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5日，由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共同主办的“国际关系学百年：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家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国际大讲堂召开，来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美利坚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外交评论》杂志、《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及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文学院、东北亚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中外学生90多人参加了本次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由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教授主持，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分别代表中外与会代表致辞。他们分别指出，在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百年之即，展开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对话，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教授会见了与会代表，并与代表们就当前国际形势交流了看法。
在研讨会上午的主题发言环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外交事务系教授布兰德利·沃麦克（Brantly Womack）通过东西方世界人口和财富实力的长时段历史对比，指出我们已进入非西方回归的后霸权时代。在互动频繁、生活机遇趋同和力量不平衡发展的全球村，“两极”或“多极”分析方式已不合时宜，国际关系理论需关注“多结点”（Multinodal）的发展进程，用“关系理性”替代“博弈理性”。杨光斌教授阐释了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指出作为适用于考察大国关系的“中性”理论，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性”的缺位。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需要进行世界政治研究，帝国主义理论即是一种世界政治理论，它有着解释世界政治的强大能力，从中美科技战到美伊关系，帝国主义强权逻辑至今仍无处不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提出国际关系学家预测的失灵与该学科采取化约主义方式、过度追求科学性和忽视偶然性的局限有关，而历史学的整体主义，重视人的作用，重视历史偶然性，档案研究，叙事、类比、直觉、想象的研究方法等都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启发与借鉴。对历史学家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对解构和体系因素的重视、国关学者对长期趋势和规律的总结对其研究有启发意义。
巴里·布赞教授和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教授就他们的新作《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展开讨论。巴里·布赞教授概述了1945年之前历史和国际关系学之间的互动，指出国际关系学科的思想和实践都源自19世纪的世界大转型，而不是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学理论是中心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思想和实践的产物，其中包括“科学”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边缘国家的思想和实践是早已被忽略掉了。随着一战结束，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逐渐进入边缘地区，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一门学科被显著地制度化。阿米塔·阿查亚教授回顾了1945年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认为1945年至冷战结束之前，国际关系学就是“美国的社会科学”，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新千年之间，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发展，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起挑战。阿查亚和布赞教授倡导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把以往被忽视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思想、实践和贡献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中来。刘德斌教授在发言中对阿查亚教授和布赞教授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努力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指出非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理论阐释对各国学术界都是一种新的挑战，中国学界面对的挑战尤其艰巨，这也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这次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理论家对话的原因所在。刘德斌教授还强调，中国学者为此不仅要与西方学者展开对话，而且还要与其他非西方学者，如印度和中东国家的学者，展开对话。
下午的会议围绕“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路径”、“国际关系学中的历史学传统”、“百年变局与百年国际关系学”三个议题展开。“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路径”分论坛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副教授主持与评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夏继果教授总结了全球史研究的六个基本点：突破原有边界、探寻历史的关联性、探究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规模的灵活性、研究视野的全球性、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吴志军副研究员指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要明确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的定位，要坚持“中国中心”。在写作规范、学科建设、整合多学科知识、培育“问题意识”方面提升“主体意识”。借助国际关系理论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实现“世界视野”与“中国中心”的协调。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院长戴超武教授以基于多国解密档案的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研究为案例，指出了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以多国档案为支撑，借鉴国际史的方法，注重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的发展趋势。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主任东波教授强调对于非西方学界而言，要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术语置于西方国际关系的“知识型”与“范式”之中，通过运用理解、认知、识别他者、沟通、互动等方式进行考察。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孙丽萍教授强调国际关系史的时间演变，包含国际秩序在内的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进程，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并不是1500或1648年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内部的秩序演变，而是历史的一个突变点，它可能是后现代国际体系建构的首个秩序。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来自加纳的博士研究生艾萨克·努诺（Isaac Nunoo）分析了去殖民化历史与国际关系交叉视角下的非洲，认为去殖民化既是一种历史，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另一名来自俄罗斯的博士生安娜·科洛托娃（Anna Kolotova）通过欧洲民众对二战中苏联作用认同的民意调查，指出历史的书写存在扭曲性，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的改变在历史的书写中是常见的现象。
“国际关系学中的历史学传统” 分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和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桂银教授主持与评论。《外交评论》执行主编、外交学院陈志瑞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编辑经验，指出我国因在世界观、历史教育、国际关系训练、学科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国际关系研究“历史意识”的缺失，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质量。因而需要重视历史，端正历史观，在国际关系中还原历史。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郑先武教授从历史进程、历史形态和历史维度三个侧面对亚洲区域建构进行了历史分析，认为区域建构进程既奠定了当代亚洲各类区域的基础，亦显示了亚洲国家角色由追随性参与到自主性参与乃至引领的历史性转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李滨教授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历史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实践知识、惯习、场域及其变化为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葛腾飞教授指出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理解的过程，国际关系研究也具有本位主义。主体间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在强调自我立场的同时，探寻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念。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王文奇副教授则对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社会学一派做出的贡献进行了梳理，诸如对时间的类型化、对无政府状态假定的批判、对国内国际嵌套的阐释、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机制化理解等。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巴基斯坦博士研究生阿米娜·汗（Aamna Khan）认为伊斯兰世界是一种体系，是区别于主权国家的宗教共同体。伊斯兰教不应仅仅被视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而应被视为国际理论本身的一个范式。埃及博士研究生白思安（Bassem Elmaghraby）认为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的概念是中东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部落、文化和宗教认同已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形成了区域性的行为。目前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源自美国实力的下降、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中东原有力量结构失衡、弱国家难以有效治理这四个因素。
“百年变局与百年国际关系学”分论坛由陈志瑞教授和李滨教授主持与评论。任晓教授指出，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主张建设“中国学派”，上海学者进行的共生理论研究，其题中之义在于实现自主发展创新的同时，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部分。张小明教授指出因中国崛起、官方的需求与支持，当前是国际关系研究最好的时代。另一方面当前也因国际环境的恶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是国际关系研究最坏的时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在“以中国为中心”和“与世界对话”间保持平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真正“去美国化”的到来，既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寻求创新的自觉性，也可能导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封闭性。周桂银教授对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释，认为其经历探索、孕育、创生和成长四个阶段，而目前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路径，即传统政治思想史框架下的观念史路径和知识考古学和语境方法背景下的概念史路径，指出目前国际关系思想史发展的面临历史学转向、国际/全球转向和概念史转向。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德星教授强调了历史研究对于战略缔造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战略缔造既需要对权势政治有清醒的现实把握，又需要对现实问题有深邃的历史感悟。战略缔造是一项极其沉重的使命，需要历史大思考；战略缔造有赖于政治审慎，需要历史大教益；战略缔造关乎政治实践，需要历史大研习。乔治•劳森教授指出全球国际关系史是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它并不是孤立的学科，而是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融合。理论与观念都是在历史中形成并被重塑。同时这种历史中的理论转变是国际化的，传统的并非是本土的很可能是国际化的。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云副教授认为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方法论在理解国际关系越来越局限，区域本体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逐渐开始回归。作为在地理、历史、文化中具有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国际单元，区域越来越成为一个在国际实践中被不断建构的共同体，并成为解释国际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维度。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孙兴杰副教授认为，在20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间，国际关系的演化主要体现在几十个帝国的兴衰。国际关系学处于“政治学囚笼”之中的根源在于国际关系学建立在主权国家这样的“类单位”基础之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失去了紧密的联系。当代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解决后帝国空间的秩序构建问题，通过“帝国—后帝国”的视野重新构建世界史的叙事。
研讨会闭幕式由孙兴杰主持，布兰德利·沃麦克教授与刘德斌教授应邀分别致辞。沃麦克教授认为本次研讨会意义重大，深化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构建后霸权时代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德斌教指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对话，既可以是两个学科、两个领域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也可以是一个学者内心深处两种不同视界的对话。今天参会的有专业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但更多的是在两个领域都在辛勤耕耘的学者，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历史的巨变之中，没有人敢于忽视这一巨变对自己研究主题的影响。今天的对话拓宽了所有与会者的视野，这样的对话今后还要延续下去。
2003年以来，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先后举办了七次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对话，本次对话是第八次。本次对话会是在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一百周年，而国际关系正在经历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举行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会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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