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孙兴杰
文章来源：三策智库网2020.4.23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建議要創造出一些新東西來應對現在這場危機。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尚未從歐元危機和移民危機中走出來的歐盟又面臨一場新的挑戰。
有人認為，這場危機之後，歐盟就像當年的神聖羅馬帝國，彷彿一個幽靈在歐洲，沒有什麽真正的影響力。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都意識到了歐盟面臨的大挑戰，並為歐盟在疫情中的無所作為而道歉。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後，歐盟接連遇到了兩次大考驗，2010年的歐債危機，希臘退歐的陰影未散；2015年的難民危機，成為英國脫歐的催化劑；2020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讓歐盟內部的國家邊界顯現且穩固。
歐盟，到底是一項經濟工程，還是政治工程？重重危機考驗著歐盟的治理能力。歐盟存在著兩條明顯的治理斷裂線，一是歐盟的擴張已經“撐破”了歐洲的概念，歐盟的地理空間已經超越了其地緣政治和文化心理的容量，要麽是歐盟的裂變，要麽是“脫歐”的蔓延，不僅英國要脫歐，東歐國家也有這樣的趨勢；另外一條斷層線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斷裂線，基於分工和貿易為基礎上的經濟一體化已經到頂點，逆全球化會波及歐盟的一體化，盛極而衰可能是難以避免的趨勢。歐盟要向前走，就不得不面對政治一體化，核心是財政的一體化。
歐盟 “消失”了
新冠病毒在歐盟國家大擴散，意大利、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等主要國家的病例都超過10萬人，病毒沿著治理的斷層線在擴散，醫療資源擠兌的國家都遭受了比較嚴重的生命損失。
從歐盟的角度來說，疫情大爆發期間，歐盟似乎“消失”了，新聞媒體報道的焦點都是各個成員國防控疫情的消息，而不是歐盟的消息。當意大利疫情見頂之際，馮德萊恩才寫了一封信表示道歉。而意大利首相孔特早已對歐盟的不作為進行了批評，在這一場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面前，歐盟幾乎沒有實際行動，沒有體現出“共同體”的姿態。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協調也不是通過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所在地），而是國家之間，比如說德國承擔了意大利部分病患的治療任務。歐盟層面多半是倡議，或者大規模經濟救助計劃。
行勝於言，無所作為的歐盟，對於成員國有多大價值呢？當然，這其中的原因也比較複雜，我們不能以“大一統”的思維去想象歐盟，但可以從以下三點去加深理解。
第一，個人主義或者自由主義是歐洲政治的底色，公民與政府之間是契約關係，這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觀念。政府的責任是有限的，因為公民向政府轉移的權利也有是有限的，英國雖然最終放棄了“群體免疫”的策略，但實際上歐盟應對這場疫病的策略多少都有“群體免疫”的色彩。不提歐盟了，就是各個國家都不可能讓國民呆在家中，停工停產。無論德國還是英國，都以最壞的結果“嚇唬”國民，一是告訴國民如果不采取措施，結果會有多糟糕，即便出現了這種結果，也不要怪罪政府，因為政府的權力和責任都是有限的；二是把最壞的結果說出來，讓國民自己去選擇，提前向國民預告，這場疫病的損失是巨大的，要與政府一起分擔責任和損失。
第二，防疫的模式多種多樣，但是基本的邏輯趨同，那就是要保持社交距離，歐盟成員國基本采取了這樣的措施，一度消失的國界又回來了，口罩也戴起來了。歐盟的核心是互動和連通，歐元區、申根區實現了貨幣的統一，人員的自由往來。疫情之下，邊界回歸，以民族國家為核心政治組織的重要性凸顯出來。歐盟雖然有比較一致的政治標準，但是在疫病之下，各國政府不同程度地進入了緊急狀態，尤其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明確反對自由民主，而是提出了不自由的民主制度。毫無疑問，全球大流行病讓國家的權力更加集中，在災難面前，民眾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和政治人物來保護自己。
第三，最近三四十年，全球產業的大轉移讓歐盟也經歷了去工業化。抗疫物資並不是高科技產品，在平時，這些商品基本依靠進口，疫情讓抗疫物資變成了戰略物資。在戰時狀態，抗疫物資的供需卻失衡，馬克龍承認由於後勤保障做得不夠好，致使醫護人員感染。各成員國尚且不能實現物資的調配，歐盟就更無能為力了。抗疫物資的戰略化和安全化，凸顯了歐盟的短板，歐盟遠遠還不是一股地緣戰略力量。
歐洲未來在哪裡
新冠病毒疫情終歸會過去，但是其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巨大，美國和歐盟疫情仍嚴重，在短時間內很難結束。曾經各國寄希望疫情是一次劇烈而短促的“凍結”，疫情過後，經濟社會能夠恢復如初。但隨著新冠病毒的特性暴露得越多，我們越無法有這樣的期待。
全球經濟大衰退已經成為事實，伴隨股市熔斷、油價暴跌等異常現象，人們觀察這場疫情的參照物，從1987年股災，到2008年金融危機，再到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咨詢公司麥肯錫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新冠病毒將造成歐洲5900萬個工作崗位有流失風險，2021年歐盟的失業率將可能飆升到11.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歐元區經濟將縮水7.5%，失業率上升到10.4%。
在新冠病毒來襲之際，西班牙、希臘、葡萄牙這些國家還沒有從上一次危機中走出來，危機疊加，歐盟內部的斷層線不斷擴大，歐盟再次到了十字路口，是彌合斷層線，還是讓這座大廈持續裂變呢？
歐盟是什麽呢？誰能夠代表歐盟？
歐盟是一個理想，也就是一代代歐洲領導人追求的一體化的夢想，理想中歐洲是個大家庭或者“共同體”。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殘酷，從歐債危機到難民危機，再到這次的新冠危機，歐盟距離那個“共同體”的理想相距甚遠。
歐盟也是建構起來的一套制度體系，集中體現在布魯塞爾的歐盟機構。最近十年，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體系備受批判，英國脫歐以及東歐國家的集體“躁動”都顯示出，布魯塞爾遇到了越來越強的離心力，這次疫情更凸顯出布魯塞爾還不是決策和權力中心。歐盟的權力中心在柏林和巴黎，也就是法德軸心，然而，柏林和巴黎之間的距離不是拉近了，而是更遠了。
英國政治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說，“歐盟在界定其邊界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表明，其本質基本上是模糊未定的。它是否能呈現為一種‘方法’、一種‘生活方式’，如果推廣得當，會使臨近國家心生向往？或者說，它是一個有著地理擴展限制的地域實體嗎？它是兩者的複雜混合體。這種模糊根源於政府間主義與聯邦主義之間的張力。如果它是一種涉及多個國家的松散體制，這些國家享有某種共同的治理規則，那麽歐盟原則上就有無限擴張的可能。它越是朝聯邦制的方向發展，那麽在將來某個時候就必然直接面對界域的問題。”
這次新冠危機讓歐盟再次面臨艱難的抉擇，繼續向聯邦化的方向走，還是退回到一個更加緊湊的聯合體？
沉痾與新病的挑戰
歐盟存在兩條明顯斷層線。第一個是歐盟“撐破”了歐洲。歐盟是一個人造物，而歐洲是一個具有歷史傳統的文化觀念實體，也就是當年羅馬 帝國留下的遺產，主要是現在的西歐，萊茵河、多瑙河是邊界。現在歐盟早已跨過這一邊界，將東歐也囊括其中，但是東歐在歷史上是一個“流動”的地區，沒有形成認同感，尤其是現在的巴爾幹半島，是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爭奪的地區，20世紀以來，巴爾幹半島變成了歐洲的盲腸，成了火藥桶。
東歐國家在冷戰結束之後加入到歐盟陣營，但是與老歐洲是兩回事，東歐國家願意收獲入盟的紅利，但是不願意承擔歐盟的成本。在危機和挑戰面前，東歐國家自成一體，無論是歐債危機還是難民危機，東歐國家與布魯塞爾之間的矛盾是非常明顯的。在疫情之下，東歐國家進一步顯示了其非歐洲性，馬克龍就批評歐爾班采取的一系列緊急狀態措施，希望東歐國家不要忘了自己的“DNA”，然而，馬克龍似乎忽視了，自由、個人權利、法治並不是東歐國家的“DNA”。
即便在老歐洲內部，也存在著條頓傳統與拉丁傳統的區別，在2010年的債務危機中，這兩種傳統之間的對立將歐元區逼近了死角。德國、奧地利等國本身財政紀律比較嚴格，赤字率低，生產能力強，不願意為其他成員國承擔債務，更不要說轉移支付了。而法國以及南歐國家，多數是天主教國家，更懶散、自由，財政紀律不嚴，債務比較多。在希臘的危機中，條頓傳統占據了上風，希臘獲得救助的代價就是必須實行嚴格的財政緊縮，對希臘經濟造成重創。
第二個條斷層線是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的分離。經濟邏輯是市場分工合作，把蛋糕做大，另外，規模效應也會帶來紅利，歐盟經濟總量全球第一，這是市場邏輯的勝利。
問題在於，市場也是不完美的，緊緊依靠市場關係，歐盟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從2010年歐債危機折射出，沒有財政基礎的貨幣聯盟是走不下去的。打個比方說，在市場前景比較好的時候，各方都可以從中獲利，有什麽矛盾也就暫時壓下來了；但一旦遇到生死考驗，誰都不想承擔損失，而是互相指責。
歐債危機期間，各方妥協的結果是搞出一個歐洲穩定基金，但是德國堅決拒絕共同債券，這次疫情危機中，共同債券又被提出來，德國依然反對。即便在歐元區，各國使用一樣的貨幣，但是各國財政的信用是不一樣的，德國不會拿著真金白銀為希臘這樣的國家背書。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歐盟共同信用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法國等國提出了發行專項債券的建議，但是遭到德國等條頓集團的反對。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歐洲央行提出了巨額流動性承諾，歐盟也出台了萬億歐元的財政計劃，但這只是一種承諾或者說法，有沒有用呢？當然有用，避免市場的恐慌，但是這並不是實際的支出。在財政上，歐盟還是國家化的，可以說，歐盟更像是蛋糕上的奶油，危機時刻，奶油下面的蛋糕是四分五裂的。
我們現在無法判斷，新冠病毒會將歐盟帶向何處，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歐盟面臨的是沉痾與新病的挑戰。新冠病毒對有基礎性疾病的人非常不友好，而歐盟治理體系的斷層線就是基礎性疾病，作為一個體系，其心臟和大腦神經都有問題，新冠疫情帶來的健康和經濟危機讓歐盟處於高風險之下。
當歐盟進了重症監護室，自身免疫系統能否復原還是個問號。馬克龍，是一位堅定的歐洲主義領導人，他的雄心壯志就是要將歐盟打造為全球性的戰略力量，但是當務之急是，讓歐盟經受住這場新冠病毒帶來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