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2期；作者：许子健，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近年来，日本政府响应“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趋势，推出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专版战略，谋求日本外交自主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战略内容整体脱胎于地区外交战略，与印太战略和日本型现实主义理念相契合，着重关注经济实效性和针对不同地区的政策灵活性，展现出明显的被动性特征、具有浓厚的“价值”外交色彩以及经济拓展意味。日本以发展援助为主线，将安保意图隐于发展议题之下，通过分化、培育与利用的递进式路径汲取“全球南方”的经济活力并扩大日本的影响力、号召力，意图协从美西方加紧对抗中俄，共同打造战略包围网。因此，对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发展脉络、具体策略与未来导向的梳理和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日本外交；全球南方；大国崛起；全球新秩序

   近年来，日本政府权力更迭频繁。在承袭安倍外交“遗产”与国际局势新动态的要求下，日本调整外交战略势在必行。2021年10月4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新任首相，岸田内阁随后正式组阁。翌年1月，岸田在国会施演讲中阐述了新内阁的基本外交理念，将“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和原则”、“积极应对全球挑战”和“坚决守护国民生命与生活”作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三大支柱。6月，岸田在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岸田和平愿景”，即：“维护和加强‘基于规则、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特别是‘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新发展）；从根本上加强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进一步提高日美同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合作；推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现实努力；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方式加强联合国的职能；加强经济安全等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了“岸田外交”的战略目标。

“全球南方”国家综合实力与独立意识的增强引起了日本的关注。面对俄乌冲突的爆发，岸田与西方主流话语“亦步亦趋”，认为“乌克兰遭受入侵”使“国际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宣扬“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东亚的明天”，大肆渲染中国威胁。然而，一批“全球南方”国家并未急于在美俄之间选边站队，而是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全球南方”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关键词在2022 年以后被日本媒体多次提及。2023年1月23日，岸田首相在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指出，“‘七国集团’将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领域团结起来，加强我们在所谓‘全球南方’的参与，以便同整个国际社会合作应对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 在同年4月的七国集团长野轻井泽外长会议上，时任外相林芳正重申了参与“全球南方”事务的重要性，并同意加强与中东、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日本政府对“全球南方”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无疑将影响其全球战略。本文试探讨日本政府对“全球南方”国家战略的发展和影响，以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一、日本“全球南方”战略内容的演进

日本政府面向“全球南方”的战略设计滥觞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2012年12月26日，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理念，积极拓展日本外交的战略空间。任内，安倍终结了日本首相十年左右未到访俄罗斯、中亚和拉美的历史，创下历任首相出访次数、到访地区最多的记录。岸田内阁延续了安倍的外交理念，试图捕捉“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表面上，日本政府利用俄乌冲突和印度提出“全球南方”外交议题的契机，顺势推出了自己的日版“全球南方”战略。实际上，这一战略的出台是日本国内需求与国际扩张共振的结果。

（一）发展脉络

日本“全球南方”战略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岸田内阁强调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似乎始于对印度“全球南方”外交的回应。2022年12月，印度在就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之际，莫迪在声明中首次提出“与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进行磋商来解决问题”的表述，拉开了印度“赶造”“全球南方”外交的序幕。2023年1月访问美国期间，岸田表示：“与所谓‘全球南方’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挑战和机遇”。此后，岸田内阁也加入到“赶造”的序列中，依托原有地区外交战略实现战略框架的更新。2023年10月17日，第一届“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由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担任会议主席。会上强调，该战略“旨在加强日本与所谓‘全球南方’之间的合作，支持后者克服其脆弱性，同时吸收其活力，促进我国经济”，且“我国一贯强调对所谓‘全球南方’的参与，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翌年4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对此做出提议，详细阐释了具体的执行方案。5月1日，岸田在访问法国、巴西和巴拉圭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会有来自50家公司的170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问，背靠政府站台，扩大日本企业在南方国家中的经济影响力。2024年6月11日，第二届“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会议”召开。会中提出三点基础方针，即借助南方国家的经济活力促进双方经济增长，同时通过构建关键矿产及商品的供应链来增强南方国家的经济韧性，推动并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将南方国家视为“共同创造”的伙伴，满足它们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对话和合作，实现社会价值的共同创造；在联合国体系下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做出贡献，引导国际社会在分裂和冲突中走向合作。至此，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发展脉络基本明晰，以全球秩序竞争为经，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为纬，共同指向提升日本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最终目的。

（二）形成动力

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推出，离不开近年日本国内困境和国际形势变化的促动。

其一，缓解本国经济困境的需要。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物价高涨，少子高龄化日益严重，劳动力短缺，公共财政面临窘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24年日本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9.4%，负债率为全球最高。日本资源匮乏，粮食、能源、矿产等严重依赖进口，而“全球南方”国家大多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加强与“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有利于保障所谓的“供应链安全”，增强日本经济“韧性”以及通过“战略性经济外交”反哺本国。

其二，全球秩序激变带来的压力。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南方”摆脱了以往静默、边缘的国际形象，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日本意识到其长期追随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觉察到“国际社会已无法在一套价值观和原则下达成一致”，“全球南方”则日益凝结成一股平衡力量，试图使全球秩序更加合理、平衡。在东西方零和竞争的惯性思维影响下，日本紧随美西方借口“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对抗中俄，取得游离于两大阵营间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自然是重中之重。

其三，“美退日进”与亚太博弈的现实需求。日本的“全球南方”战略与“自由开放的印太”设想（FOIP）紧密联结。“自由开放的印太”设想最早脱胎于安倍晋三访美时提出的“印太构想”，后被美国采纳并成为其亚洲政策的重要框架。近年来，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弱，“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逐渐向双方对等的方向靠拢。日本试图弥补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力的缺失，强化同北约和美国其他盟国的协作，重塑地区权力格局。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推出与中美在印太地区竞争加剧的现状相应。在美国“提升盟友能力”、减轻自身负担的策略指导下，日本在某些地区的战略辐射上反呈现领先于美国的态势。日本在“大国”野心的驱使下，主动弥补美国战略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密切与印度、东盟、拉美、南太平洋及东非等“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寄希望于其“全球南方”战略取得成功，进而从美国手中“接棒”，继续撑起“印太设想”的一隅。

（三）战略内容与意图

当前，日本“全球南方”战略涵盖的内容庞杂，新旧项目并立，大致可分五个领域。第一，产业经济。日本参与和推进面向东盟的“东亚与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既有平台合作，新设立“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项目”；面向印度的“日印产业共创倡议”“日印半导体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面向非洲国家纳米比亚的“稀土产业总体规划”；还重点关注了同中南美洲的能源、关键矿物和碳纤维供应链合作；同太平洋诸岛国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办法。第二，全球治理。日本有选择地推进国际卫生保健和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组织并参与“亚洲零排放共同体（AZEC）”，构建“日印清洁能源伙伴关系（CEP）”、“日本-沙特阿拉伯清洁能源合作灯塔倡议”、“日本-海湾地区的‘全球绿色之旅’”等合作。第三，发展援助。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在印太、非洲和中东地区持续发力。包括在亚洲对缅甸、阿富汗等国提供难民援助，增加对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投资，并帮助岛屿国家提升渔业技术和防灾能力；在非洲和中东协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解决难民问题，在反恐、女性权利、医疗健康和自然灾害应对等多个领域提供支持。第四，人才培育与文化交流。日本政府将原有的“日式教育海外拓展公私合作平台”着重向“全球南方”扩张。内容包括增添留学生名额，拨款5亿日元与非洲、拉美等国家的大学之间建立学分互认制度等；还重点关注了日印间高科技人才的交流和产学合作项目，并为其留日工作提供便利。第五，安保领域。日本政府面向印太地区的南方国家创设了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新型援助框架，首批确定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斐济等四个候选援助国，旨在为“同志国”无偿提供军事防卫装备，提高其“安全力”和威慑力。整体上，该战略侧重经济和全球治理，安全和军事合作较少。未来，日本政府或将进一步开展“深水区”合作，包括探索海上安保、双边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障等领域。

综上所述，日本的“全球南方”战略增设、穿插、统合了近年来一系列面向“南方国家”的政策，根本目的在于增进国家利益。重大利益关切主要包括：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避免地缘和经济风险、解决资源短缺问题以及参与全球治理。日本官方叙事中多次提及当前国际秩序日益分裂，而日本须引领一个“合作而非分裂、对抗的国际社会”，视中俄为“秩序破坏者”，致力于代表西方拉拢“全球南方”阻挡国际秩序变革的潮流。同时，日本希望利用“南方国家”推动联合国改革等秩序“微调”以实现私利，包括取消安理会一票否决权或使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在东西方博弈和地缘风险加剧的现实需要下，日本政府抛出“共同创造”概念，迫切寻求供应链“避险”和弥补资源短缺的预案。此外，对岛国日本而言，环境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尤为显著，与“全球南方”携手参与全球治理更是长远之计。日本的“全球南方”战略既体现出协从美西方加紧对抗、迂回包抄的战略部署，又流露出急切的“避险”情绪和在东西方之间隔岸观火并从中渔利的意图。换言之，日本希望通过一系列合作，将“全球南方”培育成新的经济拓展地和盟友预选圈，实现“内求纾困、外谋进取”的战略目的。

总之，日本以响应印度的“全球南方”外交为契机，出于改变国内经济不振、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现状以及同美西方保持战略协动的需要，构建或依托新旧平台，推出了一系列面向“全球南方”的针对性议题、举措，共同演化为日版“全球南方”战略。当前，该战略仍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分布倾向于经济和全球治理领域，“避险”、观望和反哺日本的思维占据主导，这也为未来日本制定面向南方国家的外交方略定下基调。

   二、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特征与实施路径

日本的“全球南方”战略与日本型现实主义紧密关联，强调“价值”要素和援助外交。其布局具有被动性、强调“价值”外交和经济拓展。日本政府沿用并发展了历届内阁的援助框架，提出“提议型合作”计划，建立多边多层次平台，推行“战略性经济外交”，与“印太设想”结合，通过“一区一策”将战略安全化、政治化。这种将安保意图隐藏在发展议题中的多管齐下的方法特色，反映了日本外交的新动向。

（一）战略特征

首先，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基础模式形成和战略协动上均呈明显的被动性特征。该战略的基础模式形成大致可追溯至日本为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危机而制定的政策框架。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本国内物资短缺，众多企业因原料采购困难或价格飙升以致影响生产经营。2020年4月，安倍内阁在国家安保局增设“经济班”，将供应链安全提升至经济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同年5月，日本政府采取了“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政策”。12月，自民党提出谏言，强调经济安全和战略的“不可缺性”，展望并勾勒了日本未来供应链重塑和发展的方向，尤其是东盟和印太地区。不过，日本的供应链政策并未随着新冠疫情流行的结束而终结，反因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驱动而进一步贴近、配合美西方的战略部署。2022年5月，日美间建立“竞争力和韧性合作伙伴关系”。7月，由美国领衔组织起“供应链部长级论坛”，意图重新构建、形塑替代供应链，其中将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和马来西亚列为重要支点国家。9月，日本参与在洛杉矶召开的14国部长级会议，其中半数为“全球南方”国家，会议推出了新的区域供应链合作平台“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日本还积极响应拜登政府提出的“友岸外包”策略，号召海外日企回流日本，或集中迁移至美国和南方国家，以达到供应链“避险”的目的。可以认为，日本在协从美西方和应对供应链危机的过程之中酝酿了相似的构思逻辑和运行模式，为“全球南方”战略的形成提供了一定参照。

其次，“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赋予“全球南方”战略“价值”引路的特征。岸田文雄就任首相前曾长期在安倍内阁但任重要职务，其战略倾向颇受安倍影响。岸田提出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可视作对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继承与延展。岸田内阁在面对南方国家时将“和平国家”话语塑造、“价值观外交”和“同志国”扩展作为战略主线。其一，日本将自身包装成“核爆受害者”，以和平使者的姿态接近“全球南方”。在和平与预防冲突的国际协作上日本将“倾听面临困难的‘全球南方’的声音。”时任外相林芳正在回应安全保障委员会质询时提到核不扩散、军备控制方面表示期待“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各国，对这种势头做出回应。”其二，日本将拓展“共同价值观”作为团结“全球南方”的外交议题。岸田文雄曾在担任安倍内阁外相时提及“价值观外交”时认为，“即使对那些尚未认同‘普世价值’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无论是在外交谈判中，还是在其他各种对话和交谈中，都要不断指出‘普世价值’的重要性。”随着部分“全球南方”新兴经济体实力的日益增强，拓展日本与西方阵营“朋友圈”的需求更为迫切。岸田内阁抓住与“全球南方”价值观的共通之处“法治”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大做文章，将俄乌冲突叙述为“人治”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破坏，进而希望“具有法治价值观的日本能够有效利用官方发展援助，使南方国家认识到法治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在中国向世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的情况下，日本及其盟国和同志国有必要向‘全球南方’传播同样的价值观。”其三，日本将“全球南方”国家视为“同志国”的候选者。岸田内阁对“同志国”的定义较“同盟国”更为暧昧与宽泛，外务省的解释为“在外交议程上与我们有共同目标的国家”，而安保层面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由盟友和同志国组成的多层次网络，扩大该网络并加强威慑力。” “同志国”指涉的国家名单包括日本盟国、北约成员国、东盟、欧盟、印度、韩国、新西兰以及未来纳入的南方国家等。“同志国”行列的扩容意味着价值观念的此消彼长。“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框架下的三重战略以“价值”为链，向“全球南方”渗透与传播独特的日式政治话语。

再次，给予“人”要素以强烈关怀，挖掘潜在的人力资源和美化日本海外形象。日本政府借助“全球南方”战略，深化开发南方国家的人力资源，促进双边持久深入的文化交流，加大对海外教育基础设施的支援力度。岸田在第29届日经论坛上指出，“年轻人是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原动力”，“支持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是人”，日本将制定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的人才培养计划，与东盟一道将在未来5年内培养10万名高技能数字人才。此外，该战略还包含保障女性、儿童教育权利、协助灾后和战后重建、守护“人的尊严”，面向南方国家提供更多的留学与工作机会，以及“战略性地利用卫生作为全球外交工具”帮助南方国家抵御疾病、研发药物等内容。这些举措不仅旨在培育南方新兴市场的抗风险能力，还可提升“全球南方”对日本的信任，增进双边友好的情感。

（二）实施路径：

其一，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力度，提出“提议型合作”援助计划。2023财年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实现了自1999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初步预算为5709亿日元。2024 财年官方发展援助初步预算为5650亿日元，与2023年度追加预算合计为8934亿日元，该金额创2003年以来的新高。日本政府决定结合2023年追加预算，利用官方发展援助这一最重要的外交工具，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2023版《发展合作白皮书》中首次提出“提议型合作”概念，具体指“不再等待对方国家提出请求，而是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提出项目，战略性地利用官方发展援助。”白皮书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同时促进日本的经济增长”。其中，以气候变化与经济复原力为两大主题，优先发展的领域包括传染病应对；“碳平衡”；粮食和能源危机；供应链重组；数字化转型；稳定开发矿产资源等。岸田内阁对援助框架的调整延续了平成时代以来提高援助效率、注重经济效益的努力方向。不同的是，援助力度上的显著提升，充分表明对“全球南方”战略的重视。

其二，依托多边、多层次合作平台，官民协作推进，募集专项补助资金，实现双方“共同创造”的目标。依托太平洋岛国峰会（PALM）、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亚+日本”对话机制、日印首脑互访、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TICAD）等平台与机制，通过经济代表团出访、举办公私论坛等方式，推进日本与“全球南方”的互联互通进程。募集“全球南方未来共创等事业补助金”，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以内阁官房的海外商务投资支援办公室（GBIS Office）为中心，通过相关部委、机构和政府机关之间的配合，改善商业环境，采取多层次、跨领域的实在举措。此外，促进业界、政府与学界间的合作与共创，依托驻外使团或机构在海外搭建推广经济外交“共创平台”，引导日本企业出海投资。

其三，强化供应链安全，保障基础设施的“连接性”，促进“全球南方”的数字化转型（DX）与绿色转型（GX）。日本政府引导优势领域产业向“全球南方”扩张，打造平行体系，重塑关键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布局（如人工智能、半导体、海底电缆等）。2024年年初的国会报告上，外相上川阳子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提升至“新时代外交的另一重要支柱。”南方国家中的关键资源国是日本拉拢的重点目标。2023年3月，哈萨克斯坦举行议会选举，日本对此高度关注，认为发展援助政策将促进哈萨克斯坦的“民主化”进程，希望在天然气、石油、稀土及铀矿等关键资源领域的合作上与中俄展开争夺。日本还重点关注位于“海陆接点”的国家。外相上川阳子在访问马达加斯加时谈及，日本将继续提升其援建的图阿马西纳港的连接性。日本计划积极参与对“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强化陆上“硬连接”和海上“软连接”能力；同时促进南方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

其四，推进“全球南方”战略安全化、政治化，采取“一区一策”方式与“印太设想”联动布局，“以点带面”辐射整体区域。首先，日本将印度视为“印太设想”的重要战略支点。印度是四方安全机制（QUAD）的重要成员。岸田文雄曾多次谈及印度与日本是亚洲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价值观近似。2023年3月，岸田文雄访问印度时表示：“印度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日印将继续合作，共同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日印间将进一步扩容“自由开放的印太”设想，纳入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国际卫生、网络安全等广泛领域，推动印太式务实合作；强调法治是维持和平的根本途径；通过加强多层次互联互通，实现惠及经济增长；加强海上、空中安全举措；双方宣布至2030年，将调动超过750亿美元资金，用于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巩固传统经济合作阵地，以信任与互联互通为主题，深化日本与东盟间关系。岸田内阁将东盟的“印太展望”（AOIP）与“自由开放的印太”设想相联，强调双方共同秉持开放性、透明性或包容性以及尊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互联互通，强化网络安全；向东盟国家海岸警卫机构和海上警察提供培训和巡逻船，支持加强海上执法能力；加强供应链，确保稳定的商品流通和粮食安全；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为改善电力互联互通提供支持；促进技术和人员交流合作。再次，依托太平洋岛国峰会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军事安全一体化。岸田文雄指出，“太平洋岛国与日本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是以海相联的长期伙伴。”日本参与并主导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地区安全合作；灾害防护；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引导美国参与PALM安全议程，向印太地区增派海上自卫队以加强“海上执法能力”，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与合作”。

日本计划通过分化、培育和利用“全球南方”的递进式路径来实现其战略目标。首先，选择“同志国”作为重点攻略对象，通过多层次平台和发展援助增强南方新兴市场的承载力和抗风险能力。接着，推进基础设施合作，确保与南方国家的地理“连接性”。最后，将“全球南方”战略安全化、政治化，以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增强自卫能力为由，与南方国家开展安保合作，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并实现军事软解绑。尽管如此，实现这些预期目标仍面临许多挑战。

   三、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局限及对华影响

日本在推行“全球南方”战略时将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海外经济拓展遭遇阻力、部门间协调和资源分配存在问题，且过于依赖西方价值输出，可能引起南方国家的反感。此外，战略的“碎片化”特征和附带条件的援助方式可能无法满足南方国家的多元化需求。对中国而言，该战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消极方面包括“联印制华”、抹黑中国形象、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的“替选方案”、向“全球南方”兜售价值观外交等；积极方面则体现在提供发展机遇和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契机。中国应坚持与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利用现有平台机制推动“全球南方”整体崛起，呼吁南方国家坚守独立自主，避免被大国竞争裹挟。中日双方应共同把握合作机遇，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竞争，共同构建包容、开放的国际合作框架。

（一）战略施行面临的挑战

日本推行“全球南方”战略的过程中，遭遇了海外经济拓展的强烈阻力、战略规划与实施之间的脱节，以及排他性价值观所带来的限制。就具体挑战而言，其一，海外经济拓展面临强阻力。首先，后疫情时代日本企业综合实力和海外影响力下降。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日本企业海外盈利能力和项目回款遭遇困境，部分项目工程进度受到显著影响。其次，公私资本投资目标错位。日本政府增设“全球南方未来共创等事业补助金”，通过项目招标和发放补贴的方式刺激企业向“全球南方”开拓。融资模式上以官方资金负责主体风控，吸引社会资金注入相关项目。然而，战略内容多数为长周期、收益慢的基础设施项目，一旦面临官方财政支援不足的情况，将影响资金杠杆的撬动，连带削弱社会投资的积极性，造成资金短缺的情况。再次，海外投资环境不佳导致“政热经冷”。东道国政局不稳、投资环境与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了日本海外投资的效果。出海日企时传丑闻，自越南贿赂丑闻曝光以来，后续在印尼、越南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仍多次出现中标企业贿赂当地公职人员的情况。最后，日本政府的促进政策效果不彰。虽然，岸田内阁在投资环境上许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考虑扩大日元经济区，鼓励公司合作以及扶持初创企业等，但实际响应者寥寥无几。2019年至2022年，海外日企在中南美洲、太平洋岛国、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的数量几乎保持不变，某些地区甚至呈下降态势。可见，日本要实现战略中所谋划的“经济成长必须包含南方国家”的目的很难如愿。

其二，整合既有战略难度较高。在日版“全球南方”战略明确推出之前，存在着众多与“全球南方”相关的既有战略部署。例如，全球层面的“全球卫生战略”，和“中亚+日本”对话机制、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太平洋岛国峰会、亚非增长走廊等专项或地区层面的战略部署。这些既有战略的牵头部门横跨内阁官房、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厚生劳动省等众多重要部门，在制定和实施环节存在重叠、脱节的现象，如何与新设的专项负责“全球南方”事务指挥的部门“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进会议”协调接洽，平衡地区与地区间资源分配，设立因地制宜的准入门槛等具体政策的制定上仍将面临众多挑战。

其三，过于依赖西方价值的输出。“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路径多样，单一的价值观念输出往往无法契合这些国家的实际需求，甚至可能引起南方国家的集体反感。此外，尽管日本通过援助政策寻求全球影响力，但往往附带较多条件、形式保守，“捆绑援助”的内容从购买指定产品或服务向兜售西方价值观演化，未必能够有效应对南方国家对合作模式的多样化需求。日本政府倾向于通过分化与拉拢的方式推进该战略，可能激化“全球南方”内部的分裂。南方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诉求并非单纯依赖外部势力的选择，而是更加注重平等互利与共同发展的合作框架。通过外部压力或利益诱导，试图改变南方国家立场的做法，往往难以获得持久的支持。

此外，“全球南方”国家群体结构相对松散，各国在国情、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文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日本在实施“全球南方”战略时，依赖于众多现有的小多边合作平台，导致商贸合作与援助活动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并且常常附带条件，这未必能够充分满足“全球南方”国家的多元化需求。从更深层次分析，日本实施“全球南方”战略，是为了巩固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与当前全球秩序变革与调整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趋势相悖，从而使其陷入了试图利用“全球南方”来反对新秩序构建的矛盾之中。

（二）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客观上存在上述不利因素的制约，但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推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仍不可小觑。日本意在对抗中国，对“全球南方”采取分化策略，抹黑中国形象，多次兜售“价值观外交”，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的“替选方案”，拉拢印度以期“联印制华”。

其一，“联印制华”，矢口否认中国的“全球南方”国家地位，反推印度为“全球南方”的“领袖”。日本看中印度创新与科技能力的进步，在重塑全球供应链方面成为“规避中国风险”的可行选择，并利用印度的大国心态，将印度捧成“全球南方”领袖。近年来，印度与中国之间因边境与发展问题摩擦频频，日本乘机而入追随印度“赶造”“全球南方”战略，战略意图昭然若揭。

其二，抹黑中国形象，指责中国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破坏“全球南方”内部团结。日本政府曾多次呼吁解决斯里兰卡“债务危机”，将矛头指向中国。岸田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日本正与印度和法国一起领导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并希望这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债务重组的典范。”此外，日本谋划“向非洲和太平洋岛国派遣债务管理和宏观经济顾问，并为各国官员提供培训，以加强公共债务和风险管理”，减轻南方国家所谓“对华债务依赖度”，督促提高中国“债务工具的透明度”。日本凭借这些凭空捏造的说法一面恐吓、一面利诱，承诺加大对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海外投资力度，这些做法难掩其真实的战略目的。

其三，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替选方案”。日本“全球南方”战略在区域和合作内容上与“一带一路”倡议大部重叠。2024年4月至5月，继首相岸田文雄出访法国、巴西和巴拉圭，外相上川阳子则访问了科特迪瓦、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马达加斯加，基本上涵盖了日本“全球南方”战略布局的沿线国家。上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同这些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重要性，重点关注港口、隧道和物流交通枢纽的建设，加强海路互联互通，并延长了相关项目的贷款期限。近期，由内阁官房牵头，推出了新版“基础设施体系海外发展2030战略”方案，超越了传统基础设施体系援建的框架，演化为涵盖经济安全、数字化转型、医疗健康、环境保护和人才培育等多领域复合的体系化布局方案。日本虽未直接点明针对中国，但以行动向“全球南方”表示“日本之所及”与“日本之能及”，以竞争姿态悄然开展背后的博弈。

其四，兜售“价值观外交”，影响“全球南方”立场，构筑对华包围。2013年1月，安倍访问东盟三国后提出“东南亚外交五原则”，指出日本要与东盟共同巩固并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战略排他性、攻击性提升，开始背离“福田主义”。2021年8月，时任外相茂木敏充访问中东八国，试图通过价值观外交扩大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日本还通过开展文化交流和提供援助等方式向非洲输出日式文化和价值观念，以此影响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日本试图以“理念竞争”的形式瓦解“全球南方”中的友华力量，拉起“价值观同盟”构筑对华包围。

不过，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出台，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发展机遇。若日本能转变对华负面看法，减少对抗，结合“全球南方”战略与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则可创造更多机会，以开放共荣态度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18年10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双方共同举办“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首次开启了双方在海外基建领域的合作趋势。中日在海外诸多合作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设任何参与门槛，对第三方合作始终持开放欢迎的态度。中日合作形式上以“企业对企业”的模式占主导。中日海外企业在互相提供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及服务层面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日依托互补优势领域，合作范围有望以基建主导，向资源、医疗、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等非竞争性领域拓展。从初步成果看，中日正推进或达成资源开发、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具体包括绿色转型相关的尼泊尔塔纳湖水电项目、印尼动力电池级镍化学品项目、阿联酋“阿布扎比之光”光伏发电项目以及缅甸、新加坡垃圾处理项目；资源开发相关的泰国KSP糖厂项目、印尼棉石石油化工化肥工厂项目、哈萨克斯坦阿特劳炼油厂石油深加工项目等。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资源开发以及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等多个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通过与“全球南方”携手合作，以期实现三方互利共赢的局面。

（三）中国的应对之法

中国应引导日本改变对华错误看法，促进合作，把握“全球南方”崛起机遇，共同塑造平等、自由、开放的国际新秩序。

其一，坚持与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聚焦和响应“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中国将致力于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反对动辄“封锁”“制裁”、经济问题的“反安全化”、国际合作“阵营化”，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引领和协同作用，扩大国内市场开放程度，以实际行动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

其二，利用好现有平台机制、资金和资源，推动“全球南方”的整体崛起。走向繁荣是“全球南方”的共同渴望。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同南方国家拥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奋斗历程，面临相似的发展挑战和任务，对国际事务有相同的立场诉求。中国的特色发展之路还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产品和发展理念，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将继续依托“77国集团和中国”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机制，同南方国家增进合作，共同改善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不利处境，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其三，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坚守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避免被大国竞争裹挟。当前，“全球南方”群体松散，亟需增强团结意识，培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共同推动南方国家的发展壮大，使“全球南方”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实现国家新发展的帮扶者。

其四，引导日本改变对华错误认知，促成更多第三方合作。消解日本对华错误认知需加强两国高层互访，增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间交流，纠正“中国威胁论”等偏向性信息，克服并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以宽广的视野和胸襟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两国未来，更需以诚意和善意推动、增进两国友谊的共同事业。

历史上看，中日双方在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炼油厂升级改造项目、泰国东部经济走廊计划（EEC）等典范标杆项目上有过顺利合作的经历，双方更应把握这次来之不易的机遇，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竞争的心态，推动务实合作，积极引导日本及其他相关方共同致力于构建更加包容、开放的国际合作框架。

   四、结 语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本政府响应、跟进印度的“全球南方”外交提议，将以往地区战略进行统合，构建出一个面向“全球南方”的专版战略。日本政府加紧布局，依托既有平台和更新发展援助框架，将该战略纳入“印太设想”与“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等战略和理念轨道之中。对内，海外经济开拓和注重经济效益提升的援助方式为解决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对外，日本政府主动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撤退“接棒”，打造所谓的“价值观同盟”，分化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安全”及全球治理等领域频频渗透、搅局，试图实现代表西方阵营拉拢“全球南方”以遏制中俄，总体上实现“内求纾困，外谋进取”的战略目标。目前，日本“全球南方”战略的地位正逐步抬升，与“基础设施体系海外发展2030战略”、“知识产权促进2025计划”、“全球卫生战略”等平行战略或子战略穿插协动，并针对东南非洲、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等广泛区域作了战略细化和扩充，有效弥补了“印太设想”中的薄弱环节，在未来有望形成独立的区域战略体系。

然而，日本所推行的“全球南方”战略，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尽管在表面上与“全球南方”崛起的趋势相吻合，但其核心目标在于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追求外交自主权以及维护以西方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该战略重视实际利益，尤其是对日本经济的回馈效应，而非真诚地寻求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赢合作。鉴于海外经济拓展面临的强大阻力、战略规划与实施之间的脱节，以及价值观的排他性等因素，日本的战略可能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需要把握机遇，积极引导日本改变对华的错误认知，并推动中日第三方合作；另一方面，必须保持战略警觉，始终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应坚持并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培育全球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中国还需进一步开放和完善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机制，支持其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携手共同推动实现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拓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