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笔者应邀在 《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 机遇》。文章提出我们在欣赏巴勒克拉夫等人的远见卓识，早在 1950 年代就提出的 “全球历史观” 的同时，不能对 “全球历史观”所面临的多种挑战视而不见。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 “全球历史观” 的影响力依然有限，没有能够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精髓; 第二是时代背景的转换对 “全球历史 观”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进展视而不见，不能仅仅体现为对非西方国家 历史公正阐释的追求，而应该体现为对 “西方中心论”和原来意义上 “全球历史观”的双重超越; 第三是应对当时迅速崛起的全球化的理论探讨对 “全球历史观”构成的理论挑战。笔者认为 “全球 历史观”面临一种困局，即在原来意义上的 “全球历史观”尚未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时候，它已经开始遭遇伴随全球化的迅速进展而来的全球化理论群的强烈冲击。时代的 发展似乎超越了 “全球历史观”的行进速度: 在破除 “西方中心论”的任务尚未完成，“民族主义 的冲动”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理论群迅速崛起似乎掩盖和超越了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界对 “全球历史观”的不倦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