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协办、《世界政治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第七届世界政治前沿对话成功举办。
本届对话以“世界政治视野下的国家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研讨。我所所长刘德斌教授应邀出席，并就国际体系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作了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致开幕辞。杨光斌教授回顾并介绍了世界政治学的学科背景，指出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市场诱发的政治思潮所刺激的制度变迁以及塑造的大国关系。杨光斌教授随后从世界政治学的视角阐释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思潮对各国现代化模式的影响。1945年以前帝国主义思潮盛行，现代化模式就是工业化、富国强兵。1945-1980年，社会主义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和流行，解放、社会改革、工业化就成了现代化的主题。1980-2010年，自由主义思潮扩散，出现了经济垄断式的全球化模式。2010年以后，西方民粹主义作为世界市场收缩的反映开始兴起，而中国通过价格革命实现了经济解放式全球化。杨光斌教授认为，世界政治学是理解现代化模式的重要路径，并呼吁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研究单元的选择上有所突破。
本届对话共包含四项议题。第一项议题“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李巍教授主持。
刘德斌教授对国际体系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了探讨。刘德斌教授认为“国家体系”应该作为国际体系研究的核心概念，指出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随着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心开始出现了非西方国家，一批新兴经济体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中不断攀升。刘德斌教授指出，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国家建构的问题，近年来民粹主义、贫富分化、政治极化问题严重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国家再建构的挑战，国际体系视野下的国家现代化应当对国家建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刘德斌教授阐释了西方大国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条件，并探讨了非西方大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与可能的差异化路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包刚升教授以“世界格局变迁与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题进行了发言。包刚升教授指出分析现代化有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两个基本逻辑。国际层面有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现代化在英国起源；二是技术进步与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竞争日趋重要；三是所有其他国家的发展脱离不开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从国内层面来看，现代化需要塑造一整套经济、政治和观念系统，首要的就是为现代化创造政治条件。后发国家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先发大国的互动深刻影响了其为现代化创造的政治条件。因而，亚非拉地区发展路径和模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就是世界格局的变迁。包刚升教授梳理并分析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次变迁以及一战前和二战后两个阶段不同国家现代化模式选择的动态与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中外比较研究部主任徐秀军研究员以“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理论演进”为题展开发言。徐秀军研究员指出现代化并非新问题，但是时代背景的重大变化使得现代化理论不断演进。徐秀军研究员回顾了西方国家与后发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实践、时代背景与理论探索，指出今天现代化的最大的时代背景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间相互依赖使得国家现代化环境更加外部化；二是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国家间分化使得发展日益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三是经济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自主性，国家发展模式的开放性日益突出。徐秀军研究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合作与治理三个维度的结合，从发展的单一进程拓展到发展、合作与治理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对于国家现代化问题新的探索。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叶成城副研究员以“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国际体系与技术条件”为题，从国际体系和技术条件两个维度探讨了国家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及其历史变迁。叶成城副研究员指出除最初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需要在先来者的生态环境中展开。此外，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外部环境都有很大区别，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有着天然的局限性。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一方面需要找到适合自身生存的生态位，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和对外战略的变革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叶成城副研究员基于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类机制构建了现代化外部体系特征的类型学，依据技术条件的变迁归纳了五个历史时期，并通过体系特征与技术条件两个要素的结合，总结出了七个历史时期及其对应的现代化战略。
第二项议题“先发国家的现代化”由中国人民大学新民书院副院长左希迎教授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郭家宏教授以“英国政治现代化的特性”为题进行发言。郭家宏教授指出政治现代化是权力结构转换的过程，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大众民主政治。从世界历史来看，由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国情差异，政治现代化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暴力革命型；二是渐进改革型；三是外力作用型。英国属于渐进改革模式的代表。英国政治现代化先于经济现代化，可以说政治现代化为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现代化面临三个任务：一是建立现代国家，二是发展现代经济，三是建立现代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第一步走出的是在政治领域摆脱传统国家形态，建立现代国家。郭家宏教授回顾了英国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分析了英国政治现代化模式在传统与变革的融合中得以确立的过程，总结了英国式道路原发性、渐进性、曲折性等特点。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牛可副教授以“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强弱之辩”为题展开发言。牛可副教授首先介绍了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学术史中基本情况，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是一场跨学科、大规模的学术思想活动，它提供了符合美国对当时第三世界政治想象的认知体系，但现代化理论对美国自身发展的认知相当薄弱。这场思想运动大致发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在七八十年代受到区域研究的冲击而逐渐式微，但其仍然构成了重要的学术史资源。牛可副教授从国家演化论的角度讨论了美国国家建构的问题，认为弱国家以及与之相伴的明确的反国家主义是美国政治的总体特征。美国国家的扩张是一个间歇性持续的演化过程，危机常常成为美国国家扩张的契机，而美国国家之所以达到今天的强度和效力，离不开美国社会力量的发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卢晓助理教授以“‘德国问题’与联邦德国现代化进路”为题讨论了德国这一“先发非典型”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卢晓助理教授指出德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明显阶段性。卢晓助理教授认为，二战前德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从而体现了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但在二战以后，联邦德国逐渐走向了普遍化的、向西方一边倒的道路。卢晓助理教授指出“德国问题”兼具内外两个因素，内部问题源于民族统一、国家建构起步较晚；外部问题源于德国统一给欧洲带来的发展与安全上的不确定性。基于对二战的反思和对于统一问题的思考，联邦德国归结出了指导它的一体化与现代化实践的“谨慎克制”与“联欧自强”两个原则。卢晓助理教授指出联邦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德国历史责任与纳粹问题、德国统一问题以及欧洲一体化问题三大问题密切相关。
第三项议题“非西方传统大国的现代化”由《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尹继武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庞大鹏研究员以“俄罗斯现代化的内外联动性”为题展开发言。庞大鹏研究员在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俄罗斯研究进行了回顾后，认为对于俄罗斯而言，赶超西方实现国家现代化是横贯其历史的一条线索。这一主线潜藏的就是俄罗斯民族国家属性和文明的归属问题，即俄罗斯究竟应该纳入西方文明还是纳入东方文明，还是应该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文明传统，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庞大鹏研究员介绍并分析了俄罗斯学者所总结的俄罗斯现代化的四种模式，即动员模式、“食利者”模式、惯性模式与创新发展模式，回顾了俄罗斯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演变并指出目前俄罗斯现代化面临安全、稳定与发展三重叠加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楼春豪研究员以“财团经济与印度现代化进程”为题探讨了印度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商关系的演进及其影响。楼春豪研究员首先梳理了印度财团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并分析了印度财团在现代化中产生的影响。在政治层面，印度财团通过提供政党选举资金等方式塑造了紧密的政商权力网络。在经济层面，印度财团通过加入政府专业委员会等方式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社会层面，财团经济对原有的种姓制度产生了客观上的冲击，使追求经济资本发展在印度民间得到更多的关注。楼春豪研究员指出应当正确认识和评价印度财团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利弊，财团经济在客观上发展了印度经济的同时，也引发了贫富分化加剧、市场竞争不公平凸显等影响经济竞争力与长期发展的问题。
四川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严天钦副教授以“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为题深入阐述了土耳其现代化的路径与挑战。严天钦副教授回顾梳理了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政治精英对土耳其现代化的展望，指出土耳其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从上到下的由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所推动的。在凯末尔的构想中，政治变革以及引入西方的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十分重要。严天钦副教授梳理了凯末尔主义指导下土耳其现代化实践的历程，同时结合当下的现实分析了土耳其现代化的主要困难与矛盾，包括西方民主制与伊斯兰教的融合导致政治伊斯兰的兴起和威权主义的产生、人权问题使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摩擦不断、世俗主义原则引发的社会冲突依然存在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邱静副教授以“战后日本的民主制度与多数民意”为题分析了日本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制度的发展与曲折。邱静副教授指出日本在现代化中坐标的定位颇为模糊，面临来个多个角度的争议。日本的发展在很多方面的界定问题离不开对到底什么才是现代化这个问题的追问。邱静副教授辨析了中文和日文语境下的“现代”“近代”以及“近代主义”等概念，指出“近代主义”在战前战后意涵发生了转变，日本现代化定位具有复杂性与独特性。邱静副教授阐述了对于日本民主制度的思考，指出日本可能并非一个多数民意得到较好保障的国家，也并非属于利普哈特所归纳的共识民主模式。日本的政党制度问题、黑金政治问题等许多问题很难用西方的民主理论或者利益集团框架进行解释。
第四项议题“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由《世界政治研究》副主编韩冬临教授主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以“中东地区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探讨中东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从学习到受挫，再到排拒和徘徊的曲折历程。刘中民教授指出围绕中东和国际体系或者和现代性的关系，西方有三种主要解释：一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东先后经历了民族主义反体系运动与伊斯兰主义反体系运动；二是认为中东文明难以融入现代化的“中东例外论”；三是围绕中东文明与西方文明差异与冲突的“文明冲突论”。刘中民教授重点阐述了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五组矛盾：一是安全和发展的矛盾；二是自主和依附的矛盾；三是国家与宗派的矛盾；四是世俗与宗教的矛盾；五是威权和民主的矛盾。刘中民教授结合五组矛盾对中东地区整体以及中东各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张春研究员以“非洲现代化的悖论与困境”阐述了非洲国家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差异与非洲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张春研究员指出了单纯从物质理解非洲现代化的局限，并认为需要从什么是现代性这一问题入手来思考非洲的现代化历程。张春研究员指出西方现代性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由此出发思考非洲现代化会产生四个问题：一是理性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不具备空间性，欧洲现代化的时空逻辑与非洲的时空逻辑可能产生冲突；二是进步主义的现代化需要更好地回答进步如何衡量这一问题；三是个人主义的现代化与当地的部落文化等集体主义可能产生兼容困境；四是依附性和独立性之间矛盾，先发国家通过发展援助等方式达成的规范输送与非洲走本土化道路之间存在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高波研究员以“拉美式现代化新解：以权力结构为中心”为题展开发言。高波研究员指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不算成功：从经济角度来说，持续增长与结构升级都没有实现，工业化在尚未充分发展时遭遇逆工业化，经济自生能力缺乏；从政治角度来说，虽然普遍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政治共识难以达成，政治稳定难以保证，民主质量不佳。高波研究员在梳理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家现代化的权力结构发展理论，认为利益集团间的权力博弈是一国能否实现经济政治发展的关键，存在平等型权力结构与包容性发展、集中型权力结构与排斥性发展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回顾拉美现代化的四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高波研究员认为拉美国家始终保持了集中性权力结构，其间虽然有起伏，但本质至今未变，这决定了拉美式现代化的结局。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昭晖副教授以“比较历史视野下的东南亚华裔资产阶级与政治现代化”为题展开发言。王昭晖副教授在梳理经典现代化理论之后，依据巴林顿·摩尔所提出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命题，对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分析。王昭晖副教授认为，摩尔命题在东南亚各国虽然呈现出类型学上的差异性，但基本成立。第一类是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四国；第二类是新加坡和文莱，国家资本主义阻遏了自主资产阶级的形成；第三类是泰国和菲律宾，华人资本力量充当了资产阶级的角色；第四类是马来西亚和印尼，族群分化问题严重，资产阶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推进民主政治。王昭晖指出摩尔命题在东南亚的语境下似乎是一个必要性命题，但需要关注族群关系以及华裔资产阶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后，《世界政治研究》主编田野教授对本届对话做了总结。田野教授总结指出本届前沿对话围绕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传统与现代”，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无论在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有必要重新认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二是“国际与国内”，国际变量在现代化研究中得到的关注与其实际发挥的作用并不相称，世界政治研究希望进一步探索国际体系各因素在国家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三是“共性与个性”，也即“普遍性与特殊性”，各个区域国别的专家共同讨论，相互启发，比较的视野有助于下一步的理论发展，特别是有限普适性的理论构建。田野教授指出，本届对话有助于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相应的位置，有助于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更全面的思考。掌声中，本届对话圆满落幕。
作为年度论坛，“世界政治前沿对话”已经举办七届，前六届的主题分别是“金融危机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跨国人口流动与世界政治变迁”“不平等与世界政治变迁”“政治思潮与世界政治变迁”“世界秩序：转型与重构”和“世界政治中的竞争与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