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6日下午，由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及《南洋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丛》两刊编辑部所主办的厦门大学南洋工作坊在福建厦门顺利举行。本期工作坊主题为“大国崛起与二十世纪东亚秩序”，来自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期活动。

本次工作坊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参会学者主要围绕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相关议题开展研讨。周桂银教授与李一平教授分别担任上下半场主持人。

工作坊上半场，首先由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刘德斌围绕“大国兴衰规律与国际秩序演变”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刘教授指出，当今包括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内的诸多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均倾向于将国际秩序看作是大国政治或者大国竞争的副产品，“中美新冷战”的言论也再度被西方政界频繁地提及。这些观点在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中迅速发酵并在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为“百年大变局”这一战略环境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教授李一平论述“东南亚地区秩序”主题。李一平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东南亚地区秩序分为两个阶段，即“二战前”（阶段一）与“二战后”（阶段二）。二战前的东南亚地区秩序较大程度上由外来的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帝国所主导，该地区的秩序变迁实质上反映了欧洲各殖民帝国权力格局的变迁；二战后，由于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由“完全的大国塑造”逐渐向“本地区民族国家自主塑造”转变。不难看出，东南亚国家在东盟机制的框架下对于本地区的秩序建构发挥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高艳杰教授以“美国与东亚秩序”题进行了讨论。高艳杰教授提出，“东亚”概念兴起于中国的朝贡体系瓦解之后，而美国对“东亚秩序”的参与和建构则可分为：“美西战争前”“美西战争至二战”“二战后至越战”“后越战时代”“九十年代至今”几个阶段。在不同时期，美国基于自身经贸、安全利益及角色的转变在东亚地区秩序中扮演了或参与或破坏的角色。当今，美国已不再是一个领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但美国对于该地区的影响仍将是长期和不可忽略的。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包广将围绕“大国竞争与东盟自主性”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包广将副教授基于“根据自身目标而行事的能力”这一自主性的定义，讨论了影响东盟维持自主性的诸多因素。总体而言，东盟的自主性之维持深受“体系层面因素”“国家自主性与组织自主性冲突因素”“制度性因素”三个因素的影响。当今逐步升级的大国竞争与美国的“小多边主义”政策均对东盟维持自主性产生了负面影响，不过基于长期平衡外交的经验积累和多极化的大环境以及可控的大国竞争，东盟维持自主性的前景是乐观的。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衣远以“日本与东亚秩序”为主题进行了展示和讨论。衣远副教授将日本对东亚秩序的互动分为三个阶段，即“朝贡体系时期”“明治维新至二战时期”和“战后以来时期”。虽然在地理上属于东亚，但从历史上看，日本对自身的角色判定与其他同区域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且在不同时期，日本对于塑造东亚体系均具有较强意愿。当前，日本对东亚秩序的理解和参与受到美日同盟、日本对亚太和“印太”的复杂认知以及历史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讲座教授周桂银以“欧洲大国与国际秩序”为题展开探讨。周桂银教授指出，近代国际秩序是指1618年至1914年期间以欧洲大国及其相互关系为基础产生的国际秩序。欧洲大国在领土、商业/贸易、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三个维度上的扩张，塑造了近代时期的欧洲及全球的国际秩序，而这样的秩序又在大国自身实力变化、内政外交变革及霸权战争三大机制作用下不断发生嬗变。总体上，近代国际秩序的规则及制度是欧洲大国及其实力利益的产物和工具。

最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高艳杰教授对本次南洋工作坊进行了总结，并再次强调“大国角色”“大国秩序”等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而重要议题，需要研究者们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在师生们的掌声中，本期工作坊活动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