过来，日本要是建设一支可以推行其国策的海军，则是对美国的威胁。彼时，美国战略家荷马李撰写了一本《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的军事著作，对日美可能的太平洋战争进行了推演。

除此之外，美国将英日同盟视为威胁，拆解这一同盟、重塑亚太秩序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确认了亚太秩序的两极格局。经过激烈和漫长的会议谈判，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四国公约》《九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为核心并重新安排了亚太秩序。整体而言，美日在太平洋地区达成均衡，日本获得了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与主导权，虽然日本海军主力舰吨位是美国的60%，但美国是两洋国家，日本海军依然可以保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获得事实上的海上霸权。华盛顿会议确立的秩序维持了不到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进行领土扩张，退出了国联，1936年伦敦海军谈判无果而终，美日开始海军军备竞赛，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华盛顿体系已然坍塌。而随着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20世纪20年代所预想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最终日本战败并被美军占领，太平洋成为美国的“内湖”，20世纪上半期的两极结构终结。

3.亚太秩序的海陆分合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苏在朝鲜半岛分区占领以及中国解放战争，标志着亚洲大陆东端的陆权重建，而美国在二战后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岛链防御战略，亚太秩序呈现出海陆分离的态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战略并迅速向朝鲜半岛派兵进行军事干预，中美两军在朝鲜半岛鏖战。最终，三八线不仅是半岛南北的分界线，也是中美在东北亚安全的分界线。美国改变战略的原因,在于冷战在欧洲已经成型,杜鲁门不是从朝鲜民族解放与统一的角度,而是从两大阵营对抗的角度,将朝鲜战争视为太平洋地区倒下的一张骨牌。杜鲁门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这也是冷战期间美国一再援引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开始。与此同时,美国快速调整对日政策,强化了在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朝鲜战争后的亚太秩序，主要体现在中美之间的对抗与竞争，西太平洋一线成为冷战的前沿。直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由对立和敌对逐步变为接触和交流，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冷战的阵营化在亚洲逐渐消解。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幕，融入东亚经济发展潮流。从海陆分野而言,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冷战在亚太地区的提前结束。中美建交以及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的海权因素,除了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之外,中国海军从近岸防御走向远海。二战后形成的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结构“穿越”了冷战周期，美国建立和维持了在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即便在日本、韩国的驻军有所减少，也依然是强势存在。

多米诺骨牌理论表面上是防御性的,但在行动上必然是进攻性的,让美国多次卷入亚洲大陆的战争之中。面对越南的形势，美国试图从英国等盟国获得支持，但英国对于对印度支那作战始终保持较为审慎的态度。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如果丢掉越南，印度支那其他地方也可能会失陷，但并不一定会对东南亚、日本或者澳大利亚有什么威胁。尼克松并不理解丘吉尔这位冷战的鼓吹者为什么在亚洲没有看到威胁，因而认为“我们不能指望英国或法国支持我们来抗击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就只能靠自己来干”。事实表明，丘吉尔要比尼克松等美国政治家更有远见，亚洲已经进入后帝国时代，英美作为海权存在，在亚洲大陆缺少支点，在亚洲大陆的陆战是海权国家的泥潭。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才退回到乔治·凯南的“有限遏制”，回归离岛防御。

需要关注的是，已然被美国“内湖化”的太平洋的地缘经济结构在二战后不断调整：美国先是扶植日本发展经济，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崛起，日美在80年代爆发了激烈的经济战；中国在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美经济摩擦加剧；到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战、科技战，中美关系再次处于重大“变局”之下。

（二）亚太秩序演化的特点

19世纪中期以来亚太秩序演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1.亚太秩序的形成是千年大变局，在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覆盖下呈现的被动转型难掩亚太秩序演变的自主性

马士和宓亨利在《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结尾如此写道：“如两千年多年来的情形一样，中国成为远东的核心。实际上自16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一直就是东西方文化冲突。……谁懂得中国谁就掌握了今后500年世界政治的锁钥，这是出自海约翰的名言。似乎目前还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国家掌握这个锁钥。”②从国际关系史叙事而言，亚太秩序的历史演变并不从属于欧洲国际秩序而具有自主性，无论“维也纳体系”，还是“凡尔赛体系”，抑或冷战秩序，都不能充分反映出亚太秩序演化的内在逻辑。

2.亚太秩序主要是海权秩序，海权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海上霸权的转移也是亚太秩序演进的动力

从英日同盟开始，英国在太平洋的主导权逐渐衰落，二战后退回到了大西洋，太平洋战争则是美日的海上霸权之争。这一海权秩序具有相当稳定性。但海权秩序也有其边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框定了美国在太平洋海上霸权的限度。当然，海权包含了自由贸易的因素，具有开放性，二战后亚太秩序的变迁动力也来自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3.与大国兴衰相伴的国家角色及战略转型是亚太秩序变迁的重要线索

中日美俄四国经历了国家的转型与重构，四国战略方向的变化塑造了亚太秩序不同的形态。在地缘政治逻辑之下,亚太地区的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国家建设潮流之中,构建军事-财政国家,提升战争能力,在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争取生存和安全。与此同时,战争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具有强烈而直接的战略意义,财政汲取有赖于经济发展,国家只有嵌入世界市场中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处于地缘政治的风暴眼，而东亚海上走廊则是地缘经济中心，作为海陆复合型大国，中国在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秩序中具有独特地位。

二、亚太秩序下的地缘政治经济框架

随着欧洲列强侵占太平洋地区，海洋不再是亚洲国家的屏障，而是海权体系扩张的通道；铁路等陆上基础设施的修建提升了陆权国家的整合动员能力，西太平洋一线成为陆海权交锋地带。与此同时，以贸易为主要代表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太平洋卷入其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加速了工业体系的扩散，借贷、投资等将太平洋纳入全球货币金融体系。

国际体系和国家之间是相互构建的，尤其是大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是体系变迁的动力。概而言之，国际体系内的大国是秩序的维护者，而国际体系外（或者国际体系性）大国往往要重新创建或者从现有体系中裂变出来，由此会形成国际体系之间的冲突，导致国际秩序结构变迁。

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地理与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奠定了地缘政治经济框架。从19世纪中期之后，亚太秩序雏形已显，亚太地区成为与大西洋同样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在长时段视角下，地理时间变化是缓慢的，而在历史变迁中沉淀下来的空间结构就成为地缘政治的轮廓，设定了国际关系活动的基本舞台和背景。不管何种时代的历史，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的，而历史赋予空间以意义。理解现实问题和战略问题之所以需要研究历史，是因为战略问题具有历史性。亚太地缘政治经济框架，是理解亚太秩序历史变迁和当下国际关系态势的基础。

（一）亚太地缘政治边界及其焦点

环太平洋沿岸地区在理论上都是亚太秩序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历史进程来看，赤道以北的北太平洋地区是亚太秩序的主体部分。19世纪60年代，俄国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落基山西侧的太平洋沿岸被纳入美国领土范围，美国持续向太平洋推进。俄国的扩张方向转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西太平洋地区，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等构成了离岛群，而环南海地区（包括中南半岛、马来群岛）构成了“亚洲地中海”。欧洲列强、美国、日本、中国和俄国是亚太秩序形成之初的主要力量。欧洲列强对太平洋的干预并非历史常态，而是插曲，“东方的势力均衡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是这一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相对力量；其二是西方国家在亚洲区域能产生的有效压力。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两类因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偏向于当地力量”。中美日俄四国构成太平洋地缘政治框架的基础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竞争与合作的边界在不断变化。地缘政治边界某种程度上是博弈的结果，显示了力量的消长。

1.远东地区处于亚太秩序陆权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日俄在20世纪上半期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

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割占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为中俄界河，由此中国东北地区被锁在北太平洋之外。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东北成为列强博弈的焦点，在此发生的事件重塑了东北亚乃至北太平洋地区的格局。日俄战争之后，库页岛被分为南北两部分，成为日俄之间的缓冲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主要目标是占领不冻港，辽东半岛是俄罗斯扩张的最远边界。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中国收回大连、旅顺的权益，朝鲜半岛的深水港便成为替代选择，实现苏联“控制一个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的目标。在环日本海地区，中日俄三国经过近百年的角逐，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边界，包括苏联解体这样的冲击也没有造成地缘政治边界的重大调整。

2.亚太地区南部经历了漫长的“去帝国化”的进程，在帝国废墟上重建国家和地区秩序

在“亚洲地中海”，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列强入侵并建立了殖民帝国，法国、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将这一区域变成了殖民帝国的边缘地带。20世纪上半期欧洲殖民秩序逐渐瓦解，40年代日本“南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试图建立太平洋帝国。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并非解放亚洲，而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秩序取代欧洲的殖民秩序。二战后，殖民帝国瓦解，去殖民化成为主流。

“亚洲地中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通道。菲律宾自1898年沦为美国殖民地之后便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前沿，在华盛顿体系之下，美日达成妥协，菲律宾不设防，确认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日美关系紧张之际，菲律宾再次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基地。菲律宾是日本不能越过的边界，一旦越过便会引起美国的反击。华盛顿体系将20世纪20年代西太平洋的实力格局通过条约落实下来，“太平洋的距离、不设防协议和10∶6之比率为日本提供了位于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边缘海以及太平洋西部海域的制海权”。

3.日美博弈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地缘格局

1898年美国不仅在西太平洋建立了菲律宾这一前沿，还将夏威夷、关岛、威克岛并入。夏威夷处于太平洋中心地带，向北到阿留申群岛，向南到萨摩亚，向东是美国西海岸，向西则是关岛和菲律宾，从而构建起一张控制太平洋的大网。太平洋战争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权；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缔结了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强化了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日本和琉球是美国在太平洋的最大边界，这主要体现在美国结束对日本占领，移交琉球行政权，以军事同盟和驻军的形式保持在第一岛链的存在。

对日本来说，夏威夷群岛是日本在东太平洋的最大边界。19世纪中后期，日美两国围绕夏威夷进行竞争。1868年后，夏威夷人与日本政府签署协议，日本劳工进入夏威夷。1897年，夏威夷白人政权遣返两船日本移民，日美关系紧张。1941年日本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日本试图建立的太平洋帝国毁灭。“亚洲和太平洋的危机是全球形势发展的一部分，日本图谋在这里建立一个由自己控制下的亚洲区域集团，并旨在将西方国家从中驱逐出去；而美国及其实际上的盟国则为了保持亚洲对西方的开放以及捍卫殖民帝国的权利与日本针锋相对。除非有一方主动退却，否则这两种对立力量不可能有所折中，但退却的只能是日本。”

（二）地缘经济网络与亚太秩序

19世纪中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主动或者被动卷入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林则徐虎门销烟，试图以国家力量来阻止非法贸易对中国的侵蚀，而英国以军事力量介入贸易纷争，靠武力打开中国市场，鲜明地体现了帝国主义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资本逻辑的目标主要是资本的无限积累,领土逻辑则是领土的占领和统治。两种逻辑是存在差异和矛盾的，领土的占领和管理需要花费成本，这必然会影响到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需要在一定的政治秩序之下，如果没有稳定的且具有一定合作与治理能力的政治秩序，资本积累就难以持续。

1.亚太地区从19世纪中期被卷入地缘经济网络

欧洲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在中国建立了商业优势，对中国行使“集体霸权”，条约体系或者通商口岸体系本质上是将清朝政府纳入资本积累体系，使之成为欧洲列强的代理人。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年间，中国遭遇一连串失败，巨额赔款使西方银行通过借款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战败、赔款、借款以及为借款而作出的巨大让步，使得中国陷入金融资本主义的网络，丧失了财税金融主权。

作为后发国家，无论中国、日本还是俄国其资本积累均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在地缘经济秩序中处于边缘地位。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何完成资本积累实现工业化是非常关键的问题。20世纪前半期，世界金融中心从英国转向美国，而且美国在太平洋地缘经济体系中是强势存在。二战后，日本被纳入美国经济体系，即便20世纪80年代日美经济战也是地缘经济体系内部的纷争，而不是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博弈，换言之，日美地缘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

2.亚太国家的发展与地缘经济体系息息相关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或者说“勤劳革命”），也来自投资，要启动工业化就需要外部资本，同时也要扩大出口，主动或者被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确立并完善货币、金融制度，是个非常大的课题”。事实上，这一课题一直伴随日本经济发展过程。借助甲午战争的赔款，日本加入金本位制，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金融家高桥是清帮助日本政府在海外募集了一半以上的费用，尤其是从华尔街募集资金支撑了日俄战争的庞大开支。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英镑霸权向美元霸权的转移进程。一战爆发后，华尔街成为全球重要的融资中心。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地缘经济基础，是美国的银行家向世界输出美元流动性。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地缘经济体系陷入紊乱之中。直到二战，美国成为头号经济金融强国，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划了战后世界经济秩序。因苏联的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半球化”。在亚太地区，沿着冷战的分界线而形成了两个市场，日本成为美国主导的地缘经济体系的一分子，放弃了战前试图组建日元经济集团的构想，在美国的保护下专注于经济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吉田主义”。“吉田茂将战后民众对于战争的厌恶感和《宪法》第九条作为武器，与美国缔结了日本单方面接受美国保护的畸形同盟，使得日本不需要将资源投入军事开支中，这些政策为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美国从债权人成为债务人，越南战争恶化了美国财政，出现双赤字，美元的信誉受到质疑和考验，也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到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关闭了美元-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3.美日经济战是美元体系内部的权力格局调整

1971年后美元并没有崩溃，而是从美元-黄金体系转为美元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严重的贸易赤字，而其中一半左右的赤字来自日本，美日之间开始了经济战，从汇率、关税、到产业（尤其是半导体），经济战不断升级。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终止美日经济战，恰恰相反，苏联的解体让美国面临的头号地缘政治威胁消失，地缘经济的威胁更加凸显。“看似不可阻挡的日本经济神话与冷战的结束相结合，使日本成为一些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头号敌人。贸易战变成了全面的政治冲突。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一度称日本为苏联解体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并非美日经济战的“战果”，而是美日缓和经济竞争的成果，在浮动汇率体系之下寻求国际合作。

20世纪80年代末，美日再次在太平洋地缘经济秩序之内近乎形成两极格局。到9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日本泡沫的破灭，美日经济战成为历史。与30年代美日在太平洋地缘政治秩序的两极结构不同的是，美日经济战之后，日本依然是世界经济大国，其中结构性的原因在于美日经济战发生在美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秩序内部。二战后美国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虽然是等级性的“金字塔”，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接受和容纳其他成员，美元霸权体系也获得了“时空修复”的机会，美元经历多次危机却依然稳固。

1975年七国集团峰会召开，标志着“国际经济事务需要集体领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始启动，扩大了国际经济事务治理的协商范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美联储与多家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在现有国际货币金融治理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一方面体现出美国为主导的“集体领导”俱乐部在扩大，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美元体系的等级性、排他性和压迫性。

（三）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构建

国家的“他者”认同是国际体系所赋予的，而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之间会存在“摩擦”，国家战略处于国家自我认同与国际体系赋予的角色之间的互动节点上。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既定的国际体系“内”生存和发展，但并非任何国家都甘于在国际体系“内”，而有可能游离于国际体系“外”，以期建立一个符合自我认同所界定的国际体系，从而扮演国际体系性国家。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分层”的，一个国家可以在“分层”的国际体系的“内”或者“外”，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行为。“人类的行为常常被描述为不是基于对后果的计算，而是对特定身份的表达，是一种合理性的逻辑而不是后果性逻辑。”人类个体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基于在国际体系的不同身份，国家形成了不同的对外战略。如下表所示。

二战后，美国统筹两洋，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层面都是国际体系性国家。美国在欧洲构建了北约为载体的军事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多个双边军事同盟，柏林危机以及朝鲜战争后，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边界基本稳定下来。

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尤其是借助一战的机会，积极谋求国际体系性国家的身份，强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利益”，并试图将中国东北变成日本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秩序的支柱。二战后，日本再次成为国际体系内国家，即便在日美经济战期间，日本也没有成为国际体系性国家。二战后形成的亚太秩序框架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如拉夫伯尔所言：“美国政策的一个目标始终如一：让亚洲对美国利益保持开放，同时以一个开放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整合这一地区。如果这一目标要求反对日本，它就必须反对日本；如果这一目标要求重建日本并将其重新与亚洲大陆相连，那美国也会如此为之。”这一断言透露了亚太秩序的深层结构，也暴露了美国亚太战略的长久目标。

三、亚太秩序与中美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彼时，二十国集团峰会在美国举行，次年在英国举行，各大国共同应对此次金融危机。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关系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关系处于新的磨合期。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两国，也决定着亚太秩序的未来。如美国学者所言：“中国昔日财富与权力的恢复已成为驱使印度-太平洋地区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地区由此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中国的经济规模正驱使西亚、中亚和南亚与其形成日益活跃的关系，在历史上首次促成了某种接近于作为单一地缘政治区域的亚洲的事物。”在亚太秩序的视角下，如何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来审视中美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呢？

（一）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重塑

亚太秩序与全球秩序的不同步性从20世纪初已经显现，1979年中美建交是亚太秩序“去冷战化”的转折点，但大西洋的冷战却并未结束。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引发的“扩大的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似乎进一步印证了欧洲-大西洋体系的冷战非但没有结束，而是从冷战升级到了热战。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以及亚太秩序的特征，是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顺应并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潮流，成为东亚模式的“榜样”,助推东亚模式的转型。无论2008年中美携手合作应对危机，还是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战，都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及中国在亚太秩序中的角色。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开始关税战、贸易战，以及后来的技术产业遏制和货币金融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美日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战的“重演”，美日经济战没有改变亚太秩序。事实上，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对华竞争便已开始并且不断升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个排除中国的多边经贸合作协议。为了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国主动推动自贸区建设，成绩斐然，实现了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步同向演化。

讽刺的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第一时间便退出了TPP。与此同时，中国与

亚太国家共同构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并没有脱离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而是实现了国际经贸合作体系的升级和完善。面对美国以“小院高墙”为口号的战略科技产业脱钩与打压，中国从2023年开始举办供应链博览会，为稳定供应链注入确定性。有学者认为：“亚太地区秩序走向更多取决于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互动，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并成为地区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为地区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大力量，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

至于备受关注的半导体产业，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科技体系的中心地位。“太平洋对岸是硅谷在东亚的对应地，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现在是中国大陆；在高科技领域，北太平洋已经成为布罗代尔所描绘的地中海。”美国加州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万亿美元，太平洋沿岸已经成为美国的经济重心。可以说，中国和美国太平洋沿岸的经济崛起，是最近几十年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大事件，共同提升了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依然在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国际体系性的，无论从贸易，还是货币金融，中国都在国际体系“内”，而非国际体系“外”。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从这个角度来说，1979年以来的亚太秩序并没有发生断裂，尚不构成新的历史分期。

从大国的兴衰而言，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国家身份和发展前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这是一个“奇迹”。“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见过如此繁荣并融入了欧美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之内的中国。今日中国空前广阔的市场和全球首屈一指的消费人群，对美国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新现象。”但是，从中国的历史周期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振兴，是历史的回归或者说是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启。对于美国而言，1979年美中建交并不是巅峰时刻，而是从二战后的高光时刻经过越战泥潭晦暗之后的触底反弹。

中美合作成就了中国，也重振了美国。中美之间，并不是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发展，协同演化，共同塑造亚太秩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强调：“是时代潮流让我们走向彼此，是共同利益让中美超越分歧，是人民愿望让两国打破坚冰。”从巴厘岛共识到旧金山愿景，中国多次强调无意取代和超越美国，中美两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利益，也有助于亚太秩序的重塑。

（二）中美关系与亚太地缘政治结构

美国自2019年出台“印太战略”以来，强化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同盟体系的建设，但从整体态势而言，美国依然遵循海权战略，强化西太平洋岛链防御体系的同时，在欧亚大陆进行战略收缩。

2001年之后，美国在亚洲大陆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度卷入亚洲大陆事务，犯了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样的错误，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情形与美军败退越南类似。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实现速战速决的目标而陷入持久战和消耗战之中。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之后重塑和扩大了大西洋联盟，北约进一步扩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冷战”机制避免了乌克兰危机的扩大和持续升级，但是也将美国牵制在欧洲。二战期间美国作为两洋国家不得不统筹大西洋和太平洋，在乌克兰危机后，虽然美国投入的资金和资源有限，但这场地缘政治冲突迫使美国要优先关注大西洋共同体。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唯一有能力和意图挑战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但是中美元首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的会晤中力图实现“战略再保险”，即“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而美国也重申了五点承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拜登政府多次发出“后冷战时代结束”的声音。那么，后冷战时代结束之后是什么时代？是“新冷战”吗？对于美国来说，冷战并不是糟糕的选择，“冷战不仅使美国外交政策军事化，而且孕育了一个对政府财政预算永不满足的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些发展的政治载体使军国主义成为当代美国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元素”。然而，冷战所包含的“遏制”战略是需要特定的时空条件的。约翰·加迪斯认为至少有三点：对全面战争的恐惧；基于国家的战略，威胁主要来自国家之间；还有比美国霸权更糟糕的事情。除了对全面战争的恐惧之外，国际安全风险来源已经多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超出了国家范围，而美国霸权对其盟国也是一种束缚和负担。

当然，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尤其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同盟强化，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踩踏红线，但是在1979年建交以来的框架下，西太平洋地区的格局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需要关注的是在东北亚地区，2023年美日韩戴维营协议强化了三边军事合作，美日、美韩两个双边军事同盟有朝着三边军事同盟转化的趋势，与此同时，朝俄军事合作升级，东北亚地区有阵营化的趋势。不过，从亚太秩序角度来看，东北亚的变动是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和延伸。除非发生极端情况，东北亚地区大概率不会重现20世纪50—60年代的阵营对抗的态势。

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需要陆海统筹发展。1979年以来，中国地缘战略呈现出由陆向海的大转型。改革开放激活了东部沿海，与海外华人网络重新对接，具有悠久历史的海洋网络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的海权战略目标并非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统筹海陆与美国协调两洋之间是存在巨大合作空间的。瑞·达利欧认为：“通过巧妙协商、通力合作，双方可以营造双赢关系，有效地增加和分配财富与权力，这样做与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战争相比，得到收益要大得多，双方经受的痛苦要小得多。”顺应中美在太平洋海上力量的新态势，双方不仅需要进行海空意外相遇规则的磋商，也需要进行海洋事务磋商。2023年中美开始进行首轮海洋事务磋商，恢复亚太事务磋商，朝着通过磋商、谈判解决分歧迈进了一大步。在全球化体系之下，西太平洋地区未必是中美海权的冲突点，而可能是合作议题。

（三）单一国际体系内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共处单一全球体系之内，其竞争与合作发生在国际体系之内，而非国际体系之间。美国将中国作为唯一的竞争者，对华竞争和对抗升级，从西方霸权转移的历史经验来“镜像”中美关系，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认定中美关系难以摆脱“大国政治的悲剧”。瑞·达利欧也持有这一观点：“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有能力挑战现有大国和现有的世界秩序时，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特别是在现有大国发生内部冲突的时期，因为崛起的国际对手通常会设法利用这种国内弱势。如果崛起大国已经具备与现有大国相当的军事实力，局势就会更加危险。”需要警醒的是，借鉴历史经验是必要的，但是历史不能被滥用。“修昔底德陷阱”的实质是国际体系性战争，最终导致既有国际体系的毁灭和国际权势的非意图转移。

从中美关系的百年历史演变而言，合作是主流。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带有国际体系性对抗的色彩，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使两国跨越了阵营边界，相互融入同一国际体系之中。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中国与世界相互融合的过程，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进而成为世界之中国。中国的崛起是国际体系内的地位提升，确认了国际体系内国家的身份，而非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实力地位的变化会引起格局的变化，但以何种方式构建新国际格局则取决于国家身份和角色的认知。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维护者，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更不会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所谓新秩序。这一表述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内国家的身份，而身份界定利益和战略。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变革之中，一连串的地缘政治热点以及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表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影响世界的不只是中美两国，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中美合作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中美是太平洋国家，太平洋是中美互动的主要舞台，同时中美互动也影响和塑造亚太秩序。从亚太秩序百年变局的时空框架及其演进逻辑来审视中美大国关系的特质和前景，可见两国相处之道也会如太平洋一样宽广。

四、结语

亚太秩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互动界定体系的规模和结构，对亚太秩序的研究需要从结构-体系视角转向过程-体系视角。亚太秩序在19世纪中期初步形成，在20世纪初，亚太秩序和大西洋秩序形成了互动，二战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分别爆发，显示出亚太秩序的自主性。二战后，美国成为太平洋强国，但也因阻挡和介入去殖民化潮流而卷入亚洲大陆的战争中。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极”的概念不能解释秩序变迁的问题，两极未必稳定，20世纪30年代日美在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两极结构，但并没有如美苏冷战一样形成一种所谓稳定体系。“极”不仅代表权力，也包括国家角色观念和国际秩序观，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是两极之一，但并不满华盛顿体系的安排而挑战和抛弃既有的国际体系，最终引发国际体系性战争。20世纪80年代，日美在太平洋地缘经济体系形成两极，虽然经历了一连串的“经济战”，但日本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的成员，最终在国际体系内寻求解决纷争而没有发生国际体系性冲突。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形成的两极格局及其演化,既是亚太秩序重要的历史经验，也奠定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框架。

中美是单一全球体系内的大国，随着互动能力的提升，太平洋不再是鸿沟，而是交往的纽带。维持亚太秩序的稳定，不仅符合中美两个大国的利益，也符合太平洋国家的共同利益。与20世纪20—30年代不同的是，亚太秩序的参与和主导者不是一两个大国，而是国家和国家间组织等多元主体。作为太平洋地区大国，中美两国是这一秩序的创建者、获益者和维护者，中美战略博弈更多体现在为地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是增量竞争，而非存量博弈。从亚太秩序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到，欧洲-大西洋秩序的紊乱和混沌加速了权力的转移，权力转移大多是非意图的结果。

显然，21世纪的亚太秩序已经融入全球国际体系之中并且成为中心，太平洋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有助于全球地缘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因此，以“太平洋之宽广”的地缘政治形态，可以成就“地球之宽广”的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