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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型
张乃和

     国际关系是指超越国家界限的社会交往关系。在西方,近代国际关系是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的召开而产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中世纪国际关系向近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由此开始,近代国际关系的原则向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传播,从而推动了近代世界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作为特定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国际关系,主要包括两大层次,即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即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变关系,构成国际关系的第一层次;国际关系的“全局和整体”即国际关系体系,构成国际关系的第二层次。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于17世纪的欧洲,之后随着欧洲列强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而被推广到全世界。” 
    本文拟从国际关系体系的视野,探讨东北亚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型。朝贡体系是东北亚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它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等级政治关系网络。条约体系则是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它是在近代国际关系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国际关系网络。在近代以前的东北亚,中国最早建构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随后被周边国家模仿和借鉴,成为近代以前东北亚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和模式。在这里,它是指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不包括中国处理国内边疆地区事务时确立的朝贡关系。在东北亚,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型,经历了观念转变和实践突破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明朝中期(15世纪中叶) 至清兵入关,为第一阶段;清兵入关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第二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19世纪末,为第三阶段。这一转型时期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是中国的中心地位的衰落史,也是朝贡体系由盛到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由无到有的新旧交替史。本文将在遵循历史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运用发生学方法,探讨东北亚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的历史进程。

               一、东北亚传统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构建

    古代东北亚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政治关系为主导的区域世界。从东北亚区域世界到东北亚区域性朝贡关系体系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世界注重文化认同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周人视“天下”为世界;周天子是周邦和万邦的共主;通过宗法制度、封藩建卫和畿服制度,周王朝确立了以王畿为中心、以诸侯国为次中心、以诸侯国之外的方国及部族为外围的天下秩序构造。在这种等级秩序中,越接近中心则其对周王承担的职贡义务越多,职贡关系得以维系的纽带是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使“四夷宾服”的天下秩序得到有机整合,成为认同的基础。作为“先秦时期的主要文化形态”,“在先秦的宗周时期,礼乐文化表现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礼乐制度”,“在礼乐制度下,各项具体的礼制和乐舞的使用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正是通过祭天、祭地、祭祖的祭祀系统(包括祭礼和祭乐)实现同一,宗周主导的天下秩序获得了认同。 对此,葛兆光先生的观点更为明确,他认为,“周代礼制的核心,是确立血缘和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由这种同一的秩序来建立的社会的秩序”,“礼”成为“社会认同的象征性规则,凭借这套规则,世界确立了秩序”。 华夷之辨突出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文化差异,至春秋战国时代,华夷之辨得以强化,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和地位更加巩固,天下秩序的构造更加复杂,原来的“五服”细化为“九服”(《周礼·职方氏》)。天下秩序模式在理论上日趋完善。
由于西周至战国时期,中国周边地区还没有稳固的国家形态,天下秩序模式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基本框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化外之地虽然被称为蛮夷,但是在观念上他们仍然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并通过礼乐文化使之在天下秩序中获得了相应的身份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社会。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不是文化认同传统的断裂,而是一次创造性转化。在诸子百家争鸣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诞生,儒学把礼与仁结合起来,同时也继承了礼乐文化的基本内核,天下秩序模式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这个模式下,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
    然而,到了秦汉时期,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周边地区的国家形态日趋稳固,更遥远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存在也被发现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形态构造也发生了嬗变,大一统的郡县制帝国体系开始形成。朝鲜已被郡县化而纳入了中国的帝国体系内部。日本列岛开始遣使朝贡,其中的奴国曾被汉朝皇帝赐予“汉委奴国王”称号和金印。 这一时期,传统的天下秩序模式逐步转变为君臣之礼外延模式。 周边服属的诸多民族或国家被中国赋予“外臣”地位,并以君臣之礼相待。不服属的则被称为“敌国”,以“不臣之礼”宾客相待,例如,对匈奴“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享之福也。” 
    这种君臣之礼外延的模式继承了天下秩序模式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方式上也沿袭了封藩建卫的做法;儒学开始向东北亚传播,“儒学自汉代以降,便超越国家,传播到东亚,并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学说”, 成为东北亚文化认同的基础。作为中国“内属”的朝鲜,这一时期开始接受儒学。最迟在公元1世纪前,儒学就传入朝鲜,并逐步建立了系统的国家儒学教育体系。 由此形成了古代东北亚世界的巢式结构。但是,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东北亚世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区域体系,中国周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国家形态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地区甚至更遥远地区的交往关系仍然是不稳固的。只有到了隋唐时期,东北亚世界才逐步形成为一个区域体系。
    秦汉以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加速,夷汉杂居,文化交融,君臣之礼外延模式进入重构时期。“内中华,外夷狄”、“夷不乱华”的传统思想受到冲击。 经过隋朝短暂而失败的对外武力征服政策之后,唐朝建立之初便在对外战略思想上作出了重大调整。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的闰二月诏书中就指出:“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祗膺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 唐太宗在继承了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上,面对四夷边患,他采纳了魏征的建议,“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在专注国内休养生息的同时,对诸多大臣所抱持的视夷狄为禽兽的文化歧视观念予以纠正,“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后来,唐太宗在总结定中夏、服夷狄的经验时再次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朝对内地的统治沿袭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形成了以州县为基本结构的政治体制。安史之乱以后增设了道(藩镇)作为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 但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再实行秦汉时期的郡县制,而改行羁縻府州县制, 专设都护府统辖。这是四夷诸藩“内属”之标志。在朝鲜半岛,高句丽属安东都护府统辖,百济一度也受唐朝统辖,后由新罗占领,新罗则受唐朝册封。日本则通过多次派“遣唐使”与中国通好,并从大化革新开始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但是在经济、文化和律令制度等方面仍然不断借鉴中国。早在5世纪初,儒学就经由朝鲜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日本开始直接从中国内地吸收先进文化。 这样,内地和“内属”的边疆地区即中国构成东亚区域体系的核心,受册封的相对独立的国家成为中国的屏蔽,此外就是待以宾客之礼的国家。唐朝以和亲、册封、互市,以及设国子学等方式,从政治、文化等方面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朝贡关系体系。
隋唐以来逐步形成的东北亚区域体系,其基本要素是汉字、儒学和佛教、律令制度、铜钱货币,朝贡关系是整合这些要素并推动区域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视角,即从外向内看这一区域体系。对中国先进文化的仰慕从而形成的“慕华思想”和相对独立发展所要求的“实利外交”,也是东北亚区域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事实上,这是对中国提倡的“事大之礼”和“厚往薄来”原则的反应,从而促成了东北亚区域体系内部的互动发展关系。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区域体系基本格局主要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政治性构造,并处于巢式结构向非巢式结构转变的过渡时期。朝鲜仍是中国的“内属”;日本正在向中国学习的基础上,由留学唐朝17年的吉备真备创制了以汉字偏旁为基础的日本字母文字,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日本文化,但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因而东北亚区域体系形态还不稳定。随着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作为超越国家的国际性东亚区域体系的出现还有待时日。
    隋唐以后的中国陷入宋、辽、金对峙的分裂时期,朝鲜获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机遇。936年,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尽管中国试图恢复隋唐时期的政治格局,但是,作为相对独立和统一的国家朝鲜仍然得以存续。日本则进入幕府时期,获得了进一步整合国内的历史性机遇。元朝短暂的武力统一中国,并没有根本改变朝鲜相对独立发展的格局。日本则以其有利的地缘优势不仅避免了“蒙古旋风”的入侵,而且孕育并积累着统一和扩张的新兴力量。
    明朝的崛起使国际性的东北亚区域体系得以完成。1371年,朱元璋在《祖训》中把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占城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 朝鲜保全了统一和独立的国家,1392年李氏朝鲜取代高丽,获得了明朝的承认并同意其更国号为“朝鲜”。从此,朝鲜进入相对独立发展的李氏朝鲜统治时期(1392-1910年)。15世纪,朝鲜在汉字音韵的基础上创制了朝鲜音标文字,在文化上日益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日本虽然也在明朝多次“诏谕”下,遣使朝贡,但是日益表现出与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外交姿态。日本国王曾致书明朝:“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唯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并声称“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这无疑是对中国天朝上国地位的严重挑战。即使如此,明朝政府仍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日本遣使朝贡的主要目的是欲从中取利,“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从中“大获利”。 朝贡关系和实利外交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传统的东北亚区域体系向国际性的东北亚区域体系转变。
    在明朝前期这一转变过程中,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明朝统治者对东北亚其他国家的观念。早在北伐檄文中,朱元璋就声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 开国之初,他仍然存在着“为天下主”的观念。 但是,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朝鲜与日本一样,都被视为外国了。朱元璋在谈到高丽时说:“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 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为尔正名”,“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这一转变表明,世界不再就是中国,中国则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这样,国际性的东北亚区域体系作为东北亚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实践上和观念上都趋于完成。这个区域体系,既是一个区域文化体系,又是一个区域政治体系。它具有一元的、等级的非巢式结构。中国处于一元的中心地位。朝鲜、日本构成中国的外藩。其中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与隋唐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国际性的东北亚区域体系的基本要素有所变化。汉字已被民族文字取代;儒学则日益根深蒂固,并在东北亚各国获得繁荣和发展。文化认同的基础更加稳定而丰富。但是,这一区域体系发展的动力没有改变,政治性的朝贡关系仍然是根本的推动力量。东北亚朝贡体系的发展变化以中国为中心而展开,并遵循着中国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

               二、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的重建与蜕变

    明清易代,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得以重建。但是,清朝前期(1840年以前)的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日益复杂化,开始出现多个中心、多个朝贡关系体系交错并存的局面。“朝贡体制虽然是以朝贡一回赐这种和中国之间形成的、两国关系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制,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能完全包容所存在的各种关系,例如处于中国周边位置上的,自成体系的卫星朝贡关系的存在就不止一个,因此形成了既有包容关系又有竞争关系的立体复杂的地域圈。” 应当看到,这种现象只是从明清之际才出现的。明朝确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随着体系内各个国家的发展,朝贡关系体系模式被东北亚其他国家接受,成为处理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关系的主要模式。这样,在以谁为中心这一问题上,中国周边藩属国家对中国的认同逐步发生改变。
    作为受到中国影响很深的国家,朝鲜自称“我国素以礼义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 从15世纪开始,朝鲜就试图建立自己的“小天朝体系”。 日本则在从16世纪中叶开始,逐步形成了“本朝·唐·西洋”的新世界观,“以丰臣秀吉两度侵攻朝鲜为起点,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式‘华夷’意识也彻底取代了边土小国意识,同神国观相辅相成,构成了新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日本已经试图在自己设定的一个区域内,建立一个类似东亚册封体制却是自己执牛耳的国际秩序。” 1609年日本迫使琉球臣服,琉球同时还向中国称臣纳贡;1635年日本要求朝鲜日本幕府将军为“日本国大君”,并改变国书中使用的明朝年号,只用天干地支。越南黎氏王朝时期(1428-1788年),侵掠占城领土,征服盆蛮部落,并迫使南掌(老挝)称臣纳贡。 女真人建立的后金国家,开始“仍奉明廷为宗主,以藩属自居”, 但是立国不久,1618年努尔哈赤集结“步骑二万征大明”,提出征明的“七大恨”, 从此摆脱对明朝的藩属地位,并开始建构自己的朝贡关系体系。1637年,朝鲜被迫称臣纳贡。
1644年清朝入关直至1683年收复澎湖列岛和台湾,中国再次统一,农业帝国版图之广袤,史无前例。清前期的内政和外交基本沿袭明朝旧制,并以明朝的历史继承者的姿态,要求原来朝贡明廷诸藩交还明朝的封诰和印敕,重建朝贡关系。然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区域世界格局开始重组,传统的区域世界认同开始向民族国家认同转变。
    从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来半岛西南的马六甲开始,西方殖民势力不断东进。到清朝前期,菲律宾群岛已经被西班牙控制,苏门答腊岛北部和东部也沦为西方殖民势力范围这些地区在西方殖民势力的争夺中日益脱离中国的朝贡体系。荷兰后来居上,不仅夺取了马六甲等地,而且于1642年驱逐西班牙势力,独占台湾,直至1662年被郑成功光复。英国也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后与中国开始建立直接联系,并向日本和中国东南沿海渗透。日本则从16世纪以来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时断时续,清朝建立以后则不再向中国朝贡。在中国北疆,沙俄帝国势力东进迅猛,1653年沙皇遣使臣进京,“妄想要清朝皇帝对俄国称臣”,在准备进京送达中国皇帝的信中称:沙皇“他以圣谕命令你沙姆沙汗(即顺治皇帝)率领你的全族和所有达斡儿酋长们接受国君的统治,终身为他的奴隶”。 
    然而,这时在拉丁世界,一种新型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在孕育形成。15世纪以来拉丁世界民族国家不断成长,16世纪兴起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使宗教民族国家化,而且使国家间关系日益世俗化。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新教诸侯达成《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 不仅使新教获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在拉丁世界树立了榜样。传统的天主教会体系被打破。中世纪时期拉丁世界的早期国家间均势体系,在逐步解决宗教问题的基础上向近代国家间关系体系转变。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以‘会议’解决争端”,“国家主权平等”、“条约必须遵守”、确立“外交常驻代表机构”制度,等等,构成了“现代国际关系原则”。 由此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多极均衡的拉丁世界格局。这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
    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之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陆续与中国建立的直接的经济贸易关系。18世纪以后,美国、德国、奥地利、丹麦和瑞典等国家,也来到中国互市。然而,只有荷兰与中国保持了一定时期的朝贡关系,其他国家则属于“通互市”之国。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长期局限于经济贸易领域,双方宗教文化上的冲突以清廷宣布禁教而告一段落,大规模、实质性的交往和冲撞发生在19世纪。
    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则始终比较特殊。在两国交往初期,清廷视之为朝贡国家,并且直至19世纪两国之间的交往皆由理藩院管理。1655年,顺治帝致俄罗斯沙皇的敕书,充分表明了清朝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对朝贡关系体系模式的青睐:“大清国皇帝敕谕俄罗斯国察罕汗: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赉,即俾尔使臣赉回,为昭朕柔远之至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特渝。” 1676年,康熙十五年,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与俄使尼古拉会谈两国互派使臣等事宜时,俄使臣提出“为求相互和好,兄弟相处,本察罕汗愿互派使臣、贸易不断,兄弟往来。本察罕汗以此意已与我邻国罗马皇帝、波斯国王兄弟相处。今亦愿与圣主如此兄弟相处。” 康熙帝则一再坚持俄方“遣还逃人撤出侵地”,俄国却不断东进,中俄关系日益激化。雅克萨之战,中国击败沙俄侵略势力,并与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从而阻止了俄国进一步向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扩张。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类似于中古时期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17世纪中俄关系的性质,仍然是封建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19世纪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两国关系才逐步转变为两种不同性质国家之间的关系。 
    17-19世纪中叶日本处于锁国时代,并开始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因此,清廷的朝贡体系未能得到认同。由于明朝遗民在反清活动中多次乞援日本,清初海禁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禁止与日本的往来。即使在开海以后,中日之间仍然没有建立官方外交关系,两国民间贸易往来也受到局限。
    因此,清朝前期重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无论在国家数量、规模还是在交往的广度、深度上都不及明朝时期。“清初藩服有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隶院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荷兰,曰暹罗,曰琉球。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也。西洋诸国,始亦属于藩部,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敌。” 理藩院所辖事务主要涉及西北、西南的藩属,而礼部所辖事物主要涉及南洋和西洋的外藩,实际上是国内与国外事务分离的滥觞。外藩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在清朝前期与明朝旧制没有重大差别。据统计,明朝的朝贡国家最多时达到63个,而清朝历时一个多世纪,从1637年到1750年,只有7个国家来清廷朝贡。 荷兰朝贡实是为了贸易,并非东北亚朝贡体系的一员。
    在西方殖民势力、俄国扩张势力和日本大君外交体制的挤压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朝贡体系日益缩小,中国在东北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不断被削弱。清朝重建朝贡体系的尝试,只能是昨日黄花、事过境迁的幻想。东北亚世界被肢解,东北亚世界的认同已不复存在。日本率先从内部打破了东北亚世界的统一性,随着西方和俄罗斯势力的东进,东北亚世界的异质因素日益增多。东北亚无中心时代即将来临。

              三、回顾与前瞻:初露端倪的东北亚近代国际关系体系

    明清易代之后,清朝仍然继承了天朝上国的观念和传统朝贡体系模式,在重建农业帝国的同时,试图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元的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只能是一种想象而已。拉丁世界内部互动模式的转变,对多个中心并存、多个世界并行发展的整个人类世界历史发展格局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冲击。在列强环伺、咄咄逼人之际,清廷对此虽有察觉,却依然固守传统朝贡关系体系模式。在国际交往中,清朝的被动局面不可避免。重建朝贡体系的尝试,无疑于南辕北辙,于事无补。
    清后期(1840年以后),随着俄国和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不断扩大,原来“一体怀柔”的朝贡关系,在观念和实践上都开始发生一定变化,荷兰和西洋诸国也不再被视为朝贡之国。 正如光绪《大清会典》所说:“四夷朝贡之国,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罗,曰苏禄,曰缅甸。余国则通互市焉。” 因此,到清朝末年,可以说“一切和清政府发生关系的国家中,只能分成两类:一是具有‘朝贡’义务的‘属国’,其国王一般须受清政府的敕封(遣使往封;或不遣使,只予‘敕谕’);而是只有通商往来的‘外国’,其国王完全不受清政府的敕封(虽然清政府常是片面地予以敕谕)。”但是,在此以前,清朝是把西方国家视为朝贡国家的,这一点尤需注意。
    从发生学上看,17世纪的定向性发展,在拉丁世界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新现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荷兰和英国站稳脚跟,并显示出强大的活力。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出现,为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肇始于拉丁世界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迅速扩展。在国家形态上,15—18世纪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条件下,传统封建贵族为坚守其政治统治和超经济强制剥削而实行的新的政治形式。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从本质上讲,绝对主义就是: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旨在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之上——这是对农民由于地租广泛转化所获得的成果的漠视和抵抗。换言之,绝对主义国家从来也不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更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它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 它容忍新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并参与政治,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更加复杂化。绝对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基于国内经济联系(即初步统一的市场)的民族共同体。
    17世纪以后,明清易代使传统的农业帝国形态得以长期延续,中国不但没有形成基于经济联系的民族共同体,反而强化了以传统的宗法性官僚君主制为特征的农业帝国形态,从而走进了历史路径依赖的陷阱。
    清王朝的兴起是中国国内三种社会力量互动的结果。以晚明王朝统治者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以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以满族为代表的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三者之间的长期较量,最终导致明清易代。 满族政权崛起于中国内地的边陲,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水平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从总体上看比中原地区相对落后。因此,清朝的统治制度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模式,“清初官职悉沿明旧制”。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如摄政王、议政大臣会议、八旗制度以及剃发改衣冠等。但是,这些因素不仅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而日益淡化,而且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汉以来的基本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就是以“三纲五常”为典型价值导向的“宗法性官僚君主制”。 白钢主编的10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则把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归结为“宗法封建君主制”,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明清时期是中国宗法封建君主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其后2000多年历代封建王朝所选择的基本模式。” “清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政治体制处在从带有满州八旗制度为基点的早期封建君主制,发展成鼎盛的宗法封建君主制;又从鼎盛的宗法封建君主制滑向半殖民地化宗法封建君主制的过程之中,从而赋予清代政治制度以变异性特征”,随着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传统的宗法封建君主制也被推向顶峰。 对此,梁希哲先生也曾经指出:“清军入关和统一全国,为腐朽没落的君主专制政体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使它得以复苏和延续。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是这种复苏和延续的结果。” 因此,虽然存在一些变异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清朝的统治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余续。在西方新兴民族国家率先向近代过渡并日益走上世界扩张道路的转折时期,中国却走进了历史路径依赖的陷阱。
    以传统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陷入历史路径依赖的根源。古代中国从“天下一体”转变为“中华一体”,其主要途径和方式有:“在外从内”、“以内变外”、“入内从内”、“一道同轨”等。 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途径和方式都是以政治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国家整合方式。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和统一的市场,在整合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就不可能建立长期稳定、有机一体的联系。依靠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而形成的国家,终将在中央政治控制力和影响力衰弱、少数民族后发崛起的过程中,走向分裂。
    在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长期存续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就不可避免。完备的典章制度从秦汉到隋唐最终得以形成。这种政治制度是否比西方拉丁世界先进,是否在世界范围内领先,是值得思考的重大历史问题。在这里,我们应该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拉丁世界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比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晚很多,但是其间的经济、社会条件迥异,不属于一个历史时代或历史发展阶段。从16世纪开始,拉丁世界开始迈进资本主义阶段的门槛,而中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它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一样,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种地位,一直延续到17世纪40年代,相当于我国的明朝末年。” 这种观点显然违反了基本的历史主义原则。至于如何辨证地理解和把握这种政治路径依赖的作用和影响,也需要注意历史时代性和历史类型等方面的差异。
    那么,清兵入关和清王朝的统治是不是狗尾续貂,成为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根源呢?不是。正如魏千志在《清朝的封建统治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清朝实行的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体恤商人等政策和措施,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具有积极意义。 类似这种观点在清史学界是一种共识。然而,明史学界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清朝入关打断了明朝中后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程,成为17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根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明清易代,而在于为什么会产生历史路径依赖。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的长期延续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回到争论已久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社会自身孕育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成长极其缓慢而曲折。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力量的积累和壮大,被种种因素阻碍和制约,因而从来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秦汉以来中国的农业社会逐步形成了权力社会或政治社会,是最大的阻碍因素。政治社会造就了一批寄生性官僚精英,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不惜扼杀一切富有活力的新生力量,以换取对社会资源的严密控制、对他人命运的肆意扭曲。正如侯建新先生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是一个“宗法性官僚君主制”主导的社会。它不是鼓励生产或服务的社会,而是注重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体无意识,使个人主体任人宰割,社会生产始终停留在耕织结合的简单小生产阶段;官商结合或商人、地主和官僚的三位一体,使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于农本经济,社会交往只能处于低水平重复阶段。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举世瞩目的辉煌,但是,那只是量的积累和规模的扩大而已,不存在社会历史性质的嬗变递进从而呈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因此,在西方拉丁世界崛起之际,他们看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极限和停滞。我们在摒弃欧洲中心论的同时,理性地分析我们自己的历史,不能不看到某种历史路径依赖的存在。直到19世纪,一个自来悠久的天朝上国,竟然不得不在“蛮夷小邦”面前荣誉丧尽,乞和求饶,人们才开始发现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即使如此,很少有人从西方坚船利炮的背后,发现一个个独立的人格主体所支撑的、灵活高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本身,包括人的观念、思维、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组织原则,以及在这样组织原则基础上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主体权利及其在人们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在制度运作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基本上是主体权利薄弱、受压抑乃至主体权利缺位的历史,难道人们不可以从中为西欧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得失异同,发现新的思考空间吗?” 
    放眼东北亚世界,我们看到,这里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一直都是很不平衡的。上至夏商周三代,中国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构建稳固的国家形态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中国周边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秦汉以来,东北亚世界逐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体系。无论中国周边或东北亚其他地区的人们如何特殊,他们都不得不认同中国已有的世界地位和作用,并引进、借鉴、吸收华夏文明成果。东北亚区域体系在“蛮夷”力量的一次次冲击下,又一次次地得到重建。中国的中心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巩固。这样,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世界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柔远”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事大”,分别成为中国与东北亚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交往中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模式。因此,东北亚长期是一个一元性、等级性的区域体系。这个世界的直接推动力量是政治、文化因素,根本的推动力量是在这些因素掩盖下的经济交往。随着东北亚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随着他们对国家形态的摸索和建设,一个个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类似、在国家形态上日益巩固的东北亚世界其他国家发展起来。自我认同与世界认同开始发生冲撞。明朝以来,东北亚世界不再是一个世界社会性质的区域体系,而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区域体系。这就是传统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体系。然而,无论是古代的东北亚世界,还是明朝以来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体系,东北亚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主要交往方式,尽管存在着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却依然是以册封—朝贡的政治关系为主导。这种礼仪化的世界和朝贡关系体系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期。东北亚对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路径依赖,也是清晰可辨的。
    毋庸置疑,古代中国并不缺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平等交往的经验。自汉与匈奴结为兄弟到满族崛起之际先后与蒙古、朝鲜的结盟,都是平等交往的例证。但是,应当看到,1、它不是主流。从时间上看,这样的平等交往是短暂的;从规模上看,它涉及的国家或地区是有限的。2、它不是新生事物。这种平等交往的行为体是近代以前的国家,是农业国家或封建国家之间的交往,其性质仍然是封建性的。3、它不是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参与这种平等交往的国家仍然具有身份性和宗法性特征,如兄弟之盟等,而不具有近代契约性。归根到底,是由于这种平等属于农业文明的范畴,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尚未形成。因此,在近代早期国际法形成之际,中国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
    在朝贡关系主导的东北亚世界,国际交往机制是中国主导的册封—朝贡关系,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强化了这一关系。经济贸易的往来,对中国而言微不足道,对其他国家而言则举足轻重,但是,这种交往是潜在的机制,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交往机制。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长期是非巢式(un-nested)等级体系,即互不包容的上下层级关系网络。因此,在拉丁世界之外,近代早期西方殖民者建立的殖民体系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体系相比,迥然有别。殖民体系是巢式(nested)等级体系,是被宗主国所包容的上下层级关系网络。近代国际法中争论的“附庸国”或“附属国”与“被保护国”,以及附属国制度向近代保护国制度的演变,都是基于西方殖民体系的经验。因此,在东西方发生大规模、实质性冲撞之际,“当时的国际公法并未否定藩属关系”, 只能是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法话语的误读。中国朝贡关系体系话语与西方近代国际法话语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两种不同时代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撞所造成的结果。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西方现代世界体系,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从根本上冲击并改造了多个中心并存、多个世界并行发展的世界历史格局。
    在西方和沙俄势力东进的威逼下,1614年日本开始禁教,随后进入锁国时代,直到1853年培理叩关,第二年双方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开关。此后,“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用帝国主义的对策,摆脱了在国际社会上附属地位,确立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朝鲜1791年禁教,随后进入锁国攘夷时期,直至1875年日本迫使朝鲜接受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开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到19世纪中叶前后趋于崩解。19世纪后期,朝鲜的“脱华开国”思想、日本的“脱亚入欧”思想最终形成。在观念上和实践上,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瓦解,并开始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不仅接受了列强提出的国家交往中一律实行平等礼节和互派外交使节等现代国际关系原则,而且在《中英天津条约》中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觐礼问题的解决,条约谈判中追求对等原则的努力,以及驻外使节的派遣等等,都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已经不得不承认和接受了西方的国际秩序和交往方式。” 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上,清廷改变了“邻近之邦”“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的传统观念, 1871年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这标志着近代东北亚条约体系的开端。
    从此以后,在日本的挑战和西方及沙俄势力的内外夹击下,想象中的东北亚朝贡关系体系也不复存在。1882年清廷派兵镇压朝鲜壬午兵变之后,与朝鲜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针对日本逼迫朝鲜与之签订的《江华条约》,清廷力保朝鲜的独立地位及其同中国的特殊关系。随后日本借机再次强迫朝鲜更定条约,扩大在朝特权。清廷和日本对朝鲜的直接争夺,使形成中的东北亚近代条约体系步履维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是中日之间第一次近代战争,也是“近代日中之间开始不幸的决裂的战争” 。日本在继承“武国”传统的基础上,试图利用近代条约体系的形式,回归东北亚传统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质,从而确立其在东北亚的中心地位,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日本已在东北亚崛起,并挤身于世界列强。列强纷争的东北亚进入无中心时代。

(1)王绳祖 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4页。
(2)张季良 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3)刘德斌 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4)汤纲 南炳文:《明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
(5)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7)朱寰 主编:《世界中古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395页。
(8)(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9)《汉书》卷78,《萧望之传》。
(10)张立文 李苏平 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1)朴文一 金龟春 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3页。
(12)马大正 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13)《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
(14)《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十二月条。
(15)《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
(16)《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
(17)李治安 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5页。
(18)马大正 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19)朴文一 金龟春 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197页。
(20)参见西岛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9页;林文勋:《钱币之路:沟通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思想战线》1999年第5期,第96页;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2页。
(21)参见李宗勋:《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 隋唐时期中朝日关系和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22)《皇明祖训·箴戒章》
(23)《明史》卷322,《外国传三·日本传》。
(24)《明史》卷322,《外国传三·日本传》。
(25)《明太祖实录》卷21。
(26)《明太祖实录》卷46。
(27)《明太祖实录》卷221。
(28)《明太祖实录》卷228。
(29)(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30)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47页。
(31)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32)李小白:《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33)(越)明峥:《越南史略》,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5-186页。
(34)李洵 薛虹:《清代全史》第一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35)《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版,第338-339页。
(36)萧致治 杨卫东 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37)L. W. Cowi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Oliver &Boyd 1977, p. 167.
(38)刘德斌 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
(39)参见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73-108页。
(4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
(4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页。
(42)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43)《清史稿》卷91,《志六十六·礼十》。
(44)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7、316页。
(45)张世明:《新历史法学的取向:清代宗藩关系多维透视分析》,载杨念群 黄兴淘 毛丹 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4-626页。
(46)光绪《大清会典》卷39,《礼部·主客清吏司》。
(47)(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48)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序言”,第3页。
(49)《清朝野史大观》(二),《清朝史料》卷三,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40页。
(50)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5页。
(51)白钢 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9页。
(52)白钢 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十卷,“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53)梁希哲:《梁希哲明清史论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54)张博泉 程妮娜:《中国地方史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59页。
(55)白钢 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0页。
(56)魏千志:《清朝的封建统治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载于白寿彝 主编:《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410页。
(57)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58)张世明:《新历史法学的取向:清代宗藩关系多维透视分析》,载杨念群 黄兴淘 毛丹 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1页。
(59)(日)中西治:《新国际关系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60)王铁崖 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2页。
(61)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62)《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7,第37页。
(63)(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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