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的新著《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理解国际关系问题，努力探寻历史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与交融。从关注史学危机开始，到从历史看国关，再到探索国际关系史解读框架，求证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关系，最后提出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者始终围绕历史研究如何在国际关系的现实探索和理论构建中发挥作用这一线索展开讨论。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封面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前言（节选）
探路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是笔者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从关注“史学危机”开始，到从“历史”看“国际关系”，到探索国际关系史解读框架，再到求证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关系，提出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实际上都是围绕历史研究如何在国际关系的现实探索和理论构建中发挥作用这一线索展开的。在这之中，学界有关全球史、全球史观和全球化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笔者对国际关系史的思考，并使笔者对英国学派的复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关大国兴衰的讨论促使笔者对美国霸权的历史转型、软实力理论的由来和发展及软实力与公共外交的关系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并提出了国际关系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时代”的假说；有关“后冷战时代”种种判定的讨论，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回归”、从“世界秩序的崩塌与重构”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展开，更让笔者认识到仍有许多的问题等待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去厘清和解读。笔者特别羡慕那些专注于文献解读的历史学家，但又不甘心让自己的精力在一个问题上停留时间太久，总有更为宏观的问题召唤笔者去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时段中考察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笔者对那些有志于国际关系理论批判和构建的理论家更是充满敬意，但又发现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只能“局部地和间歇性地”吻合，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是处于“追赶”现实的境地。笔者之所以对英国学派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主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兴的英国学派努力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这就使它处于一种开放状态，为自身的发展和与其他“学派”的交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笔者大学本科学的是历史学专业，当时想潜心学问，远离政治，但后来发现历史学与政治学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就是“大政治学”，文明的演进和国家的兴衰一直是历史学家关注的主题，因此笔者有意识地开始研读政治学著作，并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转向了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令笔者感到高兴和振奋的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特别是随着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展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学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努力把非西方包括中国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构建，已成大势所趋，无论以什么理论视角切入国际关系研究，都可发现。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正在被时代赋予新的使命和新的意义。
一 关于“史学危机”的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因“拨乱反正”的展开和深入而获得新的生机，但很快就开始“遇冷”，“史学危机”的说法不胫而走。其中的原因，既有迅速兴起的市场经济热潮对“冷门”学科的冲击，也有历史学科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科的“新兵”，笔者原本想专注于美国的政治史研究，但有感于所学专业的“遭遇”，竟然也开始为史学走出“危机”而大声疾呼了，并就这个问题连续发声二十年，相继发表了《“史学危机”的摆脱与中国改革的前途》（1988年）、《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及其发展趋势》（1989年）、《史学家的前途在于走出历史》（1994年）、《历史学：在遥远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之间》（1996年）和《30年后的新起点》（2008年)等，认为“史学危机”的摆脱不仅涉及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而且与改革开放的理论储备联系在一起；即使已经走出“谷底”，史学在政治地位、学术功能和知识结构方面也面临挑战；甚至发出“史学家的前途在于走出历史”这样“耸人听闻”的断言，呼吁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小生产”式的研究手段与方法，突破限制自己才能增长的专业束缚，认为“只有走出历史，才能更好地深入历史，观察历史，研究历史，发展历史”。对比其他人对“史学危机”的分析和反思，笔者可能更看重的是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探索和储备中的作用，更看重史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中的“基础”作用，更看重史学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作用。这种在笔者脑海中已经逐渐淡去的思考，又在笔者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中展现出来。
二 从“历史”看“国际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是笔者学术探讨的一个主攻方向，从对美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步过渡到对整个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关注。除了几篇有关美国政治和外交的论文，笔者大部分的文章可以归入“从‘历史’看‘国际关系’”的范围。美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新兴大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的崛起过程，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美国史自然成了改革开放之后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笔者也曾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笔者的关注范围逐渐放宽，一直把“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总体的发展变化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这样的观察促进了笔者对国际关系史阐释体系的理解和认识。
三 探求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
从“历史”看“国际关系”，实际上都是围绕国际关系史发展变化展开的。文章涉猎的方面比较宽，不够“精专”，都是笔者在探索和改进国际关系史阐释体系的过程中碰到和思考的问题。读大学的时候笔者就对国际关系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记得当时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两本大部头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笔者利用假期仔细阅读，记了不少卡片。但读完的时候觉得头绪太多，难以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批“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的会议上，一位老先生说，看了这么多项目申报书，竟然没有“国际关系史”，真是一大缺憾，并当场向高教司的领导建议由笔者牵头组织一个国际关系史的项目。笔者当时也是“初出茅庐”，以为项目的主要任务只是就相关的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革建议，后来发现不同学科的教改项目都以新编教材形式出版了，才认识到我们的最终成果应该是编写一部新的教材。2003年，笔者和学术团队推出了以国际体系的演变为主线索的《国际关系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且很快就被许多高校选为教材或参考书。实际上，所谓的学术团队主要是由我的研究生组成，因为当时笔者所在的教师团队青黄不接，一批学有所长的教师刚刚退休，所以主要的工作是由笔者和笔者当时的学生完成的。这批学生非常优秀，毕业后在学术界工作的人都已经成为知名学者，在其他相关领域工作的人也都在发挥骨干和中坚作用。2018年，笔者和现在的同事又推出了《国际关系史》第二版，增加了对“前现代”和“非西方”国际体系演进的阐释，试图更为全面地展示国际关系史发展变化的图景。
四 全球史观与英国学派
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往往是循着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这样的线索展开的，而这样的线索是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在欧洲以外，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是按照这种“三段式”的逻辑演变的。因此，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有关全球史观的讨论，以及有关现代化与全球化理论的讨论，都对笔者的历史理解产生了很大影响。记得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看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时，印象极深，感到他为学界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打开了一个窗口。因此，当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约请笔者为《全球通史》第七版写推荐序的时候，笔者欣然应允，把笔者对全球史的理解和这本书的价值写了出来。当然，除斯塔夫里阿诺斯外，威廉·麦克尼尔和杰里·本特利等人有关全球史作品的作用也不容低估。与此同时，我还参加了有关“全球史观”的讨论，《“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2005年）认为，尽管杰弗里·巴拉克拉夫等人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阐释的“全球历史观”依然没有为西方学界广泛接受，但时代背景的转换已经对“全球历史观”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对“欧洲中心论”和原来意义上“全球历史观”的双重超越。十年之后，我在《全球历史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徘徊》（2015年）一文中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全球史观只是一种新的提法，还是在反思和批判以往世界历史研究中对不同理论和方法基础上的超越和创新？全球史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还是整个学科的升级换代？全球史观与全球化理论研究能否契合以及这种契合对中国学界有什么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经过十年的发展进步，中国学界已经不再把全球史观当成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乃至全球化问题的探索联系在一起，超越了简单的引进和借鉴。中国特色全球史阐释框架的构建，将不仅为国际学术界全球史观的讨论刻下中国的烙印，还将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全球化理论的兴起对学界全球史观的讨论形成了新的冲击，2014年，笔者在翻译安娜贝拉·穆尼和贝琪·埃文斯主编的《全球化关键词》的时候，着手梳理中国学界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发展线索，并应邀为《第三世界季刊》撰写了《介入全球化：中国的视角》（2015年）一文。文章在介绍了中国官方和学界对全球化认识的发展变化之后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同步；新一轮全球化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中国的介入也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化进程；正是在介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对自己在世界上的身份认同也有了新的变化，对全球治理形成了新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战略。
五 软实力与公共外交
世纪之交，对“后冷战时代”推测与判定的一个主要维度是对美国霸权兴衰的判定。在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霸权的“单极时刻”是国际战略格局的主要特征，从而使人对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结论产生了怀疑，而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成为剖析美国霸权特性的一个新切入点。但奈最初主要是提出了一个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不断地加以补充，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借鉴这个概念的同时，都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自己对美国霸权和软实力的理解进行了不同深度的探索。奈的软实力概念在中国尤其受到重视，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笔者也投入了一定的精力。笔者在《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启示》（2001年）一文中对美国霸权的“历史转型”进行了分析，提出美国软权力共有三个层级的表现形式，认为美国霸权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更体现在冷战后美国“软权力”的迅速膨胀与无形扩张上。美国软权力的膨胀和扩张改变了美国霸权的最初形式，同时也改变了大国之间的竞争方式和主题。笔者在《“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2004年）中追溯了奈“软权力”概念的来源（彼得·巴克莱奇和摩尔顿·拜拉茨“权力的第二张面孔”），指出虽然1990年之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保罗·肯尼迪对“软权力”说的质疑依然具有普遍意义。问题的关键是能否通过构建一个可以量化的诠释体系而把“软权力”说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衔接起来;或者通过对“同化性”权力学说的深入阐释而重新解读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面对中美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中国学界更应该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
六 关于全球史、全球化理论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全球史、全球史观和全球化问题一直是笔者在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不仅表现在笔者的相关论文里，也表现在笔者有针对性地组织翻译的作品中。笔者给每一本翻译的学术著作都写了“译者序”。在“译者序”中，笔者不仅介绍和评价相关作品，而且把笔者自己的相关思考坦露出来，实际上这些译者序构成了笔者学术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笔者这类文章流传最广的是笔者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撰写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的“推荐序”，由此，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来信与笔者探讨全球史方面的问题。据笔者所知，这本书十多年来一直是各大机场书店里的畅销书，许多非学术界的人士在出差途中与其邂逅，从此知道了对世界历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这证明了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在遴选题材方面的远见卓识。由于笔者对这本书早已印象深刻，并且正在撰写全球史观方面的文章，所以笔者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完了“推荐序”。但是为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撰写译者序时则颇费功夫，因为他们既是国际关系理论家，也是历史学家，《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涉及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方面面，翻译难度很大，评介起来也不容易。这本书不仅对国际关系学界，而且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也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语境中阐释了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从而构建了一个更为规范的阐释体系，而这正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学者所缺少的。十年之后，笔者与世界知识出版社合作组织翻译出版“英国学派译丛”的时候，《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被纳入其中。笔者的“译者序”原封未动，但笔者为再版的此书增加了《再谈布赞》一文，对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介绍。加里·纳什等人编著的《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是一本畅销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其撰写手法生动、鲜活、独特，读过之后，人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啊，原来历史教科书也可以这样写！《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不仅在内容设计上有非常强的可读性，而且把美国历史的起源与更为久远的非洲历史衔接起来，延伸了美国历史的长度，深化了美国历史的根源，使读者认识到美国的出现是近代以来全球史延展的一部分。同时，作者既没有刻意地渲染美国的历史成就，也没有隐瞒美国历史上的污点，而是把美国历史上的艰难曲折比较真实地刻画出来。在译者序里写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两种历史经历的相遇：东方与西方，古老与年轻，封闭与开放，孔子与耶稣，一元与多元，集体与个人，等等，但中美都正在重新确认自己的历史定位，相互之间的了解与理解对于两国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一本生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的作用是其他物品替代不了的。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目录
关于“史学危机”的思考
“史学危机”的摆脱与中国改革的前途
史学家的前途在于走出历史
历史学：在遥远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之间
30年后的新起点
从“历史”看“国际关系”
也谈历史的终结
现代化的演进与国际关系的变革——历史的考察
中美关系的特点与实质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
当代世界的不同解读
聚合与裂变：当代世界的历史演进
中国安全的大局和谋局
管控中美关系“漂流状态”
世界秩序的崩塌与重构
中俄关系与欧亚变局
一战结束百年，我们还需要反思什么
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西方的“困局”与中国的应对
重复与超越：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治的经验和教训
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与战略机遇
国家形态与国际领导权
探路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
文化的交流、碰撞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
国际关系史解读的几个问题
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与观念重塑
扬帆远航正当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科70周年回顾与展望
大变局形势下的世界历史研究
21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刘德斌教授访谈
全球史观与英国学派
“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
全球历史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徘徊
巴里·布赞与英国学派
作为历史学家的巴里·布赞
软实力与公共外交
“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
公共外交时代
中国叙事、公共外交与时代博弈
关于全球史、全球化理论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评介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美国历史的生动解读
全球化关键词的辨识与借鉴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挑战
结语
中国之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