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年第4期；作者：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雨薇（北京大学博士生、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王”）：德斌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的专访。您自1985年留校任教以来，一直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深耕，更是吉林大学公共外交研究发展的推动者与见证人，前不久还就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发表了新的见解。请为读者介绍一下近年来您在上述领域的研究积累和心得体会。

刘德斌教授（以下简称“刘”）：非常荣幸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的访谈！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各校都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为这一学科，也为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记得十多年前学界同人呼吁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的时候，主要的出发点是随着中国崛起为新的世界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全球化了，但中国学界对许多区域和国家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方面还有许多空白，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远远满足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现在好了，有了学科“制度化”的加持，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望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前景！

  谈到我自己，我并不是搞区域国别研究的，因此我今天说的可能都是外行话，请您和读者见谅。我是学历史出身，最早感兴趣的是古代史，后来又转向近现代史，再后来又不知不觉地专注于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后来才意识到这个叫作“国际关系”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所以我又在职攻读了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并在英国和美国访学期间专注于国际关系问题的学习和研究，并利用工作之便，与多国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关系，这不仅使我本人，也使我的学生和同事都获益匪浅。谈到我自己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在向历史学“回归”，因为我发现，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日起，现代国际体系中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张力就一直存在。当今世界的“乱象”，归根结底，就是这种张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集中地释放。我很早就对全球史观感兴趣了，也发表过相关论文，20年前还应邀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写过推荐序，但我并不是专门研究全球史的。中国的全球史研究，是在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团队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之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撰写和翻译的一系列著作，编辑出版的《全球史评论》，对中国历史学界影响很大。我之所以强调全球史研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被西方崛起的宏大叙事所遮蔽和简化的非西方世界历史的“原貌”，更为充分和清晰地展示出来。而这一点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急于拓展的区域国别研究，主攻目标就是我们所欠缺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早已被“纳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但它们被纳入之前的组织形态，纳入过程中的聚合与冲突、纳入之后的变化与遭遇，都是不一样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国情”更为“复杂”，族群、宗教和部落等所谓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化进程更为深入地纠缠在一起，其中所蕴藏的矛盾和冲突正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爆发出来。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史观，更有利于我们“还原”这些国家历史与现实的“本来”面目，从而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建言献策建立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之上。

王：正如您刚刚所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百年变局的持续演进，全球史研究愈加引人关注，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种新视域。请您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1）在全球史研究领域，您所感受到的国内国际研究新进展——特别是新视角新方法都有哪些？（2）这些研究之间有没有一些相通点或者共同关注点?

刘：全球史研究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广博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又超越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实际上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及其繁衍生息的环境作为研究对象，这无疑大大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全球史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其作品却对历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人们所熟悉的贾雷德·戴蒙德的学术生涯始于生理学，后来扩展到进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对欧亚大陆在农业发展、技术创新、疾病传播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大陆的相对优势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从而对世界历史进程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给人以诸多启迪，推动了历史学界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早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的教学和研究就已经在欧美悄然兴起了，但影响力有限。世纪之交，全球史研究在更多国家勃然兴起，参加人数之多，研究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我想这与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全球问题又日趋明显地凸显有直接关系。前不久，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出版了，把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以更为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出来，我相信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也会从中获益良多。可以说，全球史的涵盖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尽管侧重点很多，研究领域也越来越细，但相通点还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包括与自然环境相处的历史经验）作为共同的关注点。由于全球史关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以政治史为主线的世界史，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所采用的方法自然也是多样化的，有许多研究领域，比如环境和气候研究，更多地借助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知识。因此，在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在全球史领域，不存在一种理论或范式或方法就可以“包打天下”的现象，有许多就是实证研究。那么全球史研究到底对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对区域国别研究有什么借鉴意义呢?我认为首先是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定式的全球史观念，为区域国别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其次是全球史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与区域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能够将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建构，置于更为坚实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有人可能要问，全球史研究不是以超越国家本位为特征吗？区域国别研究又怎么能够吸纳和借鉴全球史的研究成果呢？确实如此，超越国家本位确实是全球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但“超越”并不等于“取缔”，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考察。近年来，以全球史视野重构国别史的作品越来越多，将一国的历史置于全球互动的背景之中，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一国历史的理解，而且加强了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从而对历史和现实都有了新的理解。实际上，全球史研究并非与国际政治话题不相关。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全球史讲稿》讲的都是与“国际政治”相关的话题。《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辟有专门章节讲“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新世界与新秩序的形成”。作者在讨论17世纪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兴起的同时，也阐释了东亚满洲的崛起、清王朝的建立及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的扩大和重构，这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的、并行的，实际上为300年后两种国际体系的巨大碰撞埋下了伏笔。但传统的历史叙事则更为强调现代国际体系的缘起与拓展，遮蔽了当时世界上东亚和中东等几大国际体系并行的历史进程。欧洲体系拓展到全世界是几个世纪以后发生的事情。

王：谢谢德斌老师的分享。在您近期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您多次提到了“把历史研究与现实变化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大变局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史阐释体系，汲取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经验 , 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想请问您：在当前的形势下，区域国别研究如何更好地与国家战略需要、现实需要相契合，实现学术与应用的双向赋能?

刘：我们正在目睹“后冷战时代”的终结，国际关系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国博弈卷土重来，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正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遏制、打压和围堵。尽管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演变成俄罗斯与整个美西方国家的对抗，但中国依然被西方国家认定为最主要的战略威胁。围绕大国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国际关系格局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会像冷战期间那样把整个世界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因为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经使国与国之间，发展中国家与东西方大国之间，形成了多种相互叠加、相互依存的关系，发展中国家都正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活动空间，都在新的大国博弈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可能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展现出来，“两极化”和“多极化”的传统概念，可能都不足以概括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主要特征，多数国家可能都不会在大国博弈中采取旗帜鲜明地选边站的立场。这是国际政治的新现实。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就更应该对变化中的非西方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脉络都是不一样的，冷战后的经济和政治生态更是出现了诸多变化。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跃居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少数国家甚至已经可以比肩发达国家，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依然在“不发达”的泥潭里踟蹰前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与非西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将会愈加广泛和深入。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状和前景，与中国的崛起进程有着比以往更为密切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承载着比其他学科更为重要的责任，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对比近代以来崛起的西方大国，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一直是个“短板”，因为西方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早在其殖民扩张时期，甚至以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为这些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探索”这个世界的，并不是大学的专家学者，而是愿意远涉重洋深入异国他乡的传教士、探险家和贸易商人等，现在能够查到的“研究报告”，有许多就出自这些人之手。他们的“田野调查”既为欧洲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必要的情报支持，也为大学中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化建设提供了相应的准备。不言而喻，欧美大学包括俄罗斯大学中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传承和积累。作为新近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印度在这方面也有一定优势。因为作为大英帝国最主要的殖民地，当年的印度与英国的其他殖民地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大量的印度人在殖民地时期迁徙到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其中既有大量的劳工，也有协助英国殖民者治理殖民地的“二鬼子”，这些人及其后裔早已融入当地社会。印度独立之后，印度移民依然源源不断，范围更是扩大到美国及南美洲，与殖民地时期的移民一起，形成了今日印度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这些移民的后代有许多成为所在国学界、商界和政界精英，并与印度本土形成了密切的联系，成为印度深入他国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为印度全球性利益的拓展，包括对他国国情的准确认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实际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包括对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早就开始了，但发展既不充分，也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后，专注于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人，远远多于专注于中小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人，这种局面到现在也没有扭转过来。这使得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包括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和周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及其走向的了解和判断，都与现实需求之间有很大差距。毋庸置疑，中国与那些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西方大国有本质的区别，整个世界任由几个欧洲大国摆布的时代也早已成为过去，但中国的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发展模式、自我身份定位和国际战略环境都要求中国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形成稳定和成熟的伙伴关系，都要求中国对这个世界及其发展趋向有更为精准的认知、把握和预判。其中，一种成熟、有效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形成是重中之重，实际上也是作为崛起中的世界大国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的战略需求问题。

王：随着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国内许多高校及学者都把区域国别学的知识构建基础放在了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学两个领域，并强调对象国语言的使用能力。想请问您：（1）如何看待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2）在新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出现后，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学这两个原本独立的学科如何能更好地进行互动与对话？（3）如何能在全球史、国际关系理论、区域国别研究这样既有差异又有交叉的三个领域融会贯通？

刘：哈！这三个问题都是见仁见智的大问题，我的回答肯定不是标准答案，仅供参考。第一个问题，首先我想讲的一点是，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涵盖的范围都非常广，实际上是两个学科群，但许多人的学术生涯都是从区域国别史或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开始的，而这两者之间又必不可免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两个学科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也为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许多学术带头人都有一个国别史研究者的标签，都是从国别史开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逐步蔓延到区域史、断代史、专门史及至世界史的。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有一批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专家，他们似乎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之争兴趣不大，而是专注于区域或国别研究，比如近年来愈加活跃和愈加庞大的中东和非洲研究及其专业人才队伍，早就在历史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跨界”了。其次上升到理论建构层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重新认识和阐释国际体系中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张力问题，而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史研究的深入，正在把被遮蔽和简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阐释基础。当然，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差异和“歧见”依然存在。例如，在对待同一个历史事件的问题上，历史学家往往追问的是它的“特性”，从而将其与其他历史事件区别开来；而国际关系理论家则往往追问的是它的“共性”，或按照既定的理论范式进行解读，从而升华到理论层次。国际关系理论家往往认为历史学家不讲理论，历史学家往往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家“曲解”历史，这几乎是全世界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家的“通病”。有许多人提出如何“弥合”两个学科之间的“歧见”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相互质疑有利于两个学科共同的发展进步，或许这就是两个学科独立存在的重要缘由之一。令人高兴的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博士学位论文有了更为显著的理论升华，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在史料的筛选和使用方面表现出专业历史学家的水准，中国学术的进步正在年青一代的学者身上展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对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我认为这种冲击更多的是高校办学资源的权力分配机制造成的，对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立应该更有利于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学的交流与对话，因为区域国别研究本来就是两个学科交叉和重叠最集中的领域。我认为所谓的学科“独立”，主要指的是根据学科制度化建设需要而在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成的一种分工体系，是从19世纪的欧洲大学开始的，延续、发展到今天，但就学术探索而言，没有一个学科是“独立”的，都要吸纳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区域国别学以及学科的建立，应该为世界史特别是全球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区域国别学之间，以及它们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学界许多人专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风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就是一批西方学者为新兴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开出的“药方”。无疑，今天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理论”所设计的途径相去甚远，其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与理论阐释依然是学界面临的任务，区域国别研究大有用武之地。实际上，战后西方的许多学术大师都是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的。比如世界体系理论的领军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乔万尼·阿瑞吉等人，就是从研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起家”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有重大影响的理论体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区域国别研究定位于高等学校“一级学科”的国家，无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的现实挑战，还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的战略需求，都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动力。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学术大师，将有许多从区域国别研究中脱颖而出!

  至于具体到如何在世界史包括全球史、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三个既有差异又相互交叉的三个领域之间融会贯通，每位学者肯定都有不相同的看法。从区域国别研究的角度出发，我认为首先是问题导向。与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同，区域国别研究更要直面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面对如何推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向对中国更为有利方向发展的现实需求。其次是自觉的跨学科意识。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每一个区域或国别问题，即使这个国家很小，即使这个区域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影响力有限，都不是一个单一学科的知识储备所能涵盖得了的。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没有经过一个学科的专业训练，就培养不出相关的专业人才。但区域国别研究的复杂性，又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能够阐释清楚的。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既要培养“专门”人才，又要训练他们吸纳和借鉴其他学科知识的视野和能力，这样在面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种种复杂问题，包括一个国家和地区族群的构成、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与教派归属、殖民地和非殖民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部落社会的消蚀与转型、冷战期间与冷战后发展模式的演变和对华关系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基础等问题的时候，才能给出客观、全面的分析和判断。最后是“在场”的经验。就我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最先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攻读研究生期间看到的那些西方大国传教士、贸易商人和探险家等撰写的游记、见闻和考察报告，其中也包括沙皇俄国和日本对西伯利亚和东北地区的“考察资料”，有许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了。我突然发现，外国人对这些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组织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了解，可能比考察的对象国自己都清楚。后来我做国际关系史研究，接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美等国探险家、传教士、外交官、贸易商、殖民地官员等发回母国的“调研报告”，以及派出记者撰写的新闻报道，发现把它们拿到今天来与智库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相比，专业水准也不低！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报告源于身体力行的“田野调查”，有长时间的“在场”经验。我认为，今天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最缺少的就是这种“在场”经验的积累。可以断言，在这个领域，最宝贵的专门人才肯定不是在书斋里养成的。我特别建议有志于区域国别研究的青年学子，特别是已经掌握了一门“小语种”的专门人才，积极寻找在外长期学习或工作的机会，积累“第一手”的经验和体会，用自己的“写实”作品，支撑这个学科的发展，也为自己未来事业的发展，奠定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之，区域国别学更应该是一种学以致用的学问，建设得好不好的衡量标准，应当是它给我们国家解决了哪些问题，有没有让我们对世界更加了解，有没有让我们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更加有的放矢，而不是急于在学科的理论建设上“标新立异”。世界历史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动荡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权力分配机制难以招架新的社会诉求，“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这对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然也是一种新的大发展的机遇。

王：在当前的形势下，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全球化与本土化等对偶名词组，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区域国别还是世界史领域，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多个学科之间的研究交汇点。就此想请您：（1）从不同学科的角度，阐释一下对以上几组名词及其之间关系的理解；（2）谈一谈如何恰当看待“西方—东方”“北方—南方”这些容易误导的概念，区分并保持政治敏锐与学术自觉。

刘：这几个概念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而每个领域对这几个概念的理解和定义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我主要从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谈一下我的认识，很不全面，供大家参考。首先来谈谈“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哲学家对“自我”与“他者”都有相当严谨的定义，这里我就不照搬了。我的理解是，从部落、城邦到帝国和民族国家，从族群、宗教到文明体系，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同形式共同体持续演进的历史。这种共同体既可以是等级制的，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性质的治理体制，也可以是平行的、网络式的群体。无论哪一种共同体，都以这个共同体成员共同的自我认同为前提。这种认同可以是族群性质的，也可以是宗教性质的，更可以是民族性质的。这种“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就是“我者”的形成过程，而它必须以“他者”的存在，或者说以“我者”与“他者”的区别对立为前提。历史上，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经历了“我者”的形成过程，“我者”往往是文明的、中心的、先进的，而“他者”则往往是野蛮的、边缘的和落后的。许倬云先生有一本书，书名就叫《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我者”构成了这个共同体认知世界的“主体”,“他者”则沦为“客体”。随着西方的崛起，欧洲人开始以“文明”和“野蛮”“我者”和“他者”的视角重新看待这个世界，曾经被欧洲人欣赏、赞誉的东方文明古国，成了“停滞的”“野蛮的”和“未开化的”地方成了需要用“我者”的“文明标准”规制的“他者”。这种世界的“主体”心态尽管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西方内战”的重创，但香火未断，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往往就被西方学者定义为“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others 或 the rise of the rest）。这种“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也是国际体系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的重要根源。

  这就牵扯到“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我们心目中的东西方概念主要来自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抗，现在经常有人把“中、西方”与“东、西方”等同起来，潜意识里中国就是东方的代表。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既是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但这样一种认识弱化了中东和印度在东方世界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最早主要是用来形容喜马拉雅山以西的亚洲地区。追根溯源，需要相当时间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起源和演变。如果从“我者”与“他者”的角度来解释，可以发现一条明晰的主线。简单来说，西方的起源和发展是一系列内外碰撞的融合与排斥的结果。按照布赖恩·莱瓦克等人的观点，内部的碰撞通常发生在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与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之间，如领主与农民之间，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工场主与工人之间，主人与奴隶之间；外在的碰撞发生在不同文明的种族之间，如希腊人与腓尼基人，马其顿人与埃及人以及罗马人与凯尔特人之间，以及11世纪之后欧洲人在探险时期、扩张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与非洲人、亚洲人以及美洲土著民族的“碰撞”。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强调在形形色色的变型中，西方最初的两极性经过许多世纪依然保持着生命力。希腊人和波斯人，东、西罗马帝国，西方基督教和东正教，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欧洲和又可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的亚洲，这些都是接连出现的对立的各种形态。他还指出欧洲时刻都在对立中构建着自身，而东方则是从欧洲将这种对立吸纳过来，并从它的角度出发，以欧洲的方式理解这种对立。对比“西方”，历史和地理意义上的“东方”更是一个源远流长多种文化并存的世界。但近代以来的“东方学”研究，则“成形”于欧洲和美国，并且如萨义德所指出的，是西方建构的产物，意在东、西方之间构建一个明显的分野，用来区别自我与他者，借以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冷战结束之际，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重新以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记得1997年有一期0rbis杂志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威廉·H.麦克尼尔讨论“西方”的含义及其演进的文章。但是，麦克尼尔并不赞同“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与其崛起前就与之缠斗了上千年的伊斯兰文明及其冷战之后的支持者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引发强烈争议，相当多的学者持反对意见。21世纪初期，更有查尔斯·库普钱和尼尔·弗格森等认为随着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西方领先世界的先进经验（7个“撒手锏”）的传播，“西方”已经终结了。显然，这与现实不符，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但西方阵营已经找到了新的“碰撞”对象，一个“新西方”正在重新凝聚起来。对比“西方”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东方”是一个更为多元化的世界，既没有形成“西方”那种前后一致的宏大叙事，也没有在与“西方”的碰撞中形成过一个整体。但是，冷战中“第三世界”的形成和近年来“全球南方”的崛起，都是“东方”世界历史性变化的重要部分。无疑，无论是从“东方”的角度阐释世界，还是把“全球南方”作为研究的重点，都与区域国别研究直接联系在一起，是区域国别学可以发力并大有作为的地方。

  “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不同，后者更主要的可能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前者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代表着相当部分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依附状态，从而在世界舞台获得了更大的更为独立的活动空间。这是“百年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的结果。“全球化”可能是世纪之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热门”、最“核心”的概念，论者众多，见仁见智。根据我粗浅的理解，“全球化”虽然可以被分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甚至“文化全球化”，但最基本的含义还是“经济全球化”。冷战的终结消除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障碍，为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等的跨国自由流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加上信息革命的有力推进，实现了近代以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从而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一批非西方国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变化。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大分流”以来的“大合流”过程，这是近代以来未曾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逆全球化现象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蔓延开来与之相伴随的，是中美关系的“逆转”，大国博弈与地缘政治冲突卷土重来。实际上，历史地看，从地理大发现开始，每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几乎都是以新一轮的大国冲突结束的，因为每一轮全球化都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也改变了国际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依然是脆弱的我们过去对它的看法可能过于乐观了。全球化和本土化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全球化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有一个词叫作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意思是全球化思维，本土化操作。例如，人们熟悉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推出不同的套餐以适应当地的饮食文化习俗，就是全球本土化的实例。但是，为了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去风险化”为由发起的“技术冷战”，千方百计重构全球产业链的企图，遭遇“阻击”的非西方大国重新设计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在努力巩固全球市场的情况下，把本土经济的更新换代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这样一种做法是否赋予了“全球本土化”以新的含义，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您刚刚提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价值，想请您结合自身经验，为后来者应该如何融入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一些指导建议。

刘：指导建议不敢当！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不是专门做区域国别研究的，我只能分享一些我的体会和观察。我的学术之路可以简单归结为从美国史做起，进而集中于美国对外政策。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写过一本小书《美国世界战略》，算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接着转向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对把历史与现实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的英国学派理论更感兴趣。因为美国是一个大国，它的对外政策对许多国家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国际关系史更涉及几乎所有国家，这让我自然而然地对区域国别研究作品怀有浓厚的兴趣，每一本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新书，每一篇有趣的文章，都能填补我脑海里那无穷无尽的“空白”。我相信，无论是世界历史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研究，都是以区域国别研究为支撑的。我认为，世界历史正在经历一种阶段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解读世界近现代史，重新审视和解读欧洲、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从而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建立在更为客观的认知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区域国别研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相比，区域国别研究似乎是“小”学问实则不然，是“以小见大”的学问。区域国别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区域国别研究取向的多样性，理论构建的多样性，我相信区域国别研究将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而繁荣昌盛、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高地。

王：感谢德斌老师在全球视野之下，通过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学科对话，对当前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的形势作了深入剖析，并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前因后果、问题意识和现实价值进行了深入剖析，期待您的分享能够为更多的读者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