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实践意蕴
作者：秦亚青
国际关系学百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21世纪初出现了理论研究的“全球转向”，即构建真正具有全球意义而非仅为西方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主要有两个学派：一是以阿琳·蒂克纳（Arlene Tickner）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二是以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兼容学派”。两个学派的共同点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超越西方语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观照。
批判学派：颠覆中心—边缘知识生产的二元结构
称蒂克纳及其同事的研究为“批判学派”，是因为他们借鉴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将当今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基本状态描述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占据主导性地位，而边缘是从属的，是“被治理、被剥削、被置于变革过程而被变革”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自诩为具有普适意义，实际上只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象。国际关系学的实践和现状表明，它并不具有全球性和全球意义。
国际关系学科之所以出现当下的不平等状态，不在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起步早，发展历史长，因而在理论建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国际关系学科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国际关系学“刻意压制了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理论话语霸权，持续保持在知识生产中的垄断地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强制性主导的本质，坚持只有西方才能生产普适性理论和进行普适性思维的偏见，将非西方经验视为殊相，这无疑表现出典型的福柯意义上的知识—权力关系。
不仅如此，根深蒂固的中心—边缘结构使得不平等权力关系以主体—客体的身份形式固化起来。边缘地带国际关系学者的客体身份使他们成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发展建制体系的局外人，因而被剥夺了理论建构和创新思维的能力。他们可以消费知识，但不能生产知识；可以使用理论，但不能创造理论。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只能提供原材料，只能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实证和诠释。这样，一个知识生产的链条就被建立起来，中心作为优势主体发挥能动作用，边缘作为消极客体只能被动跟随和被动消费中心生产的知识。
主体—客体的边界以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排他性而得以明确化和具体化。通过划定清晰的理论边界，使得边缘地带的思想和观点永久处于理论领地之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垄断地位和主体身份。国际关系学科的规则、标准体系、界限划定都是主流国际关系界所做出的，因此也就拥有了决定什么是“科学”理论、什么不是“科学”理论的权力。
批判学派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要获得真正的全球性和全球意义，根本路径只能是革命性地颠覆中心—边缘的知识权力结构，改变知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现状。尤其重要的是发现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并鼓励这些理论和思想发展壮大，使边缘地带的国际关系学界成为国际关系知识的生产者和理论的建构者。简言之，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和学者同样是知识主体而不是客体。出于这种考虑，批判学派的学者试图发现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以此解构国际关系学的金字塔格局，取得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多样性效果。
兼容学派：搭建中心—边缘知识生产的交汇平台
兼容学派几乎是与批判学派同时兴起的，主要指以阿查亚和布赞为代表的学者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努力。与“批判学派”相似，兼容学派也认为当今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话语霸权是不合理的，改变的途径是鼓励非西方的知识生产。但与批判学派不同的是，兼容学派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包含和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理论，共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知识生产实践。
阿查亚和布赞在2005年发起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项目，通过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的研究和思考，结合当今时代非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普及，认识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充分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表现出明显的解释力不足；另一方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巨大发展潜力也在不断显现。根据当今国际社会的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需求，国际关系学必须具有全球意义。
兼容学派的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GIR）。阿查亚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六条基本原则，核心理念是多元普适性。现在国际关系学科所倡导的普适性实际上是一元普适主义。用罗伯特·考克斯的话说，就是“对所有时空都是属真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将所有不同事实均视为同质性事实的观点”。这不仅不能反映多样化的现实，而且产生了压制多样性思想的负面作用。提倡多元普适主义，将国际关系学视为一个由多元基础支撑的知识大厦，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智识与实践，都是多元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元普适性要求国际关系学根植于世界历史，而不是仅仅西方的历史或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史。世界历史是以复数形式呈现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思想、实践，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而言，都有着重要的原生意义。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表现的是一种失衡的结构性分工，即把非西方地域单纯视为验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田野或实验室，这显然不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关系学。因此，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鼓励非西方学者依据自身的历史和实践，提炼概念、发展理论。为此，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深入挖掘世界不同地域的历史和不同文明的实践，以此产生原创性知识，挑战固有的理论范式。
当然，兼容学派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全球国际关系学不是要取代或是推翻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而是要将其纳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范畴。也就是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排斥对象。同时，兼容学派也要求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思考自身的理论假定，拓展理论和思想视野。比如，现实主义应更多地关注文化、理念等因素是怎样使国家或文明避免冲突、走向合作的；自由主义要审视不同地区、不同场景中的合作方式和一体化道路；建构主义则需要更多地考虑不同行动者在确立和传播理念和规范中的能动作用。
兼容学派的核心内容是提倡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尤其是通过非西方学者对自身历史、传统思想、实践经验的深入挖掘，提出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目的是改变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的话语霸权地位，使国际关系真正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学科。在全球化时代，仅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充分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当然，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从兼容原则出发，在对待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要承认其知识贡献并将其纳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之中。
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启示
批判学派努力以革命意识颠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兼容学派试图以改良姿态重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虽然两者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不同，但都认为非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是改变现状的重要路径。正因为如此，两个学派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
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转向具有深刻的知识意义和实践内涵。其一，全球转向的根本在于国际关系学需要具有全球意义。世界不同文明的思想、不同民族的历史、不同地域的实践，都能够成为知识生产的源头活水。只有充分开发利用，才会出现全球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二，全球转向蕴含的知识生产需要开发非西方智识资源，构建原创性的理论范式。西方国际关系学已有逾百年的发展历史。当下，全球转向是否能够成功，更多地取决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是否能够产出原创性的理论。其三，全球转向的终极目标是，西方和非西方生产的知识最终要超越西方—非西方的二元藩篱，成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基础。
批判学派和兼容学派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转向的努力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对于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而言，关键是要意识到多元世界的存在和共在。这些不同的世界既是物质世界，也是意义世界；既相互平行，也相互交汇。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知识实践是无限的，人们创造社会意义的潜能是无限的，因此，知识生产的可能也是无限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外交学院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导向及其反思
作者：阎学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走过几十年的发展道路，目前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应的学科发展也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巨变。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趋势，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性和理论性回归，不断增强学科的科学化水平，已经是摆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同仁面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动力
学科的发展有两大动力。第一是知识的自然增长，即知识的叠加会不断形成新学科。例如，先有经典物理学知识，后发展出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再发展出量子物理力学。随着新知识的获取与增加，新学科由此诞生。知识积累的路径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伴随着学科不断发展，细化出分支小学科，如物理与化学成为两个学科后，化学又分化出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另一种是跨学科融合成一个新学科。例如，物理学和化学融合，形成了物化专业。第二是人为引导推动新学科发展。人为引导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政府引导。例如，21世纪前10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原来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设为一级学科。另一种是学界引导。例如，围绕新时代国别区域研究的推进，一批学界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正在为国别区域研究成立一级学科而努力奋斗。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就是受到这两种动力影响的结果。此外，一个学科的发展还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推动。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科学方法才能击败现实世界中倒退的阻力，推动学术进步。当前人类进入了“不安的和平时代”（uneasy peace），即没有战争但充满恐惧的世界，原因是人们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有了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大数据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提供了更多可能。大数据研究方法的理念是，不需要知道因果原理是什么，也不用关注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有多强，而是穷尽所有数据直接到达结论层面。因此，对待科学方法不宜以一种观念否定另一种观念，而应秉持开放的心态。不同层面的国际问题本就可以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重要的是提高研究方法的可靠性。
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趋势的四个判断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已经显现出以下四个趋势。
第一，基础性和理论性研究正在被弱化。从2021年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的小组主旨讨论题目看，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数据库建设、基础理论的讨论题目少了。从学术期刊的发行来说，现阶段国际关系学术期刊文章的发表量增大了，但其知识创新减少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性研究多了，而政策性文章的创新点并不在于创新知识，而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性。但基础性研究往往可以探究事务背后的机制与原理，能够对研究问题形成深刻的学理阐述，并因此对学科产生重大影响。当一个热点国际问题或亟须解决的当下问题得以解决后，那些政策建议就成了“古董”。政策性研究的学者多了，创造学术知识的学者就少了，导致创造出来的知识量也随之减少。
第二，反对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趋势回潮。无论是基于经典物理学、量子力学，还是大数据等的科学方法，将它们借鉴过来研究国际关系都能提高本学科的科学化水平。但是当前反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趋势回升了。有的著名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术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批评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说科学方法有多种缺陷。科学方法肯定有缺陷，因为任何研究方法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传统研究方法，科学方法有两个优点，一是其缺陷比后者少，二是可以不断改进。科学方法可以避免传统方法固有的许多缺陷，主要是不可靠的问题。事实上，反对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就是反对改进研究方法，反对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
第三，国际关系专业门槛不断降低，专业教育水平下降，错误认知的市场扩大。例如，国际关系本科专业的招生门槛在降低，与其他专业相比是低分录取专业。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试题专业化程度下降，对本学科基本原理的考察有所减少。国际关系教师强调专业精神的少了，跨界发表看法的多了。上述这些做法都在降低国际关系专业的门槛。
第四，以社会标准而非学术标准判断学术成就。“10万+”的网评等同于SSCI文章，将“网红”程度视为学术地位的高低。“网红”是发散思维舆论市场的结果，相关文章很多是没有客观依据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事实上，只有形成正确的发散与收敛思维才属于创新，发散思维能帮助学者超越现有知识的约束，形成无限的答案或看法，但这还要靠收敛思维排除掉所有不合理的答案，并对未排除的几个答案进行科学检验。由于以社会影响取代学术标准，将时下的“网红”文章的发散思维当成创新，这是主观臆想。
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四个建议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走过几十年的发展道路。针对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四个建议。
第一，多研究原理，少提政策建议。外交政策是由国家决策者制定的，普通人对于外交的具体情况不了解，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不可能有可操作性的。学者应把精力用于研究学理性的问题。从事学理性的研究就是研究事实，研究道理。这种研究成果生命力强，而政策研究成果事过境迁，生命力短。为了获得学术的强大生命力，更好成为政策制定的坚实基础，建议大家多做基础学术研究，少提政策建议。
第二，多学习不会的，少反对不懂的。学术上反对任何事的前提是知晓反对的对象是什么。反对定量分析方法的前提是掌握定量分析方法。现在有些人对自己看不懂的学术成果大加批判。这种看不懂就反对的做法是无知的表现。看不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的人错了；另一种是读者缺乏读懂的专业知识能力，后一种情况居多。研究者需要先学习自己不会的和不懂的，这样才能提高和改善已有的知识。
第三，多追求专业的，少沉迷于时评的。社会有分工，写国际时评主要是记者的工作，学者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学理性的问题、写学术文章、写著作、编教材、建数据库。当前，在国际关系学界，做数据库工作的学者寥寥无几，编写教材的老师也不多。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把更多精力和时间用于本职工作。
第四，多信奉学术标准，少在意网络评价标准。以网络反响衡量学术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绝对甚至主要标准。学术研究需要有自己的专业性判断标准，多以学术标准检验我们的成果，学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开启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奠基”
——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
作者：刘德斌
2019年初，在国际关系学诞生百年之际，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合著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该著作立意高远，试图超越西方国际关系学现有的历史视野，开启继1919年和1945年之后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奠基”。无疑，该著作对于锐意创新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文版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阿查亚和布赞在书中阐释的主要观点是，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主要是西方历史经验和政治理论的产物，是在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国际社会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反映了西方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世界观，关注的是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理论已经落后于非西方国家迅速崛起、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在财富和权力上的差距正在消失的现实，国际关系学科到了“第三次奠基”的时候。阿查亚和布赞在书里提出的问题和阐释的观点考验着每个国际关系学人对这个学科的认知。无论是皓首穷经的资深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读完该书后都会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和系统的了解，对其当下的处境和发展前景也会产生新的认识。
该书有许多内容和观点是其他国际关系学著作未曾涉及或着墨不多的领域，对中国学界富有启发意义。第一，两位作者认为20世纪实际上是19世纪西方引领的世界现代性转型的延续，而国际关系学的大部分基础都是在1914年以前奠定的，其涵盖的内容要比1919年创始“神话”涵盖的内容重要得多。中心国家主导国际关系学发展变化的情况并没有随着一战、二战和冷战的发生而改变。直到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学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才开始被打破。
第二，在阐释19世纪的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两位学者特别强调，在观念方面，现代性革命把传统农业社会的概念基础一扫而空，代之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四种“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其中“科学”种族主义尤其容易引发读者的关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科学”种族主义成为现代性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并与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出现了明显的协同，为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提供辩护，由此产生出了西方所谓的“文明标准”。阿查亚和布赞认为，这四种意识形态仍然支配着国际关系，除了正在形成的环境治理意识形态之外，还没有出现任何一种等量齐观的新意识形态来重塑国际关系。
第三，著作引入了“前理论”（pre-theory）概念，强调“思想的部分不一定是理论，但它们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的起点”，由此开辟了一条通往阐释外围地区国际关系思想的新渠道。作者认为，虽然外围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大多始于二战之后，但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思想早在19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分析了非西方世界包含的丰富的国际关系学思想，并将其置于更大的国际关系学演进脉络和发展方向的语境之中。
第四，关于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导地位及其与其他中心国家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凭借强大的财力和物力将国际关系学的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但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还是保留了自身特色。美国的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捆绑在一起，“这种联系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不仅专注狭隘，把本学科理解为政治领域的一个分支，还极其倾向于使用正式的‘科学’方法。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通常并不存在。英国的国际关系学主要来源于历史学、国际法和政治理论，而在欧洲大陆，国际关系学则与社会学有紧密的联系”。
第五，关于开启国际关系学“第三次奠基”的原因，作者总结了以下几点：国际关系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强大的优越感、虚假的普世主义、种族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非西方经验之间的脱节，以及对非西方国家、区域性制度施动性的否认。
当然，该著作也有它的缺憾。笔者认为，最重要的缺憾就是作者对非西方或外围国家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的梳理比较粗线条与简单化。据悉，两位作者已经完成了这部著作的“续篇”《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可能会对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的思想遗产有更为深入的阐释。
该著作对中国学界提出了三个绕不开的问题。首先，中国学者是否接受国际关系学的基础奠定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性转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以中心视角解读世界的结果是“中心支配外围”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说法。其次，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否能够成立。人们已经习惯于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轨道”上思考和探究国际关系问题，当把外围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纳入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中时，面对一个更为久远和宽广的时空转换，人们需要增加更多的历史知识才能适应抑或抵制这一过程。最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如何面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阿查亚和布赞认为，中国在恢复西方和“他者”之间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平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和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前沿位置上。无疑，这是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挑战。以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从国际关系学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转换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在此过程中，中国故事以及中国人讲述的世界故事，应该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系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国际关系融合理论的生成逻辑与基本方向
作者：刘胜湘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正值第四次辩论。在第四次辩论还不够充分之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国际关系的融合理论生成。这一趋势体现出非西方与西方之辩，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之辩。
国际关系融合理论的概念与内涵。国际关系的融合理论是指由影响国际关系的不同变量融合生成的理论体系，具体包括范式融合理论、文化融合理论和实践融合理论。范式融合是同一文化的理论范式之间由自变量融合生成的国际关系解读方法，如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彼此之间自变量融合生成的自由现实主义、自由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分析折中主义等。其优势是克服了范式理论的单一变量缺陷，在不同的变量之间搭建桥梁，其解释范围更广；劣势是缺乏理论范式那样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因为变量更多。
文化融合理论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国际关系变量融合生成的理论解释体系。如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制度主义等。关系理论是将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变量植入建构主义，并运用建构主义的立论方式建构。道义现实主义是将中国文化的“道义”变量植入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并借助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建立起来。共生制度主义是将中国的“共生”变量植入新自由制度主义中，并借助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而成。
实践融合理论是指融合国际实践中不同变量而生成的理论，是探讨一定时间与场域内的实践中不同变量彼此影响平衡的理论。实践具有不确定性、过程的不可逆性等特点，需要一定的空间场域，并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完成。实践既能实现权力、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范式融合，也能实现整体性的关系思维文化和个体性的理性思维文化等之间的文化融合，还能实现表象知识与背景知识的融合等。
国际关系融合理论的生成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催生国际关系融合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时空特性，解释的只是一定时期和空间内的事务。国际关系的权力争夺现象给了现实主义生命力，使其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性地位，战争与冷战使其地位进一步加强，二战后的世界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现象使现实主义陷入困境。然而，自由主义却因此“复活”，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主力。世界的发展并不完全像理性主义解释的那样，世界的不同状态有可能是施动者互动建构起来的，建构主义因此有了用武之地。进入21世纪和全球化时代，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共存和彼此相互依赖的世界，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交融加快，快速的变化使建构主义陷入迷茫。不仅如此，西方理性思维也陷入困局。世界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维和解释的局限而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世界的发展不断放大这些理论的局限性。这些理论都是西方理性思维文化的产物，解释的是理性主义视角下的世界，其依据是西方的经验和发展逻辑。在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不同文化正以不同方式不断融入现有世界体系，非西方经验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当中国越来越融入这个世界，并逐渐走向世界中心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道义”“共生”和“天下”等整体主义的思维概念对世界的影响不断加深。在西方的权力、制度、文化等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中西方的思维与概念出现互动与交融。显然，理性思维理论解释不了这种文化融合现象。
构建国际关系融合理论的基本路径。构建国际关系融合理论有三条基本路径：嫁接式植入、桥接式杂交和实践式创造。嫁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嫁接式植入是指将一个文化元素嫁接到不同思维文化体系下已建构的成熟理论体系之中。目前来看，主要是将非西方文化元素植入西方既有的理论范式，如将“关系”“道义”“共生”等中国文化元素植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体系之中，建构不同的理论范式。
桥接式杂交是将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元素融合在一起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框架。可以是同一文化概念的融合，如西方文化中的权力与制度融合生成的现实制度主义，权力与文化融合生成的现实建构主义等。
实践式创造是指在学术实践中将国际关系实践中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行提炼总结，并融合不同的国际关系变量生成的理论体系。既可以是学者将相同文化背景的理论体系进行范式融合，也可以是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变量元素进行文化融合，还可以是反映学者自身特点的知识融合；或者将范式融合、文化融合和知识融合等结合起来。既可以是嫁接式植入，也可以是桥接式杂交，还可以是学术灵感闪现的任何学术探索实践，这些路径将在学术实践中创建新的理论诠释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路径已出现融合转向，尤其重要的是文化融合与实践融合转向。从解释的范围来看，范式融合优于单一范式，文化融合优于范式融合，实践融合优于文化融合，三种融合方法彼此相互补充。融合方法既可以利用理论，也可以建构理论。范式融合、文化融合与实践融合将是今后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基本方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载自《时政国关分析》微信号2021.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