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刘德斌教授在2022年6月召开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与中国国际问题‘三大体系’建设”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网整理。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仅是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在大变局的走向上也正在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形势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既面临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对新的挑战，其中包括非西方国家历史经验梳理、总结和理论化提升的挑战。

百年未有之变局也应该是国际关系学发展变化之百年未有之机遇。回首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史，1919年“应运而生”，经历了大国之间的残酷战争，人们希望悲剧不再重演，在英美等国大学里逐渐开始专设国际关系教席。1945年之后国际关系学研究重点转到美国，可以说是“应运而变”。从一战到二战，二十年之后战火再次燃起，欧洲两个大国同盟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世界主导地位沦陷，美国和苏联跃升为超级大国，西方国际关系学的重镇也随之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本质上也成了一门“美国社会科学”。斯坦利·霍夫曼1977年曾对国际关系学何以成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作过比较详尽的解读，认为美国的“理性偏好、政治环境和制度性机会”是主要因素。实际上，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一直与美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演变联系在一起。西方学者也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欧美历史经验的产物，并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联系在一起，只是进入21世纪之后落后于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现实。这就是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西方的世界主导地位已经丧失，而这种变化还没有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中反映出来。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是相当一部分西方和非西方学者的共同的呼声。对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刚刚走过百年历程，还很年轻，还不是一个已经充分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学科。如果说一战以后的“应运而生”是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奠基，二战之后在美国的“应运而变”是第二次奠基，那么在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在非西方大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它应该到了一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也能融入其中的“应运而成”的时刻， 它正在迎来第三次奠基。但是，非西方历史经验，包括其传统文化、政治哲学和社会演进的梳理、总结和理论化提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先入为主”，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的主要参照，而且还因为“非西方”范围庞大，多样性强，其历史经验的梳理必定是一个长时期和多学科的“攻关”任务。但是，学界又不得不面对非西方历史经验的挑战，厘清这些挑战，是我们迎接非西方历史经验挑战的出发点。

笔者认为，我们至少首先要面对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界定。“西方”和“非西方”在历史上都是动态的存在，厘清历史和现实中“西方”和“非西方”的演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第二，西方与非西方历史经验鉴别。近代以来，殖民地经验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历史经验，非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历史经验，都是很难与西方的历史经验分开来的。第三，非西方国家“前现代”历史经验的梳理。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悠长，其“前现代”的历史阐释基本上都以欧洲历史为参照系进行的，如何进行新的体系化的阐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第四，“我者”与“他者”、“文明”与“野蛮”、“主体”与“客体”、“分流”与“合流”的梳理和阐释。每一种文明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都对“我者”和“他者”进行过区分，都以“我者”为“文明”，“他者”为“野蛮”。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我者”主导地位的确立，塑造了一种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并将其“文明标准”在“大分流”的历史进程中强加给了非西方世界，由此构建起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基础。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随着世界经济从“大分流”走向“大合流”，非西方国家以什么样的历史经验，以及源自这种历史经验的“文明标准”来与西方的“文明标准”对话，来与世界共享，来参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这或许是非西方历史经验的梳理、总结和理论性升华最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最重要的挑战。第五，全球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归根结底，非西方历史经验理论性升华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近年来全球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为人类历史经验的阐释或再阐释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实际上不仅为历史学，而且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拓展了一片广阔的空间，当然也为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开辟了一种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