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巴里·布赞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英国学派或其他什么学派，但却成了公认的英国学派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挑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经历和建树使他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他对多元方法论的遵从又使他能与英国学派的学统交融。他的视野和成就使他无论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界还是在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中都能独树一帜，同时也使他成为“重聚”英国学派的理想人选。他属于英国学派，但也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实际上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学派的限制，并一直以这样一种方式前行。

[关键词]巴里·布赞 英国学派 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近年来，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巴里·布赞教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世界历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把他视为英国学派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并把他与怀特、布尔和文森特等人并列起来。但是，布赞本人却不把自己归属于英国学派，尽管他公开号召“重聚”英国学派，为英国学派的复兴提出了具体的议程，并且在最近几年把自己的主要研究兴趣转向英国学派。对英国学派和巴里·布赞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布赞与英国学派的前几代领军人物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有很大区别，突出标志或许是布赞在学术方法上更加“社会科学化”乃至“美国化”。当然，布赞的治学之道和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们也不一样。笔者认为，布赞与英国学派的关系和布赞头上被人置放的“英国学派领军人物”的光环，可能恰恰是英国学派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时代缩影；英国学派所能提供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启发和借鉴，也恰恰能布赞的学术之路和他与英国学派的关系中展示出来

一

巴里·布赞教授20世纪40年代生于英国伦敦，在加拿大北方长大，成人后又返回英国求学，以后一直在英国居住和工作，具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布赞教授1968年毕业于英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学士学位；197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他曾经在英国考文垂郊外的沃威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任教20余年，讲授国际关系，同时担任著名的丹麦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的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并成为安全研究中“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1996年，布赞教授移至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2003年，他又受聘于伦敦经济学院，回到母校继续他的教授生涯。

布赞教授在英国和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早在1988-1990年，布赞教授就曾当选过英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席；1993－1994年当选为（北美）国际关系学会副理事长。1998年，布赞教授年被遴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从1999年开始，他成为英国学派重聚项目的总协调人。除了理论研究之外，他还参加有关欧洲、南亚、南非和东亚安全的公共政策讨论。

布赞教授治学勤奋，著述颇丰，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领域，特别是在安全复合体理论、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和英国学派研究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其代表性著作包括《人民、国家和恐惧：国际关系中国家安全问题》（People, 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83, revised 2nd edn. 1991）；《战略研究导论：军事技术与国际关系》（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87）《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The Logic of Anarchy：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1993, with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1998, with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1998, with Eric Herring）；和《世界史中的国家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0, with Richard Little)；《区域与大国》（Region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3,with with Ole Wæver）和《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理论和全球化的社会结构》（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fo Globalization，2004）等。布赞的著述不仅记录着他在学术之路上的脚步，而且也印证着他与英国学派的关系。

二

布赞教授学术实践所涉及的领域甚广。在《人民、国家与恐惧：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第一版）中，他开辟安全研究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在《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中，布赞和另两位作者在对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新现实主义。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中，布赞和利特尔的学术实践动摇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根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理论与全球化的社会结构》这部著作“重塑”了英国学派。

早在1983年，布赞教授就推出了他的《人民、国家与恐惧：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第一版），提出了一种新的安全概念和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布赞认为，现实主义并没有把“安全”和“权力”区分开来；传统的安全研究偏重于军事，而批评现实主义执迷战争的自由主义者在安全的概念方面也没有什么建树；行为主义的科学分析、价值中立和量化的特征都是与安全概念相矛盾的，干扰了安全研究。布赞试图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结构与相互依赖的互动之间架设一道桥梁，并把国际研究中许多彼此孤立的理论和分析领域结合到一起，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安全观念和一种新的安全研究方式。也就是在这书中，布赞教授提出了区域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方法，创造了他的地区安全复合理论（RSCT），推动了安全研究的拓展。这本书的不仅奠定了布赞在西方学术界安全研究一流学者的地位，而且还为他以后学术生涯的独特视角和多元论方法奠定了基础。[1]虽然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1980年，他曾发表一本书名为《海底政治》的学术专著（这本书竟然也有中译本），但从他学术生涯的脉络来看，《人民、国家与恐惧》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山之作，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后来与人合著的《安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1998年)和《地区与权力》(2003年)都是在这本书基础上的发展和升华。1996年时，布赞等人的批评者马克斯威尼（Mcsweeney）纽曼(Neumann)开始用“哥本哈根学派”称呼等以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为中心、居住在北欧的研究者。没想到，“哥本哈根学派”却由此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专用名词，并使布赞等人为更多人所熟知。

1993年，布赞与查尔斯·琼斯和理查德·利特尔的《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是布赞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声誉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在对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新现实主义”。布赞认为，沃尔兹强调结构层次上的权力及其分配，“严重低估了国际行为体的权威作用和组织作用”。除了权力，“规则、机制以及国际组织也应该包括在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之中。他们提出了“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概念。布赞等人认为，政治结构既包括无政府状态，也包括等级结构。“深层结构”不仅包括权力和国际组织，而且包括规则和规范。体系的结构既包含国际政治体系，也包括国际社会体系。他们拓展了沃尔兹关于体系结构的概念，认为结构层次的分析和单位层次的分析是相互关联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必须发展这种关联。沃尔兹在很大程度上把单位层次的分析排除在外，而布赞等人则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在单位层次上的分析应该和在体系层次上的分析一样严格。单位行为体的实力的性质能够影响国际体系结构。布赞等认为应该超越沃尔兹关于结构是国际体系根本特征的观点，认为作为构成国际体系构成单位的国家也是由其自身结构决定的。与沃尔兹的论断正好相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并没有产生同质的单位。国内结构影响了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这一事实部分地解释了国际体系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异质性。他们认为，国际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形成了主权国家，但主权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与合作和相互依存不能相容。以无政府状态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包括了合作模式。

《无政府的逻辑》不仅奠定了布赞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一流国际关系理论家的地位，而且也使一直在战后国际关系研究居领导地位的美国学术界对他刮目相看。但是，如果说《无政府的逻辑》是对沃尔兹理论的成功超越和挑战的话，那么布赞与利特尔在2000年出版的这本《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构再建》，则通过对世界史中国际体系形成与演变的立体考察，对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在布赞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本书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尽管在国际关系学科内部也有范式之争，也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和一系列比较成型的观点，但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国际关系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浓缩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解读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2]（中文版序言，PⅠ）的束缚。因此，布赞的框架对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具有根本性质。从这个角度看，布赞的观点不太容易被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所接受。但是，如果不作出相应的修正，布赞所揭示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就会永远在那里摆着，明示着它们的“虚幻”。第二，布赞教授的研究框架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熟和成型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国际关系学产生于20世纪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国和美国，成型于二战后的美国，同时也在其他国家逐步发展起来。但是，这一学科的身份一直没有明确起来。在许多大学里，它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也把它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来解释。但它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很早就采用了体系方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承认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3]按照布赞的观点，一国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一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是能够对国际体系的互动、结构过程产生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全人类的问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范畴所能包含得了的。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成型的时间晚，交叉的学科多，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美国化的特点。这或许是国际关系学身份一直位未能明确下来的原因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认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就鲜有琼斯和邓恩笔下的英国学派色彩。”[4]

《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理论与全球化的社会结构》是布赞教授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三十多年来第一本专门讨论和研究英国学派的专著，尽管他在以前的著作特别是论文中也曾多次提到英国学派。这本书一发表就在国际关系学界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是英国学派经典著作中三个最基本而且最重要的概念（尽管对这三个概念在英国学派学者内部也有不同的解释），但多少年来，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的概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和阐释，而对世界社会概念的讨论则明显不足，存在着“虚化”的现象，成为“堆积他们不想谈论问题的地方”。布赞以重新梳理和修正这三个基本概念为主轴，力图对英国学派的理论体系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和重塑。他认为现在到了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们远离英国学派思想根源的时候，并用更为系统的结构方式来表达，否则英国学派就难以成为国际关系宏大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世界社会概念，尤其是世界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现存英国学派的最大障碍，也是最有可能发现最大收获的地方。布赞对温特的建构主义思想一直情有独钟，虽然也有批判，但却一直试图把英国学派中的社会思想与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结合起来，为英国学派注入更多“社会科学”的活力。布赞对英国学派的重塑或许将成为英国学派历史性变化的一个标志，前景尚不好说。我国有人认为他“为推进英国学派的发展指出了一种方向”；[5]也有人对他重塑之后的英国学派并不乐观，认为从理论内容和结构来看，难以看出布赞对英国学派的继承和保留。[6]

三

从巴里布赞的学术经历和代表性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虽然在英国接受国际关系学的教育，并1970年代开始从事国际关系学的教学和研究，但英国学派对他早期的学术研究和作品的影响似乎并不特别大。尽管视角独特，但早期的布赞教授更像是一个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者。他关注的热点似乎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点，他的论战锋芒也一直指向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理论家。换言之，我们很难发现他与当时的一个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如《人民、国家和恐惧》和《无政府的逻辑》中，很少讨论英国学派问题。只是到了1990年代，他才越来越多地谈到英国学派，并且承担起“重聚”英国学派召集人的角色。当然，由于早在担任这一角色之前就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影响，所以他对英国学派理论研究的投入和推进，壮大了新一代英国学派的声势。

从布赞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英国学派新一代领袖人物的一些突出特点。首先，他们是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国际学术界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了如指掌，并且参加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但他们是在英国接受的学术训练，或者是在英国从事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这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英国学派的奠基者们有所不同，与所谓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也不一样。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可以形成一种新一代英国学派的优势。第二，冷战结束的时间和方式使“科学化”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失语”，暂时削弱了其“主流”地位；而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却为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的理论提供了新的土壤和发展空间；同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兴起的建构主义思潮似乎在英国学派那里汲取了智慧和营养。这一切，都能为巴里·布赞教授成为国际关系学术大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多年来穿梭与大西洋两岸，既有英国学派的学术熏陶，又一直向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发起挑战，并对结构主义情有独钟的巴里·布赞教授“左右逢源”，成为当之无愧的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如果说是1950—196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方法论革命“催生”了英国学派[7]，那么，也正是50-6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独尊”地位“催生”了像巴里·布赞这样一个理论家和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

不过，布赞教授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英国学派（或其他什么学派）。“关于学派，我认为我难以被塞进任何一个学派。我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并依然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但并不是一个停下来的好地方。一般地说，我喜欢结构方法，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社会的，但这是一种个人的偏好，而不是思想上的信奉。从这一点上说，我一生是一个理论上的多元论者，乐于思考任何一种能对眼前的问题提供深入探察的方法。我不认为理论流派之间有不可通约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派对我富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我采用多种学派的方法（新现实主义、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但难以肯定我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1](译者序，PⅫ）但布赞和利特尔又强调：“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更接近英国学派，英国学派的基本参考框架看起来非常适合我们希望建构的更为宽阔、更具历史根基的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关于英国学派，他们认为“英国学派理论的重大价值在于它容许人们同时思考国际体系的标准和材料结构，不是把它们当成一种机械的互动模式，而是当成有意识地建构和维持的国家社会。”为了解除中国读者多英国学派的困惑，他们还特意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对于一个中国读者来说，两个在英国工作的学者宣示他们被英国学派所吸引看起来可能令人困惑，甚至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明显色彩。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说清楚：英国至于英国学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英国学派只是一个（相当不幸的）标签，一个恰巧坚持采用历史的、社会的和理论的多元方法理解国际体系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签。”[1]（中文版序言，PⅡ）

本文认为，布赞教授所愿意做的，是打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独尊”地位，把有关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的辩论，真正地置于一个全球化的舞台之上。在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写的中文版导言中，布赞和利特尔在为非西方文明的历史经历没有被纳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视野，即使在这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已经获得独立和解放的今天依然如此而鸣不平的同时，也试图激励这些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加入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的队伍中来。“也许我们最希望的是本书将刺激和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发展自己理论化国际关系的方式，并将其置于全球辩论的平台之上。在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化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声音依然过于强大。这些声音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告诉我们，但它们代表的是一个相当狭窄的文化和历史经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还是通过目前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们的眼光和利益来过滤这个世界的。随着权力愈加广泛地分布于世界，随着文化多元主义重申自己的权威，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代表非西方经历的声音和视角。如果本书的翻译能够以任何方式促进这样的发展，它就是非常值得的。”[1]（中文版序言，PⅢ）

按照张勇进教授的说法，是巴里·布赞1993年发表于美国杂志《国际组织》上的论文《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8]，帮助把英国学派从美国“走私”（smuggle）进中国来。我们当然也应该让中国学者批判英国学派的声音，传到英国和美国。

参考文献：

[1]崔顺姬.人民、国家与恐惧：布赞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5)：60—67.

[2]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Easton D. The political system：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Alfred A. Knopf.

[4] Hall I. Still the English Patient? Closures and Inventions in English School[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1(4)：931-942.

[5]苗红妮、秦治来. 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巴里·布赞对英国学派的重塑[J]. 欧洲研究, 2005(4)：35-47.

[6]郝妍. 试论巴瑞·布赞对英国学派理论的重塑[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10)：21-28.

[7]郭树勇. 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演变[J]. 欧洲研究, 2004(5)：24—37.

[8] Barry B.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3(3)：.327-352.

Barry Buzan and the English School

LIU De-bin

(The Center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Barry Buzan doesn’t think he himself belongs to the English School or any other School, but he has been regarded as a new leader of the English School. Great international fames has been given to him for his challenging the main strain theories of the US IR, and for his constructing a new English School. His advocating multi-methodology makes him being able to integrate traditions of the English School, his perspectives and achievements makes him a unique IR theorist and an ideal candidate to “re-convene” the English School. He not only belongs to the English School, but his IR theory also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in strain theories of the US IR. In fact he has broken though limitations of any School, and it is in such way that he has been advancing.

Keywords：Barry Buzan；English School；main strain theories of the US 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