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史学集刊》2024年第5期；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些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大国博弈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的兴衰”也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论之者众。但与1987年末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引发的热议不同，彼时争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已经衰落，而此时争论的焦点则是中国的崛起。保罗·肯尼迪近期将推出该书的第2版，他就此所作学术报告的题目就是“大国的兴衰(第2版)：在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阴影之下”。肯尼迪论题的转变反映了近三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即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大国的崛起。这种转变也为大国兴衰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看似简单，但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什么是“大国”？什么是“非西方大国”？在非西方大国崛起的形势下，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如何延续？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索，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大国”定义的难题

讨论“大国的兴衰”，首先无疑要明了什么是“大国”。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讨论并不多。学界迄今有关大国兴衰的讨论基本上依然围绕着近代以来崛起的西方大国和日本，衡量大国的标准也依然以军事—政治实力及其经济基础为主。对1945年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定义标准变化的讨论并不多，而这又正是重新讨论大国兴衰问题的前提。

早在18世纪，“大国”(great power)这个术语就常见于欧洲外交界，并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开始“流行”起来。在反法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并自认为有权决定会议日程的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成了“大国”，波旁王朝复辟之后的法国也被邀加入进来。实际上，当时大国与小国的区别依然是微妙的，但“五大国”构建起来的“欧洲协调”机制塑造了一种新的欧洲秩序，恢复了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破坏”的欧洲和平，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的大国地位也就无可置疑了。1833年，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给“大国”下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定义，成为“大国”定义的“经典”：如果要给大国下一个定义，它必须能够对抗所有其他国家，即使它们是联合起来的。腓特烈就把普鲁士提升到了这样的地位，[1]无疑，这个定义“标准”太高，“超级大国”似乎也很难做到，但它把大国实力的核心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大国”的标准就是军事强国的标准，兰克的“大国”定义源于普鲁士和欧洲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但即使时过境迁，兰克的“大国”定义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战之后，随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进步，大国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学不可或缺的主题，许多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给“大国”下过定义，尽管阐释方式不尽相同，但大都是围绕着军事—安全角度进行。A.J.P.泰勒(A.J.P.Taylor)认为，“列强”(The Great Powers)，正如这个名词的含义一样，是争取权力的组织，也就是说，其最后一招是诉诸战争。它们也许还有其他的目标——国民的福利或统治者的威风，但对它们作为“列强”的最基本的考验是进行战争的能力。[2]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认为，大国的自我显示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至少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一个国家的确就是通过在战争中战胜另一个大国而成为大国的，正如婆罗洲那些割取敌人首级作为战利品的人们以割取第一个首级作为进入成年的标志一样。[3]赫德利·布尔后来在他独自撰写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中拓展了“大国”标准，强调了“大国俱乐部”的作用，认为“大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大国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地位差不多的国家，它们组成一个具有某种入会规则的俱乐部；其次，这个俱乐部成员在军事实力方面具有一流的地位；第三，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具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4]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莱维(Jack Levy)的“大国”定义是被西方学界经常引用的定义之一。莱维认为，学界对大国重要性的广泛承认与关于这一概念的精确分析并不相称。学者们或者没有尝试定义这个概念，或者没有努力将模糊的定义转化为有意义的操作标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特定的日期或事件标志着某个大国地位的上升或下降，他们认为这一概念的意义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大国的这种定义的不精确性可能源于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即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18—19世纪，军事力量的指标是明确的。莱维认为，大国的定义基于与安全相关问题的主导地位，而安全主要被定义为军事安全。安全与其他领域也有联系，但在国际贸易或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不能自动确保大国地位。财富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实力或对安全问题产生影响。例如，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荷兰是一个商业强国，但不是一个大国。仅仅作为殖民大国的地位也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国。许多大国都寻求将殖民帝国作为增强其实力和财富的一种手段，但一些殖民大国实际上已被孤立于大国的安全体系之外，几乎不参与其联盟和战争，如16世纪的葡萄牙。[5]

莱维的“大国”定义源于他对1493—1975年大国体系中战争的考察，他坦言自己对1945年之后的“大国”如何定义没有成熟的想法，依然在探索之中。[6]实际上，随着二战结束之后大国之间“和平”局面的延续，以及冷战以苏联解体的“和平”方式终结，如何定义“大国”确实成了西方学者面临的一个“难题”。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1945年之后的“大国”已经成了一个“麻烦的”(troubled)概念，因为冷战期间大国的概念已经被“超级大国”的概念所取代，而1990年之后人们在美国之外的大国定义问题上没有共识，并且存在着“回避”对大国概念加以界定的想法。但布赞还是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其2004年出版的《美国与诸大国》一书中对“超级大国”“大国”和“地区大国”给出了新的定义。他特别指出，使一个大国在21世纪获得成功的原因已经发生变化。在过去，诸大国通过成功地操纵联盟和使用武力，去施加它们的意志并展示它们的地位。现在，一个真正成功的大国的标志，在于它围绕自身所创立的安全共同体有多么广泛和持久，在于促进分享的共同价值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关于“超级大国”，布赞给出的定义是：“超级大国必须具有(根据当时标准测定的)一流军事和政治实力，而且具有支撑这类实力的经济。它们必须有能力影响——而且干预——全球的军事及政治事务。它们需要从言语和行动上把自己看作——而且从言语和行动上被他者所接受———具有这个水平。超级大国必须在该体系的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地区的安全化和非安全化过程中充当积极角色，无论是作为威胁者、确保者、盟友还是干预者。除了在极端冲突的国际体系之外，超级大国还将是那种作为巩固国际社会所必需的‘普遍’价值的源头。超级大国的合法性将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成功地‘确立’这类价值的合法性。”[7]

无疑，“大国”定义成为难题的重要原因在于，1945年之后大国间关系虽然不断变化甚至恶化，但大国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大都是在和平环境下发生的，并且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如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后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重新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更是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被认为是接替美国霸权的候选国。但日本和德国在军事—安全方面依然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也处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之下，它们的挑战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与日、德的再度崛起不同，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也体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并且在最近二三十年更为集中地表现出来，这使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兴衰叙事复杂化了，也使专注于西方大国兴衰历史叙事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感到“措手不及”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到了中国，特别是在最后一章预测21世纪大国兴衰走向的时候，谈到了“平衡发展的中国”“进退维谷的日本”“得失并存的西欧”“矛盾重重的苏联”和“相对衰落的美国”，但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大国或潜在大国，包括雄心勃勃的、一直想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印度。[8]2004年巴里·布赞在《美国与诸大国》中已经把中国视为“潜在的”超级大国了，但强调中国的未来依然是个“问号”。在布赞眼中，印度依然处于“地区性大国”的行列。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所出现的历史上罕见的“休战”状态的延续，特别是一批非西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和平”崛起，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轨迹发生了偏离，从而使对“大国”的定义成为难题。这个难题不仅是学术性质的，更是现实存在的：“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否改变了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西方大国是否接受非西方大国“和平”崛起的现实？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现实的与潜在的

那么，什么是“非西方大国”呢？迄今为止，学界似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人们提到“非西方大国”，往往以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作为佐证，实际上就是着眼于冷战后的几大新兴经济体，没有与偏重军事实力的传统“大国”定义“贴合”在一起。这似乎揭示出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即非西方大国的“崛起”还没有经过西方大国所经历的在一场或多场战争中取胜的验证，因此是“不完备的”。而当年的日本正是通过在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来证明其大国实力，获取了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资格。“非西方大国”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循着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在或将发生的新的大国战争中证明自己的实力；要么努力塑造一种新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中非西方大国能够在制止大国之战再次发生的条件下，崛起为“大国”并被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所接受。毫无疑问，无论对西方大国还是“非西方大国”来说，这都是一场艰巨的考验。

在西方“列强”之外，日本被认为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成功崛起的“非西方大国”。日本通过1868年开启的明治维新，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经验，“脱亚入欧”，在短时间内迅速更新了国家体制，并在对华战争和对俄战争取得胜利后跻身列强之列。但崛起的日本“胃口”非常之大，要把整个东亚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为此与德意法西斯结成“轴心国”联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的策源地。战败的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实现了国家再造和经济复兴，并于1987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势头直逼美国，成为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挑战者，甚至被视为对美国战略利益最大的“威胁”。[9]但彼时的日本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军事和安全方面处于美国的“保护国”地位，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国”，且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陷入长时间的“停滞”期。现在的日本既是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的“优等生”，在西方世界所获赞誉极高；同时又是美国的铁杆盟友，美日联盟与美英联盟共同构成了美国主导下的西方联盟的重要支柱。日本的大国兴衰叙事也暂时被掩盖在西方大国兴衰的叙事之中了。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冷战意义上的东、西方世界不复存在，“西方”与“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一度成为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分野。这种划分实际上遮蔽了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在“非西方大国”的构成上以非常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谈论“非西方大国”，往往首先提到的是“金砖国家”(BRICS)。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一批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的扩大和重组中乘势而起，成长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占有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引发广泛关注，其中“金砖国家”在世纪之交表现最为亮眼。所谓“金砖国家”这一概念，源自2001年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领导下的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的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打造更好的全球经济金砖四国》(Build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按照奥尼尔的观点，“金砖国家”经济的重要性正在改变游戏规则，2001年和2002年，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速超过七国集团(G7)。2000年底，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e Power Parity，简称PPP)计算，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美元计算的GDP约占世界GDP的23.3%。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世界GDP中的比重将继续上升，这将引发金砖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重要问题。根据这些前景，全球政策制定应进行重组，尤其是七国集团(G7)应进行调整，吸纳金砖四国的代表。[10]2011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组织，BRICs变成BRICS。“金砖五国”被视为“非西方大国”的主要代表。[11]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根据美国的建议，1999年开启的二十国财长会议在2009年升级为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表明西方七国集团(G7)已经难以主导世界经济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非西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现实。G20包括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共和国、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洲联盟，实际上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20的国家或共同体。无疑，所谓的“非西方大国”或“潜在的”非西方大国，都已经在G20国家之列了。

但是，尽管西方大国之间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是“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差别或许更大。有些“非西方大国”由东方文明古国“蜕变”而来，历史绵延几千年，其崛起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文明古国”的复兴；有些则是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其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仅有几百年甚至几十年，是世界舞台上的新来者。[12]有政治学学者专门把“非西方传统大国”单列出来解析，认为其现代化进程可能要面临危机、困境、转型、崛起和领先五个基本问题。所谓的“非西方传统大国”指的是传承了某种主要的古老文明传统并且在今天仍然具有较大地理疆域和人口规模的国家，亦即西欧及其衍生文明之外的传统大国，这种较大的国家规模使其仍有机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重要国家。[13]无疑，在当今世界的非西方大国中，既有“非西方传统大国”，也有“非西方新兴大国”。2000年之后，“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成绩不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继续保持增长，巴西和南非遭遇了不同的困境。在两种“非西方大国”之中，“非西方传统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韧性。

对比已经整合成战略同盟的西方大国，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无疑更具“多样性”。首先，俄罗斯即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既没有被完全地接纳为“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又是近代以来欧洲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拓展到全世界的欧洲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又是这个体系的反对者和造反者。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的崛起，事实上巩固了屡遭游牧民族侵袭的欧洲东部边缘；同时，也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崛起，让一股“强大、反动和落后”的势力卷入欧洲大国的博弈中来，与欧洲的其他大国形成了竞争关系。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战和二战，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危急时刻的救星，又是它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从彼得大帝激进的“欧化”改革开始，俄罗斯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之间的撕裂就开始了，孕育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催生了 “本土”俄罗斯与“文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俄罗斯对欧洲一直有着特殊的情结。每一个历史变动时期，俄罗斯总会以欧洲为参照系和维度来思考俄罗斯的战略和命运。[14]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之下，俄罗斯既融入了欧洲或西方崛起的历史大潮，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列强或西方列强的一分子，又被视为“欧洲大门外的陌生人”，西方阵营的“异己分子”，直至经过一战和二战的锤炼而成为“超级大国”，与西方阵营展开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曾经想与欧洲“重归于好”，并且应邀加入了G7集团，似乎开始与西方七国“共治”这个世界了。但俄罗斯“融入”欧洲和西方的梦想很快就在欧盟和北约大踏步东扩的进程中破灭了，与欧洲和西方的关系发生逆转，直至在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问题上演变成俄罗斯与整个西方阵营的对抗。美苏冷战时期欧洲未曾发生过的“热战”，在冷战结束三十年之后发生了。很显然，这不是冷战的“重启”，而是俄罗斯与欧洲和西方延展了几个世纪的矛盾的总爆发，俄罗斯“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欧洲和西方的对立面，这个在欧洲和西方大国政治的漩涡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竟然成了现实意义上的“非西方大国”！

其次，印度正在崛起为“有声有色的”非西方大国。与俄罗斯不同，印度曾经是大英帝国最大、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实际上，印度次大陆在殖民地时期被大英帝国整合成一个整体，虽然1947年印度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但印度在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占据优势。从独立之日起，印度就奉行一种“特立独行”的大国外交。一方面，印度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奉行不结盟政策，与印度尼西亚和南斯拉夫一同发起不结盟运动，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享有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在南亚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干涉他国内政，吞并锡金，“肢解”巴基斯坦，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发生冲突。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印度的“大国外交”更加自信，特别是2014年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取代国大党成为印度人民院(下院)多数党，纳伦德拉·莫迪出任总理之后，印度充分利用中美关系逆转、美俄对抗加剧的“有利时机”，努力在世界舞台上拓展更大的活动空间。印度既能够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又在西方围堵中国的布局中充当美日等国的战略伙伴，同时还要充当正在崛起的“全球南方”的领袖国家，似乎成了除中国以外所有大国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印度自称“最大的民主国家”，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一致；印度制造业依然水平不高，但是作为软件人才大国，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兴产业链的重组中具有相当优势；印度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平均年龄不到30岁，“人口红利”还将延续几十年；印度在军备投入上不遗余力，能够同时从美国和俄罗斯购买高端武器，并且是核武器拥有国，因此被视为军事大国。尽管印度外交部长曾经“狂言”未来的印度将与中国重构世界秩序，终结西方体系，但印度社会贫富悬殊现象严重，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人口还没有从贫困状态中摆脱出来，这一切都让人们对印度作为一个大国的发展前景心存疑虑。

对比俄罗斯和印度，中国更有“资格”被称为“非西方大国”。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文明未曾中断的东方文明古国，而且还因为早在冷战期间中国就已经被视为“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了。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政府公开承认的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其他四个力量中心分别是美国、苏联、西欧和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素有西方战略家之称的西德政府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就把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相提并论，认为中国也是“超级大国”。[15]在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战略格局中，中国在“多强”之中率先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诸多领域对美国的“一超”地位构成了挑战。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虽然俄罗斯与美国、欧洲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尖锐，俄乌冲突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俄罗斯与整个美国和西方的对抗，但中国依然被认为是西方最主要的威胁和最根本的挑战，这是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未曾出现过的局面。[16]因此，在谈到非西方大国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在所有非西方大国之中，中国是“非西方性”最强的国家，也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中国的崛起也会遭遇阻滞，但中国以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优势，以及在以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比肩的竞争对手。中国崛起的态势还将延续下去。

实际上，早在1975年，美国战略学学者雷·克莱因(Ray S. Cline)曾经提出一个风靡一时的类似于所谓“综合国力”的计算公式，克莱因称之为“可感知的实力”(Perceived Power)公式：Pp＝(C＋E＋M)×(S＋W)，即可感知实力＝(人口和领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并根据这个公式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实力都进行了计算和排序，并强调世界事务通常是由25～40个国家决定的。克莱因并没有给“大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说：“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其国际和国内目标而不考虑甚至反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归根结底基于它与其他国家相对的国家实力。因此，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使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做其不会选择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使另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做它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无论是通过说服、胁迫还是直接的军事力量。”[17] 现实地说，国家实力是战略、军事、经济和政治优势、劣势的混合体。它部分是由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决定的，但更多的是由领土的大小和位置、边界的性质、人口、原材料资源、经济结构、技术发展、财政实力、种族协同、社会凝聚力、政治进程和决策的稳定性，以及最后通常被称为民族精神的无形力量所决定的。[18]

尽管克莱因设计的公式足够精确和全面，实际上几乎涵盖了当今世界衡量国家实力的所有条件，但在西方学界的引用率并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他所给出的指标虽然是明确的，甚至是精确的，但所得出来的结果却是相对固化的，而大国兴衰的过程却从未停下脚步，时刻都在微妙地进行之中。按照克莱因的计算公式，苏联曾高居大国实力排行榜榜首，但它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解体了，这说明衡量一个大国的实力，不能全部依靠外在的衡量标准，其兴衰的命运之神深深地扎根于其历史经验之中，而这是难以用计算公式衡量出来的。然而，对大国实力的评估一直没有停止过，实际上这已成为西方许多智库学者的基本功。如美国兰德公司就曾在2020年发表名为《衡量21世纪的权力、权力周期和大国战争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对21世纪大国实力进行详尽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外，他们所选择的有关大国的数据就是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印度。[19]

三、大国兴衰进入新时代

随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大国兴衰的故事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历史性变化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但却在变成现实。首先是“非西方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其中既有“非西方传统大国”，也有“非西方新兴大国”，既有已经被“公认”的大国，也有潜在的、未来可期的非西方大国。几个虽然曾领先于世界，但领土和人口规模及自然资源都十分有限的“欧洲小国”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规模庞大、资源丰富的非西方国家开始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世界历史“常态的回归”，标志着大国兴衰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第二，随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大国竞争实际上越来越体现为“超级大国”之争，许多原来意义上的大国已经被“矮化”成中等强国，而许多“中等强国”都在跃跃欲试成为“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在这其中，中美两国之间全方位的竞争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两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不仅仅是彼此，还有新的竞争者加入进来，而新的竞争者或将来自新兴的非西方大国。有学者认为，如果未来世界是多个超级大国竞争的世界，那么也将是一个“无超级大国”的世界。[20]

第三，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崛起，特别是冷战后一批非西方大国或潜在的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大国兴衰的速度加快了。历史上的欧洲列强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拼搏”才得以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而20世纪大国的兴衰过程可能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的，而且“兴起”和“衰落”的衡量标准越来越相对化。这与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人类社会的信息化有直接关系，大国的成长在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更为直接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按照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的观点，世界正在从一个“大分流”的世界走向一个“大合流”的世界。[21]这是1945年之后大国之战未再重演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1945年之后“大国无战事”纯粹是“历史的偶然”，随着“大国民族主义的回归”、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日本“向正常大国的回归”、印度参与权力之争局面的到来，以及“民主轴心”与“集权俱乐部”竞争的加剧，世界将重回1930年代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重回丛林世界”。[22]这种“不详的”的预警预示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是沿着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以一场战争的胜利赢得大国的荣誉和地位？还是阻止大国战争局面的到来，力争以和平方式实现非西方大国崛起和世界力量再平衡？这是一个成熟和理性的大国必须考虑的问题。

与“非西方大国”相比，西方大国不仅仅是一个群体，而且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在冷战结束之后，甚至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曾经被许多学者认为已经终结了。[23]但是借助于俄乌冲突的发生，借助于中国的“强势崛起”所引发的疑虑，美国拜登政府又得以把西方阵营整合起来。历史地看，所谓的“西方”实际上是在一系列内外碰撞的融合与排斥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外在的碰撞发生在不同文明的种族之间，如希腊人与腓尼基人，马其顿人与埃及人，罗马人与凯尔特人之间，以及11世纪之后欧洲人在探险时期、扩张时期及帝国主义时期与非洲人、亚洲人及美洲土著民族的“碰撞”；内部的碰撞通常发生在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与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之间，如领主与农民之间，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工厂主与工人之间，主人与奴隶之间；意识形态碰撞发生在基督教与多神教之间，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24]换言之，西方存在的前提是两极之间的张力。[25]

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又为西方阵营找到了新的“碰撞”对象，为“西方”生命力的延续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碰撞”包括“融合”，也包括“排斥”，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也必将为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为大国兴衰的新时代，注入新的压力和活力。

注释：

[1] Leopold von Ranke, The Great Powers(1933),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3, p. 86.

[2] [英]A.J.P.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8页。

[3] [英]马丁·怀特、[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4]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2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2页。

[5] Jack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3-1975,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16-18.

[6]杰克·莱维在与笔者近来的交流中坦言此事。

[7] [英]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1页。

[8]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下)，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276页。

[9]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33, No.1, 1991.

[10]参见Goldman Sachs Research, 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November 30, 2001,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goldman­sachs­research/building­better, 2024-08-10.

[11] 2024年，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也加入了“金砖国家”组织，土耳其提出了加入该组织的申请，而阿根廷新总统米莱上任后正式致信金砖国家领导人，拒绝加入该组织。

[12]笔者也曾经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将现代世界的国家划分成“已构建国家”(欧洲原创型民族国家)、“再构建国家”(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按照民族国家原则重新构建起来的东方文明古国)和“构建中国家”(在非殖民化运动中产生的新兴国家)。参见刘德斌：《国家类型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

[13]包刚升：《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0-31、40-41页。

[14]参见邢广程：《俄罗斯的“欧洲情结”与西进战略》，《欧洲研究》，2011年第5期。

[15]参见[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梅兆荣等译：《伟人与大国：施密特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回顾了施密特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交往，以及他对这三个“超级大国”的评价。

[16]美国有政治精英认为西方与苏联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是西方大家庭内部的斗争，因为苏联一部分是西方的，一部分是东方的；而中国则是美国第一次面对的一个非“高加索人”(白人)的大国竞争对手，是一场与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的。参见“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Has a Really Racist Take On U. S.­China Relations: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Will Have a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https：//archive.thinkprogress.org/state­department­official­makes­xenophobic­argument­against­confronting­china­on­human­rights­aae491dfb32b/, 2024-08-10.

[17]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1977: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7, pp.11, 8.

[18]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0, p. 12.

[19] Jacob L. Helm and Benjamin M. Miller, Measuring Power, Power Cycles, and the Risk of Great-Power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2900/RR2989/RAND_RR2989.pdf, 2024-08-10.

[20]参见[英]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1]参见[美]迈克尔·斯宾塞著，王青、刘其岩译：《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22]参见[美]罗伯特·卡根著，陈小鼎译：《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Robert Kagan, The Jungle Grows Back: America and Our Imperiled World, N.Y.: Alfred A. Knopf, 2018.

[23]参见刘德斌：《西方的“困局”与“出路”》，《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年第2期。

[24] [美]布赖恩·莱瓦克等著，陈恒等译：《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25]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夏菲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9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